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為酬謝張生，設酒席款待，酒席之上張生得見鶯鶯，從此迷戀於她，張生請求鶯鶯的丫環紅娘幫忙，紅娘告訴張生：“這鶯鶯擅長詩文，最好以詩文去打動她。”於是張生就寫了兩首《春詞》，托紅娘轉交給鶯鶯。當晚，鶯鶯也寫了一首題為《明月三五夜》的詩，托紅娘轉交給張生。這首詩雲：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張生明白這詩是約他晚上相會。到了十五日夜晚，張生越牆來到鶯鶯住的西廂，誰知鶯鶯初見男人，驚恐不已，狠狠責備張生，最後希望張生能“以禮自持，毋及於亂”。張生從此絕望了。
過了幾天，因鶯鶯也想念張生，主動讓紅娘拿著被子枕頭，來到張生住處，二人私下結合。
不久，張生到長安應試。動身之前，似有痛悔之意。到長安後，張生崔鶯鶯互有書信往來。張生的好友楊巨源寫了一首《崔娘詩》，元鎮則續寫了張生的《會真詩》三十韻，從此張生便決心與鶯鶯斷絕關係。
一年以後，張生另娶他人，鶯鶯也委身於人。一次，張生來到鶯鶯家裏，請求相見，鶯鶯不肯，隻暗地寫一首詩給他。詩雲：
自從消疫減容光，萬轉千回骸下床。
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過了幾日，張生即要離去，鶯鶯又送他一首詩，表示決絕，又加以斥責。詩雲：
棄裏今何道，當時且自親。
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
從此，兩人便斷絕了關係。時人多讚許張生為“善補過者”。元鎮也有此意。元鎮還常在朋友中談及此事，用意是“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
無鎮的《鶯鶯傳》問世後，年輕人愛讀，有人還加以考證。在北宋元豐時期，有人就認為這張生是唐代的張籍；宋人王性之考定則認為這張生就是元鎮自己，崔鶯鶯就是永寧尉崔鵬之女，而且他們二人還是中表關係。
作為《鶯鶯傳》中的張生，先是主動追求鶯鶯，後來又認為私下結合是一種過錯，為了“補過”，又拋棄了鶯鶯。元棋借用他人之口，說張生“始亂之，終棄之”，是“善補過者”。這正好說明元鎮思想道德上的虛偽性。
傳奇小說《鶯鶯傳》由於寫了一個動人的青年戀愛故事，再加上作者元鎮在唐代又有詩名，所以小說多為世人所重視。到了宋代，太平興國年間就被《太平廣記》所收人。與此同時，民間文學也在群眾中廣泛傳播崔張的故事。北宋趙令峙的《商調·蝶戀花》、毛傍的《調笑轉踏》、秦觀的《調笑轉踏》都歌詠崔鶯鶯。在宋人詩詞、民間文學裏，鶯鶯還是讓人同情的，沒有說她是“尤物”，而對張生似有“薄情者”之嫌，沒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善補過”的人。從這點來說，宋人的這些作品比起傳奇小說《鶯鶯傳》來說，在思想傾向上提高了一步。
崔張故事流傳到金代，便產生出一部優秀的有說有唱的作品《西廂記諸宮調》。
《西廂記諸宮調》的作者是董解元。董解元原名已佚，生平事跡也無從考證。“解元”這個稱呼，與明清科舉考試的鄉試第一的專稱是不同的，在金代大概指一般的讀書人。董解元利用當時流傳於民間的，有說有唱、以唱為主的“諸宮調”，來說唱崔張的愛情故事。
董解元在寫這個《西廂記諸宮調》時，他認真閱讀了元鎮的《鶯鶯傳》和宋代各種有關崔張故事的記述，首先改變了《鶯鶯傳》始亂終棄的悲劇性質，著力寫鶯鶯和張生自由戀愛和反抗封建禮教並獲得美滿的結局。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在情節上基本沿襲小說的情節，隻是在張生、崔鶯鶯人物性格上作了積極的變動。在《鶯鶯傳》中，作者先是把鶯鶯寫成一個名門閨秀，後來把她誣為妖人、尤物；而張生，實際是作者元棋自己，先是一個始亂終棄的負情者，後又自誇為能戰勝妖孽、善於補過的正人君子。作者這樣寫，一方麵是為了博得人們對鶯鶯的惋惜，另一方麵是為了使更多的人對作者表示讚許和欣賞。而《董西廂》擯棄了元鎮的陳腐意圖，著力描寫他們二人的忠貞和他們同封建勢力作鬥爭。這個主題就更有意義了。
從《鶯鶯傳》到《董西廂》，作者寫的是同一題材、同一故事和相同的人物，但主題改變，這正反映了董解元打破了傳統的束縛，立於新的角度，這無疑是一個質的飛躍。
