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經由梁代初期這一係列政治、經濟政策的變革與推動，整個社會的麵貌發生了根本的改觀，社會趨於穩定,經濟快速發展。無疑，對於這一局麵的形成，梁武帝功不可沒。這一點，放到更為廣闊的視野中加以審視，甚至有學者認為他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繁榮，改變了長期以來“北富南貧”的經濟格局。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就時間先後而論，以黃河文明為代表的中原地區較之江南地區進化更早，經濟上的貧富亦呈現同步差異。隨著時代的變遷，江南地區的經濟顯著發展，逐步趕上並超過中原地區。最終，“北富南貧”的經濟格局得到徹底逆轉，江南成為全國新的經濟重心，成為華夏大地經濟最為富庶的地區。王仲犖先生早年即曾關注過這一問題，他在著《魏晉南北朝史》一書中指出，隋唐時期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財富最豐盈的地方，然而，實現這一根本轉變的條件是南朝經濟從東晉初期到陳代之間將近三百年逐漸發展的基礎。王先生所論，充分關注到了東晉南朝社會在國家經濟格局轉變中的重要作用。此後幾十年來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學者們又提出了一些更新的看法,對於發生“北富南貧”經濟格局逆轉的時間段甚至時間點發表了一些獨到的見解。概括而言，除去仍然堅持唐代甚至更晚時代立場的意見之外，大家又提出了南北朝宋齊之交、齊梁之際、梁代等多種不同主張。我們認為，一個較大疆域內經濟的發展往往存在一個漸變的過程，要準確判斷南北經濟逆轉的精準時間點是存在相當難度的研究。在當前學術界已經取得的成果以及大家尚未達成一致的現實狀況下，筆者認為將這一判斷界定在一個略見跨度的時間段內（例如南朝中後期）或許更為妥當。毫無疑問，在江南經濟逐漸進步、超越北方的過程中，有梁一代將近半個世紀基本太平的社會發展過程是其中的重要實現階段，這之中，梁武帝的重要貢獻不當抹殺。甚至有研究者認為，梁武帝統治的時期是魏晉南北朝經濟最為鼎盛的時期，也是南方經濟在當時所達到的最髙曆史水平。
限於文章的篇幅，這一問題此處不再贅述，相關研究可參看傅築夫、王仲犖、唐長孺、韓國磐、蔣福亞、李憑、劉磐修等多位學者的著述。應該說，早在前朝已有人對梁武帝的政治、經濟統治做出過正麵的稱讚和肯定，例如王夫之在其《讀通鑒論》（卷十七）中就曾說道：“梁氏享國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顯然，這是一個簡明扼要而又涵括豐富的高度評價。
以上簡要概括梁武帝統治時期的主要政治舉措。總之，對於梁武帝政治統治的評價，應該有一個客觀的態度，不應當因為他佞佛而加以簡單的否定。
三、梁武帝的文化貢獻
(―)梁武帝的文化修養
梁武帝能文能武，博學多才，特別是他在文化領域中的貢獻，在曆代帝王中可謂罕有其匹。前人評價說他“六藝備閑”，“獨擅千古”，言語間的稱揚之意簡直讓人懷疑是否有過度溢美之嫌。但是，如果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細致分析則會發現，前人所說大體是一個客觀真實的評價。
梁武帝的文化修養。史稱，梁武帝早年天性睿敏，喜好讀書，在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麵表現出過人的天賦。這些記載是否完全真實姑且不論，但是,可以肯定地說，終其一生，蕭衍確實在文化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他的文藝才能是多方麵的，儒學、佛學、文學、曆史、書法、圍棋、音樂等多個領域都有不凡的成績，這在中國古代帝王之中還是不多見的。蕭衍在儒學、佛學方麵的造詣上文已經有所涉及，這裏隻作簡要概括，不再詳細闡述。他的文學成就下一節將作專門論述。按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蕭衍《會三教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531頁），可以說很早就對儒家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他曾撰寫多部儒家典籍，對儒學內部的各領域問題進行了深人的探究。禮學是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天監初年，他組織學者重修“五禮”,用現在的話來說，這是一項十分浩大的文化工程，天下聞名的學者、名儒一時彙聚。在討論那些具體的禮製問題時，梁武帝也常常一起參加，並提出了不少個人的意見。對此，《梁書》、《隋書?禮儀誌》等文獻都有記載。這說明梁武帝的儒學功底還是相當深厚的，否則，他很難針對這些具體問題與那些當世的大儒展開對話。他在佛學領域的成就尤為突出，具有深厚的佛學理論修養，撰寫或注釋了多部佛經，對許多問題都有獨到的見解。特別是涅槃佛性說、二諦義等熱點問題，他都有專門的論述;主張儒、釋、道三教融合共存，提出三教同源說，對後世也有深遠影響。總之，他的佛學造詣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在佛教理論界可成一'家。
儒學、佛學、文學之外，梁武帝在書法、圍棋、音樂等領域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
