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家河的民歌與社會，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人文與社科研究課題和媒體報道的熱點。湖北汽車工業學院人文社會學係的學者們成立了呂家河村課題組，對剛剛掀開冰山一角的呂家河’村的民歌，展開了全麵的調查和深人的研究。他們經過一年多時間的田野調查和案頭研究，《武當山呂家河村民歌集》就是他們的成果之一。這些傳統民歌，就其內容而論，反映了明代以來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社會生活風貌和文化傳統，除了屬於生活民歌、私情民歌類的大量作品外，還有反映了民間信仰的民歌，如哭喪歌、祭祀歌等，也還有相當數量是屬於本地文化傳統的民歌（如已經失傳的（武當山蓮花落》），以及道教色彩較為濃厚的民歌。跟在他們的腳步之後，曾經在1918年開創過現代歌謠學的北京大學中文係的師生們，從前年起也踏上了通往呂家河的那條山路，山村從此成了他們每年暑假采風實習的基地。
呂家河村不過是漢水以北、秦嶺以南這個極富獨特性的區域文化地圖上的一個點。以我粗淺的知識，這裏的文化，既受了楚地文化的深刻影響，又與楚地文化不完全是一回事；既受秦地文化的深刻影響，也不是秦地文化。以呂家河村的民歌為基點所作的調查和研究，無論對鄂西北社會、民俗、曆史、宗教信仰等文化傳統的研究，還是對漢民族文化移動與交融的探索，都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在一個村子的範圍內對所流傳的民歌作如此全麵的調查研究，為我國的記錄民俗學創造了一定的經驗。就我的記憶所及，類似的個案調查研究，曾經有過一例，即1959年5月，北京的學者路工、張紫晨與江蘇省的學者周正良、鍾兆錦等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江蘇省常熟縣白茹村民歌的調查，並出版過一本《白茹公社新民歌調查》（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年）。遺憾的是，那次調查的重點是新民歌，雖然也涉及到民歌的曆史傳統，但難免受當時流行的“左”的思想的影響，畢竟有失片麵。而今天對呂家河村民歌的調查，則是在新的曆史時期裏所做的一次全麵的曆史的調查，不僅資料搜羅全麵宏富，指導方針也是遵循著曆史主義的。我希望這次田野調查的成果，能經得起曆史的檢驗，能為中國記錄民俗學提供科學的、翔實的資料。從理論來自實踐和理論是實踐的總結與升華的觀點看，一定的民俗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有賴於記錄民俗學的開展和成就的取得。沒有民俗事象的廣泛記錄與彙集，不僅不能進人理論研究的層次，甚至使民俗學本身失去了任何學科的意義。這就是說，記錄民俗學永遠是民俗學學科的基礎。從這樣的角度看呂家河的調查，其意義也就不言自明了。
〔附注：此文係屈崇麗、李征康主編（武當山呂家河村民歌集》（學苑出版社2003年）一書的序言，收入本書時作了修仃。〕
（論彝詩體例》序
——布麥阿鈕的彝族詩論
彝族由於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所以擁有豐富的彝文經典。除了早已發現的一些明代金石銘刻而外，解放前，丁文江先生曾編譯出版了一部包括《千歲衙碑記）、（說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紀》、《獻酒經》、《解冤經上卷》、《解冤經下卷》、《天路指明》、《權神經》、（夷人做道場用經》、《玄通大書》、《武定羅登夷占凶吉書》等十一種經典在內的《舜文叢刻》。解放後，又編譯出版了一部比較全麵地記載西南彝族及其各部落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源流的曆史書《西南彝誌》。近幾年來，彝族文化遺產的收集有了很大進展，特別令人高興的是在收集到若幹重要學術著作（如（宇宙人文論》這樣的哲學著作）的同時，收集到了多部文藝理論批評著作。兩年前，貴州社會科學院的康健、何積全同誌，貴州省文聯的王冶新同誌與彝族同誌王子堯合作翻譯出版了彝族古代詩人舉奢哲的《彝族詩文論》、阿買妮的《詩律論》、布獨布舉的《紙筆與寫作》、布塔厄籌的《論屍的寫作》、舉婁布佗的（詩歌寫作談》，向讀者和學術界展示了彝文古文獻的一個新的領域。現在，他們又向讀者和學術界提供出布麥阿紐的（論彝詩體例》和布阿洪的《彝詩例話》兩部詩論的漢文譯本。這些文論、詩論的翻譯出版，不僅填補了彝族文學批評史上的空白，也為我國多民族的文學批評史增添了燦爛的一章。
