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真好！（代後記）
總算是校對完了《那些年，那些人》這部書稿，我都不知道該怎樣來表達自己的心情：高興、興奮、沮喪、後悔……我甚至感到沒有感覺了。本來連後記都沒想寫，卻有那麼多不能不說的謝謝，還是寫一個吧，畢竟那麼多字都寫了。
如果說到現在還能勉為其難寫一點東西，首先要感謝我的父親。我可憐的那點文學底子是我父親打下來的，他是一位中學語文教師，那陣兒的書不多，幼時最多的事就是要求我背古詩，最多的時候我能夠背誦近千首古詩詞。過了很多年，我才明白，就是這種傳統文化的“反當”，支持了我一段時間的創作；也因為隻有這點底子，隻能維持在現有水平。讀初一那一年，我在地區文聯辦的一本文學期刊《海棠》上發表了處女作。那時候少不更事，總覺得當自己用理性的筆書寫歲月時， 自己就成了悲歡離合的主宰，殊不知無論用激情的歲月怎麼去丈量光年， 自己都是一粒塵埃。中學時，可以說，那是我為文學瘋狂的歲月，也在刊物發表了上百塊豆腐幹。我那善良、勤勞、識字不多的母親，用她的行動支持我，總是拿著發表了我作品的報刊給她的親戚、熟人看，盡管人家可能是不屑一顧的。可惜她現在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了，看不到這本《那些年，那些人》了，我深深地懷念她！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中國校園文壇風起雲湧，那陣子最紅火的是詩人，像洪燭、馬蕭蕭、席雲舒等。我也寫詩，就像是追星一般，因為別人介紹起自己是詩人，多少有些沾沾自喜。過了很多年，我自己總結中學的那段時間的生活，可以用三個字：臭顯擺！之所以這麼狂熱，無非是虛榮心在作祟：當時發表文章的中學生不算很多，而自己吞列校園作家之列，多少可以吸引一下別人的眼球。要說實用性，就是當時一篇文章二三十塊錢的稿費，可以改善一下生活罷了。其實，文學，特別是詩歌的創作，需要的更多是悟性，不是勤奮就可以解決問題的。我要寫下去，即便給我一百年，也寫不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這樣有靈性的句子。應該是愛迪生的名言吧，但後半句基本很少被提起的：“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那一份靈感往往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都要重要。”文學創作便是這樣，你沒有那個頻率的天線，怎麼也不可能收到那個頻率的信號。幸運的是我算是醒悟了，可惜的是醒悟得太晚了。上到高中的時候，我是班上唯一可以不上語文課的學生，即使我的其他學科學得一塌糊塗時，語文從來也還是拔尖的。這得感謝我的中學語文老師龍再容女士，她讓我對這一學科充滿了興趣，同時給了我足夠的時間進行包括大學中文係教材在內的閱讀。那個時候的文壇，見到最多的，是不少人站在價滇觀的“兩極”叫囂。所以說，當時已經到了從心態、觀念到精神都需要調整，或者說是重構的時候，文學已到了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到r最危險的時候……”
進醫學院念書的時候，我實在不是一個好學生，依然維持著那種文學熱情：沒日沒夜地讀，沒日沒夜地寫。那陣兒實在是少不更事，特別是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領個文學方麵的獎，著名教育家韓作黎先生鼓勵我們：“各級和各類學校都不該以培養作家和文學家為目的，但都該以培養出作家和文學家為榮耀。”韓先生的話沒錯，但卻不適合我，因為沒那個天賦。如果今天讓我重新選擇，我會選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大學時每年有不少文章見諸報端，這有一個“現實”意義，就是每學期的綜合考評，可以加不少分，讓掛科的我，還拿了兩次獎學金。其實這對那些認真學習的同學，實在不公平。大一時，我自費印刷了兩本小冊子，詩集《千千情結》和散文集《遊子吟》，根本不堪卒讀；大二時，與後璞合著日記體小說《重返愛情的家園》由金陵書社出版公司出版，寫得不怎麼樣但書店的銷量還不錯，原因大概是因為有意淫之嫌；大三時，我與著名作家魏繼新大哥合著的劇本《瀟灑走天涯》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先還有機構來談過拍成電視劇，甚至要求我們改寫分鏡頭劇本了，但最後不了了之；大四時，與劉傑、夏界凡合著的評論集《左眼》由中國三峽出版社出版，這是沒有進行文藝理論係統學習的我出版的第一部評論集。大五剛開始的一段時間是我在醫學院最為仿徨的，開始實習了，馬上就麵臨就業，但我悲傷地發現，臨床上的東西太多我都不會……就在這個時候，我收到一封信，是著名評論家石天河教授寫給我的，他在信上有這樣一段話：“文學最大的作用應該說是在精神上的，如果說實用功能，它能讓你擁有的實在是太少了，有時還會給你帶來不愉快甚至是不幸。”先生的話促使我開始撿起醫學教材，用十二分的精力去補原來拉下的東西。毫不謙虛地說，實習期間我是整個實習隊最認真的一個，盡管是環境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