六朝時期是書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好尚書法幾成風氣，各體名家輩出。這之中，梁武帝也占有一席之地。'《梁書?武帝本紀》評論說:“曆觀古昔帝王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在書法創作方麵，梁武帝擅長草書、隸書和楷書，書體形成了個人的鮮明特色，運筆講究神韻，成就得到後世書法界的肯定。唐代張懷瑙的《書斷》是一部非常知名的書法理論著作，他精選了從先秦到唐代的重要書法家230人加以評論，梁武帝位列其中。張懷灌稱讚他好寫草書，字體具有狀貌古雅的特點。唐代竇息的《述書賦》也是書法史上的名作，他認為，從先秦到唐代中期能夠人品的書法家共計214人，其中，梁武帝和他的兒子蕭綱、蕭繹三人同時人品。由此可見，梁武帝的書法藝術水平稱得上是相當高妙的。他的書法作品現存尚有《異趣貼》、《眾軍貼》、《數朝貼》等數種。其中，《異趣貼》的作者存在一些爭議,另一種說法為王獻之。總體而言,讚同作者為蕭衍的占多數，其中包括明代董其昌等著名書法家。同時，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作者爭議這件事，恰恰說明梁武帝書法的高超所在。我們都知道，王獻之是曆史上成就非凡的大書法家，後人難於分辨他和梁武帝的作品真偽，不正說明了梁武帝書法水平的高超之處嗎？
梁武帝不僅是一個書法家，同時也是一個書法理論家。而且，比較起來，他在書法理論方麵的貢獻比他的書法本身更為人所關注，對後世的影響也更大一些。他寫過許多討論書法的文章，在給友人的書信中也談到這一問題。這類文章，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還有《答陶弘景書》四則、《草書狀》、《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論蕭子雲書》等數篇。在這些文章中，蕭衍對書法藝術領域的理論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和陶弘景私交甚篤，書信往來頻繁，其中就有不少是專門探討書法藝術的，這樣的書信現存還有八封，陶弘景給蕭衍寫了四封，蕭衍也回了四封。這些信的內容主要是討論鍾繇、王羲之等名家書法之優劣高下，交流各自的心得體會。信中，陶弘景提到王羲之名作的《樂毅論》，蕭衍回信說:“《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認為內府所藏的這件書法珍品並非王氏真跡。陶弘景隨即回信說，“我對這件《樂毅論》也很懷疑，感覺是後人的摹本，但是沒敢輕易下斷言。陛下這樣說，我深有同感，它應該不是真跡。”王羲之的《樂毅論》被後人視為他的小楷的代表作，蕭衍卻並不迷信名家，明確提出質疑。顯然，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蕭衍書法造詣之深，見解之獨到。
此外，這裏值得一提的是蕭衍對王羲之“書聖”地位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王羲之父子在書法界號為“二王”,然而，當時，王獻之的書法地位、聲望在其父王羲之之上。但是，蕭衍的觀點與眾不同，他認為王羲之的書法勝過王獻之。晉宋以來，學書法的大都在學王獻之，陶弘景在給蕭衍的信裏曾說，“比世皆高尚子敬”，說的就是這一現象，子敬是王獻之的字。蕭衍認為，前代的大書法家相比而言，三國時期的鍾繇居首，王羲之排在第二位,王獻之則遜色很多了。他的《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一文中就有這樣的話:“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元常是鍾繇的字。這話以龍、虎比喻鍾繇和王獻之書法水平的高低，可見他對王獻之的態度很有些不以為然。同時，蕭衍能夠從審美的高度闡述書法的藝術技巧。他不大讚同社會上用“肥瘦”的概念評價鍾、王的差異，當時，一般認為，鍾繇的字是“古肥”體的代表，王獻之的字是“今瘦”體的代表。他說:“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眾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觀鍾繇書法十二意》)這段話裏，他明確指出自己的意見和“眾說”不同。而且，他對天下人紛紛學習“今瘦”之體的現象很不滿意。更為難得的是，他主張學習書法不能單純地用“肥瘦”這樣的概念作為標準，最根本的是要達到神韻的境界。這就把書法這件事上升到了藝術的、審美的高度。
蕭衍對王羲之的發現，既體現著他書法藝術的精深造詣，也是他對書法界的一大貢獻。王羲之“書聖”地位的取得經曆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這在古今中外的藝術界、文化界是一個較為常見的現象，例如，有些現在我們推崇備至的大畫家，在他們活著的時代以及死後相當長的時間裏都是默默無聞的狀態。蕭衍對王羲之的肯定，改變了社會的基本評價，也改變了人們學習書法的風氣和審美標準。例如，蕭子雲也是當時的書法名家，原本推崇、追摹王獻之，受到蕭衍的影響，觀點由此發生改變。從此之後，王羲之的地位開始不斷上升，最終成為古代書法界的第一人，王獻之的影響則遜色了許多。可以說,是蕭衍“發現”了王羲之，初步奠定了他在書法界的崇高地位。這讓人不禁想到陶淵明的命運，陶淵明的文學地位起初也很一般，正是蕭衍的兒子蕭統“發現”了陶淵明，此後他的地位不斷上升，最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詩人。這之中，蕭統的貢獻可謂首屈一指。從這一點來看，梁武帝父子在文學藝術領域都有頗為不凡的眼光，他們的造詣和貢獻值得我們關注和總結。
蕭衍很喜歡下圍棋，棋藝還很高超，用現在的話來說，他的圍棋7平遠遠超過普通職業棋手的水平。《南史*武帝本紀》評價他說:“(武帝)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製讚、序、詔誥、銘、誄、說、箴、頌、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這段話裏，史臣說他“六藝備閑，棋登逸品”，就是稱讚他多才多藝，特別是圍棋的水平達到了“逸品”的水準。
