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對“後集成時代”民間文學的思考
引言
有機會參加第五次江蘇省民間文藝理論研討會，首先要感激工蘇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及蔣義海先生的邀請和安排。從1958年春第一次到南京、蘇州、常熟、昆山調查了解民歌，與華士明、周正良等結識並合作起，我與江蘇省民間文藝界的交往，算來已有42年的曆史了。幾十年來，在不同階段我先後結識了許多朋友，與他們有過不同形式的交流和合作。朋友們的工作和業績使我敬佩，使我獲益。近十多年間，雖然也來過幾次南京，但都是為了別的事情、參加別的學科的會議，沒有機會與同行們坐到一起討論民間文藝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如今能與這麼多多年不見的新老朋友和同行聚首古都南京，為中國民間文藝事業的持續發展探求新的思路，真是一大快事。
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的學術發展史上，江蘇占有特殊的地位。受吳文化的滋養，江蘇曆代文人薈萃，學者輩出；民間文學領域也不例外。現代中國第一部民歌集《江陰船歌》，就是劉半農先生於‘1918年由上海、江陰北上到北京大學任教途中向船工們搜集的①，被周作人稱為“中國民歌科學采集史上第一次的成績”。②接下來，陸續出現了顧一剛的（吳歌甲集》（1926年），王翼之的（吳歌乙集》（1928年），王君綱的（昊歌丙集》（1931年）等。一百年來，江蘇省對民間文藝學科建設有貢獻的人物，除了上麵提到的以外，還要提到魏建功、俞平伯、吳立模、郭紹虞、林宗禮、錢佐元（小柏）等前輩。本世紀前50年，江蘇省民間文藝學建設的最顯著的特色，是對吳歌的搜集和研究。最近江蘇古籍出版社在“江蘇地方文獻叢書”中出版了一部大型的《吳歌·吳歌小史》，把前50年間有關吳歌搜集與研究的文字全部彙集起來，作了一個曆史的總結。至於後50年，第一本民間文學著作，也是關於吳歌的，是錢靜人在蘇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1952年組織的采風的基礎上寫成的《江蘇南部歌謠簡論》。③後50年，特別是近off,年，吳歌的搜集與研究出現了重大進展，發掘采集了許多民間敘事長詩④和能夠記憶與演唱長詩的歌手。其代表作有：朱阿盤、唐建琴等唱述、朱海容搜集的《沈七哥》；陸阿妹唱述、張舫瀾、馬漢民、盧群搜集的《五姑娘》；朱祖榮唱述、朱海容搜集的《華抱山》等。吳語地區多部民間敘事長詩的搜集出版，
① 劉半農《江陰船歌》，搜集於民國七年（1918年7月前）。因搜集者忙於出國，出版較晚，第一次發表於（歌謠）周刊第24號，時為1923年6月24日。
②周作人‘中國民歌的價值》，撰於1919年9月1日，首發於北京丙辰學社編《學藝雜誌》2卷1號，192（，年4月30日發行。（歌謠》周刊第6號（il6A年1月21日出版）轉載。此文係《江陰船歌》序言。
③ 錢靜人（江蘇南部歌謠簡論），江蘇人民出版社1953年。
④ 勸年代以來，江、浙、滬三省市的民間文學研究者各自搜集各地的長篇民間敘事詩，共搜集了多少部，未見權威的確切統計數字。上海文藝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的《江南十大民間敘事詩》的主編薑彬和責任編輯錢舜娟在前言和後記中都說是30多部。這之後，江蘇人民出版社又於1997年出版了（華抱山）第一集和第二集。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大意義。①但由於研究工作的相對滯後，民間敘事長詩的意義和內涵，還有待深人全麵的研究與闡發。江蘇省民間文藝研究的成就，還表現在其他方麵，如由康新民等在鎮江籌建起來的我國第一家民間文藝資料庫；如勸年代幾位學者對白蛇故事的研究，卯年代以來陶思炎對民間文藝理論的研究、車錫輪對寶卷的研究、高國藩對敦煌民間文學的研究等。
在全國民間文藝及其研究陷人低穀的時候，江蘇省民協召開第五次民間文藝理論研討會，探討民間文藝持續發展的有關理論和實踐問題，把理論研究推向新的階段，說明江蘇的同行們又走在了全國的前麵。因此，我向你們致崇高的敬意，對會議表示熱烈的祝賀！
我在民間文藝研究上沒有做出成績，徒有中國民協顧問的虛名，步人老年後脫離了第一線工作，聞見有限，實不敢在這個講壇上發言。所談所論，難免偏狹或誤謬，請各位領導和專家指教。下麵談一點我對當前民間文藝工作、主要是理論研究的思考。關於“後集成時期”
