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古典主義與現代哲學相結合的《戲子》湘四也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京劇的麵譜與異域的獵裝，古老的梆聲與現實的塵囂，荒誕的夢境與戲劇化的人生，麻木而雷同的麵具與敏感易碎的心，登台的狂歡與謝幕的孤獨，都伴隨歌手的背影與回眸而忽隱忽現，構成她靈魂中永難泯滅的矛盾衝突。我告訴張瑞咖，你是幸運的，選擇了《戲子》作為體現自身藝術個性的主打歌，而《戲子》本身又無意間觸及了哲學的命題：現代都市既是一個誇張的輪盤賭場，又是一個被放大的旋轉舞台，每個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甚至一生要如影隨形地扮演無數個角色，他們仿佛是為了上帝安排的那張麵具而生、為那種虛偽的宿命而活著，直至混淆了是非曲直，以為表情豐富的麵具本身就是自己與生俱來的真實的臉龐。與這一切相對立，那公開演戲的戲子卻充滿了人情味，因為至少她的淚水不是偽裝的，她的心是為自己而跳動的哪怕她置身於別人的故事中，在大庭廣眾中作為別人的替身而存在，但她塗滿油彩的麵孔，掩飾不住由衷的善良、真誠與感動。
張瑞咖同意我的觀點，不過她補充道：戲子為別人的故事流自己的淚，是因為感歎於人生太像一幕戲那樣倉促，而深藏不露的自己又是這幕戲的犧牲品在如此短暫的一生中，都不得不持續地扮演別人的角色，為別人而活著。而戲子的感物傷懷，又類似於林黛玉葬花時由花期的短促、美景的易逝，而推理到自己顛沛流離的身世、人世間紅顏薄命的規律……我聽到這裏，嘴上開玩笑說：“兔死狐悲吧。”卻著意重新打量她一眼：我覺得麵前這位美麗的女人也挺深刻的，挺有思想的。她不是那種隻會唱別人為她作詞譜曲的歌的演員，她還有自己的淚水、 自己的想法。
曲終人散，那天宴席結束時張瑞伽送了我一盒新出的專輯人世情》《由深圳拍譜音樂工程有限公司與台灣德州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聯合製作，廣東音像出版社出版》，她說本專輯的原創曲和ＭＶ都是由海峽兩岸著名音樂人、影視導演為其度身訂造的，作為“拍譜《POP》公司九五之星”而隆重推出。我回家後擱進音響裏聽了一遍，覺得本專輯的主打歌《人世情》在《戲子》的基礎上已有了全麵的超越：“一句別離話，會是多少年，道一聲再見，表情千萬千。一切歸從前，無須想當年，柔情一瞬間，消失在眼前。哀愁的歌，隻能輕輕地唱，別離的酒，隻能淺淺地嚐，一”當柔曼的歌聲彌漫室內，我仿佛看見一位黑衣素麵的少女手端高腳杯，斜依在月落烏啼的高層建築陽台上斟酌著往事的滋味。不知為什麼，聽張瑞如的歌總能喚起類似的想像力。這盒以《人世情》命名的磁帶使我認識了真正的張瑞咖，認識到她不僅長著一副楊貴妃的容貌，還擁有一顆林黛玉的心。難怪她的音樂製作人說：“《人世情》是對人生全麵的演繹。為什麼把張瑞如塑造成一個都市戲子又可說是成熟女郎？因為她本身就是一個既感性又不失理性，既如戲又不做戲的女人。作為歌手在歌唱中演繹自己，對她是最得心應手的事情……”
