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胸腔裏的河流
天空爆裂，嘭的一聲，雨水霹靂般砸下來。初春三月，陰霾千裏，（厚重的，讓人傷感的，針刺般的，粘稠的）出現在鄉村葬禮中的嗩呐聲，從遠處傳來，有淹沒感，有泥漿混合的土腥味。這些都是我熟悉的——送行人紮的是白頭巾，蘿卜戴的是藍頭巾，女孩圍的是紅頭巾。（許多年以後，我的皮膚鬆弛，一卷卷地耷拉下來，我躺在搖椅上，陽光像終年的積雪，壓迫著我微微冰涼的額頭，植物腐敗的氣息和我的命運相似，我會重新聽到體內河流的呼嘯。這樣的呼嘯，仿佛從我出生開始，未曾停歇。我懷抱的雙手空無一物）河邊送葬的隊伍隱隱地沒入陡坡，隻見一片白頭巾在風中吹動，吹動，嘩嘩嘩。嗩呐聲咕咕咕，長出茸毛，鬆毛蟲一樣讓人又痛又癢。
是的，告別已經提前到來，饒北河的汛期沒來之前，沿路的經幡已然被風吹散。泛青的雨水，提著濕濕的褲腳，從山邊，從屋簷，從白菜敞開的葉麵上，踮著腳尖走路。風吹到哪兒，它走到哪兒。它清瘦的身子顯得弱不禁風，但更楚楚動人。遠遠地看，河邊的人影和雨滴一般大小。或者說，一粒雨滴掩埋一個人。
“嗩呐嚎叫起來，叫魂一樣。”黑皮坐在門檻邊的板凳上，看著河邊說，“死人和雨天一樣糾纏人。”他嘴角上的紙煙早沒了火星，隻留了海綿蒂。他是個瘸子，鼻梁上有一條指甲縫寬的刀疤。他和我同庚,今年四十歲。“其實，活人比死人更糾纏人。”他又自言自語地補了一句。
“蘭花，你說說，我的黑皮是讓他學打鐵還是學做蔑匠。”月巾大嫂問我媽。她們在饒北河的埠頭上洗菜。“打鐵費力，做蔑難坐，各有各苦。打鐵掙錢，做蔑掙吃，各有各好。”我媽說。
十四歲那年，黑皮成了村頭鐵匠鋪的小徒弟。但他不愛打鐵。他媽手上捏著荊條，追著他屁股打：“你不去打鐵，你去河裏摸魚吃，省下糧食算積德。”黑皮去鐵匠鋪，光著腳板，一手拉著褲子一手摸著紅腫的臉。“等我大了，我要收拾你。”他說得咬牙切齒。他比我和金器都長得壯實，圓腰厚背。金器說，以後我打柴刀，你可不能收我錢呀。
鐵匠鋪在村頭，是一間小泥屋，一扇小門用藤條圈了個門環，沒人的時候，門環扣在鐵栓上。窗戶低開，饒北河在下麵嘩嘩流淌。師傅是一個六十來歲的老頭，每天太陽沒下山，他種菜去了。我們把火爐燒起來，木炭一把把地捧下去，把土豆和紅薯煨在木炭裏。木炭燃燒時把鬆木的清香重新傳送出來，幹燥、略帶刺鼻的空氣讓我癡迷。我們把廢舊的鐮刀從閣樓裏翻出來，打成小刀；把秤鉤解下來，打成鐵鉤。猩紅的鐵屑，在我們很小的力氣裏，閃閃飛濺。炭火劈劈啪啪。在冬天，我們用鐵鉤套一個半熟的紅薯，扔在鐵鋪門口，我們躲在門後，手中的繩子拽著鐵鉤。狗把紅薯叼進嘴巴，我們用力一拉繩子，狗被鉤住了。黑皮用鐵錘對著狗的鼻梁打下去，三下兩下，狗就沒了聲音。
