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實在沒有這麼多的老百姓的血，來做栽培‘英王霸主’的肥料。”恐怕從來沒有文章比這首詞被誤解得更厲害的了。
今天的中國，新文化和舊文化，新思想和舊思想已截然分為兩道，不但內容不同，就是彼此所用的語言，所設的比喻，也互不了解。對毛詞的誤解，是從這兒產生的。
艾青的名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封鎖著中國呀！”這雪不僅指自然的雪，寒冷也不僅指天氣的寒冷，它們象征著日本法西斯強盜、漢奸政權，真正的封建餘孽們對於中國人民的壓製。雪是人降的，寒冷也是人造的。而用雪，用白色，用寒冷來象征殘暴的統治，不僅艾青一人如此，早已成為世界的常識了。毛詞的上半闋“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驅臘象，欲與天公試比高。”不過鋪列那些強盜們、漢奸們、封建餘孽們在中國的土地上的“群魔亂舞”，而且說他們主觀上以為可以靠武力勝利，想以武力扭轉曆史發展法則，這一點評論家反說作者欲與天公比高，完全胡扯。詩人雪萊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毛詞高瞻遠矚，告訴我們，一定會勝利。但勝利後，並非沒有鬥爭，而鬥爭反更壯麗，正像雪住之後，尚有積雪，雪中紅梅，益見妍豔。這就是“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也並非毛氏一個人這樣用，叫做“雪裏紅”的刊物，我看見過不止一個了，我們的評論家，大概隻懂得攏翠庵的“白雪紅梅”，雪裏紅的說法，或者還是初次聽見咧！評論家們以為最成問題的還是下半闋：“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欠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但這有什麼問題呢？翻成白話，不過說：強盜們，漢奸們，封建餘孽們，你們想用武力統一中國麼，你們想做皇帝麼？你們以為自己可以成為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麼？你們錯了：那不過是曆史上的一些無知識、無思想的野蠻家夥。他們過去了，他們的時代過去了。今天，不是光靠武力，光靠蠻橫可以得到“天下”的。要在今天成為一個人物，必須理解得多一些，必須自己成為一個知識者乃至思想家，必須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試問這與封建餘孽或帝王思想有一絲一毫的相同麼？不！剛剛相反，它是反封建的，反帝王的，它把有些學者教授們現在還在歌頌的漢武帝、唐太宗一齊否定了！這否定，評論家說，是作者的“自況”，多麼可笑。天下有以自己所否定的人自況的麼？不能自圓其說。於是又說對秦皇漢武們不滿，是要比他們更了不得，是“自負”。但這自負，豈不是每個現代中國人所應有的麼，我們現在沒有機會執政帶兵，是另一問題，如其有，還不想比過去了幾千年幾百年的獨夫民賊專製魔王們幹得像樣一些，那算什麼東西呢？
隻有滿腦子封建殘餘，滿腦子帝王思想，說準確些帝王的走狗思想，才以為帝王是不能提起的，不能比擬的，不能否定的，不能超過的，不但董揚兩人，易君左的“殺吏黃巢，坑兵白起”；東魯詞人的“翼王投筆”，“押司題壁”；耘實的“公孫拒命”等等，也都充滿著這種思想。而“翼王投筆”雲雲，簡直還是漢奸思想。毛詞不是寫給他們讀的，他們讀到了，簡直是毛詞的羞辱！一闋《沁園春》，不過百餘字，就像一條鴻溝，對不起，把舊時代的騷人墨客都隔住了。興之所至，椅聲一章，寫在下麵，並就正於易君左先生：
謬種龍陽，三十年來，人海浮飄。憶問題丘九，昭昭白白；揚州閑話，江水滔滔。慣駛倒車，常騎瞎馬，論出風頭手段高，君左矣！似無鹽對鏡，自惹妖嬈。
時代不管人嬌，拋糊塗蟲於半路腰。喜流風所被，人民競起；望塵莫及，豎子牢騷。萬姓生機，千秋大業，豈懼文工曲意雕？凝眸處，是誰家天下，宇內今朝！耶酥誕生一九四五年於傷風樓[18]這篇文章是關於《沁園春·雪》的寫得最好的一篇，它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理解得最透徹，它對易君左、東魯詞人、王芸生等人的批駁最痛快，而且文章最後的那闋《沁園春》也寫的最地道，讀了讓人感覺到痛快淋漓，幽默風趣，力透紙背。它就像射向國民黨的一枝響箭，立刻給國民黨那些文弱的書生和魯莽的武士們來了一個警醒。
那麼這篇文章是誰的手筆呢？聶紺弩是也！能寫出這麼出色的文章來，聶紺弩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周恩來說他是“大自由主義者”。
還有人說，聶紺弩是一個落拓不羈，我行我素，不拘小節的人。
也有人說，若論武略，聶紺弩可以為將；如論文才，他可以為相……
