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統評傳
李華年嚴進軍
一、蕭統的生平和思想
(―)蕭統的少年時代及所受教育
南蘭陵(今江蘇省常州市)蕭氏原是客居中都裏的素族，入齊後，利用南齊皇室鬥爭，逐漸掌握軍權，成為強勢而顯赫的貴族。南齊中興元年(501)，蕭統（字德施）降生於父親蕭衍在襄陽的官邸中。次年，蕭衍奪取帝位，建立梁朝，是為梁武帝。他立繈褓中的蕭統為太子。蕭衍雖是軍事將領卻長於文治，他本人博通眾學，於文學、樂律、書法造詣尤深。執政之初，重視文治的梁武帝便著力組織編纂類書、史書、總集，並為不滿兩周歲的蕭統派遣多名精於文學、經學的官員出任太子屬官。《梁書》本傳記述蕭統早期所受教育雲：“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蕭統“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梁書?昭明太子傳》）。由此可知，蕭統所受教育為儒業、文學並重。
天監十四年(515)，梁武帝為太子舉行成人禮，此後“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嚐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梁書?昭明太子傳》）。從這一記載看，蕭統在少年時期即具有施政才能。
(二）蕭統的政治活動及政治思想
史載蕭統寬和容眾，學者多認為是受母親丁令光以及儒家思想的影響。《梁書丁貴嬪傳》載:“貴嬪性仁恕，及居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未嚐為親戚私謁。”丁令光來自民間農村，具有善良樸實的品質，對蕭統影響深刻是完全可信的。但事實是蕭統的思想情感更像父親,他時時處處都在效仿、維護、配合蕭衍，主要體現在維護親情、崇尚節儉、宏發佛學、致力文治等方麵：
1.配合父親以“骨肉恩愛”鞏固皇室內部團結
蕭衍稱帝後，緩和社會矛盾、爭取各階層支持是他麵臨的首要任務。為此，他采取設官分職、惟才是舉的措施。設置大量官職，讓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士族和寒門知識分子得到文武官職較為容易，因而對蕭梁政權均取支持態度，社會趨於穩定。知識分子進人統治集團成為文治的基礎，至於州郡的軍政實權梁武帝決不輕易授人，均由諸王掌控，他想通過加強骨肉間的恩愛來維護王朝的長治久安，這從諸王在地方的任職情況便可證實。梁朝要害之地均控製在蕭衍的直係血親手中。但魏、晉、宋、齊骨肉相殘的教訓卻殷鑒不遠，深通謀略的梁武帝不會忽視這一實際情況，他期望用“骨肉恩愛”來避免“骨肉相殘”。例如:蕭衍早年無子，從六弟蕭宏一房過繼蕭正德，38歲時生蕭統，不久取得帝位,立蕭統為太子，蕭正德還本，封西豐侯。蕭正德對此銜恨不已，梁普通四年（523)他自稱廢太子叛逃到北魏，想借北魏之力發難，時值北魏內亂正熾，無人理睬他。次年,無法忍受冷落的蕭正德又逃回梁朝。蕭正德叛逃投敵本當依法嚴懲，而梁武帝卻隻是含著眼淚教訓幾句了事，還恢複了蕭正德西豐侯的爵位。
第二年發生了梁武帝欲處死其六子蕭綸的事件，《梁書?高祖三王傳》載：
(蕭綸)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王，邑二千戶。出為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
會稽太守。十八年，征為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
尋為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州，坐事免官奪爵。
蕭綸生於天監六年（507)，從六歲到十七歲經曆上述軍政高職，雖受過文學方麵的教育，但畢竟是一少年，身處高位,卻無法把持自身，據《南史》載，蕭綸在地方任刺史時，性格狂躁，喜怒無常，胡作非為，肆無忌憚。他曾混在仆役中逛集市，問一賣鱔魚者:刺史是怎樣的人？賣鱔者答以“躁虐”。蕭綸竟強令賣鱔者吞食鱔魚，致人死亡。他在路上碰到送葬的隊伍，剝下孝子的喪服穿在自己上，匍匐號叫。地方官員不敢隱瞞，密報梁武帝，遭到責罵後，蕭綸非但不收斂，反而更加荒唐，他找來一個長相與梁武帝相近的老頭，讓其穿上皇袍，坐在高處，然後像上朝一樣，陳述自己無罪。述畢竟把老頭拉到庭院，剝去皇袍，痛毆一頓。司馬是朝廷派往地方的官員，蕭綸竟大耍活人，將司馬崔會意裝進棺材，唱著挽歌為他送葬，還讓一老婦在車上號哭。崔會意不堪其辱，逃至京城向梁武帝告狀。蕭綸被抓入獄中，因事涉大不敬，梁武帝想賜他在獄中自盡。但經蕭統一番“流涕固諫”，最後給蕭綸“免官削爵土還第”的處分。從梁武帝以後對蕭綸的重用以及連非親生的叛國者都能原諒的情況看，梁武帝未必真心要殺蕭綸，隻不過是想給蕭統一個機會，通過“流涕固諫”來加強“骨肉恩愛”。正是梁武帝對骨肉的法外開恩，釀成了後來的亡國大禍。晉安王蕭綱是蕭統的同母兄弟，湘東王蕭繹雖是異母兄弟，從蕭統給他們的書信看，都一樣充滿兄弟溫情。蕭綱《昭明太子集序》列舉蕭統有十四德,其德三：“垂慈豈弟，篤此棠棣，善誘無倦，誨人弗窮，躬履禮教，俯示楷模。群藩戾止，流連於終宴;下國遠征，殷勤於翰墨，降明兩之尊，匹薑肱之同被;紆作貳之重，弘臨菌而共館。此三德也。”