黑皮學打鐵的第二年春天，金器的父親死了。他是吃泥鰍吃死的。木匠黃毛對金器的父親說，缽頭，你生吃一條泥鰍，我給你五十斤穀。缽頭像一根棗樹幹，又瘦又硬，穿著油乎乎的棉襖，說，那我吃三條呢。黃毛說，泥鰍要小指粗，吃一條五十斤，兩條八十斤，三條一百斤，我說話算話。缽頭從田裏掏了幾個洞，掏出三條泥鰍。黃毛說，規矩要說說，不能咀嚼，隻能生吞。缽頭喝了半碗白酒，漱了漱口，說，有點醋喝更好。他提起一根泥鰍，抖了抖，五十斤穀啊，靠你啦。他的手指像火鉗，夾住泥鰍，頭往後一仰，嘴巴張得碗大，把泥鰍扔了進去。缽頭用手來來回回地摸了幾下胸口，說，泥鰍的味道都沒嚐到，可惜可惜，五十斤穀子也到了肚子裏了。他又仰起頭，塞進一條泥鰍。他的喉結鼓了起來，又癟下去。他捏捏喉結，說，我還種什麼田啊，一個月吃兩次泥鰍就可以養家啦。說完，他的嘴巴裏噗的一聲，噴出一灘紅血。大家把他抬到他家裏，他已經不省人事。他的嘴巴一直淌著血，沿著脖子而下，棉襖的襟前猩紅一片。村裏幾個老人給缽頭又是灌艾水又是灌陳醋，沒折騰到半夜，缽頭沒了氣息。黃毛給缽頭家秤了兩百斤穀，說，算是給老哥度春荒吧。
岸邊的桑苗一壟壟地鋪展，一夜一個翻身，桑葉又肥了一圈。母親騰出一間廂房，架起蔑墊，地上鋪了一層石灰，對我說：“養蠶一年下來，還不夠你上學的錢呢。”春天的雨絲宛如紡車上的紗線，一軸一軸，日日夜夜都紡不完。冷峭的春寒，綿長，悠遠。田還沒有翻耕，紅花草妍妍的，蜜蜂嗡嗡嗡，轉暖的氣象不日到來。油油的桑園，它密密匝匝的幽綠使整個春天變得黏糊糊，它以靜謐闊遠的氣勢讓大地安靜下來，仿佛隻有它淼淼的洶湧才能呼應饒北河的汛期。
我要走七裏的土公路去中學上學。高處是靈山，峻峭壁立，環形的山巒抹上一層青黛色。從山梁往下看，河邊的盆地像一個水桶。穀雨時節，稻田已全部翻耕，阡陌交錯，泱泱水田粘貼著天空和遠山的倒影——豆腐花一樣的白雲，瓦藍的蒼穹，小尖帽一樣的山脊。阡陌上有白色，黃色，金色的野花。饒北河和煦的風吹來，泱泱水田布滿細細的紋理，野花搖曳，公路邊的楊柳也隨之搖擺。我提著一個大竹籃，隨母親一起采桑葉。桑苗比人更高一些，我們用鐮刀把新枝割下來，一疊疊地碼在籃子裏。桑葉相互磕碰的聲音在耳邊交織，唦唦唦，唦唦唦，青澀恬淡的植物氣息進入每一個毛孔。母親重重的咳嗽聲，在桑苗之間傳遞。母親終生被肺熱所折磨。
埠頭，桑葚成串成串地從高大的桑樹上披掛下來。雨水適時地停歇，河堤上的蘆葦抽筋一般瘋長，嘩嘩嘩，它綠起來的聲音讓人怦然心動。草皮上黏結的地皮菇旺盛地生育，不分晝夜。桑葚臃腫著身子，蜷曲在葉片下麵，顆粒暴漲，轉紅，轉紫，變得炭黑。灰雀嘰嘰喳喳，從這一枝跳到那一枝。