據翻譯整理者推算，彝文手抄本《論彝詩體例》的作者布麥阿紐和（彝詩例話》的作者布阿洪大約是兩宋時代的人物，比彝族大詩人、大畢摩舉奢哲和彝族女大詩人、“恒也”（天神、天女）阿買妮生活和著述的時代要晚五六百年。我們沒有得到有關抄本時代的鑒定，如果對作者時代的推算大致可靠的話，那麼，這兩部論著出現於我國以漢族為主體的文藝理論批評相當成熟的時期。它們在文藝發生學上、文藝與社會的關係上、文體學上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則，與中原地區以漢族為主體的古代文藝理論批評有何關係、有何影響，也許還來不及更深人地進行比較研究，不像學術界對《宇宙人文論》、《西南彝誌》、《創世誌》裏關於天地人的形成問題上與老子學說的聯係似已有了定論。
彝族是一個用詩思維的民族。現在已見到的許多著作（包括學術著作）都是用五言詩句寫成的。這兩部詩論自然也不例外。這兩部詩論的特點，不是論述文藝創作的一般問題，而是探討彝族詩歌的內部規律：詩歌的結構與形式、詩歌的內容與形式、詩歌的技巧與欣賞。詩歌，作為意識形態之一，無疑是人們社會生活的一種曲折的反映，與社會生活（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人的心態情欲、人的繁衍）的密切關係是自不待言的；然而除了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之外，詩歌又有與自身發生與發展的特殊的內部規律，忽視或抹殺了這些規律，詩歌也就不存在了。彝族詩歌是在民間詩歌的基礎上發展的，從取材，到章法，從格調，到韻味，都洋溢著獨到的、濃鬱的民族特點。這兩部詩論正是從這源遠流長的民族民間詩歌的豐富材料中，梳縷、分析、提煉、概括詩歌的規律的。盡管這兩位作者所用的概念、術語，與我們今天約定俗成的概念、術語並不盡然一致，甚至相去甚遠，但他們的著作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把了解和研究彝族詩歌的鑰匙。
由於許多學者的努力，彝族文化所達到的高度以及彝族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已經成為學術界所矚目的新課題。在這方麵，彝族的古典哲學、天文學、虎宇宙觀與虎文化、原始宗教、神話學，闡發論述較多，而文藝理論批評則剛剛起步，相信隨著古籍文獻的發掘和口頭傳承材料的積累，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會很快跟上來。
幾年來，康健等同誌為搜求、整理、翻譯彝族古典文學遺產孜孜不倦、不畏艱難，他們所做的努力和所付出的辛勞，令人感佩。在《論彝詩體例》一書即將付梓之際，奉上寥寥數語，以資祝賀。
是為序。
1988年7月7日於北京
（《論棄詩體例》，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後收入《棄族古代文藝理論叢書》一書，貴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9月。）
關於“不自覺的藝術”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人口眾多的國家，流傳在人民口頭上的民間故事浩如煙海，無計其數。民間故事是一個民族寶貴的口頭文學遺產和巨大的精神財富。它以口承的方式，世代相傳，吸收和融合了不同時代講述者傳播者們的思想和經驗。作為啟蒙教材，它向每一個民族成員訴說著往昔的情景，告訴每一個民族成員應該怎樣地生活。古往今來莫不如是。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民間故事的人是可悲的，忘記自己民族的民間故事的民族同樣是可悲的。
十多年前我曾參與主持製訂由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於1984年5月28日轉發的《關於編輯出版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意見》，接著在全國培訓隊伍，進行試點，開展民間文學的普查和收集工作。50年代末到如年代初，全國大部分地（市）、縣出版了自己的民間文學資料集，成為全國文化事業的一大壯舉。各省卷本的出版，正在進行中。由於工作量很大，短期內要出齊這套大書，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朋友們聚在一起，難免不為至今還沒有一部能夠反映出中國各民族故事概貌的多卷本的中型民間故事選集，供國內外讀者閱讀，而感到焦急。恰在這時，從事民間文學集成收集編輯工作多年的梁山樊兆陽君來京，並攜來一個計劃，同我商量，我雖曾反複修改過兩次，但終因計劃規模過大，未能付諸實施。1992年夏天，供職於法國科學研究中心的陳慶浩教授來寒舍作客，同我商談編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和建立中國民間故事電腦資料庫的計劃。他的設想，使我萌生了一個願望：下決心動手來編輯一個民間故事選本！可是，隻要一想到這項工程的浩大繁難，就不得不望而卻步，把這個常常湧動著的念頭壓抑起來。去年春，高聚成先生來到我的住處，邀我和馬昌儀共同主編一套十卷本的中國民間故事選本。開始，由於前此幾項計劃夭折的打擊，使我對此議頗有些遲疑，後來終於在他們兩位的推動下下了決心，並一起商議把選題計劃和編選者的人選定了下來。我們懷著充足的信心，期待著這一計劃的完成，能對我國20世紀至90年代以前已經收集起來的民間故事作一次大致的巡禮和檢閱，從中選出有代表性的故事來，成為中華民族民間故事的代表作之一。
