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衍評傳
林大誌
在中國古代帝王的行列之中，梁武帝是南北朝時期的一位重要君主，當然，若與漢武、唐皇們相比，世人對他的關注度要遜色幾分。但是，作為一朝的開國之君，作為統治長江南北半個世紀之久的一國之主，梁武帝在位期間確實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績，政治領域叱吒風雲，社會經濟顯著發展，文化藝術繁榮興盛，所有這些，都值得後人認真研究、借鑒和總結。
《南史?武帝本紀》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及據圖篆，多曆歲年，製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客觀地說，史家的這段評價是符合事實的。如其所論文物之盛，獨美於茲”，而且,恐怕還不止二百多年，自兩晉至陳隋三百餘年間，論文化藝術的繁榮程度，梁代社會堪稱各代之首。這種局麵的形成無疑與梁武帝的提倡和努力分不開。
一、梁武帝的家世與生平
(一）梁武帝的家世
梁武帝蕭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裏(今江蘇常州）人，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生於秣陵縣同夏裏三橋宅。齊和帝中興二年(502)代齊稱帝，改元天監。太清三年（549)死於侯景之亂，享年八十六歲。諡曰武皇帝，廟號高祖。
南蘭陵郡設立於東晉，是北人南渡後設於江南的僑置郡縣，此後,其治所、疆域曾有一些變動、遷移，但基本在今蘇南地區是大家公認的意見。按照《南齊書》、《梁書》等正史的記載，蘭陵蕭氏一族南遷後寓居於晉陵武進縣之東城裏（這一點下文還將詳述），其後蕭衍祖上這一支居於南蘭陵中都裏。南蘭陵中都裏這個地方，地理位置在今江蘇省常州市萬綏鎮一帶。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學術界尚存一定的爭議。簡言之，大體存在兩種不同看法:一種認為在今江蘇常州市境內，一種認為在今江蘇鎮江市境內。在無新的考古發現或文獻發現的前提下，我們讚同前一種意見，即今常州市西北之萬綏鎮境內。
梁武帝的宗族與家世。南蘭陵蕭氏的遠祖問題，按照正史的記載，蕭衍是漢相蕭何之後，《梁書*武帝本紀》就是這樣說的，但是，這一說法並未得到世人和學術界的一致認同。這一記載源自蕭子顯的《南齊書》。《南齊書?高帝本紀》說蕭道成是“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然後列出了自蕭何以下曆代傳人的名姓、世係、職官，直至蕭道成之父蕭承之一輩為止。我們知道，蕭衍與蕭道成同宗，他的父親蕭順之是蕭承之的族侄、蕭道成的族弟。這樣，_察、姚思廉父子撰《梁書》則沿襲了《南齊書》說法，直接說蕭衍是“漢相國何之後也”。後來歐陽修的《新唐書》等史籍也承襲之。
但是，世人對這種說法大多持懷疑的態度，早在唐代就不乏異議。代表性的言論見於唐代顏師古所注《漢書》和稍後李延壽的《南史》(詳見《漢書?蕭望之傳》顏師古注、李延壽《南史?齊本紀》)。當代學術界也不承認這樣的世係關係。例如，曹道衡先生說:“蕭道成、蕭衍自稱是蕭何和蕭望之之後，但蕭何與蕭望之本非一家，唐代顏師古和李延壽早已指出。”(曹道衡《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其後，曹先生與傅剛先生合著《蕭統評傳》(曹道衡、傅剛《蕭統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對這一問題有更為詳盡的考論。這之中，最關鍵的疑點在於蕭何是“沛人”，而蕭望之是“東海蘭陵人”。當然，蕭子顯《南齊書》也知道憑空這樣說很難令人信服，所以就專門加了一句，說蕭何的孫子蕭彪因為罷官改居東海蘭陵。“蕭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裏”。然而，這一說法沒有任何證據，大家大多認為或許是蕭子顯的杜撰。
過去，筆者對此深為讚同，認為稱蕭何為蕭氏之祖完全是無稽之談。但是，近來重讀正史，意見又稍有變化。說蕭何為蕭氏之祖絕對沒有絲毫的可能性，恐怕也不宜下這樣絕然的判斷。這主要源自《史記》、《漢書》的一些記載。《史記?蕭相國世家》結尾有這樣一段話：“(蕭何)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複求何後，封續鄭侯，功臣莫得比焉。”就是說，蕭何的子孫曾多次獲罪，並失去封爵，後來，天子念及功臣之後，才恢複封爵。《漢書?蕭何傳》的結尾則更為具體地記載了蕭何子嗣獲罪免官的一些情況，其中，雖然沒有提到蕭彪，但是否也應引起我們的注意，即蕭何的子孫獲罪免官的事件曾經多次發生。那麼，蕭子顯所稱蕭彪罷官改居東海蘭陵是否也有可能不是完全的憑空捏造。因為，這裏還應考慮到地理位置的問題。沛地與蘭陵非為一地，但卻是緊為相鄰的兩個地區。豐、沛位於現江蘇省徐州地區的最北端，蘭陵則在現在的山東省最南部棗莊、蒼山一帶。從現在的地理環境看，僅微山湖一湖之隔，兩地相距不過幾十公裏的距離，可謂咫尺之遙。簡言之，沛地與蘭陵是緊相舭鄰的兩個地區。這樣的話，是不是存在一種可能，蕭何子孫獲罪後，後人有一部分曾流徙、遷移到距離故鄉不太遠的蘭陵呢？如果是這樣的話，蕭子顯的說法也就存在一點可能性了。
總之，我們認為，南蘭陵蕭氏是蕭何的後人，這一說法的確存在較大疑問，可能性較小，但是，當前也不宜遽下憑空捏造的斷語。無論做出哪一種判斷，恐怕都還需要更為審慎的思考和更為充足的證據。