金器天天上山砍柴，他把成捆成捆的灌木條賣給我父親的磚瓦場。他最多的一天能賣兩塊多錢。他比我大一歲，他穿一雙破舊的雨鞋，唧呱唧呱地走路，腳凹綁一根麻繩，腳趾頭露出來，黑黑的。即使是夏天，他也縮緊身子，一副很冷的樣子，清清的鼻涕盤結在上唇。我們吃飯的時候，他就坐在我家的柚子樹下，拿出煙杆，點一根黃紙芯，抽旱煙。他抽一口，咳兩下。煙杆是缽頭留給他的。我媽盛一碗飯給他。他說，我媽手腳慢，飯還沒燒好，我回家吃。我媽知道他家短米少糧，說，先吃一碗墊墊肚子吧。有一次，我家做豆腐，金器媽看見我媽用豆腐渣喂豬，她連忙挑來一擔白菜葉，對我媽說：“蘭花，我用白菜葉給你換豆腐渣吧，豆腐渣煮飯可是好料呀。”我媽知道我和黑皮、金器玩得好，把我一些舊衣服整理好，送給金器。金器個頭比我高，他穿我的褲子會露出半截小腿，到了冬天，他媽給他縫一圈布片。
到了春荒，金器媽揣一個畚鬥，一家一戶去借米，借了一圈下來，畚鬥還是空的。她坐在我家的廳堂，一手抱著畚鬥，一邊沉默地看著我母親。她的頭發在缽頭沒死之前，已經半白了，用一根布條紮著。她的頭發又粗又多，把她圓圓的臉都遮了半邊。我爸從梁上取下一隻籮筐，給她一筐穀，說，金器砍柴的錢算是預支吧，不夠糧了就來，我們不能空著肚子做事，吃飯是我們最大的事。到了年冬，金器媽把鴨子殺好，料理幹淨，送給我媽，說：“一年三個月的糧荒，總算度過了，來年的糧荒還靠你呢。”我媽就送給她幾斤鹽、幾塊鳳凰牌肥皂。
十六歲那年，我去縣城上學。暑期過於漫長，我憋得心慌。黑皮鐵匠鋪裏的生意並不好，我說，叫上金器，我們去打白眉豺吧。黑皮拿出兩個鐵套，一根棕繩，說，還要一隻活雞呢。
波浪形的山巒，在靈山的北部擠壓出一條夾縫，山泉彙聚，有了饒北河。山上，麂子、錦雞、豺特別多。豺的眉毛是白色的，尾巴長得拖地。我們叫白眉豺。夏天的時候，曬場上，曬著新出的稻穀，飽滿的穀粒閃閃地耀眼，看上一眼，讓人覺得格外溫暖。雞在曬場上偷穀吃。我拿一根竹竿，追著雞跑。雞噗楞楞地四處亂飛。我回到家門口，雞又悠哉地偷吃，啄幾下，抬起頭看看，又啄幾下。通常在午後，白眉豺從山脊上，狂奔而下，縱身而躍，一道閃電一般，跑到曬場，叼著雞就跑。我喊：“白眉豺來了，白眉豺來了！”我父親拿起扁擔趕來，豺已經沒了蹤影。我父親狠狠地說，該死的，每年要給他養幾隻雞，總有一天我吊死他。
黑皮從吊眼鴨佬的鴨棚裏偷出一隻鴨，掖在帆布包裏。金器端一把鋤頭，腰上紮一把柴刀，我們往山崖走。山崖在山梁上，有一個幽深的洞。我們從沒進過洞裏。據村裏人說，洞裏有許多巨大的蝙蝠，唧唧吱吱，叫得人毛骨悚然。洞裏還有烏春鳥，全身發黑，眼睛發射藍色的光。女人腰酸胸悶，吃上一隻這樣的烏春，第二天就好。洞口外麵是紅薯地，畦邊上的芭毛迎風搖曳。金器在芭毛叢裏，挖兩個小坑，把鐵套固定好，鐵套紮一根棕繩，另一個繩頭固定在油茶上，再挖一個大坑，豎一個木樁，把鴨翅綁在木樁上。黑皮看著鐵套上兩排鋒利的牙齒，說，不知道是狗肉好吃還是豺肉好吃，喝上兩碗高粱酒，真是來勁。
