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烈 焰 的 遺 跡
後山的油茶花翻著跟鬥抱來成捆成捆的香氣。屋脊是灰白的，瓦壟是暗紅的，雨水披散，沿屋簷而下，形成幕簾。在關於故土、家園的若幹詞條中，我對“屋簷”幾乎是入迷的。它既是家的組成部分，也是外延部分。“屋”給人籠罩、封閉、躲藏的感覺，而“屋簷”透露出關懷、憐憫、眺望、等待的暖意。我對“瓦”還心存膜拜。它是堅硬、易碎、高蹈、遮蔽、安泰的隱喻體，也是人的象征體。瓦是拱形的（對古人居住的洞穴的模仿），均衡的（對自然的感應），對稱的（確定地理的方向性），燒製的（對死亡的最高讚美），它有細膩的指紋和尚未褪去的體溫（生命和炊煙的美學）。我不知道是否有“瓦史”這樣的書，至少我沒讀過。“瓦史”存在了幾千年，可能它寂寞地等待我們對它的書寫，它的光輝比火耀眼。
在我家的右邊，有一塊空闊的場地。差不多在雨季後的五月，場地上擺滿了圓柱形的瓦桶，壟上一碼一碼地疊著灰白的瓦坯，矮牆上是茅草編的雨席。通禾伯伯腰紮一條藍色的大圍裙，在矮房裏做瓦。他是有名的瓦師，瘦瘦高高，用弓狀的絲刀，切下泥片，雙手托平，黏貼在瓦缽上，像給小孩穿衣服，再用左手快速轉動瓦缽，右手細致地撫搓泥片，在旋轉中泥片變得光滑，結實，向上收縮，就成了瓦桶。午後的陣雨不期而至，我們掀起雨席把瓦場蓋得嚴嚴實實。一般瓦桶要暴曬七天，泥白色了，瓦桶倚在下膝，手輕拍紋線，裂開，成坯。
瓦場在某種意義上，是我童年的瞭望台。後山是陰森的墳地，山尖的岩石反射閃閃的陽光，形成光瀑，湍急而下，油茶樹遍野，岩鷹盤旋，帶來季節的消息和死者的音訊。周邊的炊煙往上湧，與泡桐香椿纏繞在一起。對麵的靈山，壁立，連綿，給人壓迫。瓦房低矮，四邊的門是通風口。我們用稚嫩的腳踩瓦泥，黏呼呼的，捏狗，捏貓，捏兔，捏小汽車。我們對瓦房的陰涼有著似乎病態的迷戀。碼起的瓦坯縱橫，它的線條繃直，柔軟，有臆想中的彈性。通禾伯伯的老婆，是一個患肺病的人，佝著身子，臉長而窄像兩把掛刀。我們聽到她咳咳咳的聲音，就圍向門口。她端個飯箕，說：“吃點心嘍”。那時短糧，點心是一些烙薯，生地瓜，棗，煮土豆。大概在我讀小學那年，她死於肺病。她陰暗窄小的家裏，擠滿了人，哭聲從房間裏奔湧而出，猶如放閘的洪水。前五年，通禾伯伯拖著殘弱的身體，寂寞而去，他的兩個兒子在外打工，隻有扶棺痛哭。那片瓦房破敗不堪。
他的大兒子三佗在三十一歲那年，妻子毫無征兆地暴死，拉扯兩個子女長大。他的小兒子光春娶了個豁嘴的女人，在公路邊蓋了半邊樓房。他毗鄰瓦房的家成了老鼠的樂園，本來就陰暗的房子常年彌散腐敗的黴味，毫無聲息。我已經找不到我童年的蹤跡。每次回老家，我都會去看看，無由的傷感。白蟻蛀空的柱子，懸著塵埃的蛛絲，二十年前烙薯的小柴灶仍然流淌著冷卻的溫暖，漏雨的瓦縫，我似乎看見兩個小孩，一個是我一個是光春，在玩螞蟻啃蜻蜓。扭斷了翅膀的蜻蜓，一蹦一跳，撲閃著斷翅，蟻群團團轉地圍咬著。最終蜻蜓像棺材一樣，被蟻群抬著，沒入洞穴。蒼涼的時光映照，把我鞭傷。
進我家的路口，還有一個瓦場。場主是徐枸杓，墩實偏矮，眼白很多，還有眼翳，說話有滿嘴的白沫。他生了十一個子女，夭折了七個。他小兒小名十一，大我五歲，和我同年進小學。教室少一張課桌，十一每天貓著腰背小飯桌去上學。一學年沒結束，就到瓦場做了最小的瓦師。十一養了兩隻八哥。它在茅棚，泥堆，涼衣竿，手掌，跳來跳去。它會說“上學啦上學啦”，還會說“吃飯啦吃飯啦”。