蕭統對兄弟的友情除秉性善良和受儒家思想影響外，更含有貫徹梁武帝以“骨肉恩愛”維護政權的策略，是無可懷疑的。
2.蕭統效法其父勤政儉樸的治國作風
梁武帝取得帝位後勵精圖治，《梁書?武帝紀》記載了他的一些勤政節儉的事跡，茲錄範文瀾先生《中國通史簡編》相關部分：
他在冬天，五更就起床辦事，手凍得拆裂，也不停筆。這算是他的勤勞。即位不久，便按佛教的規矩，長齋素食，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會，也隻用蔬菜，不用牲畜。他一天隻吃一頓菜羹粗米飯。自稱不是公宴，不吃公家飯，宮裏人也不吃公家飯。……他穿的是布衣，掛的是木棉製的黑色帳，一頂帽子戴三年，一條被子蓋兩年，不飲酒，平時不聽音樂。這些都算是他的節儉。任何時候他總是衣冠整齊，就在大暑天也一絲不苟；對待宮內閹宦，也是禮貌嚴肅好似貴賓，更不用說接待士大夫的禮貌。這都算是他的謙恭。
梁武帝的勤政節儉對太子蕭統有深刻的影響。蕭統從政很早，《南史?梁武帝諸子傳》載:“(蕭統)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4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紿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他繼承梁武帝勤政作風，《梁書?昭明太子傳》載有蕭統30歲時寫的《止三郡民丁就役疏》：
……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複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疏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複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
這段短短的奏章，表明蕭統熟悉地方實情，纖毫必曉，而且思慮周全，非勤政愛民者不能做到。《梁書》本傳載：
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
亡無可以斂者，為備棺搢。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
對父母的孝敬，蕭衍、蕭統亦無二致,《梁書?武帝紀》：
高祖生知淳孝。年六歲，獻皇太後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內外親黨，鹹加敬異。及丁文皇帝憂，時為齊隨王谘議，隨府在荊鎮，仿佛奉聞，便投劾星馳，不複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高祖形容本壯，及還至京都，銷毀骨立，親表士友，不複識焉。望宅奉諱，氣絕久之，每哭輒嘔血數升。
《梁書?昭明太子傳》：
(普通）七年（526)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
以上史料，說明蕭統的思想作風大都來自蕭衍。他極力協助蕭衍維護政權，所不同者，蕭統處理官場人際關係比其父公正。劉孝綽、到洽同是東宮屬官，從相關史料看，劉孝綽與蕭統更為親近，而當劉孝綽、到洽發生尖銳矛盾後，蕭統是非分明，秉持公正。《梁書?劉孝綽傳》雲:“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禦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雲‘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7高祖為隱其惡，改‘妹7為4姝’。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荊、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
曹道衡、傅剛《蕭統評傳》說“蕭統自幼受母親丁令光的熏陶，養成了謙和仁慈的性格,早年就誦讀儒家經典，兼受佛教影響，因此雖居太子之位，卻遠沒有梁武帝那種老謀深算的權術。”我們認為這一說法不夠全麵。《梁書》本傳說蕭統“喜慍不形於色”，這是為人謙和謹慎、有政治頭腦的表現，蕭統的行事作風儼然是梁武帝的翻版，未必全是受其母親熏陶的結果。
3.弘揚佛教是蕭衍、蕭統的重大治國方略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至東晉已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很多精義，成為中國式的佛教，漸為統治者所接受,其原因之一是佛教“因果報應”之說，有助於統治。逮至宋、齊時佛教為官方所信奉，齊竟陵王蕭子良身居宰輔，精信釋教，常在西邸聚會名士名僧講論佛典，遭到尚書殿中郎範縝的反對。範縝不信因果，堅稱無佛。《南史?範縝傳》載:“子良問曰：4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7”梁武帝早年在蕭子良幕中，為“竟陵八友”之一，無疑參與過佛理的探討，當然深知靈魂不滅、輪回報應之說對治國治民的價值。登帝位後，他大力弘揚佛教，天監三年(504),梁武帝放棄自祖輩以來信奉的道教，皈依佛教。佛教隨即在江南更加迅猛地發展，唐人杜牧詩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事實上遠不止此數，梁武帝時,郭祖深上書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南史?循吏傳?郭祖深》)盡管佛教大興，仍不免要遭到範縝等傳統士大夫的反對，範縝作《神滅論》指斥“浮屠害政，桑門蠹俗”，梁武帝則不以為然，針對範縝等反對者，他在《敕臣下答神滅論》中說：