回來的路上，金器一直問我：“白眉豺會不會知道鴨子在坑裏呢？”黑皮也問：“鴨子被黃鼠狼吃了咋辦？”第二天我們去山崖上看，鴨子還在，病懨懨地耷拉著頭，一副死到臨頭的樣子。我說，鴨子沒有水喝會渴死，我們給它喝些水。我們找來找去，也找不到盛水的東西。黑皮說，金器，用你的鞋子當碗用，在這裏放一夜，明天拿回去。金器說，我就這一雙鞋子，我寧願走八裏路回家拿碗來。黑皮說，那就用我的鞋子吧，打赤腳走路涼快呢。第三天我們再去看，鴨子沒了，鐵套也沒了，隻有油茶樹上留下一截繩頭。地上淩亂地散了鴨毛，血跡斑斑，已完全汙黑。黑皮說，做了一次賊，鴨子卻給白眉豺吃了，不如自己吃。
方圓十幾公裏的山岡，沒有哪一個不熟。黑皮的父親涼水手裏拿著一個羅盤，背一個米黃色的布袋，每天早早地出門。他是個風水先生，他癡迷於饒北河流域的層層山巒。他有一本自製的圖畫本，他每看到一座特異的山岡，便畫下來，晚上，他把圖畫本翻開，一頁一頁地細細閱讀。在昏暗的油燈下，涼水還把閱讀心得寫成文字。他的毛筆有些枯敗，筆毛開叉，他寫不了幾個字，把筆尖放在唇上舔吮一下。有幾次，他對我父親說，饒北河邊出不了大人物，你看看，山高地窄，視野不開闊，這種地方出來的人沒有大氣象。我父親說，這地方好，沒有水災也沒有旱災，適合種糧。涼水說，我看了十幾年的山水，景嶺崗最適合葬人，土質幹燥，前臨水後靠山，有胸懷，我以後就葬那兒。
最終涼水葬哪兒誰也不知道，在黑皮學打鐵的第三年，涼水背一個布袋出門，再也沒有回來。村裏派了幾十個人在周圍的山上找人，一個村一個村地問，都沒有涼水的下落。他的去向成謎。
黑皮長得石墩一樣，打個赤膊，褲帶上掛滿了自己打的小刀，叮叮當當。過了幾年，他和村裏一個老師的女兒木槿好上了。老師是個古板的人，死活也不讓女兒嫁給這個渾身黝黑的人，說：“力氣大有什麼用呢？兩斤米撐死他。他的房子隻有我的牛欄大，等到他有出息了，還不知道是哪一輩子的事呢。”月巾嫂托了許多人去說媒，都被回絕。木槿出嫁的那天，黑皮拿著刀去找接親的人拚命，大家拖都拖不住，結果黑皮的鼻梁上被砍了一刀。
“人窮怎麼會這樣呢？”月巾大嫂有了自言自語的習慣，她一個人走路，嘴唇會輕輕磕碰，鼻梁兩邊總有揩不幹淨的淚水流過的痕跡。她不時地用手觸眼睛，好像眼睛裏有擦拭不出來的灰塵。沒過幾年，她的眼睛看不見路了，蒙著一層白色的翳。
鰥夫單眼找到我媽，說，缽頭死了五年了，金藍也該找一個了，男人是女人防老用的棉絮，你給我說合說合。單眼是個很本分的人，讀過高中，是個外來移民，會說俄語，隻是全村沒一個聽懂。我媽說了幾次，金藍也同意了。單眼挑了一籮筐的物什來到金器家，做了上門夫婿。
金器賣柴的錢，單眼都積攢下來，放在枕頭套裏。金藍幾次對我媽說，金器怎麼都不和女人相好呢？我媽說，婚姻沒通吧，婚姻通老婆找老公，我兒子也沒相好呢。金藍笑了起來，老母雞一樣，咯咯咯，眼睛眯成一條縫。可金器到了三十歲也沒相好，村裏沒人看得上，都說金器太瘦弱，大字不識一籮筐，除了砍柴就沒一樣拿得上手，人總不能一輩子砍柴吧。有一年，村裏來了一個說普通話的中年男人，聽不出哪兒的口音，找到單眼，說，他有一個遠房親戚，是貴州人，隻要八千塊錢就可以成婚。單眼說，八千塊可以買二十頭牛呢。
