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水波一樣散去
空氣中仿佛懸浮著往年湮滅的鼻息，凝結了飄落的聲響。那般潮濕，細微，渺遠，暗淡。一個人走進祠堂，會被它包圍而來的寒氣、陰森所震懾——高而空洞的屋頂，粗壯光滑的柱子，梁上群獸的浮雕，豁開磚縫的牆壁，斜斜陡坡的天井，在霧氣漫散的冬天的早晨，它的氣息是腐爛的（時光的過去式），靜止的（讓人想起封凍的河水），向內心擴散（像擴充的句群），浸透全身（永久的記憶） 。在楓林小學，我所遭遇的早晨迷人而驚慌。
祠堂呈“回”字形，進門口是對稱的四小間教師辦公室，過了天井有個大教室，拐個小門，是兩個扁長的小教室。村路從東牆彎個直角，到了一片墓地，柿子樹噴泉一樣往高處湧，又翻卷而下，秋天，紅紅的柿子耀眼地晃——那是液體的燈籠，兩戶低窪的人家與菜地構成了被遺忘的（它處的）荒野。我坐在教室裏，稍微扭轉頭，可以看見路上挑擔的人，一群戴白帽送葬的人，邊走路邊織毛衣的婦女。西牆內是一畦菜蔬，油油的，一棵野桃樹翻過了牆頭。與祠堂形成對角的是兩棟混磚樓，鬆木的樓板，咚咚咚，腳步的節奏在廊裏回響，揚起的灰塵在陽光中撲朔迷離，閃爍。中間的空地是操場，通常被農家用於曬柴草、稻穀、鹹菜、紅薯渣，打豆夾，擺宴席。晚上的露天電影也在這裏放映，露水打濕了睫毛。那是我的胎盤。我的搖籃曲。我遺失的照片。我模糊的水漬後的顯影。奔跑的靈山臥了下來，它的曲線是我最初的素描。層層向上推移的山巒，像駿馬鼓起的肌肉，遠遠看去，茂密的杉林也成了油綠的絨毛。
在小學與公路的夾邊內，是一個廢棄的瓦廠。春天的紅花草點起大地的燈盞，在彌眼的翠綠中漫遊，壯闊無邊，從饒北河漫溢過來腥忪的氣息給人微醺。養蜂人就來了。瓦廠的空地擺滿了蜂箱。蜂箱是個立方體的木板小房，多年雨水的浸泡，木板留下了歲月的指紋。養蜂人來自上海，兩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一個年輕的女子，說軟綿綿的普通話。男的清瘦高挑，愛穿蛋白色的襯衣，修長的喇叭褲，爆炸式的卷發。女的穿連衣裙，肌膚白淨。瓦廠有一排矮房，像養蜂人暫時停靠在異鄉的貨車，斜出的平台也成了旅途上的亭子。
站在平台上，視野收盡田野，山巒，河流，村舍。春天的雨水綿綿，花朵低著頭，讓我們感到大地是羞澀的。養蜂人會教村裏的年輕男女跳舞。仿佛是蜜蜂的音樂會。學舞的人很少，慌亂地被兩隻陌生的手移來摟去。圍觀的人就哈哈大笑。有一天，我上學路過我的鄰居家，看見鄰居的女兒被吊在梁上打。她叫華華，還不到二十歲，靠手織毛衣掙錢，有事沒事都往那兒跑，與養蜂人摟摟抱抱地跳舞。她哥用繩子抽，邊抽邊問：“上海佬有什麼好？飯都沒得吃，蜂蜜能當飯吃？你再去，就把你腿打斷。”華華不哭也不說話，但淚水嘩嘩嘩地噴湧。過了幾天，我又在平台上看到她，仿佛不曾被抽過。在我18歲那年，我讀到屠格涅夫的《初戀》，再次想起她。