我們談論的“民間文藝”，包括現在的和曆代的民間口頭文學和民俗藝術，但其核心部分是民間文學。這一點，50年前郭沫若先生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就講清楚了。許多前輩學者也都講過。中國的民間文學，源遠流長，十分
① 發掘記錄了多部長篇敘事詩的地區，除江、浙、滬三省市外，還有秦嶺之南、漢江以北的9西北地區，50年代出版過宋祖立、目慶庚等記錄整理的（雙合蓮）、（鍾九鬧槽），如年代末伍家溝故事村的發現和研究者李征康又在這一地區的呂家河村發現和搜集了15部長篇民間敘事詩。這樣一來，我們有理由相信，江、浙、滬吳語地區和那西北地區，是中國現在還保有長篇民間敘事詩的兩個漢民族居住區。豐富，加之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多元一體是我國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20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民間文學沒有係統全麵地搜集過，因而我們所擁有的民間文學文本資料和音像資料是相當貧乏的，且由於文人墨客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對民間文學資料的記錄相當隨意，缺乏嚴格的科學性，甚至多有歪曲。鑒於此種情況，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前夕的1918年起，有識之士們就不斷提出對中國的民間文學進行全麵的收集，以便把自生自滅的民間文學資料保存下來、傳遞下去，同時在翔實可靠的資料的基礎上開展研究工作，以探究中國下層老百姓的世界觀、生存狀況、文化傳統、風俗習慣、道德儀禮等，從而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中國的民間文化遺產和傳統。文革之後，我國進人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幾代人的這一理想和願望，終於有了付諸實現的可能。這就是1984年製定的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編輯計劃，以及圍繞著這一計劃開展的全國民間文學普查工作。
民間文學三套集成計劃以及圍繞著集成而開展的全國民間文學普查，是中國民間文學史、甚至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項宏偉工程。作為參與製定這項計劃的工作人員之一，感謝文化部副部長丁喬和國家民委副主任洛布桑、以及時任文化部代部長後任國家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組長周巍峙等領導同誌的支持，沒有他們的積極支持，就不會有這個涉及全國各省區的民間文學集成計劃的誕生。醞釀多年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計劃的文件，終於在1984年5月28日由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三家簽署並下達，7月在山東威海舉辦全國第一次民間文學集成工作會議，開始試點和培訓幹部的工作，爾後全麵鋪開。1987年9月宣布普查階段基本結束，進人編纂階段。①
據“中國民俗網”最近的消息，三套集成全麵完成的有三個省，即浙江、江蘇、寧夏。審稿結束的還有上海市。已出版的17_.i卷（或30卷）；還有相當數量的卷本在印。②據權威人士評估，已出版的雖然隻有26卷，僅占總數卯卷的1/3弱，但就全部工作來說，現在可以說已經大功告成、進人掃尾的階段了。三套集成大量工作的完成，意味著全國民間文學界已經進人了一個“後集成時期”。