我們所設計的十卷本《中國民間故事精品文庫》，目的在編選一套文學性和科學性兼備而又適合於一般讀者閱讀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的讀本。它的特點是：
首先，這套書所選的民間故事，是從老百姓口頭上記錄下來、稍加規順和整理的民間故事，而不是作者根據民間故事的情節馳騁想象創作出來的作品，但它必須具有文學的可讀性，即不僅具備社會曆史認識價值和人生益智價值，而且還要能夠引起讀者的美感和共鳴。民間故事是一種有別於文人創作的創作，原則上說，它是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創作，它可能按照生活的樣子反映生活，如通常被稱為“生活故事”、“諷刺故事”和“人物故事”、“風物傳說”的那些作品，也可能是魔幻地或以非現實的手段反映生活，如通常被稱為“魔幻故事”的那些作品；即使在“生活故事”和“人物傳說”中，也不乏藝術的幻想或在我們今天看來是荒誕不經、而在原始先民看來卻是很容易了解的敘事。隻要結合民族學的材料和知識，民間故事中的那些奇麗詭誦的幻想和荒誕不經的情節，就變得十分自然、十分合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故事成為現代人了解自己的祖先的重要資料。
其次，這套書既為“精品”，題中應有之義就是去粗取精，從大量的作品中挑選出最優秀的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來，交給讀者。我們知道，由於口耳相傳是民間故事存在的特點，在長期的流傳中，便出現變異，也變出現雷同。由於種種原因，包括文化傳播和共同的心理因素等，在相隔遙遠的地區，常常會發現有情節大致相同的故事流傳。編者的責任是從這許多相同或相似的故事中，選取最優秀者或最有代表性者來。在民間故事領域裏說，最優秀者可能就是最有代表性者，但有的未必就是最有代表性者。對一個選家來說，這兩者都是不可忽視的。
第三，這套書盡可能全麵地考慮到民族和地方特色。嚴格說來，民間故事是一種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濃鬱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是民間故事的最大特點。故事的講述者從來使用他所最喜歡的或最習慣的語言和形象，來向他的觀眾敘述那些爛熟於』合的民族曆史、時間、人物、風俗和習慣，那些人們觸手可及的山峰、河流、洞穴和廟宇，叫你聽了後，心動神搖，宛若身臨其境。它能夠霎時間就把你帶到了廣裹無垠的大草原上，無邊無際的大森林裏，或深不可測的海底龍宮裏，去參與那裏發生的神奇事件。有時候，一個默念就會矗立起一座可供居住和享受的宮殿，一個口訣就能夠使鎖住金銀財寶的沉重的石門豁然洞開。民間故事可以使你盡情地領略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神秘性。
第四，這套書包括《中國神話故事》、《中國民間英雄傳奇故事）、（中國民間智謀故事》、（中國名人傳說》、（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國神怪故事》、《中國地方風物傳說》、《中國民俗傳說》、《中國幽默故事》、《中國動物故事》十卷。可以看出，這裏所說的民間故事是廣義的民間故事，既包括神話、傳說，又包括狹義的故事。這種著眼於內容的分卷法，不僅適合於中國讀者的欣賞習慣，而且大致上也包括了民間故事的所有類型，不致有較大的遺漏。
第五，這套書的選材，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到/7_C世紀90年代這段漫長的曆史途程中收集的材料，都在我們的視野之中，但著重於當代收集的作品，特別是民間文學集成工作開展以來收集的作品。民間文學是流動的而不是僵死的，任何當代的講述者所講述的民間作品，都會很自然地帶有當代的色彩和賦予了當代的意識。因此，重視選人當代講述者所講述的作品，無疑給我們的選集注人了與其他選本有別的當代色彩和當代意識。