南蘭陵蕭氏的祖先，能夠確定的是南遷始祖蕭整。蕭整字公齊，官居淮陰令，西晉末年因戰亂率族人南遷，定居晉陵武進縣，東晉朝僑置郡縣，更名為南蘭陵郡。《南齊書?高帝本紀》:“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為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裏。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蘭陵人也。”《晉書?地理誌》記載了南蘭陵郡的來曆:“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又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是時，幽、冀、青、並、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割吳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賁七縣，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這裏引述的兩段史籍記載了蘭陵蕭氏渡江南遷的寓居之地，需要指出的是，江南僑置郡縣的治所、疆界在東晉南朝存在一個遷轉、變動的過程，有些郡縣起初並無實土，獲得實土後又有過多次分合、遷並，經過包括土斷、編籍等措施在內的行政改革後逐漸趨於穩定。由此可知，蕭氏南渡，是為南蘭陵蕭氏，最初寓居地為晉陵武進縣之東城裏。齊、梁二朝蕭姓皇室都是蕭整的後代。這一點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蕭道成和蕭衍同屬蕭整的後裔，血緣關係上則分屬兩支。南齊這一支的世係依次為：蕭整一蕭雋一蕭樂子一蕭承之一蕭道成。蕭整南渡，至蕭道成曆五世。蕭梁這一支的世係依次為:蕭整一蕭轄一蕭副子一蕭道賜一蕭順之一蕭衍。蕭整南渡，至蕭衍曆六世。這是齊、梁兩朝正史《南齊書》、《梁書》的記載，後世曆代沿用，沒有什麼變化。到了清代，王鳴盛對此提出異議。他在《十七史商榷》中專列一條“蕭氏世係”，討論這一問題。一般同一輩分的兄弟名字應有相同的字，看齊梁蕭氏世係，蕭整的孫子分別為蕭樂子、蕭副子，這是合乎常理的，但是到了第四代之後，姓名則出現疑點。南齊依次為承之、道成，蕭梁卻為道賜、順之。王鳴盛推測道賜、順之父子或許顛倒了，順之應為道賜之父。李慈銘意見不同，他校注此書時說，蕭順之是蕭衍的父親，皇帝父親的名字不可能出錯。他認為是《梁書》記蕭衍一支的世係時出了紕漏，蕭副子、蕭道賜之間少記了一代人。但是，這種說法也缺乏依據。按照他這種推測，蕭衍就成了蕭道成的族孫。曹道衡、傅剛先生的《蕭統評傳》一書也提到了這一問題。總之，上述世係排列確實有些不合常理，但是，在沒有更多文獻依據的情況下，
隻能暫時存疑。
母係家族在蕭氏崛起中的作用。談論齊梁蕭氏的崛起我們往往較多關注父係家族的影響，其實，母係家族這一支的作用也不應忽視。應該說,蘭陵蕭氏的崛起最初是從劉宋王朝開始的，而關鍵性因素則來自於外戚的身份。談論這一問題，應該首先提到劉裕的後母蕭文壽。
劉裕的生母趙氏因難產早逝，《宋書?後妃傳》記曰：“（趙皇後）晉哀帝興寧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按:指劉裕）。其日，後以產疾殂於丹徒官舍，時年二十一。”後母蕭文壽為蘭陵蕭氏，《宋書?後妃傳》:“孝懿蕭皇後，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禦史。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孝穆後殂(按:指劉裕生母），孝皇帝娉後為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劉裕一出生便失去了親生母親，可以想見，繼母蕭氏對他多養育之恩，因為史書上說，劉裕對繼母以孝謹著稱，《宋書?武帝本紀》和《宋書?後妃傳》都有相關的記載。劉宋立國，蕭文壽貴為太後，蕭家人士也逐步進人權力核心，蘭陵蕭氏的力量由此在劉宋朝開始崛起。其中，在劉宋朝位置比較顯赫的當屬蕭文壽的弟弟蕭源之和源之的兒子蕭思話。因此,《宋書?蕭思話傳》評價蕭思話說:“思話宗戚令望，早見任待，凡曆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蕭思話有四個兒子:蕭惠開、蕭惠明、蕭惠基等,其中蕭惠基在南齊一朝地位較高。相關事跡可以參見《宋書?蕭思話傳》、《南齊書?蕭惠基傳》等文獻，此處不再詳述。這是蘭陵蕭氏在南朝地位逐步上升的開始。
南齊蕭氏的發跡則在相當程度上源自蕭道成父子對蕭思話的投附。蕭道成的父親蕭承之早年追隨蕭源之，蕭源之死後又為蕭思話部屬。蕭道成也因此逐步升遷，屢建戰功，多為倚重。蕭順之、蕭衍父子的擢升則又是追隨蕭道成的結果，最終代齊建梁。蘭陵蕭氏在南朝勢力逐步發展壯大。
(二）梁武帝的生平
齊和帝中興二年蕭衍稱帝，改元天監，是為梁武帝，這一年蕭衍隻有38歲。這樣的年齡即成一國之主,可見蕭衍頗有些過人之處。太平盛世中帝王傳位子侄，亂世中權臣扶持傀儡皇帝，都不乏年幼繼立者，但是靠自己的能力“打天下”而成開國之君者，三十幾歲的年齡無疑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
，那麼，以代齊建梁為分界點,梁武帝的一生可以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說起他的人生經曆，梁代以後的部分史書記載較為清楚，但在南齊一朝的仕曆行年則顯得過於簡略，有些內容甚至存在矛盾和錯誤。