“後集成時期”的民間文學界有哪些特點呢？一方麵，一些於50年代嶄露頭角、在集成工作中擔當骨幹的民間文學搜集者，在集成工作告一段落後，大多離休退休了。另一些參加過集成普查搜集工作的民間文學工作者，在集成完成之後，也處在仿徨之中。他們以為在普查之後，民間文學已經沒有工作可做，而要做研究工作，又顯得力不從心。對於這些同行來說，顯然有一個對80年代普查的估價問題。以為經過一次普查，民間文學就搜羅無遺了。這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我要說的是，80年代的普查是認真的，基本上符合科學原則的，但也要指出，一次普查不可能無一遺漏。據我的了解，在那次普查中，大多數的省市縣是認真的、科學的，不可否認，也有許多地方，並沒有進行過認真的調查，更談不上忠實記錄。我們國家很大，參加普查的人員成千上萬，雖然進行過一些培訓，但培訓的麵有限，指導工作又跟不上，田野調查的知識和基本功都與民間文學調查的要求有相當的距離。根據許多國家民間文
①參閱馬振《民間文學史上的壯舉——記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作的開創），見鍾敬文主編《中國民間文藝學的新時代》第355-362頁，敦煌文藝出版社1991年。
② 據山，腸山說網所載劉曉路文章《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簡介）。學研究者的經驗（如芬蘭學者在拉普蘭人中的調查），即使被調查采錄過的文化社區，過幾年還要再次進行追蹤調查采錄，從而研究民間文學的生存狀態和流變規律，而且每次調查也總會發現過去沒有注意到的作品或新出現的文化事象。因此，在集成完成之後無所作為的思想，顯然是繼續開拓的障礙，是必須克服的。
另一方麵，有的民間文學搜集者在集成基本結束之後，依然繼續深人到農村，一往情深地進行著調查、發掘、采錄，也有的適時地從搜集轉向研究，在研究中進行搜集，而且做出了令人稱羨的成績。他們表現出了對民間創作的摯愛和智慧。我接觸的範圍十分有限，但我願意舉幾個我所了解的例子。80年代曾經在湖北十堰市丹江口市偏僻山區發現了伍家溝故事村的原六裏坪文化站站長李征康，現已年過花甲，但幹勁不減當年。集成工作和伍家溝的調查結束之後，他又轉戰武當山後山，發現了一個隱蔽在大山皺褶裏的民歌村——呂家河村，並且在這個小村裏記錄了巧部敘事長詩。他的工作得到了包括民間文學專家和音樂學者的考察論證，中央電視台前往拍攝了專題記錄片。也受到了丹江口市委、市政府的重視和支持，於去年底召開了研討會。湖北省民間文學三套集成主編之一、省群藝館的韓致中，在完成集成編輯工作之後，已退休在家，這幾年撰寫並在文化局的資助下出版了一部專著，其中除了對民間故事在理論上的論述外，以相當的篇幅總結了他所參與的民間文學集成工作的經驗體會和伍家溝故事村的情況。原在浙江省海鹽縣文化館工作的顧希佳，有豐富的田野工作經曆和經驗，80年代曾以調查記錄騷子歌而斐聲民壇，引起過國內外學術界的注意，近年來他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參照和結合他人調查的成果，撰寫了一部30萬字的《祭壇古歌與中國文化》，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列人《中國文化新論叢書》。這是一部幾乎完全從調查資料出發立論，以實證研究為原則，研究中國社會主流文化之外的民間文學和民間文化的專著，引起學界的注意。遼寧省錦州市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王光，是個女同誌，她在完成錦州市的民間文學集成工作之後，在行政組織工作之餘，又轉人了地域民間文化的研究，撰寫並由沈陽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寂寞的山神》的專著，引起遼寧省和北京學界的注意，榮獲遼寧社科獎。貴州省民間文學50年成果輝煌，老一輩民間文學帶頭人田兵功不可沒；現在文聯分管民協的副主席餘未人是位女作家，她與出版社的領導人一起策劃出版了《貴州民間文藝研究叢書》一套11冊和《貴州民間文學選粹叢書》十卷，也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注意，我看到一份材料，許多外國學者和官員聞訊到貴州進行考察。這僅僅是我知道的幾個例子，繼續深人民間進行專題采錄或轉人研究的民間文學工作者，還大有人在，令人高興。
