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心理谘詢師的學習,是陶枝秀鼓動我學的。她說教師特別是搞教育科研的人有必要學一學。我接受了她的建議,報名參加了學習。再讀《心理學》想到我以前的教學,在機關的行政工作情況和麵對的教育實際,有許多感慨:在孩子麵前,覺得我們有許多許多的欠缺和無知,像欠債一樣慚愧,像犯錯一樣內疚和羞恥,甚至是罪惡感。
那天適逢六一兒童節,全國上下一片“一切為了孩子,為了孩子一切,為了一切孩子”類似於繞口令的高調口號中,我激動地寫下長詩《我在想……》,在校報上刊登後,被一些學生剪貼,摘抄在學校的黑板報上。
幸虧陶枝秀提醒我讀書,對教育對兒童才有新的認識,不然我還在蒙昧中無知無視,沾沾自喜,夜郎自大,“在黑暗中徘徊”,跟不上兒童的心理發展,跟不上這個世界的腳印,隻能像個沒頭的蒼蠅,不要說實踐自己的教育主張,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
我想起兩個蟲子:一個是翻跟頭蟲子,一個是放屁蟲子。
翻跟頭蟲子也叫磕頭蟲子,兩頭微尖像一粒修長的瓜子,身體中間有個靈活的接頭,一碰到它它就跳起尺高,將它翻過身肚子朝上,它會鯉魚打挺式的一個跟頭翻得尺高,但就這麼一點彈跳功夫,真正說來也是飛不起跳不高。一次我看它一個跟頭翻到蜘蛛網上去了,有去無回了。蜘蛛何等厲害,有個謎語說蜘蛛:南陽諸葛亮,穩坐軍中張,擺下八卦陣,專捉飛來將。可憐翻跟頭蟲子,被蛛絲粘得牢牢的,磕頭幾下,好像說:行行好、行行好!(磕頭有什麼用)不動彈了,成了蜘蛛的美食。
放屁蟲子學名叫斑蝥,大小和形體與翻跟頭蟲子差不多,頭比屁股尖,身上有花斑,在秧田的埂上梭來梭去,活得像個真的,一腳踩上去,聽到“啪”的一聲,我嚇了一大跳,抬腳看看,隻是腳板底被屁打了個黃斑,並沒有打個洞下來,就這麼點屁出息。放個屁嚇人而已,又能把人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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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區別在哪裏?”陶枝秀曾認真地問。
“在八小時以外。”我毫不猶豫地回答。
我的話沒有武斷,我正延續一貫以來的八個小時以外的勞作,淬火我的中國教師的中國功夫,夢想集精粹於一生。當然,我有時候也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想偷懶,想墮落。每當這時,又總感到有雙眼睛看著我。
我把語文老師的作家夢做起來。我知道有人不喜歡我的作家夢,我就在“作家”後加個括號,寫上“學者”的字樣,然後編出理由說,朱自清、葉聖陶、魯迅他們是老師也是作家,我們要做作家型、學者型教師,堂而皇之、振振有詞。八小時以外休暇時間和夜裏做夢的時間我就用來孕育作家夢,但我不說,悄悄地進行:隨風潛入夜,寫作細無聲;不敢高聲語,恐驚紅眼人。我有意無意地放出話來,說是寫的下水文章,是老師帶頭寫作文,體驗作文甘苦,與學生共同成長。掩人耳目,寫與教育的小說、散文和詩歌,也寫體現真善美放膽文。不過還是有點像鳥兒發現糧食一樣的既快樂又害怕,仿佛做了虧心事被人發現。
被人發現是早晚的事,紙包不住水,遲早要漏出來。
小說《一路喜鵲窩》在《鍾山》刊發,最後介紹作者說:某某作家,現居住何地。被曹北鬥看到了,把我叫去,說寫的不醜!隨即問我,你倒是作家啦?我無辜地說,不是我說的,是雜誌社編輯說的,我原先也不清楚,也是看了雜誌才知道的。當然在《人民文學》《紅旗文摘》《北京文學》重量級的刊物上發表的詩文他還沒有看到,因為他不讀書(他無需讀書),不然少不得說我不務正業。
我告訴陶枝秀,她說她也聽到有人這麼說,說我學的東西太多,像個雜家。
“走自己的路,讓妖怪們去說吧!”每當我“是生存還是滅亡”的時候,我就想到孫悟空說的名言。我把中國教師的書法夢也做起來,理由是語文老師必須會書法,中國教師必須懂書法,不懂書法不能算華夏的子孫,中國書法不能丟……我記著我們的祖師爺孔子“子不語”,不屑於跟他們說,不想對牛彈琴,省點力氣焐牙齒。自娛自樂、自買自賣,我無端地想起“眾妙之門”。
假日我拜名師,早晚臨帖,我的房間地上摞的全是練習書法的草稿,牆上掛的全是練習的書法條幅,書案上碗裏(硯台)裏時隔夜的臭黑墨,桌肚裏的廢紙一掀生著雙尾的鐵殼蟲(蛀蟲)做賊心虛的溜進其它故紙裏不見了。自來水池子上放著篆刻的石頭,連抽水馬桶上方水管漏水的水印我都依形而畫,從女人的裸體一直畫到神的天堂,根據想象還畫有庸人小人外星人……陶枝秀偶然戳癟腳跑來一看,沒有下腳的地方,驚呆了,差點暈過去。
“哪裏是房間,簡直就是狗窩!”她指著我鋪天蓋地、亂七八糟的住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