蕭衍最初入仕的官職問題。梁武帝蕭衍永明元年人仕為官，最初所任官職史書的記載並不一致。一種說法是蕭子倫府中的參軍，一種說法是王儉府中的祭酒。這兩種說法，我們認為，後一種更為可信。前一種說法來源於《梁書》。《梁書?武帝本紀》雲:“(梁武帝)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衛將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這段話中說到的巴陵王，指的是蕭子倫，齊武帝蕭賾第十三子。《南齊書?武帝本紀》載:“(永明二年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為巴陵王。”但是，這時候蕭子倫隻有5歲，並未授實職，直到永明七年才持節外任。《南齊書》卷四十《武帝十七王傳》載:“巴陵王子倫……永明七年，為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蕭子倫永明七年任南中郎將，這時蕭衍才擔任了蕭子倫府中的“法曹行參軍，，一職。
《南史》的記載則不同，《南史?梁本紀上》雲：“(梁武帝）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並未提及在蕭子倫幕下一事。王儉在南齊一朝地位非常高，因為他屬於琅琊王氏，本來就出身高門士族，更為重要的是，他曾經輔佐蕭道成建立南齊，可謂開國功臣。建元四年，蕭道成駕崩，他的兒子蕭賾繼位，次年，改元永明。蕭賾繼續重用王儉，《南齊書?王儉傳》:“世祖即位，給班劍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我們應該注意，這一條記載說，王儉恰好是在永明元年進號為衛軍將軍的，那麼這時候，將軍府必然會選任一些掾屬，蕭衍正是因為這個機會而人仕的。之所以這樣推斷，還有一個原因，《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六雲：“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才俊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範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酒蕭衍、鎮西功曹謝跳、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這裏的衛軍指的就是衛將軍王儉。《南齊書?武十七王蕭子良傳》也有相關記載，但是不夠詳盡。由這條記載可以知道，蕭衍在永明二年正月的時候已經是王儉府中的東閣祭酒了。
因此，基於以上文獻給我們提供的信息可以推知，蕭衍最初人仕是在永明元年，任衛將軍王儉的東閣祭酒。這一年，蕭衍20歲。由於蕭衍起家和蕭子倫封巴陵王的時間恰好都在永明初年，而蕭衍後來確實曾到蕭子倫幕下任職，從而使史家致誤。
蕭衍永明年間的職位遷轉問題。如上所述，蕭衍最初在王儉府中任職。永明二年稍晚，蕭衍轉人蕭子良幕府，任司徒蕭子良的西閣祭酒一職。此據《南齊書》卷九《禮誌上》載:永明二年，朝議明堂禮製，“祠部郎中蔡履議……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4《孝經》鄭玄注雲……^尚書令王儉議……”這裏的梁王就是蕭衍。由這一記載可以知道，永明二年蕭衍已在司徒蕭子良的西閣祭酒任上了。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五收錄此文，題為《南郊明堂異日議》。《南史?範雲傳》的一句話可為旁證:“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範)雲俱在西邸，情好甚歡。”這說明蕭衍確實擔任過蕭子良府中的祭酒一職。西邸是蕭子良永明初期的一個重要官邸，他的僚屬、門客曾在這裏有過多次集會，一度十分活躍，文學上著名的“竟陵八友”就是在這裏聚集和活動的。從永明二年到六年，是蕭衍在西邸為官的階段。
永明七年，蕭衍改任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南齊書武帝本紀》雲:永明七年“二月……癸卯，以巴陵王子倫為豫州刺史”。因此，具體時間應在七年二月。蕭子倫是皇子，位居諸王之列，府中有許多屬吏，行參軍是王府中的一個比較低等的職位。《隋書?經籍誌》記載了王府內設置的諸種官員：“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
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及掾屬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文學，主簿，正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等員。”由此看得出，行參軍隻是王府眾多官員中的普通一員。
此後，永明八年至永明十一年，蕭衍先後擔任南郡王文學、隨王鎮西谘議參軍、竟陵王帳內軍主等職位，其中永明九年至永明十一年年中守喪在家，前後有兩年多的時間，因為他的父親蕭順之永明九年病卒。南郡王指文惠太子的長子蕭昭業，就是後來被蕭鸞所廢掉的鬱林王;隨王指的是齊武帝之子蕭子隆;竟陵王是武帝之子蕭子良。
蕭衍代齊建梁的兩個關鍵點。在南齊一朝，蕭衍的經曆又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永明年間屬於第一階段，永明之後屬於第二階段。