養蜂人的菜蔬是用蜂蜜交換的。到了星期天，我就到田野割野蕎苗。他們最愛吃，炒炸豆泡、白菜心、鹹肉，煮魚，打羹湯，野蕎苗都是非常好的佐料。我端個小碗，還沒到家，就把蜂蜜吃完了。養蜂場是一個神秘的世界。那是我們的天堂，放了學，蜂擁而去。我們看他們刮糖，分房，抽漿，曬網。
深秋，他們被一輛大貨車帶走。空地上留下密密麻麻的死了的蜜蜂，破爛的蜂箱，與牆角裏的瓦桶瓦礫竹刀座架一起，扔進記憶的廢墟。村莊瞬間枯寂，瑟瑟的秋風給視野壓了一層深色的灰暗。田野瘦瘦，虛弱的寬大的景象讓我無由地感傷。我知道來年的春天他們還會來，而等待把一顆眺望的心掏空。
從祠堂的大教室，往裏，分別是一、二、三年級。薑鳳英坐在大教室的最後一排，不是因為她身子高，豆杆一樣，也不是因為成績差，而是她經常拉尿在身上。一下了課，我們就圍過去，看地上濕了沒有。她通常低下頭，臉色羞紅，突然哇地哭起來。班上沒人跟她說話。我們也看不到她說話。放了學，她拿起刀，繩，就去砍柴。我媽說，你跟鳳英一起去吧。我覺得很羞恥，哭鬧著不去。其實，她是心地很好的人。她砍的很快，還要幫我砍。我是動手能力過差的人。第二年，她爸打她也沒用，死活不上學。我初中剛畢業，她就嫁人了，在一個高山上，靠砍柴糊口。有一天她媽領著她到我家借米，挑擔籮筐，頭發亂得像草窩，鞋墊一樣細長的臉，還蠟黃。她把米挑出我的家門，也沒說一句話。
三年級我們開始有了英語課，卻沒英語老師。一個黃瓜臉的上村的人找到學校，說能上英語課。他走進教室，我們既興奮，又鄙視他——他是遊手好閑的人。他的女兒也插班過來。她叫徐美鳳，細白，頎長，穿一條水藍色的連衣裙，宛如一根細蔥。一年後，徐老師搬到我弄子的一間老房住，我經常去他家看連環畫。他因有海外關係從靈溪移民而來，躲避複雜的社會。我小學畢業以後，再也沒看過他一家。他仍生活在村裏。於我而言，他們成了不知去向的部分。生活能把一些人與事隱藏起來，像枝上的豆，我們看到的隻是殼。
全初圓老師是我童年的見證人。我師範畢業分在西山中學教書時，到她家玩，我說，我完全不知道我小時候長得怎麼樣。她說我有些胖，白淨，像個小瓷器。我記得我在冬天愛戴一頂長耳的棉帽，穿笨重的襖。有人叫我日本兵。至於長像，已經成了焦糊的膠片。全老師從一年級一直帶到我小學畢業，她也嫁到西山，離開楓林小學。我吃過午飯，就去她家，然後一起去學校。她的家是一棟徽派建築的大房子，過一扇門一個天井。後院有一棵柚樹，四月，粉碎的白花垂下來，雨滴也垂下來，正午的時光變得迷離多姿。她對我寵愛有加。她從不檢查我的作業，因為在上學的路上，已經問詢了。她有圓月一般飽滿的臉，披肩發，笑的時候會露出兩個酒窩。我向她寫過兩封信，第一封剛進師範，第二封進報社，內容大致相同，我說我每次回到楓林的時候，我會想起她。
與全老師住隔壁的，是我同班的粉良。他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我媽說，接生婆接下他，再接我。他是極其聰明的人，上課做盡惡作劇，成績卻好。他的毛筆字在下午全校師生集訓課上，被老師表揚。後來他去了石人中學讀書，我們再也沒有歡聚在一起。我聽他哥說，他全變了，學會喝酒抽煙，跟社會上的人打架。沒過幾年，他被判刑，罪名是敲詐勒索。一九九九年，我去深圳玩，在南山遇見他，他有些胖，穿一套高級西服，我們都百感交集。他說他坐了兩次牢，結了兩次婚。