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是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的共同成果和財富，應該進一步做到資源共享。隻有資源共享，才能使更多的學者（包括在民協係統和不在民協係統的，國內的和國外的）利用這些資料，才能更快地提高我國民間文學的學科水平。在中國加人wm後，國家將更加開放。民間文藝開展國際交流，不能隻停留在民間文藝演出這樣的層麵上，必然要深人和提高到學術的層麵上，中國學者也應站到聯合國教科文的政府專家行列之中，發揮我們應有的作用。按照現在的方案編輯出版，叨卷書能否出齊還是個未知數，即使全部出齊了，也隻選錄了全國縣卷本資料的很少一部分（我想，連1/10也未必有），大部分資料將淹沒無聞，或在曆史的煙塵中流失。因此，我建議，組織各省的力量將縣卷本（不是省卷本）的民間文學集成資料輸人計算機，編製檢索係統，通過數字化工程，達到資源共享。十年前，有位外籍華人學者曾向我提議並與我討論，組織實施這一課題計劃。由於多種原因，我沒有答應。現在信息產業在我國已相當發達，應該說到了把這個課題付諸實施的時機了。如果民間文學集成資料數字化的課題能夠上馬，又有一個有威望、且勝任的課題帶頭人，把全國許多民間文學工作者納人到課題中來，再聘請一些計算機和網絡軟件專家加盟，我想這個計劃就不會遙遙無期，而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那時，中國民間文學工作者將不僅不會愧對子孫，也會站立於世界民俗學的前列。這將是一項功德無量的事。
關於學科建設問題
民間文學作為人文學科中的一門新興邊緣學科，在中國，從本世紀初開始，經過了幾代學者前赴後繼的拓荒、墾殖，特別是近20年來的建設，已經初步建立起了包括若幹分支學科的學科體係。其中以神話學和史詩學領域的成就最為引人注目。
神話學從單純的文藝社會學的闡釋，發展為多學科的參與，觸及到了世界神話學幾乎所有重要問題，而民提出了許多值得注意的新見解。在古典神話及其文獻資料之外，近年又在全國各地、各民族的居民中搜集了大量流傳在口頭上的活態神話文本，填補了中國神話學的空白。神話學一時成為顯學。老一輩的神話學家（如袁坷、鍾敬文）和新中國培養起來的神話學家（如李子賢、陶陽、張振犁、潛明茲、蕭兵、劉城槐、鄧啟耀等）都多有建樹。青年神話學家在新時期脫穎而出。如：呂威在《文學遺產》1996年第4期發表（楚地帛書敦煌殘卷與佛教偽經中的伏羲女蝸故事》，因提出新見而獲全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獎勵；葉舒憲引進西方人類學方法研究中國神話及其哲學，為中國傳統神話學研究打開新徑；楊利慧以女娟神話和信仰連續撰寫兩部專著，探討這一神話和信仰的起源，獲得國家教委獎勵；陳建憲埋頭於中國洪水神話的類型研究。
史詩研究雖然起步較晚，卻後來居上，如今已成磅礴之勢，一批中青年學者成長起來。中國不僅有了研究《江格爾》的仁欽·道爾吉、研究《瑪納斯》的郎櫻兩位博士導師和研究《格薩爾》的降邊加措教授，還擁有了好幾位年輕的博士和研究人員。一套“中國史詩研究叢書”於不久前由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受到學者們的稱讚，標誌著史詩研究的“中國學派”已經登上了世界史詩學壇。中國的史詩是活態的，不像古希臘羅馬的史詩是已經死亡了的，因此中國史詩的搜集和研究，對於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書寫，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除了長篇史詩以外，中國還是一個富於其他敘事長詩的國家。從50--80年代，在雲南、貴州、廣西、內蒙古等省區的各少數民族中搜集出版了上百部民間敘事長詩。60-80年代在東南沿海吳語地區的漢民族中也發現、搜集、整理、出版了幾十部長篇敘事詩，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江南十大民間敘事詩》，就是從這些敘事詩中遴選出來的。50年代鄂西北廣裹地帶，曾搜集出版過幾部長篇敘事詩；到90年代，又在武當山後山的呂家河村發現和搜集了15部敘事長詩。（據我的判斷，這些長篇敘事詩有可能是500年前從全國各地來此地修廟的外地民工帶來的古歌，就曲調和內容判斷，有的可能是吳地的長篇民歌的遺韻。）民間長篇敘事詩的搜集出版，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根本糾正了20年代胡適先生提出的中國不富有敘事傳統的結論。這種文化傳承現象在理論上也向我們提出了新問題，非常符合古人所說的“禮失求諸野”的規律。當沿海地區的發展與中原地區並駕齊驅，甚至超過中原地區時，秦嶺之南漢江以北這塊古代的荒漠之地，就成了保存著中原文化及其傳統的“野”。至少我們可以說，吳語地區和鄂西北地區，曆史上曾經是敘事傳統非常發達的兩個地區。史詩和敘事詩如此之豐富，又呈現著活態，要研究的課題委實很多，隻有我們中國自己的學者才能做出回答。