賈島（779-843年），字間仙，範陽（今北京附近）人。賈島寫詩以“苦吟”聞名。所謂“苦吟”，即辛苦為詩文，十分重視字、詞、句的準確運用。賈島常自稱為“苦吟詩人”，他在《三月晦日贈劉評亨》詩中雲：“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由於認真寫作，常是“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他的《題李凝閑居》詩寫道：
閑居少部並，草徑入荒園。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
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這是一首有名的“閑適詩”，寫賈島自己安閑於荒涼寂寞的生活境遇。由於他往來的朋友多半是僧徒道士，所以在平常的生活裏，他常去探訪僧舍，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陶醉。相傳寫此詩時，賈島正騎在驢背上，苦吟這詩中的兩句：“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後又欲著“敲”字，不知到底哪個字確切，正引手作推、敲之勢時，恰好京兆尹韓愈在隨從的簇擁下經過此處。賈島騎驢衝撞了韓愈，韓愈的隨從就把賈島帶到韓愈麵前，問他何以衝撞大尹。賈島從實說他所得詩句，用“推”、用“敲”，不知哪個字好，因全神貫注，故此唐突。韓愈一聽，知道這賈島寫詩如此認真用字用詞，心裏十分高興。他也站在那兒，考慮良久，說：“‘敲’字最好。”於是賈島采納韓愈的意見，確定了“僧敲月下門”這一詩句，此後韓愈和賈島也成為布衣之交。
賈島在長安時，與吳處士相友善。吳處士離長安回閩，一月有餘，賈島未見他歸來，於是寫了首懷念吳處士的詩《憶江上吳處士》：
閡國揚帆去，蟾玲虧複團。
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
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
蘭撓殊未返，消息海雲端。
相傳賈島初赴舉在京時，雖行坐寢食，苦吟不輟，但總寫不出滿意的詩句。那年秋天又進入長安，不由得想起與昊處士相聚的夏夜，於是要“苦吟”一詩，以表示對友人的懷念。當時他正騎著驢子跨過天衡（京都帝王車馬必經之道），想到友人吳處士回閩未歸，脫口而出第一、二句：“閩國揚帆去，蟾蛛虧複團。”構思好這兩句，下兩句怎麼寫呢？他正在苦苦思索，突然一陣淒厲的秋風刮來，整個長安落葉飄飛，於是吟道：“落葉滿長安。”“團”、“安”相葉，此為領聯的對句，那出句如何寫呢？正在杳不可得之時，忽然想到，此時正是秋天，於是，“秋風生渭水”便脫口而出。
賈島這首詩寫回憶渭水之濱送別友人的情景，以落葉扣別情，寫出了長安秋天具體的情狀，用詞造意不落俗套，所以這首詩很快在長安傳開了。
賈島作詩就是這樣嚴肅、刻苦、認真，而且每年除夕，他就把這一年裏所寫的詩拿出來擺在案幾上，點上香，斟上酒，先拜詩，再飲酒，然後把詩稿再吟哦一遍，“一吟雙淚流”。他說：“此吾終年心血也。”
“甲光向日金蜂開”
李賀(790 ^-816年）有一首名詩《雁門太守行》，這本是樂府《相和歌·瑟調曲》舊題，古詞備述洛陽令王渙的德政之美，不涉及“雁門太守”事。以《雁門太守行》為題，多言邊城征戰之苦。李賀也依古詞之旨，寫將士邊城苦戰，抱定為國捐軀之誌。詩確是寫出了唐代將士維護統一、保衛國土的愛國主義精神。詩雲：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
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
豐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
報君黃金台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
相傳這首詩寫於李賀18歲時。韓愈當時在洛陽為國子博士，文名顯赫，不少青年人上門求教。有一天，韓愈送走了一批來訪者，正要回房休息，突然門人進來告知又有人來訪，韓愈有些倦意，想稍事休息再出來接見，但門人已把來訪者的詩稿呈了上來。韓愈不以為然地打開詩稿，第一篇就是《雁門太守行》，這是以古樂府為題寫的詩，本不在意，但開頭兩句“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寫邊塞初出兵之況，語氣甚為雄壯，韓愈拍案叫絕，馬上叫門人把呈詩者請進相見。那人進來，韓愈一看，原來是十年前寫《高軒過》名動京華的神童李賀。韓愈大喜，與李賀促膝長談。韓愈拿著李賀的詩稿，以十分讚賞的語氣，稱李賀用詞造意就在於“奇”，為旁的詩人所不及。