從我家門口去學校，一條是大路，一條是小路。上學走小路，放學走大路。
小路要經過一片田疇，一塊墓地，翻過矮牆就到了枝蘭家，再拐一條“2”字形的弄，陡坡下去直通學校。我經常迷惑於這條路途，它仿佛是熟悉的迷宮。它的景色繁雜而單一。它的四季迷眼，令一個少年恍惚。田疇向兩邊打開，像一把扇子。油綠的，延伸的，張揚的。秋天，稻田湧起泛濫的金黃，與山岡上枯萎的茅草、紅色的小楓樹、墨綠的油茶樹，連成一片。多年後，我在米勒的油畫中讀到了它。它是粗礪的，堆疊的，也是尖細的，內斂的。
不走大路上學是有理由的。出了我家的弄，是一個“丫”字形的村口，一年有那麼幾天，那兒擺上紫紅或深黑的棺材。通常棺材在深夜擺好，第二天清早到饒北河買了水，抬到山上。村口成了死者在村裏最後停留的驛站，像一個令他（她）留戀的寂寞的街市。我顛著小屁股，唱著兒歌，彎過弄口，突然看見一副棺材，我嘩啦地嚇哭了。仿佛我看到的不是棺材，而是死者。這樣的恐懼會伴隨我很長的時間。在我6歲那年，我看過死人。我叫二爺的鄰居死了，我媽說，向死去的老人上香會有福的。“金香。金香。”我媽喊二爺的媳婦，沒人應。房子是長條的廂房，很暗，稻草腐爛的氣味和黴黴的潮氣，混合在一起，讓我暈眩。我媽拉著我的手，推開厚厚的木門，剛要跨過高高的門檻，就看見一個人躺在搖椅上，身上蓋了一塊白布。我奪路而逃，一直哭到家裏。這是我有生以來最早的記憶。我再也不敢看死人，包括我祖母祖父外祖母在我成年後相繼過世，我都不敢掀起他（她）們身上的白布。
和我一起上學的，還有我二哥（我奶媽的兒子）。一棵棗樹和一棵柚樹會耽擱我們簡短的時間——二哥猴子一樣爬樹，小書包不一會兒就鼓起來。棗落了，柚子的瓤也甜了。它們是李家的。我負責放風。在我11歲那年，我奶媽一家遷往沙溪。我去過多次，但都沒看到二哥，他常年在浙江做石匠。他建了一棟樓房，在國道邊上，被炸了半邊，沒炸的牆上有一行石灰水刷的字“一人違犯計劃生育株連全家”。奶媽說，是計生辦炸的，二哥做了“超生遊擊隊員”，好多年沒回家啦。在孩童時代，我吃得最多的水果就是柚。我家有兩棵。我奶奶坐在院子裏守著，從開花到最後一個柚落地。她是潑辣的人，沒人敢招惹。她坐在竹椅上，一邊納鞋一邊自言自語。枝蘭也會帶柚去學校。她一瓣一瓣地分好，一瓣賣一毛。
我們是前後座，她從來不收我的錢。我看著她從書包的夾層裏掏出來——最後一瓣。她是從小就懂得憂鬱的人，語文很好。她會自己做寫字板。在白紙上塗勻豬油，再鋪一張笛膜紙，字寫在笛膜紙上，字滿了，一掀，字就沒了，像隱身術。做算術是最好不過了。她會把神秘的寫字板送給我。我去鎮裏讀初中，我們再也沒同班。一九九二年她上饒師專畢業，成了我最要好的同學的愛人。
吃多了柚子的人，也成了遊子。柚是命運的一個暗喻。是分離和飄蕩。