蕭衍最終能夠代齊建梁有兩件事非常關鍵，第一件就是永明末年的宮廷之變，他選擇站在蕭鸞一邊。永明十一年七月，齊武帝駕崩，皇太子蕭長懋則在這年正月先他而死。這樣一來，誰繼任帝位便成了敏感而又充滿懸念的事情。可能的人選當時有兩個，一個是蕭子良，一個是蕭昭業。蕭子良是齊武帝的兒子，蕭昭業是太子蕭長懋的長子，也就是齊武帝的孫子，這年四月被立為皇太孫。這叔侄兩人的背後都有一批人在支持他們。最初，蕭子良這一方一度看起來很有些聲勢，但最後的結果是蕭鸞擁立蕭昭業即位，蕭子良一派完敗，王融下獄被殺，子良也在次年抑鬱而終。在這場宮廷之變中蕭衍可謂頭腦清醒，判斷準確。政變前夕，蕭衍本來在蕭子良府中，子良任命他為帳內軍主，想來是對他寄予厚望，但是，蕭衍對子良一派卻並不看好，因此，他改弦更張，選擇倒向蕭鸞一邊。他說，這種非正常的廢立之事，沒有“非常之人”是做不成的，王融根本沒有這種才幹，且看他如何失敗吧。
類似這樣的宮廷之爭,結局往往是一派得勢，一派被無情殺戮。王融就是這場政變的犧牲品，他和蕭衍同為竟陵八友，文學才華出眾，死的時候隻有27歲，如果沒有這場政變，他在中國文學史上也許還能產生更大的影響。然而，若論政治頭腦和才幹，王融就比蕭衍遜色多了。山雨欲來之際,蕭衍審時度勢，做出了有利於自己的選擇，這一年，他也隻有30歲。有了這一個立場的變化，蕭衍得到了蕭鸞的信任，在隨後
的宮廷爭鬥中，蕭衍積極參預其中，很快成為蕭鸞的心腹重臣。
蕭衍的仕途升遷之路從此出現質的飛躍。最初，蕭衍人仕之後，很長時間一直沒有得到重用,整個永明時代，將近十二年，他始終隻擔任了祭酒、參軍之類的小官。以蕭衍的能力而言，他是心有不甘，甚至多有不平的。王儉很賞識他，但也沒有真正加以重用，而且王氏沒幾年就死了。《梁書?武帝本紀》:“(蕭衍）遷衛將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4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從這一角度觀之，蕭順之、蕭衍父子在齊高帝蕭道成、武帝蕭賾心中的地位並不那麼重要。在下僚中長期徘徊，客觀上也迫使蕭衍在這一關鍵時刻做出選擇和改變。拋開正義與非正義的討論，事實證明，蕭衍的選擇是正確的。況且，在這種宮廷爭鬥中，也實在談不上哪一方正義、哪一方非正義。從此開始，短短三年多的時間，蕭衍的職位迅速遷轉，官階遞升、變化之快簡直令人目不暇接:建武元年，為寧朔將軍。服闋，為中書侍郎，旋遷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人直殿省。七月，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戶。建武二年，為冠軍將軍。七月，為司州刺史。建武三年，還都為太子中庶子，領羽林軍，出鎮石頭(都城建康）。
永明時代的十餘年時間，蕭衍隻是一個身份低微的下級官吏，至此，一變而成朝中舉足輕重的權臣。
蕭衍代齊建梁的第二個關鍵點是持節雍州。建武五年，蕭衍改任雍州刺史，這是其仕途的又一個重要轉折，同時也是一個新的機遇。首先，雍州（包括荊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地處長江上遊，是南方政權的門戶，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從曆史上看，魏、蜀、吳三國曾反複爭奪襄陽；西晉杜預等也是先取荊雍，而後沿江東下，攻滅吳國;前秦苻堅南攻東晉同樣是先取襄陽。後來，元人攻滅南宋更是先由襄陽入手。其次，雍州是“西府兵”的重要根據地，士卒彪焊勇猛，戰鬥力強。宋齊以來，“西府兵”已經取代“北府兵”成為南朝武裝中實力最為強大的一支。由於這樣的原因，東晉以來，荊雍之地的刺史多由嫡出皇子或心腹重臣所擔任，《南齊書?州郡誌》記曰：“宋元嘉中，割荊州五郡屬，（雍州）遂為大鎮。疆蠻帶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途直至,跨對樊、沔，為鄢郢北門。”劉裕北伐後南歸，即留次子義真為雍州刺史。劉義慶則由於宗室之故而任荊州刺史。
蕭衍接任雍州刺史有兩個原因。齊明帝蕭鸞是一個心狠手辣之人，建武中，為絕後患，他盡誅高、武子孫。這時的雍州刺史曹武則是齊武帝的心腹，為清除高、武勢力，蕭鸞打算換自己人來接任。起初他想讓劉暄繼任,但劉是外戚不願外任，因此他想到了蕭衍。這是第一個原因。此時，蕭衍恰在雍州率兵抗敵，展現了較為出眾的軍事才能。這是其接任此職的第二個原因。說起這件事，就要提到北朝的孝文帝。魏孝文帝是曆史上評價很高的一位皇帝，他在任期間提倡改革，推行漢化，頗有一番作為。此前數年，他決心遷都洛陽,但朝中反對者甚眾，孝文帝便以征討為由傾朝南下。其時正值雨季，道路泥濘，自平城至洛陽，跋涉數月，臣僚們苦不堪言，在洛陽稍事休整，孝文命令繼續南討，大家紛紛請求暫止。孝文帝得以順水推舟將都城定在洛陽。為兌現諾言，更為了新國都的安定，北魏頻繁南侵。建武四年秋雍州告急，齊明帝先後派崔慧景、陳顯達、張稷、蕭衍等人馳援雍州。次年三月，以崔慧景為主帥的南軍大敗，蕭衍獨全師而歸，隨即代行雍州府軍事。七月，正式受命任輔國將軍、雍州刺史。至此，蕭衍已可謂是南齊位置顯赫的封疆大吏。
對蕭衍而言，這是積聚力量的絕好時機。從外部環境看，此時，京內東昏與群小亂政，齊末變亂之兆已顯，而北方由於孝文帝病卒，情況大變，一時無力南侵;從內部環境看，雍州又具備上述各種優勢，為蕭衍稱帝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客觀條件。此後蕭衍密修武備，招募驍勇，終於在持節雍州後不到四年的時間裏禪代蕭齊。
至此，回顧蕭衍在南齊近二十年的仕途經曆，前後兩個階段呈現截然不同的狀態特征。前十年可謂潛沉下層的平緩曲線，後十年則變為陡然轉勢的上升直線。當初蕭衍本人大概也沒有料到這樣的變化吧？.