徐枸杓做不來瓦，負責秤柴，記工，來往帳目。他的算盤撥弄得嘩嘩響，數方圓十裏一二的人物。他吃泥鰍，整條進去，整骨出來。瓦場辦了近二十年，被機械瓦場消滅。十一在三十歲那年，什麼活也不幹——他坐在村口的斷牆上，對過往的熟人說：“哪裏有合適的女人，介紹給我”。他的臉像磨鈍的刀，粗糙，包裹著深寒。後來，他家花了三千塊錢，從千裏外的貴州買了個走路會掉褲子的女人。她是我村裏的第十三個貴州女人。她們和另外三個說外地話的不知哪個地方來的女人，成了老單身在荒野偷窺的對象。
現在徐枸杓差不多有八十歲了，住在從前的瓦窯裏，已經好多年，沒人看見他出來走走，包括他的兒子——三個兒子躲瘟疫一樣躲他。他要曬太陽，就用竹竿捅開窯窗。瓦窯長了兩叢茂盛的蘆葦，像小女孩頭上的羊角辮。他老婆是我見過的最瘦的人。我沒辦法去形容這種瘦，像曬幹的葫蘆瓤？像枯死的篦蔴杆？像穀殼？記得我小時候，吃完午飯，坐在門檻玩，看見他老婆挑擔空糞桶回家，桶裏放了南瓜，薯藤，天蘿，路上拾撿的柴枝。我問：“回家燒飯啦”。她回：“他們的肚子等不及啦。”她每天做的事是：漿洗一家人的衣服，磨兩鍋豆渣喂母豬，種菜蔬，洗菜燒飯，看守田水，請瓦場的幫工。她的老十說：“我媽是根田七。”一輩子勞累了幾輩子活的人，居然好端端的活著，年老了，臉上反而生了柚皮般的肉。童年時，徐枸杓巴掌大的廳堂，是我們看“說書”的地方，我們在饒北河遊泳回來，就聚在他飯桌邊。他說他老九在部隊當誌願兵，怎麼怎麼。他的經典台詞是“老九很快要轉商品糧啦。”他說故事聲情並茂，流長長的口水，還時不時空出間隙罵他老婆：“晚上的米在哪都不知，你還不去借？聽我講古就會飽麼？”我們一哄而笑。他又罵幾句。“你的石頭x” ，“你的南瓜x”。他惡毒的幽默的話，充滿想象力，背書一樣流利。
瓦窯一般在村口的荒地上，腰部埋在坡裏，遠遠看上去，與墳墓沒什麼差別。窯門（像墓碑，讓我想起“浴火而生”這個詞）內凹，拱形，上下各一個口子，仿佛怪獸。也有壟窯，埋在斜坡，像僵死的蟒蛇。冬天，我們經常從天窗爬下去玩。它是渾圓的（天空的形狀，也像屋頂），血紅色，散發家園的（溫暖的炭灰，尚未熄滅的鼻息）的味道，懸浮的塵埃（給人在路上奔徙的痛感）讓我們不停地咳嗽。瓦窯是人從洞穴遷往曠野的第一個母體。
壘窯的師傅必是溫和的人，去卻了燥熱，浮華。楓林有六個窯，或小如墳塋，或大如莊園，或臥龍，或骷髏。它們出自一個我叫炎哥的鄰居之手。十八年前，他母親死於高血壓。他舉辦了隆重的法事。那天的哀傷喪調改變了他此後的路。喪調成了他的生活旋律。他成了鄉村嗩呐手，熱衷於他者的生老病死，婚嫁歌哭。
“死是容易的，而活下去更需要勇氣。”他的老婆焦慮地對我說，“我已經很多年沒好好睡覺啦。我好幾次想死，可怎麼能去死呢？”一個相鄰十五年的人，我發現我還叫不來她的名字（這樣的陌生讓我羞恥，完全可以說是對鄉村的漠視）。她的屋角與我家像一對牛角，我媽咳嗽，她就能聽出我媽肺熱病又犯了。她的臉有些浮腫，頭發從中間往兩邊白，微褐，再黑，梳洗整潔。她老人一樣喋喋不休。我安慰了幾句，就準備回家吃飯，可她仍沒有離開的意思，反而抓住我的手，說：“我到了晚上，蟑螂一樣在屋裏躥來躥去。你知道麼？我養成了自己對自己說話的習慣。我成了另外一個人。那個人是陰冷的。你說奇怪麼？你知道的，我患有健忘症，差不多有十年了，手裏捏著鎖匙卻到處亂找。可到了晚上，我什麼都記得清清楚楚。”我轉身離去的時候，她還自語：“這樣下去怎麼辦呢？”