夏天的中午，班主任給了我重要的任務：誰也不許到河裏遊泳，必須在課桌上午休。離校二百米就是饒北河，茂盛的柳樹和槐樹，把河流包紮在田野的裂縫裏。我們都去那兒遊泳。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比河流吸引人的東西。在那個小村莊，饒北河是我們的樂園。我們把石頭一個一個地翻開，抓螃蟹，用飯粒釣蝦，到河堤的石縫摸胡子魚。
我吃了午飯慌慌地跑到教室，拿本練習冊，同學來一個就登記上。我們的課桌是長條的板凳式的，上下各睡一個。天井的陽光斜斜的，有點飄忽，粉塵慢慢往下旋，微風一吹，又浮上去，有睡意一般的迷幻。你可以看見桌子上裸露的小腿，瘦弱的身軀，打了補丁的襯衣，長長的口水，額上細碎的汗珠。他們小小的夢想和暫時的憂傷，是多麼無辜和美（我多麼幸福，我是其中之一）。描紅課還沒到的同學，會被老師安排在柱子旁罰站。餘奇山，曹正標，差不多每天都在柱子旁度過下午第一節課。餘奇山黑得像炭頭，打赤腳，站的時候，左腳搓右腳，右腳搓左腳，還噗哧地笑起來。
在校門口，通常有一輛自行車停在那兒。車把上搭一條髒髒的毛巾，印染手握鐮刀的勞動者的紅色圖案。後架用繩子繞兩回圈子綁個木箱，木箱是杉木板訂做的，原色而光滑，裏麵塞了個破棉襖，翻開襖的外襟，有一堆長方形的棒冰。綠豆的，一毛一根，白糖的，五分一根。很多同學因偷錢買棒冰而在家裏挨打。上課鈴響了，我們還圍在自行車邊上，不肯離去。為了一根棒冰，我會付出在太陽下烤半天的代價。星期六，我提一桶石灰水，摻上蓼粉，到水溝去毒魚。在水源堵一個壩，把水引向田裏，往小溝潑石灰水，在水尾裝上竹飯箕。水孱孱地弱下去，像人慢慢斷下去的呼吸。魚也搖著尾巴邊遊邊退，一直退到箕裏。魚有半根筷子那麼長，滾圓的是棍子魚，扁長的是紅光頭。我把魚賣給開瓦廠的徐國標，十條一毛錢。
整個夏天，我會被中耳炎所折磨。我的耳朵進了太陽照射的水，會發炎。先是隱隱地痛，頭被什麼箍得很緊，過了幾天，內耳有壓力，熱熱地脹，眼發暈。一發就一個多月。這種恐懼緊緊地伴隨我。有一年，村裏來了個耍把戲的安徽人，我媽花了一鬥米，向他求藥方。他在我家的矮牆找了一種短藤的葉片長絨毛的植物，對我媽說，把它搗出水，滴進耳內，滴七天就會愈合。我爺爺一看，氣呼呼地說，不就是貓耳朵草麼？！還去了一鬥米。我始終不敢在有太陽光的時候遊泳，直到現在。
大概是一九九三年吧，楓林小學遷到我家的後山上，在我家的菜地上建了一棟樓房。原小學買給私人。祠堂是全姓的族屋，不知如何處理。緊靠養蜂場的廁所買給一家診所。去年冬我抱女兒去打退燒針，我進廁所方便的時候，看見牆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墨水字“xxx是傅旭華的老婆”（傅旭華是我童年的名字，作為符號，封存在遺失的成績單） 。不知是哪年寫的，少說也有二十年啦。
細雨春燕飛
爸爸，這是什麼鳥呀？”在去池塘的路上，女兒問我。我說是燕子呀。“去歲辭巢別近鄰，今來空訝草堂新。花開對語應相問，不是村中舊主人。”我隨口吟詠唐代韋莊的《燕來》。“哦，這是燕子，我才第一次見識呢。”女兒似喃喃自語。她讀小學四年級了，很少回她祖母家，自是難以見識燕子的。近日得以假期，我們一家人去鄭坊老家，看看春色。