觀三聖設教，皆雲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雲：“惟孝子為能饗親。”《禮運》雲：“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梁武帝以佛調和儒、道，他在《淨業賦?序》中說:“《禮》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7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梁武帝要求人們以“靜”來達到“心淨”，就是想通過神不滅及“因果報應”之說，使人們各安其位，達到社會安定的目的。梁武帝後期曾三次舍身人寺為僧，群臣以四萬萬錢將其贖回。從表麵看，梁武帝信佛到了神魂顛倒的程度，其實不然，一個皇帝是絕不可能舍棄江山人寺為僧的，他舍身的同泰寺建於普通二年（521)九月，是皇家控製的寺院，群臣以巨資贖回皇帝的當晚，同泰寺毀於火災。以後同泰寺重建樓閣台殿，九級浮屠，十方佛之金銅像，梁武帝之舍身無非是要作榜樣，要更多的人信佛。
在梁武帝的扶持下，僧尼成為龐大的社會階層，寺院擁有巨額的錢財和廣袤的田土，大量平民與寺院形成人身依附關係，社會不但能夠承受，而且因此相對安定。這一奇特的社會現象與梁朝的經濟結構有密切的關係。貿易、手工業、農業是梁朝經濟的三大支柱：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南朝時已可製造載二萬斛（古時十鬥為一斛)的大船，對外貿易發達:“南朝和海南諸國通商，主要是經由廣州、南海郡的番禺，交州的龍編、西卷。自宋朝開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師子國（錫蘭）等十餘國與南朝通商，梁時商業尤盛。”(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二冊）
南朝對外貿易的規模不斷擴大:“梁時，外國商船有時一年到來十幾批。當時北魏貴族已經腐化，也需要南貨(南海貨)供消費，梁就多輸人南貨在邊鎮與魏互市，交換北方產品。”（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二冊）
梁都建康戶二十八萬，人口約150萬左右，是當時最大的商業城市，“城中有四個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還有小市十餘所。建康以外，京口、山陰、壽陽、襄陽、江陵、成都、廣州等地也是商業城市。史稱‘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等）於二京（長安、洛陽）”’(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二冊）。
隨著海內外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南朝時官私手工業迅猛發展，冶鐵、紡織技術有較大提高，出現了“百煉鋼”、“羅紋錦”等優質產品。造紙術進步，南北均能製造精美的紙張。梁元帝《詠紙詩》雲：“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棋。”南朝越州瓷業超過北方，唐人陸羽著《茶經》，將南方越州瓷與北方邢瓷作比較：“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鹽業在手工業經濟中占很大的比重，“南朝重要的產鹽地，在江南是吳郡海鹽縣（今浙江海鹽縣），在江北是南兗州鹽城縣(今江蘇鹽城市）。海鹽縣海邊有大片鹽田。鹽城縣有鹽亭（製鹽場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運，每年常有船千艘往來”(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二冊）。梁武帝在位期間，手工業產品種類繁多，秦淮河兩岸手工業作坊密集，每天都有大量商船運輸貨物。經濟的繁榮，使依賴於土地的人大大減少，小土地經營者也能夠兼營副業。隻有在大規模貿易和手工業發達的經濟基礎之上，國家有大量的財政收入，梁武帝才有條件使僧侶集團成為龐大的社會階層。