賣了兩頭豬、半穀倉的穀，東拚西湊地集了六千塊錢，單眼對外地人說，先看看女人再付錢吧。第二天，貴州女人來了。這個說話誰也聽不懂的女人，高高大大，南瓜臉，穿一身土布衣服，用很大的湯碗盛飯吃，隻吃飯不吃菜。單眼答應了，還請裁縫師傅給她做了一身衣服。
過了兩年，貴州女人能說一些簡單的本地話，還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但村裏人都說這個兒子不是金器生的，是殺豬佬八頭生的。貴州女人來金器家不到半年，和殺豬佬勾搭上了。木匠黃毛說，在河邊西瓜地，有一個廢棄的茅棚，一次，他到河裏網魚，看見貴州媽和殺豬佬在茅棚裏幹那種事。八頭幾次找到黃毛，說，你破壞我的名聲可以，可金器是老實人，你這樣說是欺負他。黃毛從板凳上跳起來，說：“你敢說你沒有媾和？那好，我們對著太陽發誓，誰撒謊誰被河水淹死。”八頭霜打了菜葉一般，焉了。
小泥屋還在，桑樹還在。鐵匠鋪沒了，桑樹空留枝椏。打鐵的老頭死了好幾年啦，黑皮早荒廢了手藝，隻是鐵錠還牢牢地插在地上。呼呼呼的大錘聲，噗哧哧的熱鐵淬火聲，火爐轟轟轟拉風箱的聲音，似乎並沒有飄遠，在冷寂昏暗的時間裏，積澱了一層灰塵。隻要把這裏打掃幹淨，一切又會回來。黑皮一直單身，有些人給他說媒，說，你這人仗義，做事也靈巧，怎麼不定門親事呢？黑皮傻傻地笑。大家都知道黑皮心裏的想法，但怎麼可能走回頭路呢？何況木槿的小孩都十幾歲了。黑皮整天騎一輛摩托車改裝成的小貨車，拉啤酒拉食用油拉肥料拉殺蟲劑走村串戶地賣。需要貨物的人，隻要給他一個電話，他就突突突地送貨上門。他做了一棟新房子，白牆紅瓦，可就他和他娘住著。月巾大嫂說，沒個暖心的女人要房子幹嘛。有一天送貨，夜裏回來，又喝了小酒，從橋上摔倒在河裏，右腿粉碎性骨折，因此落下腳疾，走路一瘸一瘸，像個艄公撐船。
每年我都會回小村楓林住幾天。我父母大人都已年過七十歲，他們的身子像秋天的荷葉，一天天緊縮下去。尤其我的母親，身子都佝僂了，和風幹的柿子沒兩樣。每次回去，母親都會說一些村裏的事情給我聽，誰故去了，誰到了四十歲還沒有成婚，誰家過年連五塊錢的剃頭錢也給不上，誰家的孩子出門打工已經是第八年沒有回來了。我聽了心裏發慌。
有一次，我去上班，在市中心廣場的路頭，看見一個人坐在板車的扶手上，吸著紙煙，一隻手捏著一卷棕繩，臉門窄窄的，額頭突出來，頭發盤結，穿厚厚的棉花襖。這不是金器嗎？！我叫了他，他抬起臉，看見我，忙著掏褲袋，摸出一包皺巴巴的煙，掏出一根，又塞回去，說：“這樣的煙你是不抽的。”我說，你什麼時候來市裏幹活的。他說他來市裏半年了，拉板車搬貨，一天也能掙三四十塊錢，還不受氣呢。他說，我除了力氣，也幹不來其它活。他的手皸裂得厲害，鬆樹皮一樣，指關節有粗粗的裂縫。我把皮手套給他，說，不幹活的時候穿穿，不要凍壞了。他把手抄進袖筒裏，說，不冷不冷。
