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狂人”形象有原型
《狂人日記》始用“魯迅”筆名發表於1918年，是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這篇小說中精神錯亂的“狂人”在生活中是否真有其人呢？有。他就是魯迅的姨表兄弟阮久孫。
1916年10月的一天傍晚，這位在山西太原做文書的姨表弟頭發蓬亂，神情緊張地找到魯迅，說在太原有人跟蹤他，想殺害他，恰巧此時隔壁有人敲門，這位表弟神色突變，以為有人來殺他了，茶杯一放，就躲進書櫃後麵，大氣不敢出。魯迅說：“這是隔壁敲門，不是找我們的。”他這才慢慢出來，東張西望。晚上睡覺時，他又說聽到腳步聲就害怕，換一個房間睡下也不放心，又換一個房間睡下，還是覺得不安全，總是提心吊膽的，生怕有人來殺他，想換個地方住。魯迅知道這位表弟精神錯亂，患了迫害狂病，很可憐，便把他安置在浙江會館暫住。
第二天早晨，魯迅忽然聽到急促的敲門聲，以為出了什麼事，忙去開門，一看是這位表弟。他一進門非常絕望地說：“今天我就要被人捉去殺頭了！”魯迅一看這位表弟神經已經完全不正常了，趕忙把他送到一家池田醫院去治療。途中，這位表弟在車上看到背槍的巡警，神情大變，麵如土色，相當恐怖，魯迅忙把窗簾放下，他才稍稍安定下來。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他仍然胡說八道，魯迅不放心，找人把他送回紹興老家去了。
這事給魯迅印象很深，兩年後，他在揭露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時，就是通過表弟這個原型進行構思、加工、挖掘，參照俄國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塑造出表麵是個狂人，實際上是一個反封建禮教的思想鬥士的形象。
阿Q為何取一個外國名
魯迅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膾炙人口，作品中的主人公阿Q已成為自欺欺人、自尊自大、麻木健忘等“精神勝利法”的代名詞，可見魯迅小說創作的影響力。魯迅非常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鮮明生動，即使給人物取名，也包含著深刻的思想，阿Q便是其中的一個。
1929年，《小小十年》的作者葉永纂有一次到魯迅家送稿子請魯迅修改。在交談中，談到了《阿Q正傳》，葉永蔡突然問魯迅：“阿Q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為何要取一個外國名字呢？”魯迅聽了，微笑著幽默地說：“阿Q光頭，腦後留一條小辮子，你看，這個'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嗎？”說罷，大家大笑起來。
魯迅把阿Q給“槍斃”了
《晨報·副刊》開辟一欄“開心話”，孫伏園當編輯，他便請魯迅寫文章發表，每周一次。魯迅沒法，隻好答應，便寫了《阿Q正傳》的第一章“序”，算是交差。哪曉得這一寫，孫伏園就不放過，每周一次笑嘻嘻地來催稿，魯迅苦了兩個月，很想收篇結束，但孫伏園不同意，要魯迅讓阿Q多活幾個星期，所以“大團圓”一直藏在魯迅心裏．恰巧孫伏園離京回家，魯迅便把《阿Q正傳》的最後一章“大團回”送去，代替孫伏園的編輯何作霖對阿Q無憎無愛，便登了出來。等到孫伏園回到北京，魯迅已經把阿Q“槍斃”一個多月了。孫伏園很後悔，也很著急，但沒有法子。假如他不回去，他肯定不讓魯迅把阿Q“槍斃”這麼快，那麼，展現在讀者麵前的《阿Q正傳》也許又是另一種情趣吧！
閏土真有其人
魯迅發表於1921年的短篇小說《故鄉》，時至今日，仍為人稱道。尤其是作品中的主人公閏土，少年時聰明、勇敢、英俊，到中年時，由於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的重壓，已經變成麻木、迷信和落後的“木頭人”了。前後差距的變化，不禁使人為其悲劇命運掬以同情之淚。
那麼，閏土形象的真實感從何而來呢？是不是現實生活中存在著閏土原型？
有。他就是章運水。
魯迅少年時，由於“家道中落”，曾在外婆家住過幾個月，結識了許多農民子弟，曾到魯迅家做短工的章福慶的兒子章運水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們一同放牛、玩耍、捉魚、捉蟹……
有一次，運水對魯迅說：“少爺，我們去捕鳥。”魯迅點頭答應了。運水便講捕鳥的方法：“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麵，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才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麵，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麵大的竹篩，下麵撒些批穀，棒上係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著，看鳥雀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運水還講到月下叉碴的事。這一些，使魯迅聽起來覺得格外新鮮、神奇二運水說：“少爺，你是讀書人，以後你把我們的事寫在你的書裏好嗎？”魯迅當時滿口答應。