為鞏固佛教的國教地位，加強佛教的治國功效，蕭衍、蕭統父子以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從事宗教活動，《梁書?昭明太子傳》雲:“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眾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又據《續高僧傳》卷五《釋法雲傳》載:梁武帝“下詔禮（法雲）為家僧，資給優厚。敕為光宅寺主，創立僧製，雅為後則。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於玄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於榮貴，莫不欽敬。”《昭明太子集》所錄《答雲法師請開講書》、《又答雲法師書》、《答玄圃講頌啟令》均作於蕭統十八歲時（天監十七年），可見其參加佛事的頻繁。同年又作弘揚佛法論文《令旨解二諦義並問答》、《令旨解法身義並問答》，文中並記有道俗二十五人問難之詞。所謂“諦”目卩“理”，蕭統在《令旨解二諦義並問答》中，開篇即說“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他把人們認識的“理”分為真、俗兩種，所謂俗諳即非佛性的道理，世俗的道理。有學者認為蕭統所說的俗諦“其實正是說自己把權勢看作一種4俗諦’可以‘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所要企求的則是4道’或‘真諳'隻有4道存’，才能‘身安\事實上這根本做不到，像蕭正德之流絕不會因為他仰慕隱逸、篤信佛教而減輕對他的仇恨;梁武帝也不可能讓自己的太子真的去做隱士或和尚。這一切無非是他處於苦悶之中自求解脫的幻想而已”,這個觀點是值得探討的。
蕭統之文，標題冠以“令旨”，這就說明文章是奉梁武帝之命而作，其目的是弘揚佛教義理，不容摻雜其在《〈陶淵明集〉序》中的情感，在《解二詩義》正文和問答部分也看不到這種情感的流露。在文中蕭統將真、俗諦的定義是說得很清楚的，他認為真詩是擺脫世間束縛的真理，具有寂然不動、無生無滅、離有離無的特性;俗諦則是浮偽起作、生滅流動、即有即無、虛妄的“假名”。《解二諦義》的實質是維護梁武帝神不滅論和佛性之說的，隻是講得更加玄乎。
問答部分似乎更能表明這一點：
又諮:有智之人，為是真諦，為是俗請？
令旨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
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
令旨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智。
所謂“忘於俗”就是要有梁武帝所說的佛性，有了佛性才會有“真智”，有佛性才能達到“最勝最妙，無能及者”的境界，否則就是“浮偽起作”。把《解二帝義》的“俗諦”和《〈陶淵明集〉序》中的“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聯係在一起，確實沒有什麼根據。序中“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的“道”，和所謂“真諦”毫無關係，陶淵明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其隱居是規避政治黑暗，而蕭統地位崇高，他主要精力是投入處理政務和從事文學、宗教活動，與陶淵明並無共同之處，不能說他仰慕隱逸就要去做隱士。他對陶淵明的仰慕更多的是“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岩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以致“不能釋手”“恨不同時”(蕭統《〈陶淵明集〉序》)。
據《隋書?經籍誌》載，梁武帝有關佛教著作有《製旨大涅槃經講疏》、《大品注解》、《三慧講經疏》、《淨名經義記》、《製旨大集經講疏》、《發般若經題論義並問答》，學界大多據此認為梁武帝是個篤實的佛教徒，其實未必，他對反對佛教者大都能夠容忍；他對他認為該殺的人，則毫不手軟;對該打的仗，堅決去打，看不到什麼“佛性”。從現存的梁武帝佛學著作看，他是不遺餘力地將儒、道、佛三家學說融於一體，“他創三教同源說，硬派孔子、老子當佛的學生”（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二冊）。梁武帝的佛性說與印度佛教已相去甚遠，甚至完全相反，例如印度佛教破有鬼論，而梁武帝則持有鬼論。與其說梁武帝信佛，還不如說他是在造佛，他造的佛或許就是他
自己，蕭統與皇親貴胄、百官公卿所信之佛，自然也就是梁武帝本身。
正是因為蕭衍、蕭統過於迷信文治和佛教的作用，蕭衍晚年吏治漸趨於腐敗，武備鬆弛，以致並無多大實力的侯景一作亂，經營近半個世紀的繁榮帝國頓時土崩瓦解，子孫後代亦受害或受到不小影響。
2.埋鵝事件與蕭統之死
普通七年(526)十一月，蕭統母親丁令光病逝，《南史?梁武帝諸子傳》雲：
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雲:“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疏於雅，密啟武帝雲：“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慚慨，故其嗣不立。……歡（蕭統長子）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曰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
