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不隻是對作家群體而言，也包括作家個人。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可以滿足廣大讀者的審美需求，從而促成文學的繁榮。
風格的形成受時代和民族文化傳統的製約。凡具有鮮明的藝術風格的作品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和受到民族文化營養的滋潤。如魯迅的《野草》。魯迅在回憶他的創作過程時說：“我的那一本《野草》，技術並不算壞，但心情太頹唐了，因為那是我碰了許多釘子之後寫出來的。”（《書信》1934年）“現在舉幾個例罷。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作《我的失戀》，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作《複仇》第一篇，又因為驚異於青年之消沉，作《希望》《這樣的戰士》，是有感於 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臘葉》，是為愛我者的想要保存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槍擊徒手民眾後，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時我已避居別處；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作《一覺》，此後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所以，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誌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於是作《失掉的好地獄》。”（《<野草》英文譯本序））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魯迅所有的作品，都是與時代、與現實生活有著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聯係。而他由於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內心的矛盾狀態產生尖銳的衝突，欲說而又“難於直說”，最終促成了這部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突出地位、風格極為獨特的作品的問世。魯迅在《野草》中明顯借鑒了西方象征派及意識流等表現手法，但作品所顯示出來的思想特色和藝術特色，都與民族文化傳統息息相關。
由於時代和民族文化對作家群體的影響，如果從遠距離宏觀考察，也可分為時代風格和民族風格，如中國古代的漢魏風骨“、“盛唐氣象”，都是指一代詩風；以紀伯倫為首的阿拉伯海外文學團體“筆會”，其作家群所創作的以散文詩 和小說為主要形式的阿拉伯新文體，都具有濃鬱的阿拉伯民族風格。
法國作家儒勒·列那爾在日記中曾寫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作家的風格，就是叫識者一看就說：‘哦！這，一準是他寫的！”
構成風格的因素雖有多種，比如獨特的構思，獨特的表現技巧，獨特的審美情趣等等，但最能直接為讀者所辨別的，則是語言風格。獨特的語言風格，是構成一個散文詩作家藝 術風格的第一要素。
列那爾在日記中還寫過：“風格，即使用必不可少的詞兒，其它無甚緊要。”“作家要創造出自己的語言而不是去使用其人的語言。應當像親目所睹一樣看到這種語言的形成。”‘我不寫詩，因為我非常喜歡短句，而一行詩於我已覺太長。“ “我明天的句子是：主語、動詞和謂語”。列那爾非常重視作品的藝術風格，他的風格首先從語言中表現出來：簡潔、凝煉、準確、犀利，用字不多，卻自然天成，毫無斧鑿痕跡，令人難忘。他從不用拖泥帶水、矯揉造作的長句，甚至不愛用形容詞。他的這種獨特的語言風格，在他描寫自然界動植物散文詩《自然紀事》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泰戈爾和紀伯倫，是兩位率先走向世界的東方作家，而且又都是以其散文詩傑作受到世界文壇注目的。他們在思想、藝術上有不少相近之處，但在風格上，卻判然有別。首先表 現在語言上。泰戈爾清新、質樸，紀伯倫優美、典雅。泰戈爾常常以纏綿悱側、一詠三歎的旋律衝激人心，紀伯倫則以聖經式的高雅語言，把人帶到一個理性的妙境。
我們知道，波德萊爾是受法國浪漫主義詩人帕特朗的啟示而創作散文詩的。他自稱至少讀過帕特朗的散文詩集《黑夜的卡斯帕爾》二十遍，把它當作“神秘而光輝的榜樣”來模仿。可是，當我們讀過《黑夜的卡斯帕爾》和《巴黎的憂鬱》兩部作品之後，會驚歎兩者的風格是多麼的不同。且不說兩書的題材和內容。帕特朗的散文詩雖很有才氣，藝術上也是獨樹一幟，但與波德萊爾相比，在深刻與高雅的程度上，就顯得大為遜色。波德萊爾創造性地運用了法國文學語言，為 他獨特的藝術風格打上了堅實的印記。他最尊敬的老師和朋友戈蒂耶在回憶錄中寫道：
《小散文詩》……由於它的形式需要很完美的技藝，其中每個詞在使用之前都要經過仔細的掂量，所用的天平要比昆坦·梅奇（比利時畫家）的《稱金人》中的量器更要精密——因為，散文詩也需要一定的標準、不同分量的搭配和各部分的協調——波德萊爾在這裏顯示了他精湛、奇崛的才能，這是他身上很值得珍貴的一麵。他的筆觸可以直達幾乎不可表達的角落，而且能將遊移變動於聲音和色彩之間的細微差別呈現出來。那些酷似詭譎瑰奇的東方傳說的思想，或者充斥著鏗鏘和鳴的音樂性字句的題材，也都不難為波德萊爾的散文詩筆所捕捉。這種形式，不僅適應於描摹外在的物性，而且可以表現靈魂的秘密活動，變化莫測的憂傷和神經質的狂想。
—一《回憶波德萊爾》
陳聖生譯
風格是散文詩作品的生命。經過曆史的長河篩選最終留下的作品，必定都是不能重複的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品。即是情調比較接近的作品。如魯迅、波德萊爾和屠格涅夫。三位大師深沉的苦悶，都為他們的散文詩抹上了憂鬱的色彩，但他們的憂鬱，各自帶著不同的抒情色調，魯迅的憤激，波德萊爾的孤獨，屠格涅夫的迷人。
左拉說，作品風格的獨特性是由“蘸著自己的血液和膽汁”的作者寫出來的。三位大師都是這樣的作者，他們把各自的人格、氣質、性靈及哲學觀和審美觀熔鑄在作品裏，創造了迥然不同的藝術風格。雖然都帶悲劇色彩，魯迅在陰冷沉鬱之中，顯示出一種悲壯、偉美的風采；波德萊爾在世紀末的極度孤獨中，顯示出似醉實醒的超然浪漫；屠格涅夫則在悲涼與憂鬱的感傷中，交織著一種動人的情韻。在創作方法上，魯迅和波德萊爾多用象征，屠格涅夫則多用直抒胸臆的浪漫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