第六，這套書注重作品的健康有益的思想價值。民間故事是一宗十分龐雜的精神遺產，其主流是健康的、向上的，但也有些作品宣揚了厭世的、宿命的甚至迷信的思想，這些消極的思想是有害的，我們應加以批判和揚棄。民間故事能使生活沉重的弱小者，暫時戰勝強者而置身於勝利的歡樂之中。讀者會強烈地感受到，在民間故事中，生活處處閃爍著陽光和希望。高爾基曾經說過，民間文學是與悲觀主義絕緣的。這顯然是一個準確而貼切的斷語。
編選民間故事選集給選家們提供了自由而廣闊的天地。盡管判斷民間故事的價值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這個選家認為是優秀的作品，換了另一個選家則很可能認為並非如此。但還是應該承認，評價民間故事是有章可循、有共同標準的。各家公認的優秀民間故事是存在的。這個可循之“章”，就是人類的文化和民間故事本身的規律，而不是一般所說的文章作法和文學技巧。希望我們所約請的各位選家的成果是能夠經得起讀者和學界的挑剔的，是能夠經得起時間老人的考驗的。
1995年7月18日於北京
【附記〕此文係筆者為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十卷本《中國民間故事精品文庫》所作的序言。1992年2月12月《文藝報》發表了段寶林先生的長文《評一種民間文學“新觀念”——與劉錫誠同誌商榷》，段先生在此文中，從兩方麵——一個是拙著《原始藝術與民間文化》，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年；一個是我此前的“工作”（“貫串在他近幾年來的工作中”）——對我進行了批判和清算，給筆者扣的帽子是：“否定我們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這在當時是一頂很時髦、也足以令時手不戰而降的政治帽子。但我還是寧願把這段文看作是在特殊氣氛下的一次學術批判，而不是把它當作政治批判看。既然是“商榷”，就應有反批評的自由，但遺憾的是，反批評文章卻沒有能夠發表。故爾，筆者隻能借寫作這篇序言的機會，再次簡略地重申了我的一些基本觀．點。
新世紀民間文學普查與保護的若幹問題
（一）民間文學調查、采錄的簡要曆史
建國50多年來，在民間文學領域裏，進行過多次全國性、地方性、專題性調查采錄工作，搜集和積累了大量可貴的資料。這些調查或普查中所得民間文學資料，對於認識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研究民間文學的性質、特點、擅變、作用，增強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強人民大眾愛國家、愛家鄉的意識，以及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起過重要的曆史作用。從全國來看，規模較大的、涉及全國各地區各民族的民間文學調查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5-1962年間的全國民族調查，在這次民族調查中，對各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化做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全麵詳盡的學科調查和記錄，除了文字材料後來編纂為《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和《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資料叢刊》外，還拍攝了大量照片、攝製了新聞資料片。那次調查的珍貴之處，在於記錄下了各民族在進人新民主主義社會初期的包括民間文學作品在內的社會人文狀況。
第二次，是1958年的全國民歌運動。關於新民歌運動及其評價，學界爭論頗大，這裏暫且不論；中國切切實實曾有一次大規模的民歌運動，湧現了成千上萬的新民歌作品，也搜集整理出版了數以萬計的傳統民歌、紅色歌謠和各種民間故事（包括曆史上農民起義的故事和風物傳說），積累了那個狂機突起的特殊年代新民歌運動的大量作品和珍貴史料。
第三次，是自1979年起至2000年間由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文聯有關文藝家協會聯合主辦的“十部民族民間文藝集成誌書”的編纂及其普查和研究工作。這次普查及編纂的十部文藝集成誌書，被稱為“中華民族文化萬裏長城”。它涵蓋了戲曲、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美術、曲藝、民間文學等5個藝術門類的10個領域，這次普查所搜集采錄的民間作品是20世紀最後20年間還“活”在民間社會中的民間文藝，各類資料的豐富與搜集記錄的科學，為20世紀百年所僅見。這次普查所搜集的資料，陸續以省卷本為單位，編纂為《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中國曲藝音樂集成》、《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中國戲曲誌》、《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中國曲藝誌》等10套大型叢書。參加這次長達約25年的民間文藝普查和編纂的學者、基層文化幹部總計約有10萬人。