第二天上班我即根據她留的is機號碼呼了她，在電話裏我說準備給南京的《東方明星》雜誌寫一篇她的采訪記。幾天後的一個下午，她那窈窕的身影如約出現在我們文聯大樓，通過辦公室的采訪以及采訪完畢在樓下餐廳吃飯時的閑聊，我比較詳盡地了解了這位少女的藝術道路，她仿佛就是為藝術而生的：九歲那年即考入西安市京劇團，主攻刀馬旦，五年畢業後改演評劇，再轉為話劇，繼而踏上影視舞台。先是扮演《鬼妹》中的鬼妹，後來又因扮演《虎將行》中的楊虎城之妻、《楊家將》中的穆桂英而一舉成名後兩部電視劇都曾在中央電視台播映。因而在她的代表作《戲子》ＭＶ，插人戲曲《楊家將》片斷，表現戲子在人生舞台上的矛盾衝突，而那熟練的唱腔與身段，得益於戲曲曾經是她的老本行。
拍譜音樂自1970年起在台灣已經是領導潮流的西洋流行歌曲唱片公司，張瑞咖命中注定要在西安被拍譜音樂製作人“發掘”，並於1993年7月赴深圳成為該公司的簽約歌手。我之所以有緣在北京與張瑞如結識，因為她半個月前從南方應召而來，在北影電視劇部開拍的二十集連續劇《百燃成金》中飾演女主角，並將在片中演唱主題歌。張瑞枷就是在拍戲的間隙來我處接受采訪的。該戲5月底停機，10月份將和觀眾見麵。然而這位在演藝道路上漸行漸遠的“現代都市戲子”張瑞咖，也許再也沒有餘暇卸下宿命般沉重而美麗的戲裝石為此，我特意跟她要了一張本色的照片，邀讀者朋友共賞。
如果我們具有一定幽默感的話，不妨把中國搖滾音樂的草創及發展當做一部微觀的《三國演義》或《水滸傳》來看待。1986年崔健隨身攜帶的主題歌《一無所有》，鋒芒畢露，無疑起著舊體小說中“楔子”的作用。崔健從風花雪月的港味海派歌星中脫穎而出，一襲黃軍裝、一把老吉他、一聲“問個不休”，令我聯想到武都頭手提哨棒踏上景陽崗的凜凜威風。於是我預言：好戲在後頭！
不出所料，1989以後《一支樂隊恰以這個時間概念命名》，布衣草履的中國搖滾涉過分水嶺，浩浩蕩蕩地搶占了一窮二白的灘頭陣地，或桃園結義、青梅煮酒，或草船借箭、火燒連營，總之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卯現代音樂演唱會”，正是以軍事演習的形式完成了星羅棋布的搖滾樂隊群體亮相。追星逐月的平民百姓們，也就像溫習一百單八將的龍虎榜一樣，而選擇茶餘飯後談論“ADO"、 “唐朝”、“黑豹”、“呼吸”、“眼鏡蛇”、“指南針”之類陌生的番號。
縱然群雄逐鹿，大有舍我其誰之勢，崔健這個名字所占據的地位無法動搖。他高高在上，環顧左右，他仰天大笑出門去，渴望“在雪地上撒點野”，他運籌帷握，垂簾聽政，他萬變不離其宗一塊紅布，一身黃軍裝。而19男年他持續三個月的亞運巡回義演，南征北戰，縱橫天下，已含有周遊列國、傳經布道的意味崔健陽剛之氣十足的嗓音家喻戶曉， 自然推動了中國本土的搖滾精神深人人心。那一段時間，崔健高歌猛進：“我要從南走到北，還要從白走到黑”他甚至不關心自己究竟是誰，而旋轉吊燈般頻繁出現在各大省會的舞台上。到處都是掌聲，到處都是搖旗呐喊的聽眾，到處都是可供安營紮寨的根據地或堡壘戶……
這，就是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這就是千裏走單騎，橫掃千軍如卷席的英雄氣概！雖然誕生盛世的中國搖滾尚算剛滿周歲的頑童，作為其最高替身的崔健，在爬雪山過草地之後，反倒羽毛豐滿，不同凡響，這是他堪以惟我獨尊、笑傲諸侯的原因。