其實她隻有五十來歲，她大女兒是我小學同學，叫秀英。秀英是被她收養的。秀英的生母坐滿月子服毒自殺而死，生父是基層領導，和早有私情的民辦老師結婚。她視如己出。炎哥大部分的時光在藥品說明書度過，偶爾扛一把鋤頭去挖車前子、金錢草、麥冬、百合根、金尾狗脊子。有時候，他還要在夜幕降臨時，到荒蕪的田地去找人——他老婆拎個菜籃出去，不知上哪兒了，幼兒一樣找不到回家的路。“走了幾十年的路，怎麼會忘了呢？”他邊找邊嘀咕。尋找和失蹤交織成一張蛛絲密閉的網。這個鄉村嗩呐手，他老婆得了怪病後，他再也不去田裏了——他放棄了對烈日蟲害幹旱的搏鬥，他說，明天在哪兒活都不知道，管這些幹什麼。他像個幹硬的饅頭，被熱水一泡，腫脹了起來，他胖得臉圓。他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享樂主義者，他靠走村串戶吹嗩呐維持生計，前胸掛個大鼓，後背布囊裝把二胡，一邊走路一邊吹嗩呐。在喜宴上，還客串悲喜交集的男高音。他唱歌的時候，微微地閉上眼睛，雙手間或“哐”一下鈸，頭搖得像撥浪鼓，脖子會爬出兩條蜈蚣一樣的青筋，以加速感情的奔流。他翹一支煙，嘴角淌亮亮的油，牙縫塞著青菜筋。他的窗台上堆滿了“柏子養生丸” “地味六黃丸” “上清清宮丸”之類的小藥罐。屋簷下是一些黑藥渣，零亂，黴爛，雜碎，暗傷，像喪失意趣的生活；孤零零地散在角落裏，又像一個被拋棄的人。
上初中那幾年，我經常晚上用石頭砸他的瓦片——他和他的子女們組成演唱隊，咿咿呀呀地練歌，吭吭哐哐地練銅樂器，吵得我沒法溫習功課。他家前廳圍滿了愛熱鬧的人，通常婦女的懷裏抱個幼兒，男子吸著劣質煙，小孩拽著大人的衣角踮起腳尖，他（她）們時而發笑時而評評點點。聽哭起來的是老人，樂隊哭喪的調子，腐蝕劑一樣侵入，讓老人想起後山的墓地，想起多年前消失的某些重要部分。煙塵，加深的夜氣，銼刀一樣的男高音，讓夜晚布滿夢境的傷痕和尖利的喧嘩。現在，他的屋子到處是疾病的留跡，像冬天的河床，淒清，冷澀，愴然。讓我想起無人過往的驛站。他老婆問我：“以後我的墳墓有瓦窯那麼大就好了。”
在楓林，炎哥老婆的病是個謎。但我們終究沒有執著於謎底。它成了我們習以為常的部分。
是瓦窯把人類帶進了農業文明。曆史書上說，蒸汽機把我們推向工業時代，而我固執地認為，是水泥消滅了我們的莊園，樓房像疊起的火柴盒，水泥路是我們永遠無發愈合的傷疤。我仇恨水泥。瓦在消失，窯成了廢墟，作為村莊的胎記和搖籃，我們失卻了。我們無法尋找歌謠擴散的地方，無法尋找那條出生的河流，雖然它有著哀與痛，血與淚。
生活會對遠去的尚沒消失的符號，進行纂改，讓人覺得平靜的生活隱藏著無形的暴力，它麵目慈善，內心卻充滿憎恨。一座村莊，是浮出來的島嶼，也是生活的軀體，可以這樣說，我在楓林看見的咆哮的油菜花，漸漸暗下去的天色，倒塌的房舍，斷流的饒北河，都成了表象。或者說，那是時間的斑紋，是死去的某種呈現，也是讓我們甘於陷入的泥淖。
一座村莊是大地的坐標，是天空的鍾擺。它有著靜止的優美的弧線，紛亂的掩埋的回音。它以沉默代表訴說，以從容完成堅貞。它包裹著曠古的過去，也預示著茫然的未知。讓我確信，這一切都是亙古不變的往複。