傳說故事的研究，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這段時期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對故事家的發掘與研究，特別是故事家個性的研究；一是發現了一些故事村，最著名而且開掘得較深、研究得較細的有兩個，一是湖北省的伍家溝村，一是河北省的耿村。後來還發現了重慶市郊區的走馬鎮，但未能進行深人細致的調查與研究。在傳說故事的理論研究上，相對於神話和史詩來說，顯得稍微寂寞一些，但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從以往那種大而空的研究，逐步轉向專題研究，並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劉守華幾十年如一日地專注於故事的研究，出版了十多部著作，近著《中國民間故事史》是一部拓荒性的著作，在資料的發掘、作品的斷代、類型的解析等方麵，都做了開創性的探索。另一位專注於故事研究的學者祁連休，最近出版的《智謀與妙趣——中國機智人物故事研究》，就是他幾十年來研究機智人物故事的總結性著作。
民間文藝學應是現代學。在社會轉型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改革開放的步伐中，社會結構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新的民間文學適應著時代的要求，每時每刻都在普通老百姓中間被創作出來。因此，除了舊時代傳承下來的口頭文學應予繼續搜集研究而外，民間文學工作者還應抓住時機，采摘下新時代的“國風”。古代有“十五國風”留給我們，我們也應把當代的“國風”（31個省市自治區）留給後人。這是時代賦予我們這一代民間文學工作者的曆史使命。如果我們忽略了或放棄了這方麵的工作，當代民間文學將成為新的空白，我們也因而將成為曆史的罪人。在這一領域裏，我們是大有作為的。如果把民間文藝學僅僅當作曆史學或資料學，不回答現實生活提出的問題，不與現實發生關係，那它注定是要枯萎的。
民間文學的搜集和理論研究，方法的變革是一場學術的革命。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改革開放的思潮影響下，大多數民間文學研究者逐漸認識到，阻礙著民間文學研究前進和學術水平提高的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一個是學人的思維定勢，即把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和方法闡釋民間故事奉為圭桌。實證原則、多學科、多角度的參與和比較研究等，不僅使民間文學的研究變得腳踏實地和豐富多彩，而且能夠幫助學者們揭示出包含或隱藏在民間作品中的深層文化內含。民間文學事業也存在著令人焦灼的隱憂
進人90年代以來，我國民間文學事業出現了滑坡、衰落和蕭條的趨勢。有人形象地說參民間文學學科已如“落日黃昏”。這種狀況的出現，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
首先，“集成”普查工作告一段落，編輯工作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多數民間文學工作者因缺乏前進的方向，而處於仿徨迷茫狀態。從人員結構來說，目前專業人員進人了一個自然換代的高峰時期，專業機構中的高素質研究人員流失嚴重，又沒有及時補充有專業技能的人員，特別是有真才實學的大學生、碩士生和博士生。專業研究人員的青黃不接造成了民間文學工作的斷檔。我沒有這方麵的統計數字，但我可以斷言，與一些部門比較起來，碩士、博士、甚至大學本科畢業生，在民間文學機構人員中的比例是很小的，結構是有欠合理的。
