任卓宣與陳獨秀也有過一段交往。
據任卓宣夫子自道：陳先生辦“新青年”時，我還在南充中學讀書。看見我的國文老師看《新青年》雜誌，我就到學校圖書館去借。我看了那個雜誌內的一些文章，至今還能記憶點的，是《我之愛國主義》中的勤儉等項目。因此，我可說是陳先生的讀者。但那時影響我思想最深的是梁啟超，不是陳先生。
後來我到法國勤工儉學，因為自己也勤工儉學，在工作中同情工人，參加一種講社會主義的團體，曾讀到陳先生辦的《新青年》和《向導》周報。我寫了一篇論巴黎公社的文章寄給《新青年》，他給我刊出了。及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我在巴黎響應，被捕下獄。因為是政治犯，尚可看書寫文。我在獄中先後寫了兩篇報道巴黎華人響應五卅運動的文章，寄《向導》周報，一篇被題為《巴黎來信》，一篇被題為《旅法華人反帝國主義運動》，都刊載出來了。1926年，我離開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回到上海，曾去拜訪陳先生，這是第一次見麵，但是並不陌生。當時遇見張國燾及其他人，陳獨秀對我說，應該留我在中央工作。
但是廣東區需人甚急。廣東區包括廣東、廣西、香港及東南亞，需人主持宣傳。他要我去，但覺得有些抱歉。陳獨秀的話說得親切。我不感覺是“家長”的樣子，我答應去。
到了廣州，才知道廣東區委書記是他的兒子陳延年，是留法勤工儉學的同學，他為人平實幹練。我在廣州住了約有一年的光景。一天看《民國日報》副刊上，有一篇談中國文學史的文章，中有《新青年時代》那個小題，心裏感到詫異！原來《新青年》在文學史上已經有劃時代的貢獻了。因此，覺得陳先生辦這個雜誌非常成功。我所以詫異，實在因我不研究文學，未注意於文學革命之故。
及抗戰發生，我擔任國民黨中央軍校特訓班主任，當時武漢為實際上的政治中心，我多在此地住，有時往江陵。這個時候，陳獨秀先生也在武漢小住，我曾去看他一次。後來陳獨秀定居於江津。我在重慶住，曾到江津去看他一次。他的生活也很普通。我同他談話也不久，同時還有別的會他的人。我又要當天回重慶，所以會麵後，知道他身體很好，便離開江津了。我回重慶後，同妻子尉素秋談及陳先生的生活清苦。我們都是欽佩他的學問、事業及為人的，決定彙二百元去，以表敬意。哪曉得彙去之後不久，又退回了。他以為我比他窮，所以不收。我誠然是窮，但還辦《時代思潮》，寫文章，多少有點收入。後來我被中正大學聘去任教。
其實，任卓宣後來兩次去見陳獨秀並不是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是看望陳獨秀，他是去勸降的，勸陳獨秀像他一樣做一個變節的人，投靠國民黨。怎料，陳獨秀雖然當時極不得意，但是卻是一個極有骨氣的人，雖然窮卻不要任卓宣的嗟來之食。陳獨秀說任卓宣窮其實是說他精神上“窮”，缺少骨氣，他卻不知？
任卓宣曾經是毛澤東的戰友。
1926年任卓宣回國，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部長。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頒布《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要求4省黨組織利用秋收時節，以農民協會為中心發動農民武裝起義，以策應南昌起義，並爭取在湘粵兩省建立政權，實行土地革命。還指出，現在即須組織中共湘南特別委員會，夏曦、郭亮、毛澤東、任卓宣為委員，毛澤東為書記，湘南特委接受省委指揮。1927年7月任卓宣接毛澤東的班任湖南省委書記，10月兼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後來任卓宣在工作中被國民黨逮捕，並被處死刑。槍斃之後任卓宣竟然奇跡般地沒有死去，被人救了一命，但是他很快再次被捕。可能第一次被捕被槍斃的時候嚇著了，這次被捕他投降了。
1928年後，任卓宣脫離政界開始在成都、上海等地辦刊物、開書店。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任卓宣投靠了國民黨，開始宣傳反共。此後他一直做國民黨的“理論家”，反對共產黨。1938年任卓宣死心塌地地加入了國民黨。抗日戰爭時期，他配合蔣介石的反共政策，發表了大量的反共文章和著作，受到中國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批駁。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卓宣任中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繼續發表反共文章和演講，主張內戰。1949年被中國共產黨列為戰爭罪犯。後去台灣，繼續從事反共宣傳。曾任國民黨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主任等職。