二、粱武帝的思想與統治
(一）梁武帝與佛教
梁武帝篤信佛教，這在曆史上是廣為人知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整體來看，梁武帝的思想傾向並非單純隻受佛教的影響，而應該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綜合體係。當然，這三方麵思想在不同時期的表現並不均衡，一定階段某種思想會占據相對強勢的地位。
蕭衍的佛學理論修養。蕭衍敬信佛祖，不僅體現為宗教信仰，也體現在佛學理論修養方麵的精深造詣。他曾經撰寫了很多闡發佛學思想的理論文章。從現存文獻記載看，包括《注解大品經序》、《立神明成佛義記》、《斷酒肉文》、《金剛般若懺文》、《摩訶般若懺文》、《寶亮法師涅槃義疏序》、《唱斷肉經竟製》、《敕答臣下神滅論》、《舍道事佛疏文》、《與周舍論斷肉敕》、《淨業賦》等多篇。同時，他還留下了不少佛學理論著作，例如《大品注解》五十卷、《製旨大涅槃經講疏》一百零一卷、《製旨大集經講疏》十六卷、《發般若經題論義並問答》十二卷、《淨名經義記》、《三慧經講疏》等多部。因此，《梁書?武帝本紀》說:“(蕭衍)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複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在這些文章、著作中，他對佛教義理進行了認真和深人的探求，對提升佛學修養、擴大佛教的影響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他們關注的理論問題包括佛性說、神不滅論、二諦義、法身義等。佛性說是大乘涅槃學說的理論核心，竺道生之後，涅槃佛性說得到普遍重視，各派人士均有闡發，而蕭衍的真神佛性說是頗有代表性的一派。真神即心神、心性、神明、靈魂之義，他在《立神明成佛義記》中說:“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射，生乎現境，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心神本體是為佛性，亦即不死的靈魂，此是眾生與瓦石等無情之物相異之所在。他的佛性說並未將般若與涅槃對立起來，這是值得肯定的方麵，其《寶亮法師涅槃義疏序》、《注解大品經序》等文章也有相關論述。這一思想與道生可謂一脈相承。然而，二者同時也有明顯的差異，道生的神明本體是無名無相、非無非有、絕於生死的真如妙體，包括自我在內的一切俱是假相，我之靈魂自然也不存在;蕭衍雖也將佛性歸於妙果，卻又與自我的靈魂相聯，與人的生死相聯，這實際上是將華夏文化中人的靈魂不死、鬼神報應等觀念與佛性相結合的產物。在後人歸納的十一家、十三家、六師等派別中，蕭衍的佛性說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
蕭衍在佛教本土化過程中的作用。佛教在傳入中原之後，也逐漸發生著一些變化，換句話說，它存在著一個中國化、本土化的過程。說到這裏，就不能不提到蕭衍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佛教發展到齊梁,宗教的味道逐漸濃厚，法式、受戒等宗教儀軌漸臻完備，逐步形成了一套日益嚴格的僧規戒律。永明年間此類戒規即已初現端倪，到梁武帝時期更發展到製度化與法軌化的地步。漢代以來，僧徒本可食“三淨肉”，即眼不見殺、耳不聞殺、不為己所殺。換言之，實際是可以食肉的。到了梁代，梁武帝則明令禁絕。他有一篇《斷酒肉文》,此文是其現存所有文章中篇幅最長的一篇。文中，他反複強調不可殺生、斷絕酒肉的重要性，並且發誓從自己做起，嚴格奉持：
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曰當先自為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於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淫欲，欺誑妄語，啖食眾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眾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
他發誓說，如果自己不能持戒，仍舊飲酒食肉，那麼，待眾生都已成佛時，他自己依然被打在阿鼻地獄之中。毫無疑問，這話說得可謂決絕，也可見他決心之大。《斷酒肉文》之外，他在《唱斷肉經竟製》、《與周舍論斷肉敕》等文中也都對此加以反複強調。禁食酒肉這一戒律對後世信徒的生活影響極大，唐代高僧道宣在《廣弘明集》（卷二十六）中對此事有長序論之。蕭梁一朝，類似戒條還有不少，例如戒除殺心、禁斷房事、太醫用藥禁取蟲畜、郊廟犧牲改用蔬食，等等。在蕭衍看來，佛家所倡各種戒律，弟子遵奉越多越好。
法會、持戒、造像等佛教活動漸成定製，這一變化也與梁武帝關係密切。水陸法會亦稱水陸道場，相傳是蕭衍所創、對後世影響較大的法事之一。梁武帝對此十分熱衷，經常舉辦水陸法會、四部無遮大會、盂蘭盆會等齋會以弘佛法。法會地點大多選在同泰寺，參加者常常達到萬人甚至數萬人，規模宏大，場麵壯觀。宋代宗鑒《釋門正統》對此有相關記載。法會的內容則並非想象得那樣枯燥無味，而是豐富多樣，甚至不乏趣味的，比如《梁書?臧盾傳》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說中大通五年的四部大會期間，南越國進獻的馴象，忽然失控發狂，衝入人群。不難想象，大會當是安排了一些動物表演之類的娛樂活動。可見，法會為了吸引僧眾百姓的參與，還是動了腦筋、想了很多辦法的。
這一時期，寺院、佛像的營造熱情也發展到近乎極端的程度。《梁書?何敬容傳》雲:“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舍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眾造寺’焉。”梁武帝敕建寺院則有大愛敬寺、同泰寺、智度寺、開善寺、光宅寺、新林寺等多處。此外，蕭衍還廣泛推行菩薩戒及懺悔之法，文獻中留下了很多這方麵的記載。有時，這些活動近於強迫，例如，蕭昱因私自鑄錢得罪，即被梁武帝敕令受菩薩戒。
為了影響朝臣、百姓的思想，讓大家一同敬信，蕭衍還專門發了很多詔書、敕文，不遺餘力地提倡、抬升佛教的地位。類似的敕、詔很多，例如《敕舍道事佛》、《幸阿育王寺赦詔》、《答晉安王謝開講般若啟敕》、《敕沈約撰佛記序》、《喻智藏敕》、《敕答釋明徹》，等等。同時，他對一些高僧常常給予某些特殊禮遇，據《高僧傳》記載，蕭衍曾專門下詔允許釋保誌隨意出入宮禁。