王朔把崔健比喻為“我們國家最偉大的行吟詩人”，或許正是驚歎他身上具有這個時代碩果僅存的騎士風度？當然，崔健與堂吉訶德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他那把高音吉他所需挑釁的不僅僅是迷信的風車，而是十麵埋伏，是世紀末的紅塵滾滾……這注定了崔健即便臨陣磨槍，也不至於重蹈西班牙鬥牛士之覆轍。崔健巧妙地借助精神感化的核動力與咄咄逼人的物質世界抗衡。崔健把聽眾視若同誌，視若上帝，但他本身就是能夠感動上帝的人。
崔健多次義演，頗具揮金如土的豪俠風度。我見過他站在舞台中央領唱，不時用手臂指揮四周的觀眾跟上，他指哪打哪，觀眾的嗓音像久經操練的唱詩班一樣順從，此起彼落。所有曲目都唱完了，興猶未盡的掌聲不允許他退場，於是他返回聚光燈下麵，高呼：“讓我們從頭再來’！”觀眾席上頓時湧動起沸騰的群山，仿佛要把屋頂掀翻。沒經曆過這樣的場麵，便不可能理喻什麼叫做“高潮”。崔健的表演現場使我不由得聯想到嚴新的氣功，貨真價實，和江湖上的草台班子大相徑庭。崔健出現，舞台便不再是舞台，而有了擂台的感覺，硝煙彌漫，搖滾便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音樂，
台前幕後
而類似於靈魂的符咒，點石成金……百步穿楊，崔健是叱吒風雲的搖滾皇帝，所向披靡的常勝將軍。“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崔健樸素而準確的詞彙很快成了街談巷議的名言。搖滾作為一種偏激的文化現象，類似於和平年代裏局部的戰爭，崔健的人格與藝術不是短兵相接的輕武器，而是披荊斬棘的重金屬坦克，震撼我們精神領域裏僵化的部分。時勢造英雄，中國搖滾的創業史選擇了崔健，崔健布衣出身，崔健白手起家，用句時髦的話說“崔健在一無所有中呐喊”。
崔健，隻有呐喊而沒有仿徨。
我想我還是有資格寫張楚的。因為我們的相識，發生在他最落魄的時候。當然，那時候，我也落魄。1989年，我還像一個進京趕考的秀才，兩袖清風地在那座到處都是胡同的都市裏謀求職業，晚上就借宿於鐵獅子墳附近的北師大學生宿舍裏。那一，班好客的校園詩人告訴我，有位陝西來的叫張楚的搖滾歌手也時常來這兒“打遊擊”，並且在簡陋的食堂裏向我介紹了那位風塵仆仆、腰帶上掛著單放機的搖滾青年。那年頭，多的是一文不名的流浪藝術家，尤其在北京這種藏龍臥虎的地方。他們白天四處奔波尋求“芝麻開門”的成功秘訣，晚上則沒有什麼比一張可供憩息的床位更值得憧憬的了。在世態炎涼的都市裏，大學校園的集體宿舍給了這些舉目無親的散兵遊勇以具體而寶貴的幫助。創業艱難，我和張楚很容易就“同病相憐”了，雖然我們都無力猜測自己和對方的境遇在未來的掙紮與奮鬥中可能獲得怎樣的變化……
於是我了解到張楚背著一把吉他闖北京已有兩個年頭了。雖然遍體鱗傷，但他總體上很樂觀他是天生不以流浪為累、卻無法承擔安逸與平靜的那種極端分子，那種藝術家的坯子。永遠忘懷不了那堆滿破棉被、舊紙箱的學生寢室裏，一群熱衷於繆斯的青年以取暖的姿勢擠坐在一起，聽張楚自彈自唱他個人作詞譜曲的歌謠，先是《西出陽關》、《欲望號街車》、《黃土地》，接著是那首被中國的《詞刊》登在頭條的《失落城堡的居民》：“草原上的千年月亮／依然明亮／昭君家琴聲依然悠揚／帳篷裏的人依然闖蕩／髯火邊的夢想已不是遠方／成吉思汗的鬢發已化作冰霜／射雕的箭已經穿不透太陽／隻有鷹在獨自飛翔……”我們的城堡，又在哪裏呢？它至少能保護我們不被雨淋著。在口音不同的異鄉，被風雨淋得像落湯雞一樣頹唐沮喪已不是希罕的事情。