但到了宋代，有人又發出責難。王安石讀了《雁門太守行》，一反韓愈所評，他認為此詩開頭兩句言不相副：“黑雲壓城城欲摧”，是說剛才黑雲是如此之盛，怎麼同時又會“甲光向日金鱗開”呢？王安石認為李賀寫詩疏忽了，所以最後評為“此兒誤矣”。可是到了明代，楊慎又有反駁之說。楊慎因政治上失意而削籍遠戍貴州，一天，正逢“安風之變，居困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楊慎在《楊升庵外集》中記載了這種日光與黑雲兩種自然現象同時出現的情景，並以此證明李賀並沒有寫錯，讚揚李賀寫這首《雁門太守行》“善狀物”，他還嘲笑王安石“不知詩”，錯怪了李賀。“許渾千首濕”
許渾（生卒年不詳），字用晦，潤州丹陽人。唐文宗大和進士，官至監察禦史。許渾之詩，多律詩，句法圓穩工整，為韋莊所稱重。韋莊說：“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清新句句奇。”宋代陸遊推他的詩為晚唐傑作。許渾的詩，寫“水”特多，後人評為“許渾千首濕”。這“千首濕”中，又以《鹹陽城東樓》最為有名，詩雲：
一上高城萬裏愁，萊改楊柳似汀洲。
澳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鳥下綠蕪秦苑夕，蜂鳴黃葉漢宮秋。
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這首詩寫作者於秋夕登鹹陽城樓遠眺時的感慨：來到城樓，眼見禁苑的淒涼秋色，想到世事如此匆匆地變遷，而隻有西來的渭水還照樣泊泊東去，似乎沒有變化。由景即情，作者隱約感到人事變遷中一場政治風暴好像要來臨。“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征兆，隱含著政治上的急劇變革。“山雨”，水也。這首詩寫政治變革，還是寫到水。說許渾“千首濕”，像這樣的詩句寫“濕”容易理解。但其他的詩，寫山，寫亭，寫夢，寫明月，寫古城，寫宮殿，寫塞歡樂生活，自然是極端痛苦的。趙光義曾命南唐舊臣徐銥前往探視，知道李煌還在後悔當年錯殺忠臣潘佑和李平，大為惱火，有意要置他於死地。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七月七日，這是一個“乞巧”日，又是李煌的生日。李煌來到院中，想到牛郎織女此夜尚能天河相會，而自己卻孤獨一人，與親人天地遠隔。痛傷之餘，他即命昔日的南唐歌女作樂。想不到聲聞於外，趙光義聞之大怒。當晚李煌又隨歌女作樂，在月下痛吟他當夜寫的這首《虞美人》詞，那“小樓昨夜又東風”、“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又傳人趙光義的耳朵。這是李爆的“血寫之詞”，趙光義則因此認為李煌深存反心，遂起毒殺之意。當晚，趙光義想起秦王賜牽機藥之事。這種牽機藥有劇毒，服後頭足相就，有如牽機之狀，不久就會窒息而死。趙光義就派人將藥送來，就在李想聆聽歌女哭唱“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時服下牽機藥。
李煌寫《虞美人》之詞，深表亡國之痛，也因這亡國之痛而被活活毒死．這消息很快傳出宮中，南唐舊有官民，舉國泣誦，勃傷於九廟之外。
李爆詞中的“間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是一個名句，喻愁之多，喻愁之無窮無盡，恰當、準確、形象。後世的許多詩人、詞人摹仿、翻用，幾成習套。但其自然靈妙，永不可及。寇準《夜度娘》一詞學李煌筆法寫愁之多：“日暮汀洲一望時，柔情不斷如春水。”歐陽修《踏莎行》一詞，寫愁之多，學李煌筆法：“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秦觀《江城子》寫愁，也學李煌筆法：“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凡此種種，確也算名句，但總不及“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形象鮮明壯闊，也總沒有李煌那樣比喻確切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