可以說，佛教的勢力到梁代已經發展至相對的頂峰，其影響超過此前曆代，而這同時也是佛教日益本土化的過程。從中國自己的佛教這一角度看，其理論學說和宗教儀軌兩方麵都已基本成熟，前者在晉宋之際取得哲學意義上的獨立，齊梁時期繼續得到充實和完善;後者在齊梁更是得到長足的發展，無論從思想的重視、儀軌的製定以及僧徒的信仰等諸多方麵均有全麵推進，許多內容從此成為後世佛門遵奉的定製。這之中，梁武帝的作用可謂首屈一指，一方麵，他對佛性說等理論問題作出了不小貢獻;另一方麵，他對佛教儀軌、戒律的創製和定型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梁武帝的舍身行為和神不滅論戰。蕭衍佞佛，最為後世所非議的行為要算舍身了。大通元年（527)、大通三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太清元年（547),蕭衍先後四次舍身，地點均為同泰寺。曹餘章先生的《上下五千年》是一本麵向普通讀者的曆史暢銷書，該書的梁代部分題目就叫作《梁武帝做和尚》。這也難怪，因為無論怎樣敬信，丟下皇帝寶座，多次自願舍身寺廟，這種做法在中國曆代帝王中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舍身的次數這裏依據的是《南史》的記載，《梁書》則記為三次,中大同元年那一次沒有提及。但是，我們更相信《南史》的記載，一則《南史》記述此事的始末還是比較詳細的，二則這一年因此事改元。蕭衍每次舍身結束，還宮之後都會改元。因此，蕭衍舍身應該是四次才對。毫無疑問，蕭衍的這種行為可謂荒唐而不負責任，雖然它有助於擴大佛教的影響，抬升佛教的地位，但是對於國家、社會、百姓而言無疑是非常有害的，這是我們不應諱言的客觀事實。
有關神不滅問題的論戰也是梁代的一個重要事件。人是否有來生、人死之後是否還有靈魂存在，這樣的困惑已經在人類的頭腦中縈繞了幾千年，意見不同者也爭論了幾千年。可以說，但凡宗教的信仰者都是有神論者。神不滅問題的論戰在六朝時期發生過幾次。東晉的高僧慧遠就有《神不滅論》，陶淵明卻不以為然，還作有《形影神詩》表達自己的見解。劉宋時期，宗炳等人也主張神不滅論，戴逵、何承天則持相反意見，雙方一度展開論辯。齊、梁二朝，圍繞這一問題的論爭達到白熱化的程度。論爭的核心人物是範縝，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蕭子良曾率眾與其論戰，沒有令他屈服。到了梁代，蕭衍專門下旨，命令眾僧、文士與範縝論辯?結果當時共有六十多人響應他的“號召”，紛紛撰文與範縝展開論戰，高僧法雲、曹思文、沈約、蕭琛、柳惲、陸倕等人都是積極參與者。這場論戰沒有分出截然的勝負，但對擴大佛教的聲勢顯然具有正麵的作用。而且，這一事件存在的本身
也可看出佛教在當時流傳之廣、影響之大。
同時還有一點很值得我們加以關注，那就是蕭衍處理這件事的方式。神不滅問題的論戰這件事，往小裏說，體現的是蕭衍難得的肚量與胸懷;往大裏說，則是他的文化寬容政策的具體表現。毫無疑問，在治國的理念上，蕭衍秉持的是寬容、開明的思想與立場。他在政治統治上是這樣做的，在文化統治上也是這樣做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就曾下《置謗木肺石函詔》、《許風聞奏事詔》、《求言詔》等多道詔書，鼓勵、提倡黎民百姓到公府評議時弊、投函申訴。對待宗教文化、文學藝術則更是以寬容大度為基本理念，允許文士大膽表現，自由發揮，也正因如此,才推動、促進了梁代文化繁榮局麵的出現。從處理範縝這件事的態度來看，也正可為蕭衍的這一思想提供有力的佐證。他對範縝並沒有一殺了之，而是采用這種“文雅”的方法試圖去駁倒他。當然，他或許在有意利用範縝，通過這種方式達到弘揚佛法的目的。但是無論怎樣，終究比後世那些帝王們簡單粗暴的殺戮、文字獄之類來得高明。再比如，學術界多次引述《隋書?刑法誌》，以批評蕭衍為政“急於黎庶，緩於權貴”，將之視為其治國無方的明證(這一點下文還將詳及）。然而，此事若從反麵思考，秣陵老者終究還能見到蕭衍，終究還能將其意見和不滿上達君主，蕭衍更由此反思，並有所接受和吸取，這一切不能不說正是蕭衍寬容理政的有力佐證。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七)評之曰：“齊、梁之際，天下始有誌節之士。馬仙埤之不降也，何胤、何點之召而不赴也，顏見遠之死也，梁武能容之，而諸君子者，森森自立於人倫，晉、宋以來頑懦之風，漸衰止矣，非待梁武之獎勸之也。”這段話中，王夫之作為易代之際的洞見之士，一方麵讚歎氣節之士的德行，一方麵也對蕭衍的寬容大度進行了充分肯定。應該講，能夠寬容，敢於寬容，是要有不一般的膽量和宏闊的胸襟為前提的，作為一國之君，蕭衍在這一方麵的作為總體還是很值得肯定和稱讚的。或許因如此，在一些普及讀物或通俗讀本中，梁武帝甚至被稱之為中國曆史上最寬容的皇帝，並且稱讚其雅量驚人!這無疑是一個頗為難得的評價了。
當然任何問題都存在一個“度”，要處理得盡善盡美，往往也不大容易。蕭衍的寬容，從積極的角度而言，是他的開明君主的雅量;從消極的角度而言，則是無原則寬縱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後者在對待宗族子弟違法事件中體現最為明顯。這或許是一個君主在法製與親情的矛盾、衝突中的無奈抉擇吧。
(二）三教合一的思想體係
蕭衍對儒家思想的重視。蕭衍信佛，但是儒家思想在其思想體係中始終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政治統治領域，他所依靠的主要還是儒家思想，在位期間頒布、推行了不少相關文件、法規。同時，他還主持編寫了多部儒家典籍。從文獻記載看，至少包括《尚書大義》、《周易講疏》、《周易大乂》、《周易係辭乂疏》、《禮記大乂》、《製旨革牲大義》、《中庸講疏》、《孝經義疏》、《製旨孝經義》、《樂社大義》、《樂論》、《毛詩發題序義》、《毛詩大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等多種，當然，這些著作未必全是其個人著述，有些或許是他命令臣下所做，但這無不說明蕭衍對儒家思想的高度重視。
比較而言，六朝並非儒家思想的高潮期，但在六朝梁代則是一個相對興盛的階段。因此，曹道衡、沈玉成在《南北朝文學史》一書中評價說:“南朝的儒學在梁代最為興盛。”這一點，前人也曾論及。《南史?儒林傳》評論說：
語雲:“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於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
“時主方崇儒業”，“亦曩時之盛也”，這段話指的就是天監年間蕭衍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各地學者爭相歸附，形成一時之盛的曆史。