現存文獻有不少相關文獻記載了蕭衍對圍棋的喜好，他與到溉弈棋的故事後人常常引為趣事。到氏兄弟深得蕭衍的信任，到溉常被叫去對弈。蕭衍興致頗高，兩人從晚上開始對弈，下到第二天早上天亮仍不罷休，到溉困倦垂頭，昏昏欲睡，蕭衍還不忘作詩嘲笑他一下，“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一時間朝中眾人傳為笑談。還有一次，兩人賭棋，到溉大敗，結果把自己家裏池塘前一塊長達一丈六尺的奇石輸給了蕭衍，這還不夠，還外加一部《禮記》。蕭衍大概原本沒有真想要這塊石頭，便問身邊的親信侍臣朱異，到溉輸了的東西要真的送來嗎？朱異一本正經地說，臣下哪能失禮於陛下呢？最後定下來把這塊石頭擺在華林園舉行宴會的大殿前。搬運石頭的那一天，京城百姓都出來看熱鬧，史書上的原話是“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從此大家就把這塊石頭稱之為“到公石”。《梁書?陳慶之傳》也有一段記載:“高祖性好棋，每從夜達旦不綴，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說的也是蕭衍喜歡圍棋的故事。從這些故事來看，蕭衍對圍棋的興趣幾乎達到了癡迷的程度。
不僅喜歡下棋，蕭衍對圍棋理論的研究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他寫過不少圍棋理論著作，我們知道的至少有《圍棋品》、《棋法》、《圍棋賦》各一卷，因為這幾種《隋書?經籍誌》均有著錄。《圍棋賦》〉現在還可見到部分殘篇，在這篇賦中蕭衍寫道:“圍奩象天，方局法地……勿膠柱以調色，專守株而待兔。或有少棋，已有活形，失不為悴，得不為榮。若其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秘。”這是他對棋道的體悟和思考，文中，他用“守株待兔”等典故、攻城略地的戰術技巧來形象地比喻弈棋之法則。這不僅體現著他高超的圍棋理論修養，也能夠從中看出他對人生的思考。可見他也不完全是簡單地下棋娛樂，還能融社會、人生於棋理之中，借以觀時局、戰事之變，在娛樂消遣之中實現其對棋理、人生之體悟。
音樂領域，蕭衍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他精通音律，且造詣頗深，常常自製新曲，自造新聲。《隋書?音樂誌》有不少這方麵的記載，稱蕭衍“素善鍾律”，並給予很高的評價。他篤信佛教，對佛教音樂也很重視，曾自製佛樂十曲，名之曰“正樂”，包括《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十篇，這些樂曲經常在法會上演.奏，用以弘揚佛法。他還曾經自製樂器，現在我們知道的還有兩件，一件叫作“通”，一件叫作“笛”。“通”有四種，即玄英通、青陽通、朱明通、白藏通，每“通”有三弦；“笛”則有十二隻，分別是黃鍾笛、大呂笛、太簇笛、夾鍾笛、姑洗笛、中呂笛、蕤賓笛、林鍾笛、夷則笛、南呂笛、無射笛、應鍾笛，每隻笛的長度不同。二者相配，以諧樂律，後世稱之為“四通十二笛”。梁武帝的這一貢獻對後世影響很大，可謂中國古代音樂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現代音樂理論著作對此也很關注，不少人都把這件事收錄進去加以專門論述。例如，著名音樂家王光祈先生就在他的經典著作《中國音樂史》中單獨列了一節，題目即為“梁武帝四通十二笛”。
此外，蕭衍也擅長自製新曲，自造新聲，表現出不凡的音樂才能，有這樣幾件事可以為證。第一件:梁初，他製作鼓吹新曲，記錄代齊建梁的功德。《隋書*音樂誌》載:“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功德。其第一，漢曲《朱鷺》改為《木紀謝》,言齊謝梁升也。第二，漢曲《思悲翁》改為《賢首山》，言武帝破魏軍於司部，肇王跡也……”他把過去成為定製的鼓吹十六曲刪去四曲，改造為十二曲，以與四季之數相合,並用其歌頌自己建立新朝的武功。第二件:他還曾修改雍州西曲，自造清商新歌。蕭衍在雍州為刺史期間，當地即流行一首童謠，歌曲大概的意思是襄陽的義士騎白馬，東下擒住揚州兒。襄陽即雍州，這首童謠顯然在暗指蕭衍的軍隊攻滅建康建立梁朝之事。童謠為什麼會流行現在已經無從知曉，也許是蕭衍為收民心有意安排的結果。但是，這不是我們關注的問題，我們所關注的是蕭衍的音樂才能。他即位不久，就特意把這首童謠加以改造，“更造新聲”，自己親自寫了三首歌詞，又命令沈約寫了三首，全都譜成曲子，用來演奏。第三件:天監年間，他曾改造西曲，製作了《江南弄》、《上雲樂》等樂曲。其中，《江南弄》包括七個曲子:一叫《江南弄》，二叫《龍笛曲》，三叫《采蓮曲》，四叫《鳳笛曲》，五叫《采菱曲》，六叫《遊女曲》，七叫《朝雲曲》。《上雲樂》包括十四個曲子，隨後沈約又作了四個曲子。這些曲子以及相關事跡梗概在《樂府詩集》這本書中還有記載。第四件:他曾經和高僧法雲等人討論當時的音樂，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們說到《三洲歌》這首曲子，蕭衍便問法雲說，法師精通音律,您認為《三洲歌》這一首怎麼樣？法雲回答說，《三洲歌》古辭過於質實，是否可以修改一下？蕭衍說，法師說得有道理，就按您說的辦吧。這件事在《古今樂錄》一書中有記載，但這本書現在已經散佚，我們看到的這段話是《樂府詩集》所引用的片段。
總之，蕭衍在文化藝術的多個領域都有涉獵，在很多方麵還很精通，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後世稱他多才多藝，獨擅千古，可以說大體符合事實。
梁代前期的文壇領袖。縱覽整個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齊梁時期是文學集團快速發展和繁榮的時期。就梁代前期而言，梁武帝蕭衍的地位首屈一指，可謂這一時期的文壇領袖。
