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感謝上帝，我還有一個孩子——一個4歲的兒子，他教我們得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有一天下午，我呆坐在那裏為自己感到難過的時候，他問我：“爸，你肯不肯為我造一條船？”我實在沒有興致去造船。事實上，我根本沒有興致做任何市情。可是我的孩子是個很會纏人的小家夥，我不得不順從他的意思。
造那條玩具船大概花了我三個鍾頭，等到船弄好之後，我發現用來造船的那三個小時，是我這幾個月來第一次放鬆心情的時候。
這個大發現使我從昏睡中驚醒過來，使我想了很多——這是我幾個月來第一次的思想。我發現，如果你忙著去做一些需要計劃和思想的事情的話，就很難再去憂慮了。在我來說，造那條船就把我的憂慮整個擊垮了，所以我決定讓自己不斷地忙碌。
第二天晚上，我巡視屋子裏的每個房間，把所有該做的事情列成一張單子。有好些小東西需要修理，比方說書架、樓梯、窗簾、門機、門鎖、漏水的龍頭等等。叫人想不到的是，在兩個星期以內，我列出了242項需要做的事情。
在過去的兩年裏，那些事情大部分都已經完成。此外，我也使我的生活裏充滿了啟發性的活動：每個禮拜，有兩天晚上我到紐約市參加成人教育班，並參加了一些小鎮上的活動。我現在是校董會的主席，參加很多的會議，並協助紅十字會和其他一些機構募捐。我現在簡直忙得沒有時間去憂慮。
“沒有時間去憂慮”，這正是邱吉爾在戰事緊張到每天要工作18個小時的時候所說的。當別人問他是否為自己身負的重任而憂慮時，他說：“我太忙了，我沒有時間去憂慮。”
查爾斯·柯特林在發明汽車的自動點火器的時候，也碰到這樣的情形。柯特林先生一直是通用公司的副總裁，負責世界知名的通用汽車研究公司，最近才退休。可是，當年他卻窮得要用穀倉裏放稻草的地方做實驗室。家裏的開銷，都得靠他太太教鋼琴所賺來的1500美元。後來，他又去用他的人壽保險抵押借了500美元。有人問過他太太，在那段時期她是不是很憂慮？“是的，”她回答說，“我擔心得睡不著，可是柯特林先生一點也不擔心。他整天埋頭工作，沒有時間憂慮了。”
偉大的科學家巴斯特曾經談到“在圖書館和實驗室所找到的平靜。”平靜為什麼會在那兒可以找到呢？因為在圖書館和實驗室的人，通常都埋頭工作，不會為他們自己擔憂。做研究工作的人很少有精神崩潰的現象，因為他們沒有時間來享受這種“奢侈”。
為什麼“讓自己忙著”這一件簡單的事情，就能夠把憂慮趕出去呢？因為有這麼一個定理——這是心理學上所發現的最基本的一條定理。這條定理就是：
不論一個人多麼聰明，他的思想都不可能在同一時間想一件以上的事情。
讓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假定你現在靠坐在椅子上，閉起兩眼，試著在同一個時間去想兩件事情：自由女神，你明天早上打算做什麼事情。
你會發現你隻能輪流地想其中的一件事，而不能同時想兩件事情，對不對？從你的情感上來說，也是這樣。我們不可能既激動、熱誠地想去做一些很令人興奮的事情，又同時因為憂慮而拖累下來。一種感覺就會把另一種感覺趕出去，也就是這麼簡單的發現，使得軍隊的心理治療專家們能夠在戰時創造這一類的奇跡。
當有些人因為在戰場上受到打擊而退下來的時候，他們都被稱為“心理上的精神衰弱症”。軍方的醫生都以“讓他們忙著”為治療的方法。
除了睡覺的時間之外，每一分鍾都讓這些在精神上受到打擊的人充滿了活動，比如釣魚、打獵、打球、打高爾夫球、拍照、種花，以及跳舞等等，根本不讓他們有時間去回想他們那些可怕的經曆。
“職業性的治療”是近代心理醫生所用的名詞，也就是拿工作來當作治病的處方。不管是哪個心理治療醫生，他都能告訴你：工作——讓你忙著——是精神病最好的治療劑。名詩人亨利·朗費羅在他年輕的妻子去世之後發現了這個道理。
有一天，他太太點了一支蠟燭，來熔一些信封的火漆，結果衣服燒了起來。朗費羅聽見她的叫喊趕過去搶救，可是她還是因燒傷而亡。有一段時間，朗費羅沒有辦法忘掉這次可怕的經驗，幾乎發瘋。幸好他三個幼小的孩子需要他照料。雖然他很悲傷，但還是要既當爸又當媽地照料孩子。他帶他們出去散步，給他們講故事，和他們一同玩遊戲，還把他們父子間的親情永存在“孩子們的時間”一詩裏。他也翻譯了但丁的《神曲》。這些工作加在一起，使他忙得完全忘記了自己，也重新得到了思想的平靜。就像泰尼森在最好的朋友阿瑟·哈勒姆死時曾經說的那樣：“我一定要讓自己沉浸在工作裏，否則我就會在絕望中苦惱。”
憂慮最能傷害到你的時候，不是在你有所行動的時候，而是在你一天的工作之餘。那時候，你的想象力會混亂起來，使你想起各種荒誕不稽的可能，把每一個小錯誤都加以誇大。在這種時候，你的思想就像一部沒有載貨的汽車，亂衝亂撞，撞毀一切，甚至自己也會變成碎片。消除憂慮的最好辦法，就是要讓你自已忙著，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惰。
二戰中，住在芝加哥的一位家庭主婦，因她的獨生子參加戰爭而處在極度憂慮中，當問及後來後來她是怎樣克服憂慮的，她回答說：