遼寧省的民間文學調查，主要是從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始進行的。20年來，取得了曆史性的巨大成績。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滿族民間文學調查。1979年10月，遼寧省民間文藝研究會與遼寧大學中文係聯合組成滿族民間文學調查隊，攜錄音機、照相機，前往黑龍江省依蘭、寧安，吉林省以及遼寧省的新賓等地采錄滿族民間文學。1980年7月21-8月6日，又前往遼寧省的丹東地區滿族聚居縣社進行了為期半個多月的調查。在A岩縣的偏嶺、雅河、蘇子溝、紅旗營子等鄉的18個村，訪問滿漢居民180人，采錄民間傳說、故事、歌謠資料50萬字，照片100餘幅。在鳳城縣也采錄了一些傳說和歌謠，數量未詳。①從1981年4月起，沈陽軍區前進報編輯裴永鎮在沈陽市郊區蘇家屯采集民間故事時發現了朝鮮族故事家老大娘金德順，從她口中記錄下來150多個故事，於1983年結集出版了（金德順故事集》。 他岩縣民間文學搜集者張其卓和董明在1979-1980年調查時，發現了李馬氏、伶鳳乙和李成明三位滿族民間故事講述家。於是他們從普遍調查采訪轉移到對三位老故事家的專題采錄，前後花費三年時間，到1983年完成。李馬氏講述故事73篇，伶鳳乙講述故事117篇，李成明講述故事115篇。對他們的故事都錄了音，拍攝了照片。他們的調查所得，以及他們的調查采錄水平的提高，資料科學性的程度，對於中國民間文學界來說，具有重要的階段性意義。他們所搜集的故事以（滿族三老人故事集》為題於1984年出版。③遼寧民間文藝學家們所搜集和編定的這兩部故事集，其學術上的首創意義，主要表現為，中國民間文學界從此開始對故事家及其個性的關注與研究。
（二）自1985年起，遼寧省民間文學工作者和文化幹部，圍繞著“十套文藝集成誌書”中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編纂，開
① 沈學民《遼寧省滿族民間文學調查隊獲可喜收獲》，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民間文學工作通訊》（內刊）第24期，1980年9月。
② 裴永鎮搜集《金德順故事集》，收人朝鮮族傳說故事73篇及故事梗概33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
③ 張其卓、董明（滿族三老人故事集），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書前有烏丙安的序，書後有張其卓的調查報告《這裏是“泉眼”》。這篇調查報告，最先發表於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研究部編的《民間文學研究動態）第1984年第3期。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作者較早地觸及了故事家個性的形成及故事傳承——祖承——線路問頤。抽環千1982年分扣了另一個齡寡定架亨龍展了民間故事普查采錄工作，到1992年底結束。這次普查的成果，僅故事一項，編q,縣卷資料本（包括若幹故事家個人集》133冊，收錄故事15429篇。1991）年，在縣卷本基礎上，13個市編選出版了市卷本21冊，收錄故事3716篇。1994年編選出版了《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遼寧卷》①，收錄故事372篇。這次普查所得的民間故事資料，大體可以說是20世紀80年代活在民眾口頭上的民間故事，能夠代表一個時代。但選人公開出版物——《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遼寧卷》者，充其量隻占所收集的故事資料的2％，大量的載人縣卷本中的故事資料，仍然處於湮沒無聞的狀態。
這些民族民間文藝或民族民間文化普查或調查，不僅為我們保留下來了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間文學在20世紀50－一60年代到80年代的生存狀態，更重要的是，為21世紀之初將要全麵開展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麵普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民間文學普查的目的