關於蕭衍文學集團是否存在的問題，學術界的意見不盡一致。有人認為，蕭衍貴為天子，天下文士紛紛雲集是很自然的事，談不上什麼文學集團。我們認為，至少在梁代前期，存在這樣一個蕭衍文學集團。判斷一個文學集團是否存在應有這樣幾個條件:第一,達到一定規模的文人群體;第二，有充分號召力和影響力的領袖人物;第三，相互關聯的創作活動和相近的文學主張。對照這幾個條件加以考察，蕭衍文學集團是基本吻合的，這是我們這一主張的主要依據。此外，還應看到這一時期文壇領袖式人物較為缺乏的現實。沈約晚年境遇不佳，受到粱武帝的猜忌和疏遠，人梁之後的影響力每況愈下。年長者漸成夕陽西下之勢，年幼者則未成羽翼。蕭衍的幾個兒子尚在繈褓之中，長子蕭統天監元年出生，在梁代前期的十餘年裏還難以發揮重大影響。相對而言，任昉的地位在這一階段比較強勢，在他周圍也形成了一個文人圈子，算得上領袖式人物。但是，蕭衍的影響力比任昉毫不遜色，文人群體的規模和活動都更有聲勢。
蕭衍文學集團的組成可以劃分為兩個層次，即文壇耆老和青年才俊兩部分成員。文壇耆老，指的是由齊入梁、以西邸舊部為中堅力量的舊友故交，成員包括沈約、任昉、蕭琛、江淹、王僧孺、陸倕等人；青年才俊，指的是文壇年輕一輩之中，為蕭衍賞識、有意提攜的後進文士，成員包括張率、劉孝綽、到溉、到洽、到沆、臧盾等人。蕭衍雖身為皇帝，對文學的喜好卻並不亞於當世的眾多文人，接引文士，詩賦往還，是他生活中一個極其重要、不可或缺的興趣愛好。這方麵活動的文獻記載非常多見。例如，《梁書?文學傳序》說：
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旁求儒雅，詔采異人，文章之盛，煥乎倶集。每所禦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壽光，皆後來之選也。
這段話生動再現了當時文學活動的真實場景，因而常為後世所引述。文中說到，隻要有朝廷的宴集，梁武帝就會命令群臣創作賦詩，才高者每每賞賜金帛。而且，這段話明確提及兩類人士，一類是“在位者”，一類是“後來之選”。這兩類人中，前者點出了沈約、江淹、任昉三人;後者提到了到沆、丘遲、王僧孺、張率四人。這也正是探究蕭衍文學集團組成的一個來源和依據。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稱蕭衍為文壇領袖，不僅在於他個人的文學創作才能，他對文學的熱衷和喜好，更在於他在當世文壇巨大的影響力和他所起到的文壇盟主的作用。如上所述，他經常召集文士聚會宴飲，詩酒往還；經常組織文士進行限刻（限韻）賦詩等競賽性活動;喜歡對文人新作加以甄鑒品評；時常對美文佳構給予賞賜和褒獎;樂於提攜和獎拔後進文士。在這些行為、活動中，蕭衍常常以文人領袖的身份而自居，而且在很多場合表現出非常認真的態度和深入的參與度。例如，他對宗室大臣往往過於寬縱，這也成為後世經常加以指摘的缺點。但是，在文學活動中，他的態度卻往往截然相反,甚至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也常常錙銖必較，乃至於因此留下一個“刻薄”、“小氣”的名聲，像他和沈約、劉峻等人之間都曾經發生過類似不愉快的爭執。然而，這些事件如果反過來看，不正說明了文學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和舉足輕重的地位嗎？對於後進文士的提攜、獎拔是體現一個文壇領袖作用的重要標準，這一方麵梁武帝也在史籍中留下了許多相關事跡。梁代早期，上文提到的那些青年才俊除到溉一人稍年長外，其餘多為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對這些青年文士，梁武帝常常關照有加、著意提攜、扶持後進的行為稱得上不遺餘力。《梁書?劉荀傳》雲：“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縛、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梁書?蕭介傳》雲:“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鬥……”《南史?到洽傳》雲:“禦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書?到沆傳》雲:天監初武帝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現存文獻之中，此類事例有多處記載，可見梁武帝扶植、培養後進文士的積極態度。
整個有梁一代，文學藝術的繁榮局麵有目共睹，這之中，文學集團的興盛是一個重要表現。蕭衍文學集團之外，還先後出現了以任昉、蕭統、蕭綱、蕭繹等人為盟主的多個文學集團。這些文學集團的活躍為梁代文學的發展進步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二）提倡文化的舉措
上文我們談到梁武帝多才多藝，六藝兼擅，然而，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不僅在於他個人深厚的文化修養，更在於他對文化藝術的重視和倡導，對全社會文化水準的推動與提升，以及進而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所做的貢獻。
哲學思想的弘揚與發展。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前後大體跨越四百年，到了梁代這一階段，可以說是禮樂文化發展最為昌盛的時期。以至於唐代史臣在《梁書?武帝本紀》中評論到:“(梁武帝)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裏，西拓五千……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姚思廉《梁書?武帝本紀》)這段話認為，梁代文化之盛，魏晉以來還沒有達到過這樣的高度，這是對梁武帝文化貢獻的高度評價。