儒生通經可以人仕做官，這是蕭衍重視儒教所推行的影響最大的一項政策措施。《南史?儒林傳序》雲:“漢武帝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眾矣。……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顗、摯虞之徒，雖議創製，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至梁武創業，深湣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場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儒教的興盛與功名利祿的關係密不可分。漢武帝時期讀經成為人仕之途，儒學影響擴大;魏晉以後二者分離，儒教因而逐漸衰微;到了梁武帝這裏，再次將讀經與仕途掛起鉤來，儒學振興的局麵得以重現。這時科舉製度尚未建立，苦讀經書能夠成為人仕的途徑，對天下讀書人的影響力、吸引力無疑是非常巨大而深遠的。蕭衍重視儒家思想，曾製定許多政策措施，這裏不擬贅述，其中，將通經與仕途聯係起來可以說是蕭衍在這一領域的最大貢獻。
三教同源的觀念。綜合觀之，蕭衍的思想呈現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特征體係。他曾經寫過一首《會三教詩》，表現其三教合一的主張:“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為善存好生。中複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眾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雲萌。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想起異解，報應有殊形。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按這首詩的敘述，他在不同時期信仰不同，早年崇尚儒學，中期信奉道教，晚年轉而崇信佛老。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儒、釋、道三家對他都有長期而深刻的影響，隻是不同時期某一家的影響更加強勢罷了。大體上，道家思想在南齊時期較為強勢，入梁之後儒家思想一度更為突出，其後佛教的力量逐步轉強。
蕭衍在天監三年宣布皈依佛門，《廣弘明集》收錄了他的《舍道事佛文》。在這篇文章中他說自己迷途知返，從此之後師事如來;說天下諸道之中，“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皆為邪道。聽起來，這話似乎把包括儒、道在內的諸家都否定掉了，可實際上他是有意抬高佛教的地位，但從未真正舍棄儒、道二家。比如，他在宣布舍道歸佛之後，還多次發布了敦睦儒術的詔書、政令。就像他在《敘錄寒儒詔》中所說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敕何胤》一文中，他也說，“學業淪廢，儒術將盡”，“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此懷未遂”，“載盈夢想”,對儒教淪歇的現狀深感憂慮，表達了他致力於複振儒學的心願。再如道家，他到梁代仍然很重視，編著道家典籍，甚至親自宣講道家思想。《顏氏家訓?勉學篇》有這樣一段話：“何晏、王弼，祖述玄宗……洎乎梁世，茲風複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他對陶弘景深為倚重，人稱“山中宰相”，並希望得到仙丹而長生不老。陶氏正是那時最為著名的道士。
所以，綜合來看，蕭衍的思想特征是兼容儒、釋、道三教，主張三教合一。這樣的思想也被學術界概括為“三教同源說”，這也可稱為梁武帝思想體係的核心特征。他認為，儒教和道教都源於佛教，孔子、老子、周公都是釋迦牟尼的弟子，這種觀點雖然突出佛教的地位，但無疑又把儒、道二家與佛家視為同源。有的時候，他則把儒、釋、道三家的孔子、如來、老子並稱為“三聖”，語見《敕答臣下神滅論》。而且，他在宣揚佛教思想的時候，常常使用儒家經典作為武器，用儒家理論來解釋佛教的理論問題。著名學者方立天先生將梁武帝的佛教稱之為“儒化的佛教”，“三教同源於佛教，三教以佛教為最高，但是這個佛教又是儒化了的佛教”(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99頁），我們認為，這是非常精辟而深刻的理論概括。因此，歸結起來，梁武帝的思想體係實際上是三教合一、三教同源的基本特征。三教同源說，無疑是對中國思想史發展的一大貢獻。
梁武帝的政治統治。從天監元年稱帝至太清三年離世，梁武帝在位長達四十八年，如果他是一個昏庸的皇帝，政權還能維持這麼長久的時間，這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反推，說明他至少不是一個沒有作為的皇帝。
在政治統治方麵，梁武帝^度勤勉振作，多有建樹，特別是梁代前期的二十多年，還是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政績。作為一國的開國之君，他能夠吸取南齊的亡國之鑒，勵精圖治，勤於政事，廣開言路，提倡節儉，國力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恢複和發展，可謂成效顯著。史書記載，說他“勤於政務，孜孜無倦”，即使寒冬臘月，也是天不亮就起床，命人點起蠟燭，執筆批閱奏章，凍得手都皸裂了。這些記載不全是溢美之辭，梁代早期蕭衍稱得上是一個好皇帝。梁代開國之初，社會狀況是非常嚴峻的，災害不斷，叛亂頻生，經濟凋敝，物價飛漲。蕭衍即位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謀反，前益州刺史劉季連占據成都反叛。京城建康也出現了叛亂者，他們燒了神虎門、總章觀，殺死了衛尉卿張弘策。弘策是蕭衍的舅舅，為蕭衍代齊建梁立了大功，竟然在京城被殺，從這一事件不難看出當時社會治安的混亂。不久，又先後發生了益州刺史鄧元反叛、交州刺史李凱反叛的事件。同時，各地瘟疫流行，百姓生活困窘。天監元年，物價奇高，達到“米鬥五千”的程度，很多人被活活餓死。同時，北魏也趁機不斷南侵。建國之初，梁代社會可謂處在內憂外患的局麵之中。