當年《申報》的《自由談》上，有兩個人的雜文與魯迅神似，一個是刻意學魯迅的唐，還有一個隨意而為的聶，這個聶就是聶紺弩。他被認為是魯迅之後的雜文第一人。晚年，聶紺弩運交華蓋後又寫起舊體詩來，古怪而又美妙，實為文壇一絕，人們說是“我國千年傳統詩歌裏的天外彗星”，他竟然是這樣一個奇才。然而人們萬萬想不到，他在早期竟然是一個國民黨分子。
聶紺弩出生於湖北京山縣城關鎮，在讀高小時就以作文聞名，因此同學們戲贈他“聶賢人”的雅號。高小畢業後，因家貧失學在家，但他仍攻讀不輟，並將自己的習作寄到漢口的《大晚報》，且常常被刊用。
1920年，在上海國民黨總部工作的孫鐵人在《大晚報》上讀到了他昔日學生聶紺弩的詩作，大為驚異，馬上致信報社總編、好友胡石庵稱：
此生頗有文才，但尚需開拓視野，這樣才不致埋沒鄉間，並邀請聶紺弩去上海。
次年，聶紺弩擺脫家庭的束縛，人上海高等英文學校就讀。1922年，由孫鐵人介紹加入了國民黨，不久被介紹給福建泉州國民革命軍“東路討賊軍”前敵總指揮做司書；1923年，他又南下馬來西亞當小學教員，再後又到緬甸做《覺民日報》等報的編輯；1924年又由孫鐵人推薦，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在這裏，他與周恩來結識；1925年，聶紺弩參加了國共合作的第一次東征，在彭湃主辦的海豐縣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教官。東征勝利後，他又回到黃埔學習；1926年初，從黃埔畢業後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在這裏，鄧小平、伍修權等都是他的同學。
大革命的失敗，對聶紺弩震動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產黨。回國後，他先任國民黨中宣部總幹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訊社副主任，以後又兼任《新京日報》副刊《雨花》編輯兼撰稿人。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宣傳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關進監獄幾個月後被驅逐出境。1933年7月，聶紺弩回到上海，立即加入左聯，從此投身到更為進步的文化鬥爭中來。
從日本回到上海後，聶紺弩就參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並成為左聯理論研究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在這一時期，聶紺弩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4年3月，聶紺弩受聘國民黨汪精衛改組派控製的《中華日報》。當時，汪精衛與蔣介石有衝突，所以報紙時有攻擊蔣介石的言論，聶紺弩趁機在該報創辦副刊《動向》，成為進步作家繼《申報》的《自由談》之後的又一個重要陣地，在反文化圍剿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魯迅給予了聶紺弩積極的支持，魯迅後來將自己1934年寫的雜文編為《花邊文學》，共六十一篇，其中載於《動向》的就有二十二篇。
聶紺弩曾經到過延安，是毛澤東的座上客，後來到新四軍工作，與陳毅將軍成為詩友。1945年到1946年間，聶紺弩在重慶的《商務日報》和《新民報》作副刊編輯，與周恩來有交往，而且聶紺弩又與鄧小平、伍修權是同學，這樣看來他寫出上麵那樣的文章、詩詞就很自然了。
聶紺弩性情古怪，先國民黨而後共產黨，敢說話，敢作為，有文才有膽略。但是唯一不足的就是隨隨便便。他自己說：我這個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領導工作是不行的。有幾件事情特別能反應聶紺弩的性情。
解放之後，在出版社工作的時候，他一人住在辦公樓後的一個大房間裏。早上，別人都從遠處趕來上班，他才趿著拖鞋在房門外刷牙，有事還得到他的房間去找他。在出版社，他平時對很多事都沒興趣，有時開會談到與他無關的事，他就會不耐煩地走開；有時正在傳達別人的講話，他覺得與自己無涉，就不願聽下去。他的意思是，這類事什麼時候都與他無關，用他常說的話：是“我不在內。”既然不在內，也就不必知道。“三反”運動時，他認為自己不管錢，貪汙浪費都不沾邊，所以“我不在內”；至於官僚主義，他認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領導，平時與人關係是嘻笑自如，談不上什麼官氣，所以“我不在內”。但是，當有人借反對官僚主義攻擊馮雪峰時，他卻馬上站起來，用自己雜文風格的語言將攻擊者駁斥得啞口無言。這一次，他算是“在內”了。
