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構思，人們已經屢見不鮮了。但也許並沒有想到，這樣的構思，偵探任務的移位，包含著怎樣的社會情緒傾向？我們的偵探文學，是不是也可以對人類共同的命運，對共同的社會情緒傾向加以關注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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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人物成為當代英雄的另一個條件是，他們所擁有的以及所麵對的，是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最先進的科技成果。當一種新的科技理論剛剛誕生、一種科技成果剛剛出現時，最先使用它們的，或者是偵探，或者是偵探的對手——犯罪分子。這裏當然指的是在文藝作品所虛構的世界裏，在大眾所能接觸到的直觀的知覺對象中。
比如日本新幹線鐵路通車，這無疑是科技新成果。當人們正在享受這一科技進步的產物時，就出現了以新幹線為背景的驚險作品——恐怖分子在列車上安放了炸彈，列車隻能以高速前進一放慢速度就會導致爆炸。這個設想的本身就是源於民眾對科技成果的一種隱憂。而解除這個災難，使高速列車安全運行，保護了新幹線鐵路的，是特工偵探。
這就是偵探成為當代英雄的一個實例。在大眾的視野裏，科技人員沒有成為英雄，政界領導人沒有成為英雄，軍人也沒有成為英雄，而偵探成了英雄。當然，這隻是在假定性的、文藝作品所虛構的世界裏的價值判斷，而不是對真實世界的價值判斷。這種從文藝作品所虛構的世界裏得到心理安慰和假定性滿足的社會情緒，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需要的——在文明程度非常低下的社會裏，人們也需要虛構出自己這個地域、這個群落的保護者。在高科技時代，偵探人物對科技的熟練掌握，既是創作者賦予他們的一種幾乎與生俱有的才能，也是一般民眾所希望、所樂於承認的事實。
近年來，電腦技術的發達，給人類的生活帶來許多新的景觀。但不可否認，一般民眾，甚至包括電腦專業技術人員，對電腦在人類生活中會帶來哪些福與禍，都抱著疑惑與隱憂。在這種社會情緒氛圍裏，偵探人物在運用電腦造福人類、製止犯罪等方麵，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
在近年許多偵探題材作品中，常常離不開電腦技術的運用——這是任何其他題材作品所沒有的一種獨特的現象。這個現象說明，偵探作品中的偵探人物是高科技的化身，或者說是高科技的代言人。
大名鼎鼎的邦德——“007”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英國通俗小說家伊恩·弗萊明於1958～1964年間創作了“007”間諜題材小說係列，據稱是以雙麵間諜達斯科·波波夫（1912～1981）為模特兒。1962年，英國埃恩電影公司根據伊恩·弗萊明的小說攝製了第一部詹姆斯·邦德的影片《007追趕NO博士》。及至1995年，布丁·坎貝多導演的新“007”係列影片《黃金眼》（後來還有以香港為背景的續作）。從“007”半個世紀的“經曆”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邦德操持的武器，不再是早期小說與影片描寫的衝鋒槍、匕首，而是激光武器、太空武器；他的偵察工具、通訊工具不再是潛望鏡、傳真機之類的玩意兒，而是電腦機群、國際互聯網絡；他的交通工具也不再可能是客運火車，而是子彈列車、輕型超音飛機；他所要截獲的不是一份情報或情報的傳送工具，而是太空武器的樞紐設施。
可以相信，今後任何一種新的科技成果的出現，都會被（虛構世界裏的）偵探所首先占有和運用。這也是偵探之成為當代公眾心目中英雄的一個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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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文學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投合社會民眾最敏感的、最迫切的心理需要，則是諸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條。
當然，中國的偵探小說，未必要步國外同類題材作品的後塵。中國偵探人物的英雄主義的表現方式，也未必要向外國“同行”學習。我們一定會有自己的優秀的偵探題材文藝作品。我們可以預知，在我們優秀的偵探文學作品中，一定能塑造出讓民眾崇拜的當代英雄形象。
希望有朝一日讀者將像記住“包公案”一樣，記住“藍鬥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