由文化部發動的本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自2005年6月起，預計於2008年底基本結束，曆時三年半的時間，是21世紀之初新形勢下進行的一次全國性的、規模宏大的文化普查，是掌握全國及各地區民族民間文化蘊藏狀況和了解民情民心的重要舉措。普查又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大體上與我們過去所說的民族民間文化是同義的）進行有效保護，對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進行搶救的基礎。普查所得的資料和數據，作為全麵分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遼寧卷），北京：中國ISBN出版中心，1994年。析國情的重要資料之一，是國家或地區主管機構製定文化政策乃至製訂國策的重要依據。因此，這次對全國各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所進行的普查，無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繼承和發展，還是對國情民心的調查，都具有重要意義。所有參加普查的人員要有足夠的認識，以積極、負責和一絲不苟的科學態度參加工作。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目的在於：
一、通過普查摸清一個地區流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民族民間文化的主要類別和形態、蘊藏情況、流布地區、傳承範圍、傳承脈絡、衍變情況以及采集的曆史。
二、通過普查發現記憶和承載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較多而又獨具天才的講述者、傳承者、表演者，從他們的講述或表演中記錄、采集有代表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作品和事象。
三、通過普查記錄或錄製與民眾生活有密切關係、甚至影響著民眾生活和群體社會的各類傳統民間作品和民間技藝，以及歲時節日、慶典儀式、風俗習慣、民間信仰等民俗事象。
20世紀的最後20年，圍繞著“十部民族民間文藝集成誌書”而進行的那次民間文化大普查，雖然剛剛過去了不到十年的時間，但在這個時段中，社會所發生的變革是異常劇烈的，特別是商品經濟滲透到了社會的每個角落每個階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響也是非常顯著的，是百年不遇的。故而本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除了那些過去沒有調查過的幾大領域——民俗生活、手工技藝、民間美術等，要做重點的、全麵的、科學的調查外，還要對過去曾經調查過的民間文藝形式，如民間文學，做重複的和全麵的調查與采錄，以便積累自上次調查以來新發掘的資料和擅變中的材料，從而對社會發展對文化變遷的影響進行比較研究和綜合估量。
民間文學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門類和領域之一，是民眾口傳心授、世代相傳、集體創作、集體享用的語言口頭藝術。在任何國家、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都是列在第一位的。由於十年前的80年代曾經進行過一次普查，故從2005年6月開始的這次民間文學調查，可以認為是一次“跟蹤調查”或“重複調查”。“跟蹤調查”或每隔幾年進行一次的“重複調查”，是國際民俗學的一種重要的、普遍采用的調查方法。普查十年之後，再做一次全麵的普查，不僅如古人所說的“可以達下情而宣上德”（清·劉毓裕《古謠諺＞序》）、了解民心、研究國情（現代化進程對社會進步的推動和社會價值觀的變化）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擅變本身來研究文化移動的規律也是十分必要的。
采集當下時代還在民眾流傳的民間文學作品，是本次普查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因為沒有對當代還流傳的民間文學作品的記錄，就使普查失去了本來的意義，而有了忠實記錄的當代流傳的民間文學作品及其相關的民俗文化事象，就保存下了當代所流傳的民間文學的時代麵貌，從而也就為根據民間文學作品所提供的和折射出來的社會的和精神的資訊，研究民眾的思想和世界觀提供了可能，為製訂、實施和修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為黨和政府製訂文化政策乃至國策，提供了必要的依據。