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在周恩來的過問下，他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任文史專員，潛心研究中國古典小說。那時，住在半壁街的聶紺弩已是六十左右的年紀，但是生活仍毫無規律，有時通宵寫作，有時整天睡覺，白天來了客人，隻能先在客廳等候。當時，他和黃苗子來往比較頻繁。在重慶的時候，黃苗子也與《沁園春·雪》有很深的淵源，曾一同為《沁園春·雪》而與國民黨筆戰過，後來他們在北大荒又一同接受過改造。雖然黃苗子的家離聶紺弩住的半壁街有一些距離，但是為了抄一點美術資料，黃苗子常常跑到聶紺弩那裏借書。
看到他生活無律，書桌、床頭、客廳四處是煙頭煙灰，就用一句舊小說的套語來形容他：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無雙。
基於他對這幾部古典名著的造詣，黃苗子還給他的書房提了一個齋額：“三紅金水之齋”，意思是：“三國紅樓金瓶水滸之齋”。
不想，“文革”一開始，這齋額首先受到衝擊。一天，幾個戴著紅袖章的造反派來到聶府，指著那齋額問什麼意思。毫無準備的聶紺弩急中生智，回答說：
“思想紅、路線紅、生活紅，謂之三紅；‘金’是紅寶書上麵的燙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寫出來。”幾句話說得來人目瞪口呆，但還是一把撕碎齋額罵道：“你是什麼人，你也配！”齋額被毀後，聶紺弩特意跑到黃苗子處報告前後經過，然後說：
“將來你另外給我寫幅大的，我給你裱好再掛上。他們還沒有抄掉我的錢，我有錢，幾時我請你吃飯。”從聶紺弩這些有趣的逸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勇敢、豁達的聶紺弩。要不然一個國民黨員怎麼突然就變成共產黨了呢？
九、白話的《沁園春·雪》1946年10月20日，晉冀魯豫解放區出版的《人民日報》第三版，在顯著位置刊發了毛澤東詞作《沁園春·雪》的白話譯文，題為《沁園春譯文》，這是毛澤東詩詞的第一篇白話譯文：
這是北方的風景啊！千裏萬裏的大地，被冰封住了，大雪飄飄的落著。老遠望去，長城裏邊和外邊，隻是一片空曠；黃河高高低低，波浪滾滾的河水，一下子凍結不流了。一條一條的大山，好像白蛇在舞蹈；一塊一塊的高原，好像白象在奔跑。大山高原，都在跳動，要和老天比一比誰高。等到晴天，看鮮紅的太陽照起來，像個美女抹著胭脂，披著白衣，格外的美妙。中國國土這樣的好，引起無數英雄爭著要。可惜那，得到勝利的皇帝，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武功雖然很大，對文化的貢獻卻嫌少。名震歐亞的成吉思汗，隻懂得騎馬射箭打勝仗。這些人都過去了，算算誰是真英雄，還得看今朝。[19]這篇白話譯文出自曆史學家範文瀾的手筆，在譯文的前麵，範文瀾還寫了一段小序，扼要闡明了他對毛澤東詠雪詞的認識和評價，並且說明了把這首詞譯成白話文的緣由。
小序是這樣寫的：
這是毛澤東用沁園春調子，詠雪景的一首詞。氣魄的雄健奇偉，辭句的深切精妙，不止是蘇（東坡）辛（稼軒）低頭，定評為詞中第一首，就是三百篇以下各體歌詩中如大雅大明篇，漢高帝的大風歌，魏武帝的短歌行，宋太祖的日出詩，公推為著名雄篇，但與本篇較長短，不免尚有遜色。因為毛主席的氣魄，表現了中國五千年曆史的精華，四萬萬人民的力量，不是創立一個朝代的封建皇帝所能比擬，這才是真正的英雄氣魄。我慫恿周沛然同誌製成歌譜，沛然同誌細心的製成了，我十請他高歌三遍，在響亮的歌聲裏，好像望見了我們光輝的救星，偉大的導師，立在西北第一高峰上，指揮四萬萬人民大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汪精衛之徒，展開大戰鬥，敵拍人一個一個的倒下去，我身似飛，我喜欲狂。我希望沛然同誌提著琴．到處去傳播這首歌，沛然同誌要求我把原詞譯成通俗文字，以便廣大群眾容易領會，我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筆不停揮的寫下來。自然，我的學力不可能恰當地傳出原詞的精神，所有錯誤，請允許我慢慢改正。
這篇熱情洋溢的小序，對毛澤東詠雪詞作了十分精當的評價，指出該詞的顯著特點是：“氣魄的雄健奇偉，辭句的深切精妙”。小序還著重對詞作者的氣魄作了馬克思主義的辨證分析，說這種氣魄，“表現了中國五千年曆史的精華，四萬萬人民的力量，不是創立一個朝代的封建皇帝所能比擬的”。這就把詠雪詞所表達的人民性明白無誤地點出來了。