????燕子在水溝邊的荒地嬉戲，一共有4隻。女兒撐一把綠傘，細雨蒙在傘布上，聳起毛茸茸的雨珠。我說：“爸爸小的時候，燕子很多，穀雨時節，稻田已插上了油油的秧苗，燕子在我們老屋的房梁上築巢，孵化小燕子。”
????那時，楓林村還沒有小洋房，都是老舊的泥屋，哪家的房梁上沒有燕巢呢。清明前後，饒北河兩岸的洋槐已然一片盎然，新綠的枝葉把整個河灘都遮蔽得滿眼青翠，稻田翻耕過後，水泱泱一片。桑樹下的矮牆上，薔薇翻過垣頭，冒出淡黃淡紅的花骨朵兒。燕子來了，四隻六隻，在某一個微雨清涼的早晨，唧唧唧，唧唧唧，斜斜地飛進青石的門框，在房梁的舊巢中，探頭探腦，鑽進鑽出。
????老屋是祖父年輕時修建的，有四個大開間一個大廳堂。我們一家人坐在廳堂吃飯，燕子在巢裏喂食。母燕飛進門，小燕們就撲楞楞地趴在巢邊，張開鵝黃色的小嘴，唧唧喳喳。母親說，等柳枝芽齊了，泥鰍孵完卵，小燕子的羽毛全黑了，它們會回它們的老家，老家再遠，它們也能飛過千山萬壑，覓得自己的舊窩。
????那時我還是在我女兒這個年齡，除了上學，都是在水溝裏捉泥鰍。門口有一條水渠，直通饒北河，暴雨過後，把水渠上遊堵死，把飯箕埋在水口，水孱弱下去，泥鰍邊遊邊退，退進了飯箕裏。一次，總能捉三兩斤。陽春天，我們就到稻田的入水口，壘一個小壩，把水放幹，把一條條圓身肚滾的泥鰍扒進魚簍裏。在物質匱乏的年代，泥鰍煮麵條已經是非常豐盛的美食。年少，不懂母親的苦楚，我常常抱怨母親在春荒做的每一頓晚餐，不是白菜燜飯就是芋頭燜飯。母親剛剛四十出頭，身子已微微佝僂，窄臉門，嘴唇幹焦，手指長而剛硬像棗樹的根，因肺熱每到深夜有長長的咳嗽。
????事實上，我在鄉間生活的時光，是較為短暫的，十六歲後，一直在城市裏讀書、工作，也隻是在春節前後回鄉間走走。近幾年，楓林村的老屋都消失了，沿老街修建的，都是四層五層的小洋樓。我的老屋也被幾個哥哥拆了，建了三棟新房，前院的三棵大樟樹砍了賣給了木雕廠，後院的一棵桃樹兩棵棗樹砍了當柴燒。饒北河右岸的農田大多荒廢了，到了春天，油綠的雜草一片連著一片。新修的樓房裏，隻有老人和孩子。去年，一個早年外出打工如今家業有成的人，回到楓林，看見大片撂荒的田，說，田是我們的命，不能虧待自己的命。他把田全部以流轉的方式承包，栽滿西瓜。沙地產的西瓜，特別甜，楓林西瓜一季響亮於江浙。
????父母年邁，我想以後隻要有時間，就會攜妻兒，回楓林小住。對父母而言，這是一種溫暖和慰藉。隻是我年輕時不懂這些。這次假期，我答應陪女兒去楓林釣魚。母親見了我，忙活好菜好飯。我說，還是我來燒飯吧。母親老了，走路是一步一步地移，蹲下身子在埠頭洗菜，要好長時間才能把手夠著水麵。連續幾日，都下著迷蒙細雨。母親說，多年沒看見燕子了，今年燕子來，可是一件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