在一個麵目全非的村莊麵前，我們成了一群不知所終的人。來去皆茫茫。
泥：另一種形式的生活史
圓形，齊腰深，廳堂一般大。老八伯說，這個泥壇怎麼看也像墳坑。他又說，我沒看過比它更大的地方啦，我一輩子都在泥壇裏打轉。泥壇是踩窯泥用的。泥從後山的荒地裏，挖出來，用平板車拉到壇裏，勻碎，澆上幾擔水，泥嗤嗤嗤地叫響。老八伯手拿竹梢，不時地打一下牛屁股，他自言自語地，溫和地罵道：“誰叫你是牛呢？牛的命就是踩泥。”牛一腳一蹄，在泥麵上陷下深深的腳窩。也陷下老八伯的腳窩。泥漸漸變得稀爛，粘稠，膠一樣。
窯泥最後成了我們頭頂上的瓦，廚房裏的米缸，地窖裏的酒壇，醃製菜的土甕。“這是家的髒器，”老八伯說，“泥是個好東西。”沒有泥，哪來家呢？他又說。我父親說，說是家的髒器倒不如說是人的髒器。比如說米缸吧，那是人的另一個胃，父親說，最怕米缸空了，米缸一空，胃就會咕咕叫，喊人，怎麼勞累了一年，連一個米缸都裝不滿呢？在沒有分家的時候，我家有十三口人吃飯。我母親最怕早上走近米缸量米，米缸一升一升地淺下去。米缸就是一個家的深淵。
老八伯是我的鄰居，右腿有點瘸，禿頭，愛喝點小酒，身體窯泥一樣飽滿。下雨天，不能踩窯泥，他就去村裏的寡婦家竄門，腰上掛一個竹筒的酒罐，哼著他自己才能聽懂的小調。他從寡婦家裏出來，臉紅撲撲的，操著小圓木的茶樹杖，追著老婆打。他老婆跑過一道田埂，跳過矮牆，就到了我家。這個輕度弱智的女人，頭發像一團馬蜂窩，一手提著油臘的褲子，一手摸著紫青色的臉，對我媽說：“拐子又打人了。嘟嘟。他把錢都給了寡婦。嘟嘟。他日上也要做那個事，我不做，他就打我。嘟嘟。”弱智女人有結舌，眼睛往上一翻一翻，露出豆腐一樣的眼白。拐子追到我家門口，不敢進來。我父親是個威嚴的人。拐子就喊：“邪媽，邪媽。”邪媽是他老婆的名字。其實，老八伯除了這點之外，是個很好的人。他從來沒出過村子，八裏外的小鎮他也沒去過。他的膽子特別大，村裏死了人，都是他替死人洗身，換衣，守夜。我祖父去世，也是他洗身的。我父親看都不敢看。為此，他常常取笑我父親。他說，人死了，不就是一堆泥嘛。他不怕泥。他說，楓林這三十年蓋的房子，哪一片瓦沒有我的腳印呢？但他自己的房子沒有瓦，是用茅草席蓋的，用竹篾編起來，一列一列地壓在木櫞上。
我們看不到瓦裏的腳印。腳印煆燒進了泥裏。怎麼說呢？泥給了我們家園，又被我們拋卻。泥是我們的父母，又讓我們難以言齒。老八伯坐在我祖父的遺體旁，獨自一個人喝酒，大塊吃肉。死對他而言，仿佛並不是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勸我父親，人站在泥上，是暫時的，被泥遮蓋才是永世的，你聽說過人蓋泥的嘛？沒有。祖父的死，父親並沒有哭，那兩天，他穿著麻衣，流著稀稀的鼻涕，神情木然，靠在高背凳上，胸口劇烈地起伏。家族的鏈條，最頂端的一環斷了。