時光流逝，當魯迅重返故鄉時，少年時的好朋友章運水已離開人間。魯迅很悲痛，想起少年的情景和諾言，他便以章運水為素材，在《故鄉》中塑造出了真實、生動的閏土形象。隻不過閏土沒有死罷了。
《嚐試集》的嚐試
胡適（1891-1962年）的《嚐試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也許正應了中國一句俗話“萬事開頭難”的意思，胡適在經曆了艱難的嚐試後，這個現代文學的新生兒才帶著他稚嫩的啼哭來到中國現代文壇上。
胡適1917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雛議》一文，提出要以白話文為“正宗”，取代文言文的正統地位。理論有了，要實踐起來卻有很大的阻力，這種阻力不是來自胡適本人，而是來自傳統的認識，甚至是自己的朋友。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有一次胡適與他的好友梅光迪、任叔永說起自己的新文學主張，他的朋友當即表示反對。有一天，他們爭論得非常激烈，胡適就跟他們用打油詩開玩笑，寫了一首很長的詩，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嗬嗬大笑。
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麼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據說，這是胡適第一次嚐試用白話作詩。實際上這還不能叫做詩。因此，梅光迪聽後，就笑他說“讀大作如兒聽‘蓮花落”，，胡適自己也覺得這是一個遊戲而已。但從此以後，胡適卻暗暗下了決心，一定要嚐試著寫出一些像樣的詩來，否則，自己的文學主張不就成了一句空話嗎？因此，胡適就常常想著寫新詩的事。一日，他讀陸遊的《劍南詩稿》時，讀到一首詠能仁寺的詩，這首詩是這樣的：
江閣欲開千尺象，
雲禽先定此規模。
抖陽徒倚空三歎，
嚐試成功自古無。
胡適覺得“嚐試成功自古無”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那時他盡管還沒寫出像樣的白話詩，但為了證明隻有嚐試才有成功的態度，他提前給自己的詩集取了個“嚐試集”的名字，並在前麵寫了一段話：
“天下決沒有不嚐試而能成功的事，也沒有不用嚐試就可以預料成敗的事。古來說大話的人盡多，放翁自己也曾夜夜‘夢中奪得鬆亭關’，日日高談‘會與君王掃燕趙’。究竟他真有這種本領沒有，若沒有嚐試，誰能知道呢？這不是一些紙上的大話嗎？…我因為不承認放翁這句話，故用‘嚐試’兩字做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又作這詩表示我的態度。”
詩集名取好了，接下來的事自然是“嚐試”作白話詩。有一天，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宿舍裏，站在窗口向外望去，忽然飛來兩隻黃色的蝴蝶，在樹梢翩翩飛舞。過了一會兒，一隻蝴蝶飛下去不見
了，另一隻獨自飛了一會，也悄悄飛下去，找他的同伴去了。這一情景，觸動了胡適的詩情，不久他便寫了一首至今公認的第一首優秀
的白話詩：
兩個黃蝴蛛，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這就是《朋友》（後改名為《蝴蝶》）。它明白自然，意境深沉開
闊，是詩與畫的完美結合。就這樣，胡適一邊摸索著，一邊實踐著，
從1916年到1919年，終於寫成了《嚐試集》。《嚐試集》出版後，被廣大的讀者所接受，中國的詩終於從舊的體製中解放出來，出現了一種全新的、自由的形式。嚐試終於成功了。
“母親”與“鳳夙”
郭沫若（1892-1978年）有詩集《女神》、《星空》、《前茅》、《恢複》、《戰聲集》、《綢搪集》、《新華頌》、《百花齊放》、《長春集》、《潮汐集》等；有曆史劇《屈原》、《虎符》、《南冠草》、《蔡文姬》、《武則天》等，有雜文、隨筆集《沸羹集》、《今昔蒲劍》、《天地玄黃》等。
郭沫若原先去日本時是學醫學的，因為他想通過醫術為那些窮苦的百姓解除痛苦。但說來也怪，郭沫若在學醫的同時，對文學有著一種特別的愛好．有一次，他偶然讀到了康白情的一首白話詩，這首詩語言平白如話，使他大吃一驚。他想，如果這也是詩的話，自己以前寫的一些口語形式的詩也盡可以拿出來發表了。於是他便把以前寫的兩首白話詩抄寄給《學燈》，並首次用沫若的筆名．沒想到當月11日詩作就見報了，郭沫若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從此詩興大發。