在他統治的幾十年裏，儒家思想重新得到重視，先後頒布了許多政策措施加以推行。這方麵的舉措在梁代前期尤其值得關注。例如，天監初年，命人校訂四部典籍;天監四年，立《五經》博士;天監七年，下詔立國學;天監八年，下詔敦睦儒術;天監九年，兩次赴國子學，親自策試諸生;天監十一年，內容宏富的“五禮”修訂完畢。他本人也常常親力親為，為朝臣們講解儒家經典。《南史?張譏傳》雲:“梁大同中，(譏)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嚐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谘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雲‘表卿稽古之力'”這一條文獻的本意是描述張譏的博學與果敢，但其中提到了梁武帝的行為，在文德殿給群臣、諸儒講《周易》。《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鹹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製旨《孝經》義，擢為高第。禦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複有顏、閔邪？’因召人麵試,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異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這段話有些類似，同樣不是為了講述梁武帝之事，而是為了描述岑之敬的少年博學，但其中也涉及到了梁武帝，記述他與岑之敬就《孝經》問題往複論難的故事，也就是皇帝親自出麵考一考這個少年，看他是不是真的像人們傳說的那樣博學。這兩件事無疑可以說明梁武帝對儒學的重視和貢獻。他經常親自為群臣講解經書，同時對崇儒好學的青年才俊給予擢拔和獎勵，所有這些都體現著他對儒家文化的倡導之意。不難想見，這些舉措對於儒家禮樂的複振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玄學思想在梁代仍有較大的影響，這與梁武帝的思想傾向也有直接的聯係。史官稱讚梁武帝，說他“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鼓扇玄風，闡揚儒業……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姚思廉《梁書?武帝本紀》）。《顏氏家訓》一書也有這方麵的記載:“何晏、王弼，祖述玄宗。……洎乎梁世，茲風複闡。《莊》、《老》、《周易》，總謂4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除去對儒學的重視之外，這幾段記述都提到了梁武帝對玄學的好尚。這對社會思潮的影響無疑是非常顯著的，總體看，梁代玄學雖然沒有占據社會思潮的主流地位，但也還保持著相當的影響。至於佛家思想的影響在梁代則尤為廣泛，基本情況後世也大多較為熟悉，前文已經有所述及，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從哲學思想的角度觀之，儒學、玄學和佛學，三者也常常表現出融合、交叉的關係。近代著名學者柳詒徵很早就對這一現象給予了關注，他在《中國文化史》一書中說到:“清談與講學，頗有連帶之關係，雖講經義與談老、莊殊科，其為言語之進化,則事屬一貫。研究三國、六朝之風氣者，不可不於此注意焉。”接著又說:“清談所標，皆為玄理……梁世盛加提倡，玄風遂爾廣播。稽其理論，多與釋氏相通，故自晉以來，釋子盛治《老》、《莊》，清談者亦往往與釋子周旋。佛教之與吾國學說融合，由是也。梁、陳講學，或在宮殿，或在僧寺，或以佛與儒道諸書並稱。足見清談講學者，皆與佛教溝通，當時盛流，鹹受緇衣薰染矣。”柳先生看到了儒、玄、佛三家學說在這一時期貫通、融合的特征,相關論述可謂簡明而深刻。
獎學重教與科舉萌芽。梁武帝統治時期，學校教育得到恢複和發展，考試、選才製度也有很多改革措施，有些已經可以看作未來科舉製度的萌芽。梁武帝重視教育，重視真才實學，而不以士庶門第為標準。天監初年，他曾兩次下詔立國學。天監四年春，下詔開五館，置五經博士，建立國學，明山賓、嚴植之等五人每人主持一館，為國子生講學。天監七年再次下詔，《梁書?武帝本紀》記之曰：“建國君民，立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斅，博延胄子……”梁武帝在這一詔書中強調，治理國家首要的工作是“立教”，即發展教育，因此要大力興辦學校，廣招學生。無疑，把學校教育提升到這樣的高度，是一項頗有遠見的政策措施。其後，他對國學仍然十分重視，例如，天監九年就先後兩次視察國子學，年末的一次還親自測試學生。梁代國學的另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為寒門子弟提供入學乃至仕進的機會。《隋書?百官誌》記載:“國學，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學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員。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帝（蕭衍）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俊才，不限人數。”這段話一方麵記錄了梁代國學各種職官的設置情況，一方麵明確指出梁代的國學不再以出身貴賤為標準，國子生大多出身低微，為“寒門俊才”。這可以說是我國學校教育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甚至對後來的科舉製度起到了先導作用。隋唐時期開始的科舉製度，最為核心的變革就是寒門子弟可以憑才學應舉、入仕，破除了六朝唯出身論的門閥製度。這一考試選拔製度使優秀人才能夠脫穎而出，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從這一角度來看，梁代的國學新政其意義就非同一般了，稱之為科舉製度的萌芽也不為過。這一點，萬繩楠先生已有研究和論述，他的《魏晉南北朝文化史》一書在第二章“選官製度的變化”中談到這一問題。這一章第三節評論梁武帝的貢獻時指出：
梁武帝做皇帝半個世紀，國學維持了半個世紀。學生入學的條件與結業考試做官的辦法，都有了改變。因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梁時由國學出身做官的人很多，形成一條極為重要的選官途徑，其中已孕育著科舉製度的新苗。