《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五采納此說，司馬光評曰：
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跡，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太子母故時，梁武帝年六十四，次年為中大通元年（529)，從《梁書》本傳看他處理政務的能力，足以證明他遠未到“年老多忌”的地步，況且埋鵝事旨在對太子有利，與梁武帝並不衝突，何致於忌恨到“罪及後昆”？明人張溥在《梁蕭統集題詞》中質疑此事：“《南史》所雲埋鵝起釁，蕩舟寢疾，世疑其誣。於是論昭明者斷以姚書(《梁書》)為質矣。”仔細分析上述《南史》有關埋鵝事件的敘述就不難看出張溥所說的“世疑其誣”。《南史》所雲：“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從字麵上理解，就有兩塊地，武帝和太子各準備了一塊地，這能是皇家的喪葬製度嗎？普通百姓家的喪葬也不會老子兒子各行其是，而況權力高度集中的皇家？縱觀中國曆史，帝王之家的陵墓都是身前早有準備，斷無故後臨時向民間購買墓地之理。從《梁書*昭明太子傳》看，蕭統在母親去世後，仍然關心國事，照常參與處理政務，其《止三郡民丁就役疏》是最好的證例。而且蕭統的上疏直接針對梁武帝的錯誤決定，梁武帝不但沒有計較，還采納蕭統的意見，並予“優詔以喻焉”，看不出有什麼猜忌，更沒有“將窮其事”。《梁書?昭明太子傳》載蕭統去世後:“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諡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從葬禮規格和梁武帝哭之“盡哀”看，似乎也不存在埋鵝之事。蕭綱《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中也說:“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若真有埋鵝之事，蕭綱當不會有這樣的評價。梁武帝待兄弟子侄一向寬厚，說他要猜忌自己精心培養多年的太子,是沒有充分依據的。
丁令光雖不是皇後，但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蕭衍稱帝後,始終未立皇後，後宮由丁令光執掌，丁氏雖無皇後之名，卻有皇後之實,地位如此崇高，其葬禮規格也應與其身份一致。由此可見，《南史》所載埋鵝事顯然采自傳聞，難以征信。沒有埋鵝事，自然就不存在梁武帝對皇太子的猜忌。而《南史》“蕩舟寢疾”之說似乎可信：
(中大通）三年三月，遊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雲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啟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
《文選》的編輯及成書是在蕭統母去世後，蕭統在序中說:“餘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曆觀文囿，泛濫辭林，未嚐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如此輕鬆的心態，看不出有埋鵝事的影響。有學者說“其母去世以後，他可能有這樣的心情嗎?”(穆克宏《蕭統研究三題》，載《文學遺產》2002年第3期）。這一看法失於機械，蕭統作序時，其母已故去三年，隨著時間的流逝，喪母之痛應逐漸淡化，不可能時時刻刻在悲痛中。30歲時，蕭統上《止三郡民丁就役疏》受到梁武帝的表彰，說明他一直參與政事，看不出因埋鵝事而受到猜忌。有學者認為三月無荷可采，質疑《南史》記載。而從《南史》、《梁書》本傳看，蕭統從病到死時間很短，陰曆三月底是陽曆的五月初，南京炎熱，偶有早荷開放。蕭統采荷溺水，腿部扭傷，當不致死，如因此傷風著涼導致病疾就難說了。這雖是推斷，但似乎比因埋鵝事慚憤終身合乎情理。
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已，蕭統病逝。“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哭。”(《梁書?昭明太子傳》）
(三）蕭統的文學思想和文學創作
1.蕭統的文學思想
南蘭陵蕭氏一門幾乎都有深厚的文學修養，有共同之處，也有差別，最能體現蕭統文學思想的是其親撰的《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陶淵明集?序》、《文選?序》。在與湘東王的信中，蕭統提出：“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嚐欲為之，但恨未逮耳。”不難看出蕭統的文學觀是以儒家中庸思想為準繩的，他力求在“典雅”和“質樸”之間協調。東宮屬官劉孝綽在《昭明太子集?序》中說得更為具體:“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浮，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這一文學觀在蕭統對陶淵明文學作品的態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證實。南朝時期，陶詩並未受到人們的重視，顏延之是第一個評價陶淵明的人，他在《陶徵士誄》中側重於陶的人品，對陶的文學評價則僅序文的“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達旨”及正文的“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寥寥數句，顯得粗疏。
