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從三十六條好漢到一百零八將
北宋末年，宋徽宗執政，朝綱混亂，百姓苦不堪言。在黃河以北一帶地方，宋江等三十六條好漢首先舉起義旗，反叛朝廷，鬧得北宋天翻地覆。據《東都事略·侯蒙傳》記載：“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這曆史上說的三十六人，隻有宋江列出姓名，其餘三十五人不得而知。但他們當時在黃河以北廣大地區穿州過縣、殺富濟貧的事跡，則在人民群眾之中已廣為傳播了。到了南宋，以宋高宗為代表的統治集團，對外妥協，對內實行殘酷剝削，百姓生活更為困苦。因此，人民更加仰慕殺富濟貧的英雄，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的事跡自然就不脛而走，到處傳揚了。這樣，就有南宋說話（說書）人將這三十六條好漢的英雄事跡寫入話本，搬進瓦肆勾欄。在長篇講史話本《大宋宣和遺事》中，就詳細記載了這三十六條好漢的姓名，還介紹了這支起義隊伍各自上梁山泊的原由。例如說楊誌、李進義、王雄等十二人本是運花石綱的指使，就因楊誌殺人而落草；晃蓋、吳加亮、劉唐等八人因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而毅然上山；杜千、張岑、索超、董平等因不滿官府的壓迫，由宋江介紹而上梁山人夥；朱全、雷橫、李透等十人，則因殺富劫財才與宋江奔上梁山。其他還有呼延綽、魯智深、李橫三人，也因官府緝拿而被逼加人起義隊伍。在當時的瓦肆勾欄裏，說書藝人拍案說書，聽眾無不感慨驚奇，特別是在說到楊誌落魄賣刀、晃蓋劫取生辰綱、宋江怒殺閻婆惜、宋江拜九天玄女得天書、三十六條好漢舉義旗、宋江大書“來時三十六，去後十八雙，若還少一個，定是不還鄉”時，勾欄的聽眾人人為之傾倒。就在這《大宋宣和遺事》廣為傳揚之時，又有《癸辛雜識》記載了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讚》。龔開是個畫家，他在《讚》的序言裏，說到當時曾有人為這三十六條好漢繪過肖相，他就依據這三十六人的相貌，記下他們的姓名和綽號。這些綽號還各具特色，揭示了人物的個性和故事的內容。
龔開是宋末元初人．繼龔開不久，元代的舞台上就出現了許多專門歌頌水滸英雄的“水滸戲”。就現存的六個劇本看，作者不僅寫了起義英雄們反叛朝廷的行動，而且還敘述了他們各自上山落草的根由。而起義英雄的人數，也由三十六人發展到一百零八人。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一劇曾有這樣的記載：宋江說：“眾兄弟拜某為頭領，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該來小樓鑼；寨名水滸，泊號梁山。”還說到這一百零八將“聚軍糧馬草，風高敢放連天火，月黑提刀去殺人”。這些描寫，已接近後來的《水滸傳》的描寫了。
宋江領導眾英雄從三十六大夥到一百零八將最後聚集梁山泊，其中故事，經過南宋、元代兩朝長久的民間流傳，實在是家喻戶曉，深人民心。到了明代初年，經過作家施耐庵的加工、整理和再創造，一部以專寫一百零八個英雄傳記為主體的長篇章回白話小說《水滸傳》問世了。《水滸傳》寫這“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幾乎都是因反抗官府，怒殺不平而被逼著從三山五嶽最後彙聚梁山的。這些英雄“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千裏麵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他們“廣行忠義，珍滅奸邪”，鬧得宋朝官府無一寧日，但到最後又因領袖人物接受招安而失敗了。《水滸傳》通過對一百零八將生動的藝術描寫，正好真實地反映了我國曆史上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水滸傳》作為一部描寫農民革命的史詩，這一百零八將的英雄事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閃爍著光輝的。
《水滸傳》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水滸傳》流傳後世，其中的許多人物和故事，都家喻戶曉，深人人心，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對明清兩代的農民革命影響最為直接。據清人劉撤《五石瓤》記載：張獻忠‘舊使人說《水滸》、《三國》諸書，凡埋伏攻擊皆效之”。張德堅《賊情彙纂》說：太平天國軍隊的策略，“采稗官野史軍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為不傳之秘訣，其裁取《三國演義》、《水滸傳》為尤多。”清末醒醉生《莊諧雜錄》轉述胡林翼的話，說：“草野中全以《水滸》為師資，故滿口英雄好漢，所謂奇謀秘策，無不粗鹵可笑。”明清兩代農民革命提出的口號，也多效法《水滸》的“替天行道”，如李自成提出的“奉天行道”，宋景詩的“替天行道”，太平天國的“順天行道”，義和團的“替天行道”，天地會的“忠義堂”，等等，可見《水滸傳》對明清兩代農民革命影響的廣泛與深入。
其次，對明清兩代知識分子的深刻影響也是無可估量的。