萬先生的論斷頗有見地，筆者深為讚同。他同時指出，梁武帝對選舉製度的變革措施，首要的一點是九品中正製的廢除，“這是選舉製度的一次革命性的變化”。他說:“如果認為齊、陳有中正，梁便有中正,如果不細加考察，我們就讓這場長達半個世紀以上的選舉製度的變革，影響深遠的變革，在眼皮底下溜過去了。”到這裏，我們不難得出一個印象，就是梁武帝確實是有過一番作為的。如果單純因為他的佞佛舉動就把他視為昏庸的君主，無疑是有些簡單化了。
文化典籍的繁榮局麵。有梁時期，流傳於世的各類文化典籍數量眾多，即使放在整個魏晉南北朝這一曆史階段中考察，梁代也是一
個超越各個時期的高峰階段。
簡言之，梁代的典籍之盛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當世文人編纂、撰寫了數量繁多的各類典籍;二是各類人士收藏、保存了大量存世圖書。統觀梁代社會，著書、寫作的風氣遍布朝野。不少文人終其一生致力撰述，留下大量文章、著作。這方麵的情況，隻要看一看《隋書?經籍誌》就可以得到非常直觀但卻深刻的印象。《隋書》編訂於唐代初期，上距六朝不遠，其“經籍誌”部分對唐以前曆代典籍情況進行了全麵的總結和記錄，至今仍然是我們了解唐前文獻資料的一部重要參考書。該書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共計著錄了唐初存世的四部典籍3127種36708卷。如果加上當時已經亡佚但仍掌握存目的圖書，這兩個數字則為4191種49467卷。如果我們翻覽這些典籍目錄就會發現，從《易經》、《尚書》、《詩經》依次而下，直至末尾集部的別集、總集，梁代圖書在其中占據的比例很大，位居唐前曆代之首。而且，這些四部著作不包括佛、道兩家典籍，唐代史臣認為，佛、道屬“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多“迂怪”、“假托”之言，因此單獨收載，錄其大略，附於四部之末。《隋書》著錄佛、道典籍共計2329種7414卷。若加上亡佚之書，則為6520種56881卷。佛、道這兩類書籍，梁代整理、編纂的數量更為可觀。
另外，梁代社會五十餘年,朝野上下聚書、藏書之風頗為興盛，文獻記載這方麵的信息還可見到不少。這裏舉幾個例子。蕭繹在他的《金樓子》一書中說,他到四十六歲的時候，“聚書”四十餘年，“得書八萬餘卷”。梁代末期，他平定侯景之亂，又從京師收書七萬餘卷，運至荊州收藏。蕭統為太子的時候，他的東宮也有圖書近三萬卷。沈約收藏圖書多達兩萬卷，在京城無人能比。任昉家貧，但也有藏書一萬餘卷。張緬藏書萬餘卷，他還喜歡抄錄史書，並加以比較，自己在此基礎上再撰寫新的史書。孔休源藏書也達到七千多卷。王僧孺藏書也在一萬卷以上，《梁書?王僧孺傳》雲：“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這些事跡均見於正史，大多記於各自本傳之中。《王僧孺傳》的記載和沈約、任昉本人的傳記可以相互印證，增加了這些資料的可信度。總之，梁代一朝，聚書、藏書蔚成風氣，對南朝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梁代這一文化典籍繁榮局麵的形成，梁武帝的倡導作用不容忽視。蕭衍本人的文化修養非常突出，勤於創作，著書立說，為後世留下了數量驚人的各類著作。《隋書?經籍誌》著錄了他一生創作的各類著作，總量達到七百多卷，而且這一數字還未包含佛、道兩家典籍(上文已記述了他所編寫的佛教典籍），如果全部計算在內，梁武帝一生的著作當在千卷以上。當然，由於身居帝王的原因，這些著作不一定都是他本人所寫，這是可以確認的事實。例如，《梁書*吳均傳》記載，吳均寫了一部南齊史(《齊春秋》），梁武帝發現書中有些內容不利於自己，結果當廷下令焚毀，並因此而免官。但是，他對吳均的史學才能還是很欣賞的，不久又召見他，命其編寫《通史》一書，可惜書寫了一部分吳均就去世了。從這一事件觀之，同樣可以看到梁武帝的寬容與度量。吳均之書寫了他很忌諱的往事，也隻是被暫時免官罷了。特別應該提出的是，吳均家世貧寒，憑個人好學而人仕，不像梁武帝的那些兄弟子侄，借地位宗室之資，為武帝所袒護。《通史》一書《隋書》就記為梁武帝所著。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梁武帝一生著述頗豐也是可以確認的事實。一方麵，這一千卷的數量，如果隻計算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也有兩三百卷之多。一個人一生著述達到這樣的數量，也可以說是很了不起的成績了，而這一數量依據文獻記載是完全可以確認的。另一方麵，《隋書》的編者不乏唐代知名學者，內容的可信度較高。有些著作是否為帝王親撰，他們也有意加以甄別。例如，《樂論》、《樂義》二書的記載，《隋書?經籍誌》雲:“《樂論》三卷，梁武帝撰。梁有《樂義》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這一條記載就明確把梁武帝個人編寫與他召集朝臣編寫區分開來。
個人著述之外，蕭衍很重視文化典籍的編纂，這對著述風氣的形成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梁代建國之初，他就下詔編訂四部典籍。當世的知名學者、青年才俊有多人參與其中，經過幾年的努力，使南齊以來四部典籍“篇卷紛雜”的狀況得到改觀。參預其事的人員，現在我們可以知道的有任昉、沈約、到洽、到沆、張率、殷鈞等多位。《梁書?任昉傳》:“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任）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梁書?到洽傳》:“(天監)二年，（到洽)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梁書?張率傳》:天監初，“(張率)遷司徒謝礎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從此處引用的三條文獻可以推知，這項工作是一項規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內部組織嚴密，分工明確，每個人的具體職責根據他擅長的領域而定。