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媽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會用盤子端給小叔家。奶媽說，世上的苦何止萬種，沒娘的孩子最苦。奶媽是個信佛的人，初一十五，她會叫我拜香。她站在我身邊，微笑著，看我弓腰，跪地，把香插在爐上。
到了我有膽量上後山的年齡，我已經可以砍柴了。我們是結伴上山的，腰裏捆一把刀，手裏拿兩根麻繩。我們把一半的時間放在烤紅薯上——在地裏掏一個洞，生一堆旺火，燒出紅炭，紅薯放在炭麵上，再燒一把茅草，捂得嚴嚴實實。柴砍好了，紅薯也熟透了。薯皮會起泡泡，撕開，吃起來粘喉嚨。但我沒有去墳場的勇氣。癩痢老六就敢，一個人坐在墳頭上唱歌，躺在碑前睡覺，手伸進墳窟窿裏捉蛇，還把經幡上的白紙戴在頭上，扮日本鬼子。
墳塋，在我的幼小的心裏，是堆積的塊壘。整個後山，彌散一種陰森的邪氣。它是由墨綠的色彩帶來的——茂盛的狗尾巴草，蒼天高聳的鬆樹，墨綠是一團一團的，膠狀，起風的時候，湍急的水浪一樣洶湧，嗡嗡嗡的聲音儲藏在山塢裏，像把大海擠壓在水缸。它還是高高在上的——從後山，可以俯瞰整個村莊，屋舍平攤在饒北河邊，像一堆堆幹糙的牛屎。西塢沒有墳堆，但比東塢更令人毛骨悚然——夭折的或短壽的人，用糞箕或樓板抬到西塢，找一棵油茶樹，連夜埋了，作了培土的肥料。說不清是哪年，小學建在西塢，學校卻沒人守，課桌椅子，隔三差五地丟失。雇了幾撥人，沒守兩天就走人，連工錢都不要。說，到了半夜，鬼到教室裏把桌椅翻掉。村裏膽子最大的兩個人，令林和老八，都五十多歲了，說要見識見識，鬼到底是怎樣的。睡到半夜，聽到隔壁教室的課桌嘩啦啦地翻倒，一個翻身，爬起來，一看，課桌好好的，整整齊齊，嚇得魂飛魄散。
廟裏的老僧聽了這些事，說，鬼是髒東西，一泡尿就能讓鬼現原形。他把草席鋪在操場上，生了一堆小火，抱著破棉絮睡。到了半夜，課桌嘩啦啦地翻倒，他爬起來，一隻猴子被吊了起來。原來他在教室裏按了套子。後來，這隻猴子一直跟著他。老僧年輕時有一個妖精一樣漂亮的媳婦，生孩子時難產而死。他到廟裏出了家。老僧說，這隻猴子是他妖精變的，再也不會離開他。他給它穿了一件紅色的花肚兜，在村裏搖來晃去。
在我十三歲那年，奶媽一家搬到了市郊區生活。奶媽是個文瘦的人。我的成長啟蒙得益於她。她沒讀過書，但她會講許多的童話和打謎語。鄉村所見的植物，如棉花、茄子、辣椒，她都能用謎語說出來。我記得棉花的謎語：矮矮樹，青青桃，紅花去，白花來。我第一次到她新家，是那個正月。雨一直沒停過。每天下午，她拉著我的手，提一個菜籃，去榨粉廠，買米粉給我吃。她在幾年前摔過一跤，落下腳疾。我也完全疏離了楓林，一直在外。我隻有過年，才會回老家。它隻是一個簡單的山頭，但我看起來，它像一張床，最終，村裏的人都在那兒安睡。
有墓地的鄉村是有福的，能夠讓人從小就聽見死亡的呼吸，死亡讓人獲得安詳。我的一個鄰居，是個退休老師，他早早地在後山修建了墳墓。墳墓是水泥壘的，青石碑，碑文都刻好了，空了“卒於xx年”的位子。他沒事就去看自己的墳，仿佛那不是墳，而是他還沒住進去的新房子。他滿意於這樣的狀態。
