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概都有一點窺視別人內心秘密的願望，所以，讀人家積存多年而最終發表出來的日記便成了一樁快事。學者可以靠研究日記窺見作者的深心，找到對自己有用的研究資料，普通讀者也可在閱讀他人日記時獲得一種騁目雜覽、了解人情世態的滿足。或許是人同此心吧，近年來，日記的出版頗有些走紅的趨勢。不但出古人的日記，也出今人的日記，不但出名人的日記，也出普通人的日記。有的人還把日記作為著作來寫，為了出版而寫日記。有位日記作者把他新出版的日記寄贈給了我，看著這部精心寫作、裝幀考究的日記，真覺得日記快要躋身於著作之林了。
日記的“熱”起來，並不是人們起哄的結果，而是由日記自身的價值決定的。有眼光的學者早已把日記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審視了。魯迅先生至少寫過兩篇關於日記的雜文：《馬上日記》和《馬上支日記》。近幾十年來，研究日記成就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學者是陳左高先生，他自四十年代就研考日記史，經眼日記逾千種，當中多有珍稀的孤本、稿本，他所著的《中國日記史略》，是一部係統論述和總結日記史的獨一無二的著作。鄧雲鄉先生寫過《日記文學叢話》一文，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日記文學”一詞。樂秀良先生寫過有名的《日記無罪》一書，為日記的私人屬性正了名，為人們堂堂正正地寫日記壯了膽，而在三十年前，不知有多少人因寫日記而蒙難，從而導致了差不多一代人不敢寫日記。注意到日記的利用價值，以日記為框架或主要資料的著作也不乏見，鄧雲鄉的《魯迅與北京風土》即是一範例，他以魯迅的日記為經，以日記所記錄、所涉及的種種掌故、舊事為緯，通過擺談舊京風土人情，巧妙地把一個偉大思想家的日常生活境況展現給讀者。這本書在國內曾一再重印，並行銷日本等國。
真實性強，恐怕是日記的第一等價值。一般來說，日記的屬性是“私人的”，是寫給自己看的，是為滿足自己的備查舊事、宣泄情感等私人需要而寫的，所以日記的內容一般來說是真實的，是無須作偽的。魯迅先生說，“寫日記往往不像作《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麵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的確，真實性強的日記，是日記的大多數，是日記的主流。清末士大夫孫寶瑄寫過一部《忘山廬日記》，友人葉景葵為之作序，序裏說：“日記中於友朋酬酢、家庭瑣屑，以及詼諧狎邪諸事，無不據實直書，絕無隱飾，蓋君固以毋自欺為宗旨者也。”連做狎邪之遊即嫖妓這類醜事也據實直書，可見此日記內容的真實。孫寶瑄之所以能寫出這種真實文字，正如葉景葵所說，是因為孫氏寫日記時抱著一種“毋自欺”的態度。這種態度，其實也正是大多數日記作者所抱的態度。
“真善美”，人皆喜之讚之。巴金老寫的《真話集》之所以備受歡迎，主要就是因為講真話，道真情。日記，其實天然地具有講真話、道真情的品質，日記文字一般都會流溢出作者的真情實感。寫日記時，作者大抵是無須看誰的眼色的，也不用遵從什麼硬性的規定和標準，而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標準論是非，用自己的語言狀物評人。比如，要評論張之洞這個人，若是寫奏章，或寫論文，那就一定要正襟危坐地寫，但在日記裏做評論就不同了，可以隨心隨筆書之。近代實業家張謇曾在日記中記下他與張之洞交往時的印象，說張身上帶有“五氣”——少爺氣、美人氣、秀才氣、大賈氣、婢姬氣。如此生動、精煉而又坦率、尖銳的評說，大概也隻有在私人日記裏才可以見到。日記之具有講真話的特點，從某些作者的自道中也可以看出來。《沈醉日記》開篇有一首詩寫道：“迷離往事無從記，每向心房頻索取，過眼煙雲，待我今朝都寫起。”從“心房”裏索取的文字，大抵都是真話真情。可以這樣說，文章是“做”出來的，而日記則是自然流淌出來的，是真心話、真性情的流淌。
但是，也不可一概而論，也有人寫日記是故意寫給別人看的。清朝翰林院中有個習慣，翰林們都喜歡記日記，而且愛互相傳看。這個習慣的起因是什麼，尚無確考，但確有這個習慣。因為要傳看，所以他們的日記內容便帶有很濃厚的自我表白、自我宣揚之意。晚清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寫過一部有名的《澄齋日記》，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這天寫道：“餘性不喜謁權貴，尤不敢登王門。以慶邸父子之知我也，感其意，不忍矯情遠避，故於新年及壽日均往投刺而不獻儀。”文中所說的慶邸父子，即慶親王奕劻及其子載振，二人皆為當時聲名狼藉的貪黷之吏。惲氏素常確有清高之習，但出於某種考慮曾經幫助慶王父子傳遞過一封重要的奏章而獲贈一萬銀元，為了避免旁人譏彈自己與慶王的關係不清，便在日記中表白自己一向是不喜歡奔走權門的，即便與慶王父子有來往，也隻是年壽之時循一般習俗望門投個名帖而已，禮是不送的。這是一段典型的寫給別人看的日記。日記的讀者都是惲毓鼎的同僚，不知他們看了以後會不會認同惲氏的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