“沃野千裏”，這是一個如此讓人心動的景象。它讓我向往，河汊縱橫，灌木流影，村莊隱映。而楓林，卻是逼仄的，山林延綿，人聲稀稀。我長時間地懷疑過我是否深入過楓林，對這個巴掌大的小村仍然是那麼一知半解。我以為小村能給我心靈撫慰。事實上，不是。“你知道什麼東西對人的摧殘，永無止境嘛？”有一次，我父親這樣問我。我父親是個農民知識分子，大學肆業，做了幾十年的農民，依然保持著夜讀的習慣。他喜歡談《紅樓夢》，談《三國演義》，他是個寡言的人，但說起這些就滔滔不絕，像是另一個人。我對他的提問，發傻了。我說，是貧窮。我又說，是疾病。我父親伸出了雙手，說，你看看吧。我從來沒有仔細地看過父親的手，我甚至沒有感受過眼前的這雙手帶給我的溫暖——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從來沒有抱過我，也沒有撫摸過我的臉，我睡懶床不願晨讀，他就操起扁擔，捅開門，說，你不想挨扁擔你就快點起來。我似乎聽到他扁擔掄下的呼呼風聲，噗哧而來。
寬大，厚實，幹裂的旱田一樣皸裂，粗糲的指甲縫隙裏有黑黑的泥垢。這就是父親的手。我突然看見了生活的臉孔——手就是生活的臉。我說，爸爸，你年老了，少做事吧。其實，我對父親沒有很深的感情。我十三歲獨立生活，十六歲離開楓林，所有對家的溫暖的溯源和記掛，都在母親身上。除了酒，我還沒有給父親買過別的禮物。他是第一次這樣溫和地坐在我對麵，頭發稀落，比我矮小，臉上的笑容仿佛是刻在岩石上。父親說，每個人的命運都要自己去承擔，我也不例外。他又說，家裏的兩畝田還是要種的，自己吃的菜還是要動手的，豬也要養一頭，不然，你們回家過年也沒了氣氛。他手上兩塊錢一包的“月兔”煙，一根接一根地抽。他說，泥就是我們的命運，泥對人的摧殘就是把人消滅，人死了，泥還要把身體吃掉，連骨頭也不放過。
我握住了父親的手。第一次。像個鳥巢。但穿過我血管的，是陰寒。我想，這可能是泥的所要說的，隻不過被父親的手傳達了。父親笑了起來，說，你的手軟綿綿的，像一團棉花。突然間，我們都那樣的陌生。我有一種想抱住他的衝動。我張開雙手，卻沒有抱過去。我一隻手彈了彈他衣襟上的煙灰，另外一隻手捂緊了自己酸酸的鼻子。我們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父子相對，傾心長談。父親說，你十三歲那年，你不肯上學，我罰你跪在廳堂裏，用竹片打你，你記得嗎？他又說，你不知道，我吃飯的興頭都沒了，你為什麼不去讀書呢？我叫你摸摸我的手，你不肯，你說我的手像塊磚頭，我說你摸了我的手，就會好好讀書的，會懂事得更早一些，你不聽。父親說，從楓林走出去的人，是泥土煆燒出來的。
祖父是在八十八歲那年秋天老死的。如今已有十二年。我趕回楓林時，他躺在床上，身上蓋著白布。墓地是他二十年前自己尋好的。他說，墓地也是家，土質要幹燥，透氣。墓地在一個向陽的山坡上，田野麵餅一樣攤開。秋天是一個適宜死亡的季節，滿目金黃，地氣下抽，天空高遠，萬裏澄明。正如老八伯說，一個老死的人並沒有給我們長久的悲涼。下葬的那天，陽光清冽，山岡上枯萎的狗尾巴草起伏。
在他身邊安睡的，是我的祖母。祖父在四十多歲的時候，置好了棺木，塗上紫黑色的土漆，棺頭畫了兩朵豔紅的大麗花。
我的鄉土哲學啟蒙者，就是我祖父。他六十來歲，掉光了牙齒和頭發。他空閑的時候，牽著我的手，去看一個一個祖墳。他說，祖墳也是一種祖屋，要悉心嗬護。在他三十出頭，他每天晚上走幾十裏的山路伐木，一根一根地把木頭扛回家，花了三年，蓋了一棟大房子。而祖屋仍然留了下來。祖屋很小，不足八十平米，分兩間，我伸手能摸到屋簷。我不知道祖屋有多少年啦，但知道它延續了十六代。先祖是義烏人，打鐵的，和一個姓梅的結拜兄弟，逃難來到楓林，蓋了這片屋舍。黑黑的瓦壟，猶如洪荒時代的河流。