麵對這種嚴峻的形勢，蕭衍推行了多項開明的政策措施，對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概括而言，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多次大赦天下，減免百姓的租稅，恢複生產，休養生息。在位期間，他多次親耕籍田，率先垂範，鼓勵百姓以農為本，發展生產，並頒布詔書，獎勸農耕，“孝悌力田”者賜爵一級。對貧困不能自存者，給予特別優待政策，下詔對“尤貧者”免除當年“三調，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有些地方發生水澇等自然災害，政府出資救助，並減免租稅。加上社會各個領域推行的措施，社會很快安定下來，經濟狀況也出現了顯著回升。《南史》、《梁書》“武帝本紀”都有記載，天監四年，“是歲大穰，米斛三十”。就是說，短短四年不到的時間，物價即大幅下降，由“米鬥五千”逆轉為“米斛三十”，農業出現了大豐收，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這無疑是社會穩定的根本所在。
第二，改革刑罰，平反冤獄，廣開言路。長期以來，對梁武帝的評價有一種說法，叫作“急於黎庶，緩於權貴”，就是說，他對待門閥、權貴寬縱過度，對待黎民百姓卻多嚴法苛刑。這一點，筆者不敢苟同。說他“緩於權貴”基本屬實，說他“急於黎庶”則太過武斷。我們先看這一說法的出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這句話出自《隋書?刑法誌》，但是後世論者單獨摘出此語，實在有斷章取義之嫌。且看原書記載，《隋書?刑法誌》：
武帝敦陸九族，優借朝士。……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奸宄益深。後帝親謁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正月壬辰，乃下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麵之刑。
從這段話原文看，意思恰恰相反，說的是秣陵一老者在路上攔住梁武帝向他提意見，認為他為政“急於黎庶，緩於權貴”，梁武帝因此有所悔悟，下詔改革刑法，寬待百姓，因此頒布了一些減除苛刑的律令。同時，從當時的社會實際看同樣可以證實。梁代後期這種情況有所發生，但如果說整個梁代都是這種狀況則顯然不符合事實。特別是梁代前中期，百姓的生存環境還是明顯好於前朝的。梁武帝登基後曾多次發布詔書，命令各地接受百姓申訴，糾正冤假錯案;官員不得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發現者可隨時舉報;廣開言路，力求下情上達，天監元年，頒布《置鎊木肺石詔》，凡公府弊政，賤民疾苦，皆可投函申訴。數次修訂律法，賑恤孤寡;禁除奢靡，提倡節儉。凡此種種，都是值得稱道的新政。反過來說，如果不是這樣，也很難想象梁代社會能夠很快恢複穩定，經濟能夠重新走向繁榮。因此應該相信，這些記載即使有所誇大，但至少是基本可信、大體不差的。
第三，不限出身，惟才是舉，給寒門才士以施展抱負的機會。總體來說，整個兩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的勢力非常強大，梁代的情況也基本相同。士族人士自視甚高，格外強調士庶之別。梁武帝本人對這種狀況也隻能表示認同，給予門閥很多優待和禮遇。但是，與此同時，他也意識到這種局麵存在的弊端，因而能夠在重視門第的同時給寒門庶族以進身的機會。《梁書?武帝本紀》記載了他在天監八年發布的一道詔書：
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辟館，造次以之。……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敘錄。雖複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詔書明確強調選才不得拘限門第，即使是“牛監羊肆，寒品後門”，隻要有真才實學，也一定要加以任用，不要讓有才能的寒門子弟遺落荒野。從蕭衍用人的實際情況看，也的確實踐了這一主張。例如，到溉、到恰、到沆兄弟(到溉、到恰為親兄弟，二人與到沆為堂兄弟）官階多很顯要，到溉任吏部尚書，並深得蕭衍的信任，有關事例下文還會談到。然而，到氏兄弟出身很低，其祖上到彥之原本家境貧寒，挑糞賺錢養家，後來因軍功而為官。直到梁朝，到氏仍然被士族們所鄙視，何敬容和到溉同殿為官，很瞧不起到溉，竟然對別人說:“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很露骨地譏諷到氏祖上曾挑糞養家的往事。但是，蕭衍卻並無這樣的觀念，對到溉兄弟很賞識，也加以重用。
這樣的選才方針不禁令人想到當年曹操唯才是舉的政策。特別在門閥鼎盛的兩晉南朝，這項政策的出台就顯得更加難得，更加令人關注。應當指出的是，蕭衍在此前曾不止一次強調這一選才方針。他在代齊前夕就曾上表，建議用人不要惟門第論，主張惟才是舉。《梁書?武帝本紀》收錄了這篇表文：“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隨後，天監四年又再次下詔強調這一用人原則：“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姚思廉《梁書?武帝本紀》，中華書局1973年校點本)毫無疑問，這種惟才是舉、不以出身論英雄的用人政策顯示出蕭衍開明、過人的為政理念，對社會進步、國家強盛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四，重新製定和完善土地政策，推行“土斷”，整頓戶籍。“土斷”是東晉以來南朝政府控製流民的一項重要政策。由於北方喪亂，百姓大量移民南方，因此出現了很多流民。《隋書?食貨誌》記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準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這些南逃的百姓，有不少被稱作“浮浪人”，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沒有戶籍。顯然，這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又減少了政府的稅入。針對這一現狀，梁武帝頒布詔書，鼓勵流民定居人籍，抑製豪強借占公田，同時將這一措施與校訂戶籍、區別士庶結合起來。《梁書?武帝本紀》:“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即使著土籍為民，準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複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餘親屬，即為詣縣，占請村內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托。”在那樣一個農耕社會時期，此項政策成效顯著，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