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名士李慈銘寫日記，更是常懷著要給別人看的動機，特別是準備著要紿皇上看，所以他常常大段連篇地抄上諭。魯迅曾說，李慈銘在日記中抄上諭是為“防某天蒙禦覽”。李氏的《越縵堂日記》是研究晚清史的重要資料，但研究者切不可忽視作者寫日記時的心態，這樣才能準確地把握日記內容。李氏這種抄上諭的行為，頗像後來“文革”時某些人在日記中抄語錄——當然也可說是後者頗像前者。看來，不論是哪個時代，個人威權的社會效應常常是相似的。這種預備給別人看的日記，其真實性的分量，當然是要打折扣的。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其實也正反映出作者的另一種真實心境。對於那種把日記當做著作來寫，為了出版而寫的日記，我是有一點擔心的，擔心它的真實性會受到損害。這樣的日記盡管可能寫得很精致，但由於有公開出版的目標縈回胸中，故而“據實書寫”的日記本色便有可能減色。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倘若日記作者肯於將赤誠獻與讀者，那他的日記也一定會是心靈的實錄。
還有一種日記，具有調研報告的性質，是專門寫給上峰看的。晚清的“奉使日記”就是這種日記。我的大學同窗楊益茂君研究過這種日記，他認為，這種“奉使日記”是清政府要求駐外公使必須寫的，是駐外公使必須履行的一項責無旁貸的“使命”。光緒三年，清政府明確規定，出使大臣“凡有關係交涉事件及各國風土人情，該大臣皆當詳細記載，隨事谘報，數年以後，各國事機，中國人員可以洞悉，不至漫無把握，況日記並無一定體裁，辦理此等事件，自當盡心竭力，以期有益於國”。清政府對於日記的好處頗為了然，懂得日記體裁具有靈活方便、凡事可記的特點，正合於記錄海外諸般見聞。這種日記，實際是一種日記體的調查報告，或曰日記體的情報彙編，並非“日記的正宗嫡派”。
日記具有個人之史的性質，是自撰的個人之史。讀日記也算是讀史書，讀列傳。日記，是窺見和研究個人心史乃至社會心理史的第一等材料。我感到日記資料對於研究人物，特別是人物的心理，作用太大了，不論是單個的人，還是人物群體。郭沫若有名言雲，“古人的心理，史書多缺而不傳”，他寫曆史劇時就深感此類材料的缺乏。而研究人物若不究其“心”，則是一大缺憾。詩詞雖能表達作者一時的心境，但因受到格律等因素的限製，難以揮灑自如，日記則不受任何文體模式的拘限，“我寫我口”，“我寫我心”。所以，比較起來，日記在反映人物的內心世界方麵，是具有獨到價值的。
某些曆史人物，你要看他公開發表的文章、詩詞等文字，往往是看不出他的真實想法的，可如果看他的日記，便會窺見到他的真心思。晚清名臣曾國藩，時人多知道他有“肩半壁東南，挽回劫運”之誌、之功，但察其日記，他卻寫過“東南大局，殆無可挽回之理，此心茫茫，不克自持”這樣悲觀、沮喪的話，這些話反映出了他內心隱秘的不為人知的一角。我曾寫過一本普及性的學術著作《中國的師爺》，裏邊談到了師爺的性情、心理，所引證的材料，多取自清代師爺的尺牘和日記。清代師爺雖然在當時官場上極為活躍，但正史中卻很少有關於他們的記載，野史筆記中雖有零散記載，卻又少有關於他們心理方麵的內容，這樣，師爺留下的尺牘和日記就顯得尤為珍貴了。
日記，雖然具有個人之史的性質，但由於個人總是處在大環境、大時代之中，所以，許多日記的內容都具有國史的史料價值。如《忘山廬日記》，由於作者孫寶瑄生於官宦之家，所交遊者多為上流社會的人物，像章太炎、梁啟超、譚嗣同、汪康年、嚴複、夏曾佑、張元濟等等，故其所聞見之事多為國家要事，因而他的日記中包含了大量珍貴的近代史史料。比如，對於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辛醜國變、日俄戰事等重大事件，孫寶瑄在日記中記下了很多珍稀的見聞，記下了當時士大夫階層對這些事件的看法，這些珍貴史料，與一般常見的近代史資料相比，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紅軍將領陳伯鈞在長征中堅持記日記，為後人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紅軍長征史料。紅軍長征的路線，極為曲折複雜，大路線好記，細節就很難記憶，但有了陳伯鈞這部日記，就好辦了。陳伯鈞將軍也正是靠著這部日記，在陝北紅軍大學繪製出了第一幅較為精確的紅軍長征路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