任卓宣早在1990年便已經作古。李敖曾經這樣評價任卓宣：“常言道‘著作等身’，但和身體一邊高的著作，隻是多而已矣，未必又多又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任卓宣（葉青）就是‘著作等身’的一位，但是所寫各書，本本是糟粕而已，縱等了半天身，又奈讀者何？等而上之，國民黨層峰極處，也頗多‘全集’、‘彙編’問世，究其內容，類多出自文學侍從之手，其去王安石所謂‘斷爛朝報’者，又幾希？”這個任卓宣還做過一個令人發指的事情：1930年10月，楊開慧在板倉被軍閥何鍵派人搜捕到。出身書香門第、“舉止溫婉”的楊開慧幾乎每天都被提去過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還被壓杠子，被打昏後又用涼水潑醒。這位曾經是毛澤東戰友、曾經是湖南省委書記的任卓宣被何鍵請去問計，他竟然向何鍵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於是，審訊官提出，楊開慧隻要宣布同毛澤東脫離關係即可自由。
楊開慧則毅然回答：“死不足惜，唯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她帶著毛岸英坐牢，堅貞不屈，同年11月14日在長沙被殺害，年僅29歲。
可見，楊開慧的犧牲任卓宣可以說是罪魁禍首。1945年在時任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任卓宣的鼓動下，任卓宣的妻子尉素秋寫了她的那首後來奠定了她“著名詞學家”基礎的“妙詞”，在國民黨一統天下的台灣文壇，她理所當然地戴上了她的“著名詞學家”的桂冠。
有一天，台灣的一位著名散文家張曉風和這位尉素秋女士聊天．尉素秋歎息地說：“唉，每天看訃聞都有一些朋友是帶著滿肚子學問死的——可惜了。”不知道任卓宣和尉素秋是帶著滿肚子的什麼走的？
七、江南才子盧冀野在國共兩黨為《沁園春·雪》打的正熱鬧的時候，1945年冬，剛滿40歲的盧冀野也“寒夜燈前，依韻成此”一首，其詞日：
白雪何辜，黑水才收，碧血還飄。念無端起釁，餘懷耿160耿；何時安息，天下滔滔。地割鴻溝，名題雁塔，越是培摟自視高。朔風裏，隻花飛六出，那算妖嬈。
如今夢想多嬌，看萬紫千紅柳舞腰。惜殘梅數點，經霜憔悴；孤鬆貞挺，顧影蕭騷。日落荒江，柝傳運戌，大漠盤旋隼與雕。各將盡，待蘇回九九，春到明朝。
盧冀野者何？
應該說，盧冀野是個善良的讀書人。1905年3月2日，在南京城南的巷陌裏，現代文化名人——盧冀野在這裏誕生。這就是後來以《中興鼓吹》而名滿中華的盧冀野先生。盧冀野原籍江蘇丹徒，原名正坤，字冀野，後自己改名盧前。其曾祖父盧雲穀是同治10年辛未（1871年）
二甲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雲南學政。後回南京主講尊經書院，舊居膺府街，後移居升州路大板巷，最後居門東剪子巷磊功坊。盧冀野的祖父、父親幾代人都從事教育工作，家學淵源，使盧冀野在17歲的時候就考入了東南大學。畢業後，因父親去世，他老早就挑起了一家十來口人生活的重擔，先後在南京鍾英中學、金陵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上海：
光華大學、四川成都大學等校任教。
抗戰前後，國難當頭，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行徑，尤工詞曲創作和研究的盧冀野義憤填膺，以筆代槍，撰寫了大量鼓吹抗日救國的韻文作品，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詞集《中興鼓吹》。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曾經親筆為《中興鼓吹》作序．有雲：“冀野先生所著《中興鼓吹》見示，翻閱一過'覺其愛國情緒橫溢紙上。”1940年5月’郭沫若在《大公報星期論文》發表的《民族形式商兌》一文中也說：“盧冀野先生的《中興鼓吹》集裏麵的好些抗戰詞，我們讀了，同樣發生欽佩而受鼓勵。”當年《中興鼓吹》被分贈前線將士，對抗戰文藝的貢獻甚大，影響也甚遠。當年在福建永安城盧先生曾經任教的地方，甚至專門建立了一個“中興鼓吹亭”，以誌紀念。