我已經到了不再害怕墳場的年齡，對死亡也保持深深的敬畏。我懂得，一個亡靈的名字，不要輕易說出，也不要驚動他們在深夜的交談。讓守靈人安靜地打瞌睡，讓嗩呐蛆蟲一樣的叫聲埋在土裏。村莊也隻是我們出發，或停留的一個長亭。我們在村裏生病，繁衍，勞作，有那麼一天，我們突然覺得該做的事都做完了，會扔下手中的鋤頭，撇下繁雜的人群，一個人到後山去。然而他並不孤單。後山是沉眠中的懷抱，我們被它一一所接納，無論我們的一生是多麼幸福，或不幸，我們都將彼此忘記。我們一直以為自己認知了生，也認知了死，其實不是，是生和死經過了我們身邊，帶來了母親，血液，時間和真理，也帶來了昏暗，塵埃，痛和消失。書寫就這樣開始，也這樣結束。即使是結束，也是溫暖的。
後山是那樣的低矮，油桐樹的白花在春天，壓滿了山岡，咆哮的田野在它眼裏一片寂靜。時光在沉淪。言辭在沉淪。被無數人翻越的山岡，散發墨綠的光芒，照耀我們。假如後山是我們的額頭，那麼皺紋是一幅完整的路線圖。
胎記和釉色
誰都說不清，那是亙古的秘密——一個村莊的隱痛，短暫的歡愉，從暮色中慢慢浮現的臉。它們是烈火焚燒的泥，是額頭潰散的冷，是胸腔裏永不爆發的洪水。我看見的人，從冷寂的小巷匆匆走過，鞋子裏有水，呱吱呱吱，臉往下埋，黃牆的陰影覆蓋了身子。我以為他們永不回來，分散四野，最後彙集在通往山後的小路，在一片墳地消失。走得那麼快，快得讓我們失去對他們的觀察，讓我們失去對生活的悉心照料。其實，他們在一條我們所不知的道路上，又返身回來了，帶來嬰兒的哭聲，春天大片大片的野花，饒北河騰空的呼嘯。我不知道，我是否看見了他們，是否與他們再次相逢。我隻聽見今夜的北風掀開往日的灰塵，嘩啦啦，嘩啦啦，大樟樹最粗的一根枝丫被折斷。北風是揮舞得呼呼作響的銀鞭，大地縮成一團，結實，沉悶。貓頭鷹從一個山頭叫到另一個山頭。這樣的黑夜（我們想起眾神，但眾神已經死去）多麼像一個盲人。一個我熟悉的盲人。
一個被重重疊疊的灰塵所遮蔽的盲人，代替了我的言辭。我多少次問自己，為什麼想起她。她還讓我想起大霧，墨水，塵封的心扉，無法洞悉的生活。
她眼睛內凹，有黃塵色的眼屎，翻動眼珠，豆腐花一樣的白在滾動。“是蘭花麼？你兩天沒走這條路了。我算了一下，我菜園洞房那天，我就要抱孫子啦。”我媽去河邊洗菜的路上，被她叫住了。她坐在門檻上，腿上橫著一根拐杖。菜園是她大兒子。她是在菜園地生下他的，滾熱的一坨肉，菜葉包著，用糞萁挑回家。菜園三十六歲那年，才說上一門親事。新娘是個輕度弱智，叫水花，是上村的。也是個美人。我媽說，有孫子抱好呀，管她是誰生的。水花是懷胎待嫁的。村裏人都猜不出孩子的父親是誰。一個單身說：“是我生的。夏天割薯藤的時候，在棚塢的地裏，下種了。”另一個單身否定了這個說法，說：“大家都曉得，水花上山砍柴，都是我帶的。我幫她砍，幫她捆，當然也幫她下種了。”村裏人問水花，水花怎麼也不說，她嘟起嘴，結結巴巴地說：“他們都不是。我不能說。”從說親，到洞房，剛好過了一季的稻子。客人邊鬧洞房，水花邊生產。菜園坐在新郎席上，傻傻地笑。盲奶奶說，這個小孩是水邊下的種，就叫水邊吧。
你看見菜園的房子，肯定會聯想到雞籠——手能摸到屋簷，青苔吸在瓦楞上，廳堂沒有門也沒有牆，整座房子沒有窗戶，隻有兩扇邊門，油煙把杉木板的牆壁熏得油亮深黑。盲奶奶坐在門檻上，臉上綻放與她年齡不相稱的笑容，恬美，水珠一樣靜，她隨時做好了與路人交談的準備。她花白的頭發往兩邊翻卷，仿佛冬天的野箆麻。事實上，她惟一的友愛對象是水邊。她靠耳朵生活在一個微小的世界裏。耳朵是一個盛滿聲音的容器——老鼠在啃破鞋，雞跳到了飯桌上，豬拱圈欄，一隻覓食的貓把碗打碎在地，她並不挪動身子，而是用拐杖敲打門檻，噹噹噹。這是拐杖的惟一用途。她不瘸，走路也不靠拐杖引路。