其次，學科調整的不合理，也造成了人員的嚴重流失和學科水平的下降。有關領導部門幾年前決定將民間文學降低為三級學科，導致許多高校文學係的民間文學課程變為選修課或幹脆取消了。這個決定，以行政的力量，把百年來幾代學者努力爭到的毀於一旦。許多老師和研究生都紛紛拋棄民間文學而轉向民俗學或其他學科。筆者以為，這樣的決策，是一個失誤，是倒退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去了。這樣的決策所以做出，大半是因為參與決策的某些學者，即使不是站在蔑視民間文化的立場上，也是對民間文學學科缺乏應有的了解與研究。筆者在此呼籲，在調整“十·五”計劃期間學科配置時，建議有關部門將這個錯誤的決策改正過來，恢複民間文學學科原有的二級地位，給我們這樣一個在農耕文明基地上蓬勃生長起來的民間文藝的搜集、研究、繼承和發展，提供一個合理的良好環境，給予一個恰當的地位。
第三，受某些熱門學科（如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的衝擊，市場經濟的影響，特別是受拜金主義思想的影響，一些民間文學搜集者、研究者、教師，紛紛改換門庭，轉向其他學科；本來以搜集、編輯、出版和研究民間文學為職誌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領導機構，近年來也迷失了方向，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自己的本行，不再把重點放在民間文學的搜集、編輯、出版、研究，更多地熱衷於某些民間藝術的演出活動和民間工藝品的展銷（這些是應當做的，但不是其工作的重點，即使要抓民間藝術，也沒有真正深人民間去做發現和發掘、整理提高的工作，更不應越姐代鹿取代或代替在這方麵更有實力和更有經驗的那些政府職能部門），向其他藝術家協會靠攏，以組織在城市裏的演出活動代替對民間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理論研究。民間文學刊物也隨之轉了向，放棄或改變了曆屆經中央宣傳部批準的民間文學工作方針，放棄了促進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和理論研究，從而建立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民間文學理論體係的任務。作為一個文學評論工作者和民間文學理論工作者，我呼籲恢複發表民間文學作品和理論園地，並通過民間文學家們的廣泛討論，改變目前的現狀。
有學者說過，在孔子的儒家學說影響下的中國文化之外，還有另一種中國文化。這種獨立於儒家影響之外的中國文化，就是包括民間文藝在內的下層文化。下層文化、民間文化在傳承流變過程中雖然也受到了儒家文化、上層統治階級的文化、宗教文化的影響，甚至發生了某種程度的交融，但不論什麼影響，民間文化的根本和內核不會消失，總是保持著自己獨立的傳統，而這些傳統是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鄙視和排斥的。關於這一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後，許多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戰士，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曾指出過。近世歌謠運動的發生，雖然先於“五四”運動，但它無疑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支和成果。現在看來，這個成果仍然需要我們大聲疾呼地加以捍衛。
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上層文化，兩千年來固然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也有嚴重的階級局限和思想局限；下層文化固然攙雜著許多不健康的雜質，但它卻飽含著勞動者的智慧和有著比儒家思想更為久遠的原始文化的傳統。二者共同構成源遠流長、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從下層文化中，我們可以更直接地觀察到下層民眾的世界觀、生活史、風俗史、禮法史，可以從中研究導致中國曆代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多種因素，從而為中國的現代化服務。搜集、研究、繼承、發揚民間文學及其傳統，建設和完善民間文學學科，仍然任重而道遠。
2000年9月5日於南京