盧冀野也是一位非常豐產的劇作家。早在大學時，盧冀野就在吳梅（瞿安）先生的直接教導下開始了散曲的創作。學者朱僖認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盧冀野是嚴格按照古典戲劇格律創作作品的最後一位劇作家。”盧冀野在21歲時就寫了《琵琶賺蔣檀青落魂》、《茱萸會萬蒼頭流涕》、《無為州蔣令甘棠》、《仇宛娘碧海情深》、《燕子僧天生成佛》五個劇本。此後，盧冀野還根據英譯本轉譯印度名劇《沙恭達羅》（盧冀野譯為《孑L雀女》）。此外，在古代戲劇作品及鄉邦文獻的搜集、整理、選編、刊刻等方麵，他也作出了非常傑出的貢獻。1928年前後，他在升州路小板巷家中辟了一個稱為“飲虹”的移藏書樓，自署“飲虹移主人”，他在家裏雇養了刻字匠，專事鐫版，自費刊刻了《金陵盧氏飲虹移叢書》、《飲虹移校刻清人散曲二十種》等散曲總集，其中《金陵盧氏飲虹移叢書》包含了元明兩代五十多名散曲作家近六十個散曲集子及一部曲韻。
他更是一位有名的詩人。據史料記載，其“年十二三始好韻語，二十以前積稿二百篇。”我們來讀一首盧冀野所作的《江上聽雨》：
掌中幾醉白雲杯，得月樓台打掃開。
一夜鵑聲花落後，隔簾煙雨渡江來。
詩句非常優美，非常有意境。
我們再來看一首盧冀野所創作的現代詩，詩的名字叫《本事》，寫得更美：
記得那時你我年紀都小，我愛談天你愛笑。
有一回並肩坐在桃花下，風在林梢鳥在叫。
我們不知怎麼困覺了，夢裏花兒落多少？
這首詩在瓊瑤的小說《船》中曾出現過，其中的女主人公唐可欣唱過一首歌，這首歌就是取自盧冀野早年創作的這首新詩《本事》，可見這首詩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
因盧冀野少年得誌，才華橫溢，被人稱為“江南才子”。他為人天真風趣，至性至情，很有名士風度，梁實秋說他“才思敏捷，行旅中不忘吟詩作曲”。他“酒量甚豪，三五斤黃酒不算回事。”有一次，南京文化界名流在秦淮河邊“老萬全酒家”宴請陳散原老人，宴席上散原老人說起“昔日石城七子之顧石公先生每飲必五斤，求之今日，恐無其人”，在座的盧冀野立即說，“這有何難！五斤，吾也能飲。”盧冀野喝完五斤酒後，還特地陪友人興致勃勃地去遊玩玄武湖。
但是，就是這個風流倜儻的才子，他在政治上卻是個十足的低能兒。在四十年代裏，他竟然幼稚地把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始終以兄弟紛爭、煮豆燃萁視之，也因此他對國共各方麵的文化人都廣有交往。他既與易君左、張道藩、梁實秋等人十分接近，又與郭沫若、成仿吾、鬱達夫、田漢、楊憲益、翦伯讚等人有很深的交情。
盧冀野與國民黨元老於右任關係密切，正是仰仗於右任的介紹，他才步人政府官場。因為與於右任頗多共同的愛好，因此兩人在一起詩酒唱和甚多，而且盧冀野還兩次隨於右任赴新疆巡視，結下了很深的友誼。抗戰勝利後，盧冀野曾在《中央日報》的泱泱副刊任編輯，並對自己擔任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十分得意，曾經在文章中炫耀自己“四參國政，兩度天山（兩次隨於右任赴新疆巡視）”。
盧冀野與郭沫若也有很多交情。1940年5月31日，郭沫若寫完《“民族形式”商兌》一文，最初刊登於同年6月9、10兩日的《大公報?星期論文》上。其中有這樣一段“張一麟老先生的許多關於抗戰的絕詩，盧冀野先生的《中興鼓吹》集裏麵的好些抗戰詞，我們讀了同樣的發生欽佩而受鼓舞。”可見郭沫若對盧冀野是肯定的。在1941年11月17日的《新民報》上，又有一首署名盧前的《郭沫若五十?雙調折桂令》，這是為郭沫若五十壽辰而寫的一首詞：
[12]碭山：位於江蘇、安徽、河南、山東四省的交界處，碭山縣因碭山而得名。碭山縣的行政歸屬在曆史上多次變更。尉素秋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當時碭山縣屬江蘇省徐海道；1948年碭山縣由豫皖蘇分區管轄，出現了碭山與碭山縣分離的狀況。1949年碭山縣劃歸中原行政區商丘專署所轄，而碭山實際上坐落於江蘇境內，現碭山縣屬安徽省宿州市所轄，碭山縣實際上已無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