雜貨店
雜貨店在村路口，屋後種著柑橘、葡萄、梨樹、無花果、柚子樹，和冬青。不過，現在還是樹苗，隻有柑橘漏剪的花枝，結了一兩個果實。雜貨店老板娘是我俵姨。俵姨是個熱心腸的人，我每次回家過年，她把我老婆安排得好好的。我老婆剛放下筷子，她的電話來了：“你來吧，三缺一。”我老婆沒有別的愛好，就愛打麻將和看韓劇。我幾乎不幹涉她的生活，隻要不把家輸幹淨了就可以。老四的老婆幾次對我說：“你老婆怕你，星期天也不讓她玩麻將。”我說我蒙冤啦。有時我老婆看韓劇，尤其在冬夜，蜷曲著身子，坐在電腦前，看得開水燒了半個小時也不知道關煤氣灶，我嗓音大了八度：“隻有弱智才會看韓劇，你怎麼這樣癡迷呢。”我老婆悻悻然，關了電腦，一臉不悅。她打麻將，我也不幹涉，但有一個尺度，不要耽誤我吃飯。
村裏人都愛在這裏聚集。雜貨店前有一塊水泥地，擺了一張台球桌，一樓左邊是貨物，右邊是兩間麻將坊。俵姨夫是個小學老師，個頭偏矮，不喝酒也不玩牌，隻抽煙，一天三包，抽“廬山”藍殼。煙揣在內兜裏，要抽摸一根，放在火熜的炭火裏點。貨物有煙、六塊錢一瓶的“全良液”、精米、餅幹、撲克牌、王老吉、、鮮橙多、葛佬、旺旺牛奶、肥皂、毛巾……吃過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愛在這裏探探頭，打個轉，再忙活。小孩攥著五毛或一塊的硬幣，踮起腳尖，對著櫃台嚷嚷：“樂老師，給我一包蘿卜丁。”蘿卜丁五角錢一小包，三四條蘿卜，其餘全是辣椒粉。若是夏天，則是白糖棒冰。櫃台上，扔著幾張油印的碼報，這是賭六合彩的人要看的。
碼報五角錢一張，由一個老頭專送。老頭騎不來自行車，走路一個村一個村地送，一天能賣出四百多張。而他從莊家手上拿來，是不要錢的，每個月還有二百塊錢的工資。他背一個油布袋，搭在肩上，穿一雙解放鞋，晃著籮筐腿。油布袋裏有碼報，毛巾，幾個饅頭，散鈔。大概是在2003年，六合彩在村裏盛行，一個月的時間，像瘟疫一樣蔓延饒北河流域。我父母親也賭，壓一塊兩塊錢，一年下來，也要輸兩千多塊。我聽了很是生氣。我對母親說，你再賭六合彩，我不給錢你用了，我節儉得餐餐吃白菜，你倒好，三天兩天讚助別人。我母親說，還不是想贏些錢，誰知道都是莊家贏的。我父親是個極其嚴厲的人，記得小時，村裏人愛玩胡牌，我兄弟五人去圍觀，父親操起柴棍就打。父親給我們講了許許多多賭博害人的真人真事。有一年，我還在讀小學，小學邊上有一戶人家，姓吳，叫撥浪鼓。撥浪鼓靠打柴為生，是個嗜賭的人。他把剛剛賣給瓦場的柴錢，放在瓦場的廚房裏坐小九莊。撥浪鼓輸了，又不想付錢，被另一個人用殺豬刀刺進了後腰。撥浪鼓雙手捂著腰，血飆濺出來，喊著：“殺人啦，殺人啦。”後來撥浪鼓命是撿回來了，可走路一拐一拐的，成了瘸子。我們兄弟都不參賭，可父親年過七十，吃了飯，戴一副老花眼鏡，研究起碼報來了。父親讀過書，幾個目不識丁的老人問我父親：“今晚會出什麼呀？”父親八九不離十地說，不是馬就是狗。晚上九點半開碼，是三歲的羊。父親失望地說，怎麼又是羊，都出了三期了。