【附己］本文係作者2000年9月5日在江蘇省第五次民間文藝理論研討會上的講演稿。發表於《東南大學學報》第3卷第4期（2001年11月）。
禮失，求諸於野
記得1999年的夏季，湖北省十堰市的民間文藝搜集者李征康同誌打電話給我，說在武當山下發現了一個民歌村，他在這個小村子裏搜集了大約1500首短歌，15部長歌。要我去看一看。武當山地區十年前曾發現了故事村伍家溝，現在又在同一個地區冒出來一個民歌村，這個消息著實令我高興。到了九月底，我接到了十堰市所屬丹江口市委召開“中國武當民歌學術研討會”的邀請。盡管武當是舊遊之地，還是毅然放下手中正在寫作的文稿前去參加。那次會議的內容，主要是圍繞著會議主辦者提供的、由當地搜集者（主要是李征康）在呂家河村搜集的一冊傳統民歌的打印稿。其中既有抒情的短歌，也有敘事的長歌，而且都有曲調，都能演唱。應邀參加會議的人，來自民俗學、音樂學、宗教學等不同學科，根據會議提供的材料，大家一致肯定：由於曆史（明萬曆年間修建武當宮觀的各地20萬民工流落此地）、地理（地處漢水以北、秦嶺以南，十分封閉）、人文（南受楚文化、北受秦文化以及本地道教文化與土著文化的影響）等諸種的原因，呂家河村的文化積澱極為深厚，能保存下來如此豐富的傳統民歌資源，且其曲調的豐富多樣，顯示出其文化的多源性、兼容性和開放性，在文化學上極富價值。
會議結束後，我們在會議安排下去了呂家河村。這是一個隱藏在武當山後山皺褶裏的小山村，道路雖經稍事修整，也還是七拐八彎繞道才能進得去。在村子裏聽了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男女村民演唱的各類民歌。親眼所見、親耳所聽，與其說印證了會議研討的結論，勿寧說是啟發了我的思考。古人說的“禮失，求諸於野”，這條有關禮俗和文化發展擅變的規律，在這裏再次得到了驗證。古代中原的若幹歌曲及其類型，在漫長的曆史途程中，在產地中原逐漸消失了，被遺忘了，如今，卻在這個相對封閉的小山村裏被保存下來，它們的生命得到了延續。僅這一點，不是值得我們特別珍重嗎？
我對李征康在呂家河村記錄的15部長詩特別感興趣。在會上發言時，我著重就這個問題說過一些粗淺的見解。我重提胡適先生當年的一個著名論點：“故事詩（Epic）在中國起來的很遲，這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很少見的現象。要解釋這個現象，卻也不容易。我想，也許是中國古代民族的文學確是僅有風謠與祀神歌，而沒有長篇的故事詩，也許是古代本有故事詩，而因為文字的困難，不曾有記錄，故不得流傳於後代；所流傳的僅有短篇的抒情詩。這二說之中，我卻傾向於前一說。‘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頌》之《玄鳥》，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詩的題目，然而終於沒有故事詩的出來。可見古代的中國民族是一種樸實而不富於想象力的民族。”（＜白話文學史》）對於胡適先生的這個論斷，我們大可懷疑。在許多少數民族中流傳的史詩和敘事詩姑且不談，近五十年來，我國民間文學工作者至少在鄂西北和江南吳語地區兩個漢族地區相繼搜集到了數量不少的長篇敘事詩。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宋祖立、呂慶庚在湖北崇陽、蒲沂一帶記錄搜集的漢族長篇敘事詩《雙合蓮》，長達1500行；同時期還搜集了一部反映農民起義的長詩《鍾九鬧槽》。錢靜人於1952-1953年在江蘇南部搜集到一部長達275行的敘事吳歌；到八十年代，江蘇、浙江和上海的民間文學工作者又相繼搜集出版了（沈七哥》、《五姑娘》、《孟薑女》、《趙聖關）、《林氏女望郎》、《鮑六姐》等30餘部長篇敘事詩，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江南十大民間敘事詩》一書。這說明，漢民族不是不富有敘事傳統，而是沒有搜集起來，任其自生自滅，在傳承中失傳了。如今又在武當山下的呂家河村搜集記錄了15部長篇敘事詩，怎能不叫我高興呢？這些長詩固然不一定每部都是佳作，都有較高的認識價值和藝術審美價值。但同樣我也確信，其中必有好詩在，它們無疑豐富了我國文學的寶庫。這個事實證明了胡適先生早年提出的那個結論或假設，是證據不足的，應予修正；中國文學史也應該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