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曾談到編纂文集的方法時說：“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且介亭雜文，序言》）用編年的方法編輯文集，用的實際就是“知人論世”的編纂法。這裏的“世”，是“時勢”、“時世”。一按年份編排下來，各篇作品便顯現於時代和社會的大背景中，作品與時勢的關係便一目了然，其內涵也便會凸顯出來。
編年譜，實際也是在用“知人論世”的編纂法。人物在年份之中，在“時事”、“時勢”之中，考見了某年之“時事”、“時勢”，便能更準確地考見人物。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裏談到，年譜記載的時事，是“譜主的背景”。他的意思是，要想了解譜主及其作品，必須先了解譜主所處的時事背景。梁氏舉例說，顧亭林的詩，影射時事的不少，“假使《顧亭林年譜》不記時事，怎麼知道這詩所說何事”？有一部近年出版的《三曹年譜》，著者在編例中寫道：“時事：略記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重大事件，以便與譜主曹操、曹丕、曹植的社會活動和詩文內容互相參證。”這是著者在自覺地運用“知人論世”的編纂法。
鄧雲鄉有一本名著《魯迅與北京風土》，其成功的妙訣，我看是他采用了“知人論世”的著述法。這本書以魯迅的日記為經，以北京風土景物為緯，寓人物於“時世”之中，仿佛把當年活著的魯迅請到了我們中間。出版家王西野在跋語裏說：“從魯迅接觸的特定環境來研究魯迅，於知人論世，是不無用處的。”他看出了鄧書得益於“知人論世”之法。
史學大師陳寅恪在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寫的審查報告中說：“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要想準確評價曆史人物，必須先“完全明了”其所處之“時世”，這是陳先生教給我們的“知人論世”的研究法。
朱成甲所著的《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用的就是陳寅恪所說的“知人論世”的研究法。朱成甲在後記裏說：“我費了比研究李大釗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時間去研究與之相應的背景，去研究與之相關的大量事件和人物，同時也自然地涉及與這些事件、人物的聯係問題和評價問題。”也就是先弄清李大釗所處的“時世”，再用那個“時世”來說明李大釗。這樣研究李大釗，無疑要比隻研究李大釗本人的材料要準確、深刻得多。李新、劉桂生兩位史家共同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對朱書所采用的方法做了一句概括性的評價，就是：“它不是讓曆史人物自己來解釋自己，而是讓時代來解釋人物。”這是對“知人論世”研究法的進一步闡發。
“知人論世”的方法，是一種富含辯證元素的方法，是用“聯係的”、“全麵的”眼光觀察問題，它的科學含量是比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