從我家到盲奶奶家，大約有一百一十米，中間要穿過舒前列家。舒前列是個避難的移民，有六個女兒，他老婆是一個肥胖的女人。路把房子分成兩邊，右邊是臥室，左邊是廚房和廳堂。房子很小，比我家的牛圈大一些。我放學回家，就能目睹他家的本質生活。飯桌上的菜肴，是一個家庭的容貌。舒前列用藍邊碗吃飯，嘩得嘩得，幾乎不吃菜，隻是偶爾用筷子點一下碟裏的醬椒。他老婆坐在小板凳上，懷裏抱一個，腿上坐一個，一邊喂飯一邊罵稍大的女兒不懂事。飯桌上，通常是醬椒，豆腐乳，酸蘿卜，黃豆，一兩個時鮮蔬菜。舒前列高高瘦瘦，力氣很大，靠砍柴養家，我看見他吃飯時抽動的喉管和銅鈴一樣的眼睛，就想起他腰間閃亮的刀。而肥胖的女人，罵了一會兒，自己會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沒有淚水也沒有鼻涕，幹燥的哭聲很嗆人。我媽這時會出現。我媽把舒前列的六個女兒，從驚恐中解救出來。因為，胖女人一哭，六個女兒也嘩啦啦地哭。我媽的法寶是端一碗豆腐或一碗鹹肉。胖女人抱住我媽，止了哭，鼻涕適時地流了出來，胡了我媽衣角，抽搐地抖，說：“這樣的日子到哪天是盡頭啊？”在我十歲那年，舒前列一家遷居到市郊，他住的房子在一場暴雨中倒塌，使我暗喜，因為一間無人居住的舊房，多多少少讓人陡生恐懼。我直到二零零一年，我在市區才看過他，他拉板車，在廣場的拐角，賣甘蔗。他的頭發全白了，坐在車子的扶手上，穿厚厚的棉襖。他已經完全不認識我，他不可能去想象一個孩子的成長，一張與二十年前相關而又完全疏離的臉。
盲奶奶家是我每天要去的。緊挨舒前列家的是一扇石牆門，黏附著爬山虎，蕨萁，青苔。我站在門口，探進一個頭，低聲叫：“蒙古。蒙古。”蒙古是菜園的弟弟，大我七歲，有一股牛力，摔跤很厲害。一個女聲會應和：“蒙古，去放牛了。”那是蒙古的妹妹，叫爛頭。爛頭剃個光頭，長滿油瘡，幾隻蒼蠅停在瘡上，趕都趕不走。蒙古是我能指揮的年齡最大的人。蒙古拖一雙補了又補的套鞋，嘩啦嘩啦，跑出來，說：“柿子皮帶來了？”柿子皮是我奶奶每天哄我的，我從褲兜裏摸出幾片，說：“我去讀書了，你幫我放牛。”
與我一同放牛的還有金炎，老七，義卿。秋收後的田野素淨，亮白。豆子已經收了，還有紅薯地沒挖，過冬的柴火還在深山。繁忙的農事讓村裏人沒時間打理稻草。那些稻草紮成一個個稻草人，一把把地散落在田裏。那些稻草人顯得孤單，像一群被遺忘的人。而一些老人，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捏一根麻繩，悠晃到田裏，撿一些幹淨、潔白、齊整的稻草，捆到河邊洗淨，翻曬幾日暖陽，鋪在席子下麵，一個陰寒的冬天就變得質樸而溫暖。穿過田原急於趕路的陌生人肯定不會記住這些，他隻會很留意哪條路怎麼走，河流在哪兒拐彎。拐彎處是三戶人家，其實是兩戶，有一戶人已經死光了。他一定會記得村裏哪棵樹最高大，黃牆黑瓦，一縷炊煙係在樹梢。在鄉間，我度過的時光是短晢的。我仿佛輕易地理解了人生，在時間的腐蝕劑中，人很容易腐爛，我們應該明白，我們在收獲什麼，為什麼去收獲。每當我看見那些散落四野的稻草人，我突然覺得坦坦蕩蕩，仿佛被大野的風吹得透明。我甚至懷疑那不是稻草人，而是星散在大地上的人。