與張楚同鄉的伊沙《今天他已是新生代詩壇一員曉將》告訴我，這些都是張楚的第一盤磁帶《將、將、將》裏的作品。他特意請張楚為我彈唱了《將、將、將》《取自下棋時將軍奪帥的口語》：“我吃自己的車，我吃自己的馬，我吃自己的炮我吃自己的心。將！將！將！”張楚那嘶啞的歌喉所呐喊的是怎樣一個“象棋的故事”啊，這正是叛逆者的哲學：在生活中與自己作對放棄舒適、選擇苦難，把自己作為假想敵，才使自己永遠處於不敗之地。當然，這樣的人生必將雙倍地勞累。
張楚個頭不高，瘦，靈活，一副喜歡逃課的外省高中生的模樣，永遠穿著拖泥帶水的高幫大頭鞋。但他那天進人狀態的時候，歌聲在他頭頂上空植物一樣膨脹，擠壓著整個房間。我幾乎不相信他單薄的胸膛裏容納如此富於爆發與擴張的聲音令我聯想到阿拉伯神話能裝得下魔鬼的細頸漂流瓶。張楚平日裏很小心地守衛著不羈的靈魂，節骨眼上就放它一把。一把中國火。
不知不覺就回憶了這麼多。張楚，你自己還記得嗎？五年後的今天，張楚終於活出人樣來了。繼第一盤個人專輯由中錄公司推出後，又和台灣的滾石公司簽約，海峽彼岸的羅大佑等都把他視若大陸搖滾界具將相之貌的獨行俠。台灣魔岩公司出版的《中國火》《中國人世界的搖滾樂隊精選》以紀實的畫外音勾勒張楚的輪廓：他是中國最寂寞的傳說，從十歲開始就斷斷續續地離家流浪，十八歲時身無分文來到北京，瘦小的身影在無親無故的環境中隻身闖蕩，命運對他的反複無常正如幸福之不能期望，在音樂的夢想裏偶遇知音的喜悅又往往帶來更大的失望。他再度開始流浪，走遍了新疆、內蒙古和西藏，每到異地的感受和歸來的倦怠都化為創作中的動人力量，聽他的每一首歌都讓人忍不住感覺淒涼……
張楚的西藏之行我是有印象的。那時我已順利地在中國文聯大樓裏安置好屬於自己的辦公桌，但仍然把北師大當做時常朝拜的老根據地。張楚從木架雙層床上提起空蕩蕩的帆布行囊，說準備去有布達拉宮的地方采風了，他的衣兜裏揣著四處湊來的厚厚一遝十元麵值的鈔票。他從北京的地麵上失蹤了幾個月。流放者歸來已是白雪皚皚的冬天，張楚的農民式麵龐被高原的紫外線曬得黑黝黝的，他興高采烈地拉我們大夥兒去一家有壁爐的北歐風格咖啡館喝龍象啤酒，僅僅為了告訴我們他最大的收獲是帶回了一首《藏紅花》。他從牛仔褲的後兜裏掏出薄薄的一張紙片，上麵撩草地塗寫著幾行日後將震驚搖滾樂壇的文字和樂譜仿佛這就是他滿載而歸的返程車票：“逃亡路上你牽著我／別讓我把你丟了／點亮你無力的燈火／我就會覺得暖和／用你身體樓著我／我不會覺得寂寞／我隻有送你一朵藏紅花／用你的烏黑長發緊緊纏繞我……”那朵隻有在高原地帶才能呼吸與生存的藏紅花，是情人的禮物嗎，抑或是這位不帶地圖就旅行的流放者心目中天國的縮影、人間的消息？壁爐裏爆裂的劈柴洋溢出濃濃的鬆香味，張楚低吟著的頭顱一點點垂向掌心的那張紙片在他眼中那肯定是全世界麵額最大的鈔票了。至少，故事本身是無法購買的。
這兩年見張楚的機會少了。聽說他暫時有了套二居室的房子，不用再擔心在馬路牙子上過夜了，也不用再一日三餐啃冷硬的燒餅了。這半年之內就多次從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見到重播的張楚的劫叮姐姐》，有一個鏡頭是他坐在擁擠不堪的硬座車廂裏，突然流鼻血了，便跑到過道的洗臉池邊用自來水衝洗，配合著副歌處“哦，姐姐，我要回家！”的心靈呼喚，遊子的孤獨無依被滾滾車輪衝撞得粉碎。