五四運動以後，詩的靈感常常來光顧郭沫若。1919年年假中的一個上午，郭沫若正在福岡圖書館裏看書，突然，他似乎聽到地球“母親”在輕聲呼喚他的乳名，看見她熱情地向他伸出雙臂。於是他衝出圖書館，急步來到館後僻靜的石子路上，脫下了木屐，光著腳板踱來踱去，還不時地躺在地上，和地球“母親”擁抱、親吻，以接受她的愛撫，感觸她的溫存。郭沫若神色緊張地奔到家裏，連話都顧不上跟妻子說，隨手拿起一張紙，也來不及擺正，就一頭撲在矮桌上寫起來：
地球，我的母親！
你背負著我在這樂園中逍遙。
你還在那海洋裏麵，
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毋親！
我過去，現在，未來，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樣才能夠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要報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愛我還要勞我，
我要學著你勞動，永久不停衛
不多久，中國現代詩壇上著名的詩篇《地球，我的母親》就誕生了。詩寫成後，郭沫若感到全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力量。他走出家門，去為一位回國探親的廣東同學送行。他扛著一隻沉甸甸的大皮箱，連肩都不換一下，就把同學送上了火車。他覺得，這是地球“母親”給他的無窮的力量，是他報答地球“母親”的具體行動。
三周後的一個上午，郭沫若正在課堂裏聽課，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了“卿卿足足”的鳥鳴，他的詩情隨即飛揚起來。這會不會是傳說中的古代天方國的神鳥“菲尼克司”在悲啼？這是不是就是中國所謂的鳳凰？他隨即又想到古書上說的鳳凰是火的精靈，是從古代煉丹的爐中誕生的，這鳳凰不就是經受了火的洗禮而生的嗎？不是一種新生的象征嗎？當前“陰莽莽”的中國不是正需要用火來進行一場洗禮嗎？於是，他開始構築這場洗禮的時空：
除夕將近的空中
山右有枯搞了的格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酸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後有陰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風凜冽的冰天。
鳳凰要在這樣的時刻，這樣的環境裏自焚了，它們集來香木，點燃了香木，它們在烈火中悲歌，它們咒罵著“黑暗如漆”的舊社會，咒罵著寂寥衰敗的舊生活。麵對這壯烈的場麵，群鳥們都來取笑。詩的前半部就這樣一氣嗬成。課堂上老師講了些什麼，他一點也沒有聽見。
晚上就寢時，突然間靈感的火花又迸發了，郭沫若激動得一會兒牙關打顫，一會兒熱汗外冒。他伏在枕頭上，任憑自己的靈感飛揚，他用鉛筆火速地錄下來：
我們更生了。
我們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們歡唱，我們翱翔。
我們翱翔，我們歡唱。
一切的一，常在歡唱．
一的一切，常在歡唱。
是你在歡唱？是我在歡唱？
是他在歡唱？是火在歡唱？
歡唱在歡唱！
歡唱在歡唱！
隻有歡唱！
隻有歡唱！
歡唱！
歡唱！
歡唱
這激越奔放的詩句，就是“鳳凰更生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新詩集《女神》中最光彩奪目的詩篇《鳳凰涅梁》就這樣誕生了。
宗白華催生《女神》
郭沫若在1944年1月《序我的詩》中談到自己的詩集《女神》的形成時說：“當時宗白華在主編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他每篇都替我發表，給予我以很大的鼓勵，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詩集《女神》的集成。”
1918年，9沫若寄給《學燈》的兩首詩《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鷺鷺》成為鉛字發表，給郭沫若以很大的激勵。郭沫若的詩歌創作便一發不可收拾。《學燈》主編宗白華十分賞識郭沫若的詩，寫信給郭沫若，要郭沫若不斷地寄詩來。信中說：“你的詩是我所最愛讀的。你詩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讀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他還告訴郭沫若：“我很希望《學燈》欄中每天發表你一篇新詩，使《學燈》欄有一種清芬。”郭沫若果不負其重托，寫出力作《鳳凰涅槳》、《天狗》等。宗白華把《學燈》整整兩天的篇幅用來登載《鳳凰涅梁》。他還把郭沫若的詩歌同康白情的詩歌進行比較，說：“你（郭沫若）詩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詩，形式構造方麵嫌過複雜，使人讀了有點麻煩。你的詩又嫌簡單固定了點，還欠點流動曲折，所以我盼望我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詩意詩境偏於雄放直率方麵，宜於做雄渾的大詩。像《鳳凰涅架》，這類新詩國內能者甚少，你將以此見長。”