毛冬瓜八十三歲了，牙齒全脫落了，癟著嘴巴，對我說，現在國家真好，不要交公糧，還有田畝款補助，老人還有一個月五十五塊錢的生活費，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擁護國家，不知道別的國家有沒有我們這樣享福。我笑了。毛冬瓜把這些補助的錢，全用來壓六合彩。錢輸完了，他把老母雞賣給磚場的洪老四，二十五塊錢一斤，得了六十七塊錢，又去壓六合彩。年冬了，他把半大的狗賣給路邊館子店，得了一百三十三塊錢，過了幾天，他抱著火熜，靠在門口曬太陽，說，過年的鞭炮都沒買呢。他挑了半擔芋頭賣，買回兩串小鞭炮和一對手腕粗的蠟燭。他老婆生油瘡，臉上有許多白斑，頭發全白了，稀稀疏疏，露出痂殼，她說，老頭隻有進了茅塢（埋人的地方）才不會壓六合彩。毛冬瓜嘿嘿嘿，說，隻有壓六合彩才知道自己還活著。
二姑姑的二兒子水根，小我兩歲，是個木匠，對我說：“哥，大前年，我賭六合彩輸了八萬多，一下子落了水，斧頭要劈出八萬塊錢，得劈多少斧啊，我再不賭了。”輸錢是一回事，還惹是非，甚至引來殺身之禍。臨湖離我家二十裏，前年冬，有一個人單碼壓了二萬，結果莊家付不出這麼多，跑腿了。壓莊人找到開票人要錢。開票人每開一張票，得十個點的回扣，負責聯絡。開票人說，莊家跑了，我找誰呀。壓莊人說，我前麵輸了四十多萬塊，你們都一分錢不讓我少，現在我贏了，你們就跑。壓莊人從懷裏摸出一把菜刀，劈了開票人三十七刀，當場死亡。派出所的人在前幾年還抓賭六合彩的人，尤其是開票人和莊家。莊家是隱蔽的，隻有開票人知道，民警抓住開票人，可開票人死活不供莊家。開票人被公安部門關了幾天，發款二三萬元，又放了出來，繼續開票。開票人不怕，因為他的罰款是莊家出的。現在，派出所連開票人也不抓，每個月暗交一千塊錢就可以。我小學同學勇展有小兒麻痹症，靠板凳走路，移一下板凳挪一步，眼角有一個大肉包。他讀過初中，學過裁縫，六七年前在義烏的一家製衣廠上班，有了六合彩，他再也不去義烏了。他負責開票，一個月下來，也有二千來塊錢的收入。他開一輛電動三輪車，在村裏跑上跑下，各家各戶地收錢發錢。他說，在製衣廠上班才一千來塊錢月薪，七除八除，過年還沒五百塊錢回家，還受氣。他一直未婚，象棋下得好，有時間就在雜貨店裏和老人下棋。他是節儉的人，把錢藏掖著，防老傍身。誰也不會管他開票，勇展說，公安機關抓了我，還管我吃喝，多一頭事，沒油水的事他們才懶得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