沒經曆過貧困潦倒的流浪生涯的人，頂多把“姐姐”理解為親昵的人稱代詞，不了解張楚的人，對《姐姐》的傾聽也將大打折扣。倒是一位台灣歌迷描述出“姐姐，我要回家”這句獨白的豐厚悲槍：“似看到一個半大不小的男孩拉著姐姐的衣角，有點困、有點累地重複這些話。”再堅強的流浪者，在溫柔的事物麵前也會顯露出脆弱的一麵，譬如故園若隱若現的燈火、村頭麥草垛親人送行的身影、異鄉街頭避雨的屋循，無不被作為記憶的絲縷編織進磨損了的遠足的草鞋……
電視台放映《姐姐》ＭＶ時，還插播了對張楚的現場采訪，換了身新衣裳的張楚背靠床頭的一把吉他坐著，輕描淡寫地敘述了《姐姐》這首他十九歲時的作品產生過程。不知為什麼，我眼前疊印出買不起票就從西安扒火車投奔京城的張楚，沒有身份證而被從國營旅館裏趕出來的張楚，坐在我對麵空腹喝啤酒卻沒錢點炒菜的張楚。看來榮譽和苦難一樣，都是最會捉弄人的雖然在那些艱難辛酸的歲月裏它恰是我們所渴望的。有了它，我們又怎麼樣了呢？我們的心靈並沒有真正的快活。因為那耗盡心血的奮鬥、那解除了如影隨形的披掛後的失重感、那嚴酷生活對精神所施加的無法矯正的扭曲，仍然像長年挨餓而留下的胃病一樣，時時刻刻地折磨著我們的記憶……
如果張楚脫離了朝夕相伴的樂器，我預料不到他會是怎樣平凡的一個人。命若琴弦，藝術家的生命之根本也是極脆弱的，然而正是這份脆弱促使他保持了敏感，似乎就準備這樣無休無止、天荒地老地彈撥下去。這是他發光散熱的惟一渠道。因而從本質上來說，板依於繆斯的人又是幸福的，比無枝可棲的芸芸眾生多了一根遠行的手杖，也多了一塊可供退守的聖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同的活法又創造了不同的人生，過程中的無怨和結局的無悔，是判定成敗的前提。張楚寫過一首廣為人知的《螞蟻螞蟻》，詩化地演繹了在大樹底下築巢而居、朝出暮歸苦心經營命中注定的兩畝三分地的耕耘者形象。哦，那世界上最渺小的耕耘者，那一滴雨水就足以對它們構成災害的耕耘者。難道世界真的看重它們刀耕火種而實際上微不足道的收獲嗎？不！然而它們自己在乎，因為在它們眼中世界不過一片落葉大小，而它們用有限的精力頑強構築的巢穴卻至高無上
聽完張楚的《螞蟻螞蟻》我欲哭無淚。美國詩人勃萊寫過一首《冬天的螞蟻的方式》：“冬天的螞蟻顫抖的翅膀，等待瘦瘦的冬天結束。我用緩慢的笨拙的方式愛你，是什麼導致我們各自隱藏生活？當我們藏起傷口，我們從一個人退縮到一個帶殼的生命。這一定是那螞蟻的方式，冬天的螞蟻的方式，那些被傷害的並且想生活的人的方式：呼吸，感知他人，以及等待。”張楚，螞蟻要過冬的畏懼、忍耐以及緘默，是否類似於我們泅渡艱難歲月時的心情，學會等待、學會忍讓，甚至學會有限地犧牲自己，直到凍僵了的赤腳終於踏上朝思暮念的彼岸的那一刻，我們仍然不敢相信，釋動的心終於擺脫了災難、頹廢以及痛苦的陰影的籠罩……
搖滾歌手張楚：漂在北京