我讓自己忙著。我把女傭辭退了，希望能靠自已做家事來讓自己忙著，可是這沒有多少用處。問題是，我做起家事來幾乎是機械化的，完全不要用思想；所以當我鋪床和洗碟子的時候，還是一直擔憂著。我發現，我需要一些新的工作才能使我在一天的每一個小時，身心兩方麵都能感到忙碌，於是我到一家大百貨公司裏去當售貨員。
這下成了，我馬上發現自己好像掉進了一個行動大漩渦：顧客擠在我的四周，問我關於價錢、尺碼、顏色等問題。沒有一秒鍾能讓我想到除了手邊工作以外的其他問題。到了晚上，我也隻能想，怎樣才可以讓我那雙痛腳休息一下。等我吃完晚飯之後，我倒上床，馬上就睡著了，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體力再去憂慮。
她所發現的這一點，正如約翰·考伯爾·波斯在他那本《忘掉不快的藝術》裏所說的：“一種舒適的安全感，一種內在的寧靜，一種因快樂而反應遲鈍的感覺，都能使人類在專心工作時精神鎮靜。”
另外一個故事說的是紐約的一個生意人，他也用忙碌驅趕自己的那些“胡思亂想”，使他沒有時間去煩惱和發愁。他的名字叫屈伯爾·朗曼。他征服憂慮的經過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特殊，下麵就是他的故事：
18年前，我因為憂慮過度而得了失眠症。當時我非常緊張，脾氣暴躁，而且非常的不安。我想我就要精神崩潰了。
我這樣發愁是有原因的。我當時是紐約市西百老彙大街皇冠水果製品公司的財務經理。我們投資了50萬美元，把草黴包裝在一加侖裝的罐子裏。20年來，我們一直把這種一加侖裝的草莓賣給製造冰淇淋的廠商。突然我們的銷售量大跌，因為那些大的冰淇淋製造廠商，象國家奶品公司等等，產量急劇增加，而為了節省開支和時間，他們都買36加侖一桶的桶裝草莓。
我們不僅沒辦法賣出價值50萬美元的草莓，而且根據合約規定，在接下去的一年之內，我們還要再買價值100萬美元的草毛我們已經向銀行借了35萬美元，既還不出錢來，也沒有辦法再續借這筆借款，難怪我要擔憂了。
我趕到我們位於加州的工廠裏，想要讓我們的總經理相信情況有所改變，我們可能麵臨毀滅的命運。他不肯相信，把這些問題的全部責任都歸罪在紐約的公司身上——那些可憐的業務人員。
經過幾天的要求之後，我終於說服他不再這樣包裝草莓，而把新的供應品放在舊金山的新鮮革等市場上賣。這樣差不多可以解決我們大部分的困難，照理說我應該不再憂慮了，可是我還做不到這一點。憂慮是一種習慣，而我已經染上這種習慣了。
我回到紐約之後，開始為每一件事情擔憂，在意大利買的櫻桃，在夏威夷買的鳳梨等等，我非常的緊張不安，睡不著覺，就像我剛剛說過的，簡直就快要精神崩潰了。
在絕望中，我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結果治好了我的失眠症，也使我不再憂慮。我讓自己忙碌著，忙到我必須付出所有的精力和時間，以致沒有時間去憂慮。以前我一天工作7個小時，現在我開始一天工作15到16個小時。我每天早晨呂點鍾就到辦公室，一直待到半夜，我接下新的工作，負起新的責任，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時候，總是筋疲力盡地倒在床上，用不了幾秒鍾就不省人事了。
這樣過了差不多3個月，等我改掉憂慮的習慣，再回到每天工作7到8個小時的正常情形。這事情發生在18年前，從那以後，我就沒有再失眠和憂慮過。”
蕭伯納說的很對，他把這些總結起來說：
讓人愁苦的秘訣就是，有空閑時間來想想自己到底快不快樂。
所以不必去想它，在手掌心裏吐口唾沫，讓自己忙起來，你的血液就會開始循環，你的思想就會開始變得敏銳——讓自己一直忙著，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一種藥，也是最好的一種。
三、敢於麵對現實
事情既然如此，就不會另有他樣。
我們所有遲早要學到的東西，就是必須接受和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
快樂是史密斯先生望著隻有四個手指頭的左手若無其事地對人們說道。
“當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有一天，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在密蘇裏州西北部的一間荒廢的老木屋的閣樓上玩。當我從閣樓爬下來的時候，先在窗欄上站了一會，然後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上帶著一個戒指。當我跳下去的時候，那個戒指勾住了一根釘子，把我整根手指拉脫了下來。
我尖聲地叫著，嚇壞了，還以為自己死定了，可是在我的手好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為這個煩惱過。再煩惱又有什麼用呢？我接受了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