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說：“使我的創作欲爆發了的，我應該感謝一位朋友，編輯《學燈》的宗白華。……那時候，但凡我做的詩寄去沒有不登的……說來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詩的工廠，詩一有銷路，詩的生產便愈加旺盛起來。”
由此看來，沒有宗白華的慧眼識俊傑，郭沫若的《女神》是不能這樣順利“生產”出來的。
為“年輕的女郎”而燃燒
1914年，郭沫若東渡日本求學，孤獨的生活引發了他強烈的懷鄉思國之情。他在1918年除夕曾寫了一首詩：“寄身天地太朦朧，回首中原歎路窮。……朔風欲打玻璃破，吹得爐燃亦可嘉。”情緒較為低落。1919年，五四運動給中國大地帶來了巨大的震撼，舊道德、舊禮教與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擊與破壞；新事物、新思想得到了熱烈的崇尚與讚揚。在這樣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郭沫若那優國優民的心情，報國濟民的誌向分外高漲。他雖在日本，但心卻和祖國息息相通，就如同幹柴遇烈火一般，當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日本，詩人心中那蓄積已久的熾熱的愛國主義熱情和鮮明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立即如火山爆發般沸騰起來，燃燒起來。1920年1月至2月間，郭沫若寫下了著名的詩篇《爐中煤》。在詩中，詩人、把祖國比作“年輕的女郎”，把自己比作爐中燃燒著的煤。這一新鮮的比喻，不但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而且貼切地表達了詩人熾熱的愛國情懷．人們向來是把祖國比成自己的母親的，郭沫若為什麼把它比成“年輕的女郎”呢？在《創造十年―學生時代》中，作者曾這樣寫道：“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蔥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就和我的愛人一樣。我的那篇《鳳凰涅架》便是象征著中國的再生。‘眷戀祖國的情緒’的《爐中煤》便是我對於她的戀歌．”可見，作者把祖國比喻成“年輕的女郎”，而不比成“母親”，二者是有著根本的不同的。母親是哺育兒子們成長的，兒子們對母親的情感是感激、崇敬與報答。一般而言，母親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會存在著一些舊的東西。而“年輕的女郎”則不同，她朝氣蓬勃，充滿活力，她的思想往往是比較活躍的。這和五四時期充滿生氣的中國有著非常相似的地方，用她來比喻“五四”時期的中國，恐怕比用母親來比喻更準確，更切合實際。另一方麵，兒子對母親與對自己心愛的女郎的情感也是不一樣的。對母親是感激、崇敬與報答，這種情感是深沉的。對“年輕的女郎”（其實就是作者年輕的愛人），那是兩情依依、心心相印的，這種情感是熱烈的。由此可見，用“年輕的女郎”來比喻五四以後獲得新生的祖國，要比用“母親”這一傳統的比喻更準確，更能表達作者那種對祖國的深切思念和期待祖國像“年輕的女郎”那樣美麗動人的希望。
《甲申三百年祭》發表以後
名震一時的《甲申三百年祭》是我國大學者、大文學家郭沫若先生所作的學術論文，最初於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連載，不久傳到革命聖地延安，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深謀遠慮，獨具慧眼，意識到它的重要價值和深遠意義，迅即作出了異乎尋常的反應。
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向與會者熱情地推薦了《甲申三百年祭》，並聯係黨內一些同誌在1927年、1930年、1931年、1938年因為驕傲所犯的路線錯誤，在講話中強調：“我黨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誌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