膽魄過人、救難拯厄的偵探人物，在越來越多的文藝作品中湧現。偵探的作用越來越大。他們不靠組織與調動軍隊、使用先進武器大規模殲滅敵軍，而是發揮自己的智力與勇氣，用巧妙的手段發現凶犯與消滅凶犯，從而製止戰爭與大規模的殺傷性行為。這樣的人物，成了人們的崇拜對象。
如果稍作考察，就不難發現，新近世界各國的文藝作品中，偵探人物成了匡扶人類正義、把握世界命運的主要人物。這雖然隻是一種“文藝”的、娛樂消遣式的假想，但畢竟也反映了文藝創作的一種流向，反映了人們思想評價和理想情緒的一種走向，反映了人們對世界秩序重構的關注，反映了人們對匡扶正義、維持世界和平秩序的期望。
這當然不是一種對待社會現實的態度，而隻是一種天真的、理想式的情緒，就像古代初民相信“神”會製服“惡魔”，給人間帶來永久的安寧一樣。在文藝作品中，這種“返童”式的天真的情緒增加，應該說是人類對自己命運的信心的增強。偵探文學作品中包括著人們對安定的世界秩序的期盼，對正義與公理的呼喚，而實現這種期盼，回答這種呼喚的，就是有智有勇有膽有識，也總有一些小毛病的偵探人物。
及至龐大的核武庫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著全人類的命運，及至恐怖組織以非常規的手段殘暴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能製造重大的危機，及至人類的生存受到各種潛在的、致命的不安全因素（如生態、生化、人工智能等）的侵擾，及至人們發現外部自然世界中存在的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如大規模自然災害、甚至外層空間的入侵者），人類對自身生存環境的擔憂日益增加。人們希望有更強大的力量來維持這個世界的安寧，希望除國家元首、軍隊、法律之外，還有更可靠的方式保護著生活的安全。這種期望，也就是當代英雄——偵探人物越來越被神化的理由。他們經常能完成總統、軍隊、以及司法機構所不能完成的“平暴安良”的艱巨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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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人物成為當代英雄的另一個條件是，偵探人物所擔負的使命的改變。早期偵探人物的“用武之地”，多半在於追尋被竊的珍寶，破獲人命案。福爾摩斯的放大鏡就是早期偵探人物所具有的功能的典型“意象”。也就是說，早期的偵探善於發現日常生活中細微的、人所未見的“蛛絲馬跡”。中國的公案人物，實在比早期外國的偵探氣魄大得多，包公動不動就跟皇親國戚較量一番。包公所用的三個鍘，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可以說是中國公案人物的“意象”。鍘刀一放在公堂前，壞人的腦袋搬了家，正義就得到匡扶與伸張。“鍘刀”與“放大鏡”這兩個意象有很大的差別，但都說明早期偵探的基本任務是識別與鏟除社會中的個別壞人。
當代偵探的任務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除暴安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也還是他們的職責，但更重要的是維護國家與整個世界安全。也就是說，偵探小說的關注點，已經從對具體的個別公民的生命財產的關心，轉移到對整個世界安全的關注。這是偵探文學的一個極其有價值的思潮，是通俗文學價值觀念的一次大的提升。
在雅克·安多瓦納的小說《帝國銀行劫案》中，罪犯竊掠了日本東京帝國銀行的上百萬錢款。這部背景發生在二戰後的偵探小說，想像力是很大膽的。小說另一個獨特的構思是，最終沒有發現真正的罪犯，當然也不能弄清楚罪犯的真正目的。不能偵破的案件，不能弄清的犯罪目的，這使偵探的眼前出現一片空白，出現盲視區。空白與盲視，正是偵探目標與任務發生轉移的一個起點。
在後來的偵探作品中，偵探的使命常常不局限在保護財產、保護個別人的生命安全，而是將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的重任擔負起來。美國伏爾特·韋傑的小說《電話行動》中，克格勃的戰爭狂人竊取美國的核戰略設施機密，其目的在於毀滅西方世界。在巴拉德的小說《第四帝國行動》中，·雖然幾個國家的特工是圍繞著一隻存在瑞士銀行裏的金老虎展開追逐，真正的目的卻在於製止德國納粹力量重新將世界帶進戰爭火海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