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似曾相識燕歸來”
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撫州臨川（江西撫州市）人。他擅寫婉約詞，以《烷溪沙》為代表。詞雲：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排徊。
這首詞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而傳誦千古。確實，作者寫“落花”的凋殘和無情，寫“燕歸”的新生和有情，回環起伏，象征著舊的雖已過去，而新的又立即到來，意味深長、含蓄，真可以藉充分的美感引起悠長的聯想，進而產生廣泛的象征性。然而，這兩句又不僅僅出於晏氏的詞中，就是在他的詩裏，也是重複使用。
他的《示張寺垂王校勘》一詩中寫道：
上已清明很未開，小園幽徑獨排徊。
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豔花杯。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梁園斌客多風味，英惜青錢萬選才。
在晏殊的詞和詩中，都使用了“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這一對句，可見晏殊寫來實是愛其詞語之工。其實，這兩句又並非全是晏殊所寫。據《複齋漫錄》記載，晏殊與王君玉（即王琪）是詩友。有一天，晏殊去觀看王君玉大明寺詩板，由於王君玉寫得字精句美，引起晏殊的高度讚賞。末了，王君玉邀晏殊人席同飯。飯後，二人又同步在池邊遊賞。這正是一個暮春時節，到處都是落花墜地。晏殊一邊遊賞落花，一邊構思詩句，而且每有所得，即書於牆壁之上。他寫了《示張寺垂王校勘》一詩的頸聯上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但下句寫來卻總是不如人意，久久未能對出。王君玉見他如此勤思苦吟，便問其緣由。晏殊念出上句，說下句實在寫不出來。王君玉一聽，認為極有詩意，於是應聲對曰：“似曾相識燕歸來。”王君玉對得快，又對得工整自然，晏殊極為賞識，於是趕快抄錄下來，寫進了自己的詩中，自然“著作權”也屬於晏殊的了。
“蠻布”弓衣上的《春雪》
梅堯臣（1002-1060年），字聖俞，宣城（今安徽宣城縣）人，曾任國子監直講、尚書都官員外郎等職。梅堯臣反對“西昆體”的浮華詩風，力主平淡，重視反映民生疾苦。他有些描寫景物的詩，質樸平淡而有氣格，不失為佳作，《春雪》就是其中的一首。詩雲：
朔風三日暗吹沙，蚊龍卷沫噴成花。
花飛萬裏奪曉月，白日爛堆愁女娟。
大明廣庭玲朝貧，雄尾不掃私官靴。
宮中才人承聖顏，承筋稱壽平南山。
三公免責百姓喜，鬥酒十千誰複怪。
這首詩寫春雪，寫宮中朝賀，文字淺顯，詩意含蓄。在梅堯臣的詩集中，這還不算是最優美的一篇。可是詩寫出後，即又很快傳播了。據歐陽修《六一詩話》記載，蘇軾為翰林學士時，一次去到清州清井監（在今四川長寧縣），見到一個西南夷人在那裏賣“蠻布”弓衣，他仔細一看，見這“蠻布”弓衣上有很多文字，原來是梅堯臣的《春雪》詩被織在上麵了。蘇軾很奇怪，想到這首《春雪》詩在梅堯臣的詩作中“未為絕唱”，為什麼會“傳落夷狄”，異域之人也如此看重呢？這詩真是“名貴天下”了。歐陽修後來知道此事，也感到奇怪。他和梅堯臣本為相知，所以發現這“蠻布”弓衣上的《春雪》詩也極為珍視。他就把這“蠻布”弓衣買了下來。歐陽修家裏有一張舊琴，本是唐敬宗寶曆三年（827年）雷會研製的，到歐陽修手上，已流傳二百五十多年之久，可是彈起此琴，聲音清越，如擊金石。歐陽修極愛此琴，現在買得這“蠻布”弓衣，又添一寶，家裏更為珍視了。一天，他將“蠻布”弓衣更改製成琴囊，將這舊琴藏於囊中。彈琴時，既能聽到金石般的琴聲，又能看到織在琴囊上的梅堯臣的詩作，從此，他家即把這兩件東西視為寶玩。
《醉翁亭記》的修改
歐陽修（1007-1072年）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年）被貶到滁州為知州。慶曆六年（1046年）的一天，他和朋友們遊覽滁州附近的琅哪山，高興之餘，與大家飲酒，酒醉以後，寫了一篇記敘遊山情況的文章，這就是傳名於後世的《醉翁亭記》。
《醉翁亭記》屬於傳世名篇，但寫作過程中，經曆了一個反複修改的過程。
相傳，此文初稿寫完後，歐陽修把它交給朋友們傳閱，以期大家提出修改的意見。朋友們見到歐陽修的手筆，知道歐陽修是當代文章的大家，所以個個讚揚，說此文寫得如何如何精到，有的人甚至未過其目，也在那裏胡捧瞎吹，以湊熱鬧。有一天，有個家住滁州城裏的李老先生，讀這篇文章，認為通篇驕散兼行，音調和諧，寫山寫水，文優字美，不禁欣然而起。但過後他細細咀嚼，又覺得文字多少有累贅之嫌，特別是文章的開頭，用了二十多字寫滁州周圍的形勢，太重複了。於是他托人找到歐陽修。歐陽修見是滁州長輩前來與他切磋文風，不勝欣悅，於是兩人案頭坐下，歐陽修請李老先生指教。那李老先生一番謙虛推讓之後，拿出《醉翁亭記》慢慢讀道：
滁州四麵有山也。東有烏龍山，西有大豐山，南有花山，北有米
山。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哪也。