而童年，是一團焦炭，火焰沒了，溫度還在，它會在某一刻燃燒，溫暖一個在他鄉暗夜裏緬懷故土的人。冬天，我們把牛圈當作樂園。我們的牛關在一間矮小的泥房裏，棚上堆滿玉米稈豆稈。我們翻跟鬥，打紙板，跳方格。我們提一個火缽去，用小鐵盒炸肉渣吃，炸黃豆吃。他們都沒讀過書。他們關於楓林以外的事情，源於我稚嫩童聲的講述。金炎大我一歲，即使是寒天，也穿一條單褲。他的棉襖是他一個遠房伯伯送給他的，蓋到膝蓋上，他的手抄進袖筒裏，腰上紮一條麻繩。他從小就有輕度的肺病，不時地咳嗽。他父親早年死於肺結核。有一年，我們都到了對身體羞澀的年齡，去饒北河遊泳，他遲遲不肯脫褲子，我們就扒。他奮力地哭，他說，他沒有短褲，沒辦法下河。我一下子呆住了——對他人的生活，我們永遠是旁觀者。我外出讀書，和我差不多大的村裏人都打工去了。老七和他大哥學油漆，義卿做了盲流。金炎始終留在楓林。他幾次出去，都失敗了，他連自己的名字都認不了，有一次，他還討飯回家。他三十好幾了，還沒結婚。我對我媽說，金炎結婚，我要送一個禮。而禮始終沒送出去，他娶了一個盲流來的女人。到了糧荒，我媽就會送些米他家，我媽說，金炎身體不好，米都沒得吃，還受他哥的欺壓。義卿在前幾年被判了刑，在溫嶺偷目魚，有一千多斤，被抓了。村裏人說，其實他沒偷，是被另一個人誣陷。他在警局裏挨了多次打，他咬牙不說真相。
其實我們一直生活在真相的蒙蔽之中。比如爛頭十四歲就結婚了，為什麼呢？一個人是怎樣衰老的？真相的核心像一枚石頭，沉入水底，再也無法辨認。
老七的家與盲奶奶的房子比鄰。蒙古有一個很大的彈弓，拉筋是汽車內胎皮剪的，弓把是油茶樹丫。我們躲在老七的閣樓上，瞄準三十米外公路上的貨車。那是一個俯視的角度，中間的稻田飛舞成群的蜻蜓。越過公路，滾滾的塵埃散去，我們可以看見饒北河，隱沒在槐樹叢裏。它那麼慵懶，卷曲著身子，遊動時，液體的鱗片閃閃發亮。貨車來了，我們屏住呼吸，仿佛司機隨時會發現我們的陰謀。其實是我們暗自害怕。而這正是我們的樂趣。閣樓成了我們臆想中的碉堡。蠶豆一般大的石子，尖利地穿過空氣，飛向目標。飛翔的石子是沉默的，它摩擦的空氣有火焰，溫度瞬間劇烈升高，又消弭於冷卻。飛翔無跡，在我們的視線裏隻是一道渾圓的拋物線。石子一般打在稻田裏，或公路上，也偶爾擊在車身。也有擊碎玻璃的時候。司機急速刹車，停下來，看看碎了的車窗，再看看四周，他從石子飛來的角度，察看陰謀背後的臉。他拍了拍身上的土塵，沮喪地垂下雙手，終於破口大罵：“誰娘x的，我們無怨無仇，為什麼害我。這是什麼鬼地方，要打死人的。”我們無法看清他的臉。他重新爬上車，咕咕咕，轟轟轟，他被內心的怨恨所吞沒。蒙古裂開嘴，壞笑。金炎抿著鼻涕，頭上蒙著幾絲蛛網，臉上有景仰的氣象。
那時路邊的水溝，氤氳恬淡的氣息。夾溝的矮牆上，有一株柚子樹，一株水蜜桃樹，一叢木槿。桃樹開春就把粉紅的花苞舉過枝頭，豔豔的，充滿情欲，水麵漂著細瓣。柚子樹常年散發刺鼻的味道。而木槿的花季那麼長，剪了又躥出來。生活在它們的開放中，顯得緩慢，凝滯。被寂靜包裹著的喧嘩，漫流而過的哀傷，就這樣埋伏在一個人的記憶之中。老七的廳堂對著水溝，寬闊的田野並沒有把鮮亮的色彩吹送進來，而是把馥荔的植物體香，塞進了空氣的隙縫裏。廳堂是陰暗的，橫梁的投影和瓦的漏光相互交織，構成童年時光的底色。我，金炎，老七，義卿和蒙古，在雨天的午後，會在廳堂裏打陀螺，踢毽子，老鷹抓小雞。有一次，大概是傍晚時分，我突然驚嚇得號啕大哭，整個場麵凝固了，幾秒前的吵鬧潮水般迅速退去。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第三天的早晨。