正因為這首詞具有先進的思想性以及高超的藝術性，所以，“不止是蘇（東坡）辛（稼軒）低頭，定評為詞中第一首，就是三百篇以下各體歌詩中”的“著名雄篇”，若“與本篇較長短，不免尚有遜色”。範文瀾關於毛澤東詠雪詞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的這一判斷，同詩人柳亞子大約一年前對該詞的評論極為相似，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範文瀾為什麼對毛澤東的詠雪詞這麼感興趣？他為什麼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有這麼深刻的理解？為什麼寫出了這麼出色的白話譯文呢？說起來話就長了。
範文瀾與毛澤東有著比較深的交情。
範文瀾生於1893年，浙江紹興人，是著名的曆史學家，生平著述頗豐。早年在北京大學就讀，畢業後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書。當時毛澤東也正好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打工，毛澤東與範文瀾在那個時候是否有過交往，現在還沒有發現明確的記錄。但是畢竟彼此是有淵源的。
1941年，範文瀾從河南來到延安，擔任馬列學院曆史研究室主任。
毛澤東與範文瀾的第一次見麵是在北京大學，還是在延安的窯洞？
現在還不敢說，但是有文字記載的第一次見麵是1940年1月。當時，範文瀾帶了三十多箱書籍，千裏迢迢從河南抗日根據地來到延安，主持中央馬列學院曆史研究室的工作，並擔任主任的職務。很快，範文瀾就與毛澤東相見了，而且他們就曆史方麵的話題進行了廣泛的交談。
範文瀾長期研究曆史，毛澤東對中國曆史也很有研究，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而且範文瀾與毛澤東同歲，他們又都在北京大學接受過蔡元培的熏陶，所以在一起的時候話題比較多，經常就曆史方麵的問題進行交流。而且每次交談，範文瀾都非常認真地傾聽毛澤東的意見。有一次，毛澤東希望他組織人員編寫一本幹部們學習用的中國曆史通俗讀本，字數要求在十五萬字左右。範文瀾回去就開始布置這項工作。這就是編寫《中國通史簡編》的起因。
隨後，範文瀾開始著手編寫提綱，並就體例字數等問題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再三強調，寫中國曆史要“夾敘夾議”。範文瀾心領神會。但是寫著寫著問題來了，範文瀾向毛澤東建議說要增加到二十五萬字左右，但是寫著寫著又不行，又要增加到四十五萬字。後來毛澤東幹脆說，你們寫吧，能寫多少寫多少。
這樣，在範文瀾的主持下，以他帶來的三十多箱書籍做參考資料，經過兩年多的時間，《中國通史簡編》終於完成了，並且於1942年在延安出版發行。毛澤東特別看重這本書，看了剛剛出版，還散發著淡淡墨香的書籍，非常高興地對範文瀾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曆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係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曆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這本《中國通史簡編》，是共產黨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係統敘述中國曆史的著作，在當代中國史學界和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累計印數達數百萬冊。範文瀾仿佛在延安這個西北小城裏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創作的熱情不斷高漲，一發而不可收，又相繼完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編）、《正史考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等多種著作。
毛澤東發現範文瀾是一個可造之才。後來，範文瀾工作的馬列學院改組成中央研究院，範文瀾被任命為研究院的副院長，兼任曆史研究室主任。這期間，毛澤東覺得範文瀾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效果不錯，又交代給範文瀾一項任務，委托他編寫一本國文課本，供工農幹部提高文化之用。範文瀾接了任務之後馬上與齊燕銘等幾個人著手工作，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把課本編出來了，而且還加了詳盡的注釋，非常實用，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毛澤東前腳剛走，根據工作需要，範文瀾也於冬季離開延安，赴晉冀魯豫解放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