《水滸傳》成書之後，在民間立即流傳，隨之封建統治者下令禁毀，可是在許多知識分子家中都秘存此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筐”。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記載：“嘉、隆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李卓吾曾把《水滸傳》與《史記》等同，共列為“五大部文章”。
正因為《水滸傳》對明清兩代產生巨大影響，所以從明代的崇禎至清代的同治，幾乎代代的朝廷都下詔禁毀《水滸》，封建衛道者也視《水滸傳》為“誨盜之書”，說它“妖言惑眾，不可使子弟寓目”。他們咒罵《水滸傳》的作者“子孫三代皆啞”，是應驗了“天道好還之報”。明代田汝成在他的《西湖遊覽誌餘》中甚至把《水滸傳》看成是“奸盜脫騙機械甚詳”，“變詐百端，懷人心術”。我們通過這些封建衛道者對《水滸傳》的攻擊和咒罵，從反麵看出這部偉大著作現實主義的巨大力量和對於人民群眾在反抗封建統治方麵的積極影響。
《西遊記》三大節
吳承恩（約1510-1582年），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南府山陽縣人。他的《西遊記》大概作於他晚年居家的時候。
《西遊記》是一部偉大的長篇神話小說，它的思想光輝主要閃爍在孫悟空這個藝術形象上。從小說的內容和情節安排看，主要是三個部分，也可說是“三大節”。
據史料記載，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著名高僧玄不顧禁令，偷越國境，前往天竺取經，經曆大小百餘國，曆時十七載，取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這真是一個壯舉，它感動了唐太宗。唐太宗就令玄類口述所見，門徒記錄，後來由門徒辯機寫成了《大唐西域記》，專記玄取經的經曆。到了唐永徽三年（652年），唐玄將取回的佛經貯藏於長安大雁塔，並在附近的慈恩寺居住八年，作佛經的翻譯，又有門徒慧立和彥瓊寫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為了神化玄獎，慧立、彥蹤在記述玄獎突破艱險一意西行時，開始穿插一些神話，於是這個《法師傳》出現了“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稱猴王”“來助和尚取經”的情節。到了南宋，有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元代又有《西遊記》雜劇。這宋話本和元雜劇中，出現了美猴王、孫悟空的形象。吳承恩在構思他的神話小說《西遊記》時，認真閱讀了唐至宋元有關玄類西竺取經的史料、故事和民間傳說，他要“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所以寫的雖是神仙鬼怪，但卻著意“人間”，以圖通過《西遊記》這一神話小說，反映明代的社會現實。
《西遊記》作為一部長篇神話小說，歌頌的主要是孫悟空這一光輝的神話人物。所以從小說的開頭至第七回，寫了孫悟空的出世和大鬧三界，從故事的開端就展示出了孫悟空的英雄精神，突出了全書戰鬥性的主題。這是這部小說的第一大節。
但是，吳承恩寫這部神話小說，主要是依據《大唐西域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史料作藍本，突出玄獎取經的苦難曆程，這是全書的主線。有了玄獎，才有西竺取經的故事。於是，吳承恩又根據元人雜劇中有關玄類出世的“江流兒”故事，寫了陳光蕊攜妻赴任，途中遇江洋大盜劉洪，劉洪害死陳光蕊，奪了陳妻。陳妻臨產，劉洪又逼著陳妻把嬰兒放在腳盆裏讓水漂走。這個嬰兒，就是出生以後就沒有吃過奶的唐僧玄類。小說的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吳承恩寫如來說法、觀音訪僧、唐僧出世等故事，這就交代了玄類取經的緣起，同時又為孫悟空大鬧三界過渡，在情節上，自然地引出唐僧取經的故事。這是小說的第二大節。
從《西遊記》的第十三回到第一百回，作者寫了孫悟空飯依佛教，保護唐僧取經，一路斬妖除怪，最後到達西天，取回真經，成了“正果”。這是小說的主要部分。吳承恩利用《取經詩話》和雜劇《西遊記》的故事，並以此作為唐僧克服九九八十一難的引線，寫了取經途中孫悟空大鬧黑風山、受難五莊觀、車遲國顯法、黑鬆林失散、無底洞遇魔、火焰山受阻等等四十一個小故事。唐僧師徒曆盡千辛萬苦，最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取得真經，經八大金剛一陣香風，將他師徒四人送回東土，在長安望經樓見到唐太宗。這是小說的第三大節。
唐僧取經，本身是一宗教行為，但小說寫取經過程中孫悟空一路斬妖除怪和取經的勝利，這又曲折地體現了信仰堅定的人們，為完成某一項艱巨事業所表現的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意誌和決心；取經途中所遇到的各種妖魔鬼怪，這既是害人的自然力量的化身，也象征著封建社會各種邪惡勢力現實的存在。因此，孫悟空的抗魔鬥爭，雖充滿幻想的情節，實際上又寄寓著人民反抗封建惡勢力的鬥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