城市充滿了汽車喇叭、電話鈴、無線廣播、商販的吃喝以及各種各樣機器的聲音，但也有著最為強烈的寂寞感。它既是喧囂的關又是寂寞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寂寞與音量無關，與物質無是一種浸透到骨髓裏的無痛的傷害卻使我們精神上的枝葉有枯黃且乏味。這是缺少刺激或任何刺激不再起作用的麻木的生活。城市很容易把人輸送到這樣的軌道上，讓你服從慣性的安排，隨波逐漸地墮落到生命的下遊在它那超級的能量麵前你是無力的，甚至連自己的情緒都無法控製。寂寞的時候，你會覺是城市裏的所有商場、銀行、郵局、星級飯店以及模仿味很重的公園都是為別人擺設的，是與自己的心靈無關的道具，也許你需要的隻是一句誠摯的安慰、一個眼神的默契抑或一次全身心的雀躍，你要求的並不多呀，卻是無處供應的。所以你從來沒有把城市當成家，它頂多算一個大旅館罷了。家應該像拖鞋一樣舒適，講究形象的城市卻過於西裝革履了。惠特曼說過：“我歌唱電的肉體。城市就是一具帶電的肉體，風馳電掣，火花四濺，構成其表麵的繁華然而其靈魂卻是蒼白的。不堪設想的是：假若突然停電了，所有的機器停轉，所有的光線消失，所有的約會取消，將是怎樣可怕的場景城市將比一隻停擺的掛鍾還要空洞。寂寞是城市的一塊心病，隻是一向為霓虹燈、馬達聲掩蓋著，哲學家的聽診器也深測不出那光怪陸離的軀體裏的雷區。在機器的世界裏，人並不是安全的很多時候人已蛻變為機器的奴隸。機器是喧嘩的，人卻加倍地寂寞。
有這麼一種寂寞：桌上的電話像死了似的，你像堅守在貓耳洞裏的最後的士兵，跟外界中斷了聯係。你會懷疑，整個世界都把你遺忘了。你打開通訊錄，找不出一個可以交談的名字也許他們很忙吧，抑或比你還要空虛？你無奈地把小本子當做墳墓一樣合上了合上死去的記憶的眼皮。
有這麼一種寂寞：你整夜整夜地開著電視機，麻木地盯著它像盯著一張陌生人的臉。那裏麵發生的事情，很難使你有些許激動。但你又確實沒有把它關閉的勇氣。至少，它可以代替你的大腦來運轉、思考你已經擺脫不了這種依賴心理。一個空心人，守望著熒光屏。
有這麼一種寂寞：你站在高層建築的落地玻璃窗前，像上帝一樣俯瞰著腳下螞蟻般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車輛，弄不懂世界究竟怎麼了。可見上帝是孤獨的。正如這幢樓裏的鄰居互不相識，即使共乘一架電梯，也沒有任何問候，各自低頭盯著自己的鞋尖仿佛那上麵有著更值得感興趣的東西……
當這種種寂寞集中在你一個人身上，也就是說你住在冷漠的高樓裏，與世界的通訊聯絡被說不清什麼戰火給摧毀了，隻能靠電視畫麵了解別人的生活，抑或憑窗遠眺、想人非非……這證明你已是自己的囚徒。你患了一種叫做寂寞的城市綜合症。這是一種羞於啟齒的病，但也找不到醫生。寂寞的時候，怯於跟任何人交往就像怕在熱鬧的場合流露出內心的補丁。假如對方也是這樣，寂寞會變本加厲的。兩個寂寞的人是無法交流的，就像麵對鏡子一樣空虛。但願這時候，你腦海裏能響起一首既陌生又熟悉的歌叫做《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寫這首歌的人我認識，他叫張楚。我來告訴你：
張楚本身就是孤獨的人，被音樂界稱為“中國最寂寞的傳說”。在八十年代末我們不約而同地寄居於北京師範大學伊沙、侯馬等人的宿舍，共享過一段既擁擠又熱烈的流浪歲月。夏天過後，那班校園詩人大多畢業分配回各自的省份，幸好我在文聯大樓裏找到了一份工作。而失去了大本營的張楚，像過河的小卒一樣在城市棋盤上“荷戟獨仿徨”。有一天門房告訴我：“有個剃光頭的男孩找你，在你辦公室等著呢。”我推開門：原來是失蹤了幾個月的張楚。張楚永遠一副沒長大的模樣像資本家手下的童工。隻是不知為何剃光了頭發，仿佛賈寶玉終於出家了。他說前些日子四處漂泊《在北大和中戲都住過》，終於在芳草地托人租了一間樓房，有了房子後就很少出門了，這是他本月第一次出門來看看我。