（三）民間文學普查的指導原則
第一，每個參加普查工作的人員，都應力求做到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分析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種的民間文學的發生、發展、擅變以及在漫長的曆史途程中出現的種種現象。目前我們所傳承和享受的民間文學，大多是從原始文明到農耕文明和宗法社會的條件下，被民眾集體創造出來並以口傳心授的方式一代代傳承、發展而來的，也有一部分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被創作出來的。民間文學滋養了一代代民眾的心靈和精神世界，給一代代的民眾以人生的知識和道德倫理教育，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始終，成為穩定社會和群體的重要力量。同時，民間文學也像人類本身一樣受到曆史的局限。今天看來的是曆史的局限的東西，在古代某個階段上，也許就是合理的、進步的。隨著社會的昌明、科學的進步、認識的變化，過去一度被認為是合理的、進步的事物，也許變得不合理了、不進步了，甚至成為要淘汰、要揚棄的東西。我們不能按照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和審美標準要求古人，判斷曆史上的民間文學作品。曆史上的民間文學所反映的思想和內容，對於我們認識和研究過去的社會和思想發展，認識古代社會和文化形態，是非常珍貴的資料。如曆史學家徐旭生40年代提出華夏民族在古代是由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融合而成的觀點，遂被學界所接受。華夏民族的洪水神話和洪水後人類再生神話，一向被認為是南方民族的神話，而後傳到了北方民族，被吸收和融合為統一的民族創世神話。我們在張其卓等於1983年收集、1984年出版的（滿族三老人故事集）中讀到一個題為《人的來曆》的神話傳說，說明大量、廣泛地流傳於東南沿海一帶的陸沉傳說，在遼寧的帕岩、吉林的吉林市也有流傳，而且其情節核心或曰“母題”是相同的。這則神話也被《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遼寧卷》所選收。十多年前，筆者將其與從江浙起一路往北的沿海地區和其他地區的9則母題相同的神話傳說進行比較研究，得出了這樣的一種看法：“在上述十個神話傳說中，有七個隻有陸沉為湖洪水泛濫的情節（江浙一帶的六個和西藏的一個），符合陳誌良擬訂的情節型式，而另外四個則把陸沉為湖洪水泛濫的情節與洪水之後兄妹結婚繁衍人類的情節結合在一起（山東、河南、遼寧、吉林等北方地區）。……石獅子在保存洪水遺民——兄妹（或姐弟），使在洪水泛濫人煙滅絕之後人類得以再傳下去這個重大關節上，立下了汗馬功勞。是它讓兄妹（或姐弟）進到它的嘴裏（肚子裏），或騎在它的背上，從而免遭洪水吞沒。在這裏，石獅子又是一隻可以避水的原始舟船，或進而可以孕育胚胎的大子宮的象征。”①因為到底還是孤例，其內涵還有待於深人的探索研究，但至少可以說明，北方民族不是沒有洪水故事的。對於在神話、傳說問題上，要堅持唯物史觀，並不是沒有現實原因的。在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申報和評審過程中，就發生過一件一個省級領導幹部不具備起碼的唯物史觀知識的蠢事。省廳申報了一部民族長詩，講的是在《漢書》中就有記載，現在還在好幾個民族中都流傳的架靚傳說。說的是，國家（部落國家）受到外族侵襲，部落頭領許下諾言，誰能砍下敵人首領的頭顱來見，便把公主許配他為妻。結果一隻狗銜來了敵首，是否將公主嫁給狗，宮中爭論不已。公主自請父王履行諾言，隨狗夫君遠去山洞之中，繁衍子孫，成為人類起源神話的一支。此神話是苗、瑤、舍、黎等民族的某些支係的人祖神話，理應作為中國民間文學的代表作進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且已經通過專家組的評審。正在這個時候，這位省裏的領導幹部竟然在某所謂專家的撮弄下，提出“我們的祖先怎麼是人與狗生的呢？”的潔難，無知戰勝了科學和真理。在此情況下，領導機關不得不決定將其從公示的名錄中刪除。回想五十年前，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奪取了政權，進城時，每個幹部都要學習（社會發展史》，懂得人類是從類人猿發展演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