我不知道，人類最早的房子是出現在什麼年代。我相信它和石器一樣亙久。人類在荒火堆裏，找到烤熟的肉，也因此找到了火。泥和石頭，使人類告別洞穴，有了房子，有了家園。泥使人類有了姓氏、族群、家國。它的光輝覆蓋了人類的額頭。房子是家園的軀體，也是家園的代言人。假如人的精神也有胞衣的話，那麼它就是。
我一直固執地以為，城市的房子（像鳥巢）是安放身體的（我們像一群覓食的鳥，到了晚上，我們就蜷宿在巢裏），而鄉間的房子（像水缸）是安放靈魂的（我們是瓦簷滴落的水珠，彙聚到一個容器裏，獲得一種安靜和力量，它遵循了內心的運行軌道，使轉動的生活車輪慢下來）。我這樣說，並不是說我厭棄城市，事實上，我熱愛我生活的小城。我熱愛它的美食，街上遊來遊去的女人，煙霧嫋嫋的茶樓。城市鼎沸，卻沒有溫度。鄉村寂寂，卻渾身柔軟。
老八伯一年四季都是打赤腳的，哪怕上身穿著厚厚的棉襖。我坐在廳堂裏吃飯就能聽得出他的腳步聲，謔得，謔得。是腳板擊打土層的聲音，沉悶，結實，灰塵從腳沿，輕輕地揚出去，懸浮。他的腳，像塊黃褐色的花崗岩。當然，這是以前的事。他已經好幾年沒出門了，躺在搖椅上，左腳爬滿了蒼蠅，用扇子趕都趕不走，嗡嗡嗡，空氣中彌散著腐肉的腥氣。他得了靜脈炎，小腿圓桶一樣粗，流膿血。他把邪媽采來的蛤蟆草，嚼爛，敷在腿上。村裏的中醫說，拐子吸了太多的泥氣和水氣，腿是廢了。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外麵打工，連過年也不回家。兒子說，回家還花路費呢。兒子不是做事的人，專幹偷盜的事，飽一天餓一天。老八伯帶話給兒子，叫他兄弟回來，說，田種不了，隻有餓死了。兒子說，坐牢也比回楓林種田享福。老八伯坐在凳子上，用手杖打老婆，邊打邊喊：“我造孽啊，養兩頭畜牲還指望過年呢，生兒子是拉了泡屎啊。”
邪媽隔三差五端一個缽頭，攔在我母親去菜園掏菜的路口。“你家裏的醃菜，給我一些吧。我們家一片菜葉都沒有。”“拐子又不死，嘟嘟，我家鹽沒了。”“借一鬥米給我，嘟嘟，我明年機了米還你。”邪媽一手捏著褲頭，一手抱住缽頭，臉上是黑漆漆的泥淤，露出滿口黃黃的牙齒。我母親把鹹肥肉割一塊給她，把箱子裏壓了幾年的棉襖給她。母親說，人成了一攤爛泥，什麼用都沒了。老八伯最終沒有熬過第二個冬天。他全身急速地浮腫，褲子包不住大腿，身體裏的水好像隨時會噴湧出來。即使是在深夜，他矮小的屋子裏還會傳來哎哎的呻吟。村裏的人說，拐子是餓死的，邪媽做的飯還不夠她一個人吃。村裏的人又說，拐子窯泥踩得太多，泥把腳給廢了，菜裏的蟲死在菜裏，是輪回。
臨死，老八伯的兩個兒子也沒回楓林。他的泥壇成了他的墓地。泥壇已廢棄了好幾年，壇邊的稗草瘋長。壇裏是烏黑的泥槳水。下葬的人說，埋拐子連墳坑都不用挖。在我小時候，泥壇是我們的樂園。我們用手掏一塊窯泥，捏小汽車、麵餅、小板凳、魚，放在牆垛上曬幹，成了我們的玩具。老八伯用手搓一截泥，粗粗壯壯的，問我們：“這是什麼？”我們說，雞巴。他嘿嘿地壞笑，淌長長的口水。他說男人不為嘴巴就為這個，好東西，好東西。我們哄地散開，跑了。他看見婦女路過，就把泥雞巴亮出來，說，試試這個，換換口味吧。婦女說，塞到邪媽的褲襠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