後來聽我媽說，是蒙古抱我回家的，蒙古說不清我為什麼哭，隻看到我哭了幾聲，癱軟了下去，不省人事。我家裏人的驚慌是可想而知的，我奶奶一直守在我床前，沒合眼。我說我看見一個裸露上身的婦女，四十多歲，頭發麻白，左手托住左乳房，乳房有些潰爛，流黃黃的膿水，婦女靠在中間的圓柱，看我們踢毽子。我奶奶——一個脾氣古怪性格強悍的老人，顛著小腳，找到盲奶奶，問，這個婦女是否會把小孩奪走。盲奶奶說，這個婦女死於乳腺癌，有二十多年了，是老七的姑婆。盲奶奶又對我奶奶說，你孫子很難帶大，他的眼睛異於常人，你讓他學佛吧。
在我們牛圈斜對麵的岔路口，有一棵桑樹，樹葉披散下來，我們能聽到雨水啪啪啪的腳步聲，春天，腳步聲是那麼綿長，細密，勻稱，淡淡的傷感。樹底下，有一座磚頭搭的土地廟。廟裏擺了一副碗盞，菜油燈吐出熒熒的綠光。我奶奶每天傍晚，由盲奶奶陪同，拉著我瘦瘦的小手，去拜香。我那時就害怕死亡，也害怕熒熒的綠光。廟前的石板上，灑落斑斑油跡，烏黑，透亮，仿佛是一種暗喻。奶奶非常擔心我因此而夭折——事實也是如此，我受了驚嚇之後，一病不起，長達一年多，就連睡覺也要奶奶抱著，我不敢一個人麵對空間，尤其在晚上，濃漿一樣的黑，形成我內心的塊壘。桑葚紫紫的，被葉子蓋著，它內部的漿水成為糖的延伸部分。桑葚落了，夏天也走了。
而我整個童年的快樂，再也沒有顯現，像一塊被鏟的草皮，留下禿頭一樣的泥地，要很多年才會長出綠色。奶奶把我活動範圍，圈定在屋裏，學校，和一片大約一畝大的院子。院子與我睡房一牆之隔，有兩棵高聳的柚子樹，一棵枝繁葉茂的桃樹。樹下堆著木柴，農具，廢棄的雜木。可以想象，乏味單調的時光，讓人缺乏生機。奶奶，盲奶奶，和我，坐在矮凳上，說一些遠遠近近的事。她們仿佛接受了神靈的派遣，守護著我。耽於等待的是，四月的油菜花適時地到來，它像一個老人，腳步蹣跚，從一寸走到一尺，爬一節陡峭的斜坡，在枝頭休憩，淋了一身的雨水，曬了暖陽，打了盹兒，抬起頭，黃黃的花冠戴到了它頭上。這是我最早閱讀的波浪：風壓過來，油菜花猶如奔跑的女子，香氣和美裹得她們放不開手腳，隻能身子前傾，頭微微低著，而她們的裙裾被風掀起，拱起金色海麵的喧嘩。。。。。。。
你是知道的，我們的房牆有毛竹洞，壘牆時留下的。當黃昏的薄霧向人煙包圍，麻雀就躲進毛竹洞裏過夜。我用漁網，固定在長竹竿上，網住洞，用邊弓敲牆，哐哐哐，麻雀受驚，撲楞楞地飛出來，剛好被網罩住。它不會想到，陷阱可以設在高處，陷阱在它安塌之處。奶奶用麻線綁了翅膀，燉給我吃。長大了，我們才會明白，我們與麻雀又有什麼區別，即使會飛翔，也有許多東西，掙脫不了。綁縛在身上的繩子，楔進骨頭裏的鐵釘，我們永遠無法解除。
在我二十四歲那年的秋天，奶奶自然死亡，沒有疾病。她虛弱了多年，連人也不認得，常常把我媽叫成三姑。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一個人在上饒縣城，晃來晃去，準備去一個朋友家打牌，走到路上，我突然想起奶奶，我想起她渾濁的眼，她躺在床上無力的手勢。今天不回去，我可能看不見奶奶了，我想。我搭上最後一班車，趕到楓林，已經燈黑夜靜。我一家人圍在奶奶的房間裏，失聲慟哭。奶奶處於彌留之際，她無力的手想拔開人群，尋找一張臉。而她的手連風也撥不動，就那麼僵硬著，成了她暗示的言辭。我叫了幾聲，“奶奶”“奶奶”，她睜開了最後一眼，沉重地關閉了她所有的肉體的門窗，無邊無際地下沉，沒有重量，把溫度和呼吸留在我心裏。