任昉居於組織者、總編的位置，張率這一些青年才俊分別負責某一部類的抄撰、整理。在此之前，梁武帝曾經下詔搜求典籍，有關此事，除史書之外，任昉的一篇文章可以為證。任昉現存《為梁武帝集墳籍令》(此題目為後人所署。既名為“令”，當為蕭衍代齊前夕為梁王之時所發，但從文章內容看，無疑已是一朝天子的口吻)一文以蕭衍的名義詔求天下典籍，並稱前朝“禮樂崩壞”，現在立國草創，“下車所務，非此孰先”？（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收錄)將此事視為立國要務之先，可見蕭衍對文化典籍的重視程度。文章結尾稱，要“選陳農之才，采河間之闕”，依據“秘閣舊錄，速加繕寫”。總之，從這一事件我們不難看到梁武帝對文化典籍重視、提倡的基本態度。這件事的記述也令我們聯想到《四庫全書》的編纂。先詔求天下，廣集遺書，再組織學者重加編訂，這一過程，與《四庫全書》的編纂並無二致。可以說，天監初年四部典籍的編製就是梁代的“《四庫全書》工程”。梁武帝的文化貢獻得到當世和後人的充分肯定。《北史?杜弼傳》有一段權臣高歡的話:“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複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為國?”高歡原話是與杜弼談論北朝周邊國家的威脅。南方是蕭衍的梁國，高歡感歎蕭衍致力發展禮樂文化，成為中原士大夫向往之地。人們常說，有時候，敵人的話更為真實。高歡的話從反麵證實了梁武帝在南方弘揚禮樂文化的事實。後來，唐代史臣評價更高，《隋書?經籍誌》在記述曆代文化典籍時稱讚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四境之內，家有文史，這樣的論斷稱得上是對梁武帝文化貢獻的高度評價。
藝術領域的進步與發展。梁代社會承平四十餘年，各種藝術門
類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諸多領域如文學、史學、音樂、舞蹈、書法、繪畫、圍棋、建築、雕塑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限於文章篇幅的安排，這裏僅以圍棋藝術為例略加論述。
梁武帝喜好圍棋，他的提倡擴大了這項運動的社會影響，促進了圍棋藝術的普及和發展。
建立和完善圍棋的品級製度。根據現存文獻記載，圍棋在我國的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但是直到漢代並不普及，魏晉時期圍棋進人了快速發展階段。品級製度的發展也存在一個漸進的過程，兩漢時期，圍棋的品級也隻是粗略地分為上、中、下三個等級，東漢桓譚的《新論》有相關的記載。現在大家一般認為圍棋九品的製度開始於三國時期，魏邯鄲淳的《藝經》一書有具體品級的記載。但是，這時候圍棋的棋盤還隻有十七道，棋子黑白各150枚。直到南北朝時期，棋盤橫豎十九道的製度才定型下來，並一直延續至今。品級製度也隨之不斷完善，梁武帝就曾經先後兩次命人編纂棋譜，裁定棋品。這兩個人一個是柳惲，一個是陸雲公。起初，他先命柳惲做這件事，柳惲按照棋手水平的高低精選了278人進入品級，並具體排出次序，最後把這些人編成《棋品》一書記錄下來。《南史?柳元景傳》載:“梁武帝好弈棋，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棋品》三卷。惲為第二焉。帝謂周舍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在這些棋手中，柳惲的棋品排在第二名，稱得上高手中的高手。柳惲這個人才藝過人，所以蕭衍才會有這麼高的評價。梁代中後期，蕭衍又命陸雲公重新修訂《棋品》，到溉、朱異等人都入選其中。這次修訂的原因史書沒有交待，想來是因為經過較長時間以後，有些棋手陸續去世，有些棋手水平精進，因此需要重新進行品級的甄定。
圍棋運動風靡一時。由於皇帝的提倡和圍棋自身的發展，這項運動到梁代風靡朝野，成為社會上較為普及的一項藝術活動。《南史?陸慧曉傳》有這樣一段記載，陸瓊幼年聰慧，八歲的時候就能在客人麵前複盤圍棋，京城人所共知，號為“神童”。《梁書?朱異傳》:“(朱異)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麵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這裏稱朱異擅長博弈，說的就是圍棋。沈約賞識這個多才多藝的青年，因此和他開了一個玩笑。本文前麵提到梁武帝喜愛下棋，與到溉賭棋的趣事。《南史?到彥之傳》記到溉好圍棋時還曾寫道:“(到）溉弈棋人第六品，常與朱異、韋黯於禦坐校棋比勢，複局不差一道。”通過這些記述可以一窺圍棋在梁代的發展狀況。圍棋又有一個雅號叫作“爛柯”，這一別稱的由來也與梁代有關。任昉《述異記》一書有一篇文章名為《爛柯》，講述了樵夫王質與神仙對弈的故事。樵夫王質在深山中遇見仙人，二人對弈，弈畢，斧柯隨風而化。王質回到家鄉，已經沒有人認識他了,而時間竟然已經過去了千年。後世，“爛柯”遂成為圍棋的代名詞。爛柯山在今浙江衢州境內，被後世譽為圍棋仙地。這一則故事很能說明問題。任昉是梁武帝的親信重臣，他記述樵夫與神仙弈棋之事，可見在有梁一代樵夫都有不凡的棋藝是容易為世人所憑信的事實，而這恰從側麵證實了圍棋在梁代的普及和發展。同時，不應諱言，《述異記》一書的作者是否為任昉，學界現存不同意見。該書在《隋書?經籍誌》等唐代典籍中並無著錄，最早見於宋代的《崇文總目》。然而，假設確係後人偽托之書，無疑也是唐、宋二代之人0作者將這樣的故事托為梁代任昉之書，更可說明梁代存在這樣的文化土壤和文化環境。
綜上所述，梁武帝在文化領域的貢獻確實可圈可點，他經營南方半壁江山，卻能使梁代文化達到六朝那一個時代的相對高峰，可以說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貢獻。他不僅有著較為深厚的文化修養，而且致力於推動社會的文化發展與繁榮，這一貢獻與曆代帝王相比亦毫不遜色。