他說一個人住在生活設施很完備的現代化小區裏，並不是好事情，會患孤獨症的慢慢會厭倦社交，喜歡靠在窗台上望風景和發呆。當你覺得世界並不需要你時，你也就不需要這個世界了。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把孤獨作為病提出來……在樓下分手時，他見我把自行車從車棚裏推出來，頑童般高興地說：“難怪桑克寫詩時說你是北京城裏一個騎自行車的詩人呢，我也想買一輛去。”是啊，對於流浪者而言，有自行車並不在於有代步的工具，而等於或多或少地擁有了城市的一部分，以及一份主人般的感覺。張楚那瘦小的身影很快被車水馬龍淹沒了，消失在我的視野中，我內心空落落的：他雖然笑著，但並不快活
大概一年以後，大街小巷都傳唱一首《孤獨的人是可恥的》。我聽出了張楚的歎息。搖滾歌手中，恐怕隻有張楚才寫出如此極端的歌。張楚的笑容裏都浸泡著寂寞的味道，更何況他歎息般的歌聲呢。他是以歌為歎息呢，還是以歎息為歌？這與以城市為代表的世俗生活格格不人的異端分子，為流感般的寂寞開了一紙危言聳聽的診斷書《執行最後的審判》：孤獨是人類自身的恥辱。孤獨的人是被釘在恥辱柱上的人又有可能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從耶穌開始，人類就繼承著這筆遺產，它已快成為思想者的傳說。張楚對孤獨的聲討未免摻雜有顧影自憐的成分：孤獨既是可恥的，又是可憐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可貴的。古希臘的哲人說過：甘願與孤獨做伴的，不是神，便是獸。孤獨既像一種獸性，又像一種神性。張楚本人也另有一首歌叫《上蒼保佑吃飽了飯的人民》。大多數人都可飽食終日而不知靈魂亦有渴求。能夠品嚐到孤獨的滋味的，精神上或許該有某種貴族氣至少也算小布爾喬亞情調吧。張楚畢竟沒有把這首歌修改成“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這就是品質上的區別。
在這首歌被眾人傳唱之後，張楚似乎又沉寂了。歌已不再寂寞，歌者本身卻依然安於孤獨。再見張楚已隔多年，在我們共同的朋友侯馬為兒子滿月辦的酒會上張楚依然大男孩模樣，皮膚曬得黑黑的《那簡直是內心的紫外線造成的，因為他極少出門參加這類社交活動》。似乎更為靦腆與寡言了。我目睹過他出名之前的寂寞，其實他出名之後依然寂寞的。他這幾年怎麼度過的？《當外界傳誦著他的歌並議論著這個充滿神秘感的都市隱士時。》據侯馬介紹：張楚整日待在家裏。隻要你打電話，總能聽到他輕輕的“喂”一聲。他寂寞嗎？孤獨吧？他宿在家裏就像冬日怕冷的小動物賴在暖氣片上，事實上，我覺得張楚越來越像小動物，或者說像一個孩子了。他變得單純、善良、好奇起來， 目光明澈，表情沉靜，笑起來一覽無餘。是音樂使張楚無所事事。他服從旁人的每個安排，仿佛等待和順應就是他的任務。他成了一個純粹的觀察者和思考者。張楚住在鬧市中一個極靜謐的小區，最喧嘩的聲響是窗外孩子們的鬧聲。他經常長久地看小孩子遊戲，是“笑看兒童捉柳花”嗎？也許他是注視人類自己。張楚就像太平洋島上的烏龜那麼幸福，永遠孤獨，永遠有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