恍如消失的那樣，成長也是一夜之間的事。二零零一年，我帶著新婚的妻子回家過年，看見水邊已經是個壯實的小夥子。我說，在哪兒打工啊，要娶個媳婦了。菜園嘿嘿地露出一口黃牙，笑著說，水邊剛剛從牢獄裏出來。怎麼會坐牢呢？我說。水邊說，在蕭山的一家廠裏做事，拿不到工資，把老板打了一頓，就被抓了。至今不知道生父是誰的水邊，在六歲那年，也失去了母親。弱智的水花被人販子販賣到一百多裏外的另一個鄉村。幾年內輾轉了幾個鄉鎮，最後水花在小鎮的石峽村落戶。菜園始終沒有去找她。水花經常托人帶一些瓜子水果，送給水邊吃。記憶中，水花是個美人，豐滿，高挑，白淨。而她也始終不敢來楓林，她對水邊的掛念，依靠饒北河的逆風，吹送而來，撲打那扇搖曳的院門。村裏人倒是經常看見她——披散著頭發，穿破舊的紅襖，拉著熟人的手不放，喋喋不休，臉像曬幹的柿子餅，嘴角淌白沫。她有男人，但沒有家，她在她自己也說不清的男人身邊過著短暫的生活，然後又轉到另一家。
那座小屋已經完全破敗，門檻和橫梁，長滿苔色。菜園在屋後壘了一間土房。壘房的時候，盲奶奶還在，盲奶奶的老頭金木還在。金木從剛剛架上去的梁上摔下來，斷了一條腿。金木整個人都縮小了，身子佝僂，走路像風吹動的搖擺。而盲奶奶總是不悲不喜，笑容是那麼慈愛，讓我確信她眼睛裏的金屬光芒，在她內心噴射火花。爛頭又回到了村裏，她的老公死於絕症。她還不到四十歲，她已經當奶奶了。我已經不認識她，我隻能在她皺褶的臉上，依稀看到二十五年前略帶淒涼的笑容。現在，她靠幫一個寡居的遠房親戚看守房子糊口。她二婚的老公，遠在市裏，做菜場早市的裝卸工，矮小，喜歡誇誇其談。
蒙古在饒北河放養水鴨，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曆史了。他穿高筒的雨鞋，手拿一根長長的竹梢，跟在一群呱呱呱叫的鴨子後麵，吹悠長的口哨。他有一個女人，他自己也說不清那個女人是他的什麼。她是鄰縣的，有老公有小孩，比蒙古大幾歲，她抽煙，還喝酒。她吃了飯，就找人打麻將，輸了，找蒙古拿，沒有錢，就回自己的家。她兩個月就來住十幾天，把蒙古的鴨蛋全賣了。鄰居對蒙古說：“蒙古啊，四十多了，不要被這樣的女人迷了眼。她要的是你的錢。你有適合的寡婦就娶來。我們能幫的會幫。”
我並沒有如奶奶和盲奶奶所期望的那樣，專心向佛。我知道佛是大慈悲。讓我自己不可理喻的是，曾經一度我傾心於基督教。我過於世俗，我不配做個教徒。在楓林，我可以獲得慈悲和肅穆。楓林是多麼廣袤，容納時間，容納身軀，那麼無邊無際，就連不幸與苦難，都如芥草，隻是心髒裏的一塊冰。
胸懷一條河，背靠一座山。
河是饒北河，山是靈山。我終於發現，那片田園是我的投奔處。我能傾聽到那片土地的呼吸和喘息。一束稻花一條小徑一片瓦礫，都在暗示生命的蹤跡。生命無處不再，雨水淋濕的地方都有青草生長，冬天的梅樹，葉片落盡卻吐出豔麗的花。靈山終日被煙雲籠罩。我能感覺到，盲奶奶對那些聲音的注目——她的路口送走一撥撥的人，仿佛一夜之間從少年變得兩鬃霜雪，他們是否與我一樣無望而苦苦掙紮？他們消失了，他們的存在是那麼遙遠。他們目注生存者，知道死是對生救贖，生是對死的對抗。他們好像告誡我們，傷痛與生同在，生命很渺小，卻想活出的意義。當我們輕輕地說出河流的名字，我們必將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