四、梁武帝的文學成就
以上我們簡略評述了梁武帝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的立場和作為，但是，各領域相比而言，他在文學領域的成就最為突出。他在南齊一朝就身居“竟陵八友”之列，一生著述不輟，留下了大量詩詞文賦，因此，更多的時候，後世稱之為詩人和文學家。應該說，這一稱謂
與梁武帝的主要成就相吻合。
(―)梁武帝的文學思想
梁代是一個文學觀念異常活躍的時代，也是一個文學觀念新舊交替的時代。以蕭綱為領袖的宮體詩歌思潮彌漫朝野，對文壇的直接影響一直延續到初唐，可謂是趨新派文學思想的代表。同時，這一時期也不乏趨於保守的文學主張，以裴子野為代表的部分文士被視為梁代文壇的複古一派。
蕭衍的文學思想與新、舊兩派均有區別，總體看，他屬於兼收並蓄、兼容並包的一類，文學觀念能夠融各派思想而並存，呈現中允平和的基本特點。
有限度地倡導雅正文風。梁武帝提倡雅正文風，但是這種提倡又表現為分場合、有限度的特點。早在即位之初，蕭衍便不滿於“雅、鄭混淆”的局麵，下詔訪集雅樂。《隋書?音樂誌上》收錄其詔：“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護》之稱空傳，《鹹》、《英》之實靡托，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鍾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宴失四懸之儀。”沈約等七十八家人士相為應答。這件事對後世影響較大，至隋，依然有所沿襲,《隋書?音樂誌》載：隋大業六年，“音律節奏，皆依雅曲，意在演令繁會，自梁武帝之始也，開皇時，廢不用，至是又複焉”。唐人認為，隋代朝會所用雅樂，就是從梁武帝那裏開始的。梁武帝欣賞典雅之文，他多次在公開場合誇讚那些辭義典雅之作，有些文士官職甚至因此得到升遷。江革即是其中之一。《梁書?江革傳》記曰：“中興元年，高祖人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乃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江革為文因為“辭義典雅”而深得蕭衍賞歎，遂被任命與徐勉同掌書記。陸倕是又一個例子。他與蕭衍同為“竟陵八友”，梁國初建，許多文章需人創製，蕭衍便命令陸倕起草兩篇，一篇為《新漏刻銘》,一篇為《石闕銘記》。兩篇文章都寫得很好，蕭衍因此下敕曰：
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為佳作。昔虞
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梁
書?陸倕傳》）
這是因為文章典雅而獲得賞賜的事例。裴子野好為古雅之文，普通七年所作《喻魏文》也頗得蕭衍的賞識。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天監五年，蕭衍又下令開集雅館，以招遠學。相反，他對須用雅辭而未用者則嚴加訓斥。例如，梁代的郊廟歌辭原為沈約所撰，後來，蕭子雲上奏武帝，主張應當刊改。蕭衍聽後深為讚同，敕命“急改”其辭，並訓誡道：“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鍾謬。”(姚思廉《梁書?蕭子雲傳》)需要急改的原因就是文辭不夠典雅。蕭子雲回應蕭衍之敕說，郊廟宴繪之辭必須用《五經》雅語，然而，漢代以來就沒有全用經典了，到了沈約則越發“淺雜”。蕭衍完全讚同蕭子雲的主張，下令按這樣的原則刊改施用。
但是，梁武帝並非一味提倡雅正文風，他的提倡是分場合、有限度的，這之中存在一個基本標準，就是文章是否關乎禮樂、治道。文章與國家治亂有關聯者需以雅正為本，與治亂無直接關聯者則無須一味雅正。如果我們對這裏提到的文章簡要分析、歸類，就不難看出這一特點。這些文章大體施用於三個不同場合。裴子野、江革的文章是兩軍對陣時宣諭敵方之文，陸倕之文是京城、皇宮建築落成後所需刊刻之文，蕭子雲之文是朝廷祭祀、郊廟宴饗所用之文。顯然，這些文章雖然所用對象不同，施用場合不同，卻都存在一個共性特征，即它們的內容無不與國家治亂、軍國大事相聯係，是關乎禮樂、治道之文，這樣的文章必須以雅正為本。
漢代以來，儒家文藝觀得到曆代統治者的重視，其後一定時期雖有反複、回撥，但總體而言,處於主導地位的時間還是占了多數。這之中，統治者看重的是文學與治亂之道的關係。南朝以來，儒家思想漸趨複振，佛教雖很盛行，政治統治卻實以儒學為宗，文學領域的雅俗之風必然需要隨之變化。然而，這一時期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向卻是趨俗，而非趨雅，這就使得提倡雅正有其必然性、緊迫性。《南史?蕭惠基傳》說:“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劉宋末年，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王僧虔因此上表興雅樂，《南齊書》本傳載之:“夫懸鍾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禮，《八佾》為儀……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這兩條文獻的社會背景是一致的。蕭衍身居君主之位，對古雅之文的提倡便不難理解。通俗一點說，音樂、文學事小，國家存亡事大，這一點在曆代統治者那裏都是必須遵從的一個基本原則。例如，唐代初年，魏徵就曾向唐太宗建言，希望不要沉溺於梁陳宮體，在他看來，陳後主做詩，好《玉樹後庭花》，即是亡國之音。這種觀念的存在，尋其源頭還是在於先秦儒家經典的深遠影響。《禮記?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禮記》這段話為人熟知，往往成為後世統治者崇奉的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