老先生讀到這裏，豁然有所思，歐陽修便問：“先生，怎麼了？寫得不好嗎？”那李老先生也不客氣，說：“文章開頭寫這麼多山，又隻述山名，未見特色，能簡潔一點麼？”歐陽修一聽，甚為驚奇，覺得李老先生的意見，實在而中肯。回到家後，他便認真思考，但總想不出合適的字句來加以修改。第二天清晨，他走出官府，站在高處再仔細觀察四周的山，突然深有所感，並驚呼：“這滁州環繞的都是山啊！”於是立即將這篇文章開頭的二十五字通通刪去，隻寫了“環滁皆山也”五個字。歐陽修覺得這一改，才寫出滁州山的特色，語言也更精煉；文字雖然少了，但表現力卻更為集中。歐陽修將修改後的稿子又拿去請教李老先生，李老先生不僅覺得文章改得好，而且也覺得他身居知州，態度卻是如此謙和，甚為感動。到了南宋，朱熹讀到《醉翁亭記》，知道歐陽修能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把文章寫得精益求精，也大加讚許。他在《朱子語類》一書中談到池州、饒州、眉州、徽州時，聯想到歐陽修寫的滁州，覺得《醉翁亭記》一文的開頭寫得十分精煉，他說：“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
精心編慕的《資治通鑒》
司馬光（1019-1086年），字君實，北宋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是我國著名的曆史學家。司馬光要編寫《資治通鑒》的原因主要是為了給封建統治者提供曆史借鑒。他決心動手編一部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有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編年體史書，並希望皇帝能借此富國安邦。
《資治通鑒》是一部集體編寫的曆史巨著，主編是司馬光，協修是三大才子：劉恕、劉斂和範祖禹。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編寫的書名原為《通誌》，神宗即位後，把《通誌》改名為《資治通鑒》，意思是“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由於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同，不想參與政治，而專門從事編寫工作，得到神宗的批準，把《資治通鑒》的書局由汁梁遷往洛陽。司馬光等人的編寫分為三個步驟：首先，按年月順序，標明事日，剪貼排列起來，叫做叢目，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叢目中編排的史料，進行初步整理，經過選擇，決定取舍，並從文辭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跡相抵觸之處，須加考訂，說明取舍理由，作為附注。由此寫成第二稿，叫做長編。第三步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異同，刪其繁冗，修改潤色，最後定稿。
編寫《資治通鑒》的人都非常努力、用功。據說司馬光為了珍惜時間，加快編寫的速度，特意做了一個“警枕”，即把睡覺用的木枕頭由方形改成圓形，這樣一來，睡覺的時候，人稍微一動，枕頭便會滾動，人就會驚醒，又可以起來查閱書籍、動手寫作了。因此，可以說，《資治通鑒》耗盡了編著者畢生的精力。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主編的巨著―《資治通鑒》終於完成了。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曆史，分為294卷，共計3 000多萬字，另有《目錄》30卷，《考異》30卷，共花了19年的時間，才編成這部巨著。據說，他們摘引的資料和底稿，堆滿了兩大間房子。書未徹底完成，分工撰寫魏晉南北朝部分的劉恕，由於積勞成疾死了．分工撰寫西漢部分的劉，這時已經62歲了。分工撰寫隋唐五代部分的範祖禹，這時雖年僅43歲，也顯得未老先衰了。司馬光此時也“歲了，由於操勞過度，雙鬢霜白，牙齒脫落，視力幾近失明。用他的話說：“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這部書上了。”這年十二月，司馬光不顧寒冬臘月，請人用緞裝裱了10個精美的匣子，用車馬載著，他和劉、範祖禹等人親自押送，從西京洛陽出發，日夜兼程，送往東京沛梁，向宋神宗進獻《資治通鑒》。神宗加封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司馬光因編纂此書，損害了健康，此書問世時，他已逝世1個多月了．
《通鑒》是我國一部極為重要的編年史，它不僅給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經驗，同時也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自《通鑒》出現後，一度中衰的編年史書體裁，才得重振旗鼓，並加以發展起來。 自南宋李煮撰《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撰《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直到清代徐乾為撰《資治通鑒後編》，畢玩撰《續資治通鑒》等，無不遵循司馬光所創的義例。不僅如此，由《通鑒》派生出來的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和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出現新的紀事本末和綱目體，成為南宋以後流行的史書體裁。因此，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一向受到史學界的好評。宋代的王應麟，清代的王鳴盛、錢大聽都有讚語。錢大聽在《跋宋史新編》中說：“讀十七史，不要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