蕭統對陶淵明的認識比前人更為深刻，他是第一個編訂陶集並為之作序的人，其序雲:“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章，獨起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幹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蕭統如此評價陶淵明的詩文，不唯是被陶真摯的情感、樸質的語言所感動，更重要的是陶淵明的文學思想與蕭統一致，蕭統在《序》中說:“含德之至，莫逾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這裏所說的“德”和“道”，正是儒家的道德觀，在蕭統看來，“道存”才是文學的根本。他從“禮教”的觀點批評陶淵明的《閑情賦》是“白璧微瑕”，這更說明蕭統的文學觀確實是立足於儒家的道德禮教。
蕭統諸弟中蕭綱、蕭繹的文學修養尤為突出，二人深受永明變新之風的熏陶，《梁書?簡文帝紀》說蕭綱：“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屬文，高祖驚其早就，弗之信也，乃於禦前麵試，辭采甚美。高祖歎曰：‘此子，吾家之東阿(曹植曾封東阿王）。’”但從今存的蕭綱、蕭繹的詩作看，其作多為“輕豔”之辭，成就遜於永明文壇領袖沈約、任昉等人。蕭綱在給蕭繹的信中說:“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誌，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與湘東王書》)蕭綱的文學主張是“吟詠情性”、“寓目寫心”，這自有可貴之處，隻是他們缺乏對現實社會的洞察和宏大的眼光，其“情性”、“寓目”、“新變”大都體現在華而不實的宮詞上。蕭統的文學觀則與蕭綱、蕭繹大相徑庭，他與蕭衍一樣，並不理睬永明“新變”和“四聲八病”這一套，而是更注重文學的政治功效。
2.蕭統、蕭綱、蕭繹兄弟的文學思想異同
蕭統、蕭綱、蕭繹兄弟的文學思想，從現存資料看，可以用“大同小異，互為補充”八個字來概括。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成長環境和所受的教育大體相同。
他們都早慧，《梁書?昭明太子傳》說蕭統“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蕭綱《答張鐵謝示集書》說“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此書應作於中大通三年（531)其立為太子之前,也即他28歲之前。蕭繹《金樓子?自序篇》說“餘六歲解為詩”。他們也都致力於達到博學能文的境界。蕭統《答晉安王書》說他自己“居多暇日，肴核墳史，漁獵詞林’’(《全梁文》卷二十）。蕭綱《昭明太子集序》說蕭統“研精博學，手不釋卷，含芳腴於襟抱，揚華綺於心極”(《全梁文》卷二十）。他的《與湘東王書》也說“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複短詠”(《梁書?庾肩吾傳》)。他的《誡當陽公大心書》也說:“汝年時尚幼，所缺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藝文類聚》卷二五)蕭繹《金樓子?聚書篇》詳敘他搜集圖籍的經曆，最後說“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矣'
正因為他們自己博學能文，所以他們才能對前人和同時代人的文學作品(包括應用文)提出自己的評價標準。
第一，他們都充分肯定文學的價值。蕭統《文選序》說:“《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蕭綱《答張繳謝示集書》說:“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藝文類聚》卷五十八）其《昭明太子集序》亦雲：“竊以文之為義，大哉遠矣。……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籍生，書契作，詠歌起，賦頌興，成孝敬人倫，移風俗於王政，道綿乎八極，理浹乎九垵，讚動神明，雍熙鍾石，此謂之人文。若夫體天經而總文緯，揭日月而諧律呂，其在茲乎!”蕭繹《金樓子序》雲:“竊重管夷吾之雅談，諸葛孔明之宏論，足以言人世,足以陳政術，竊有慕焉。”(《全梁文》卷十七）
第二，蕭統和蕭繹都看到文學隨時代而變化。蕭統《文選序》說“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蕭繹《內典碑銘集林序》說:“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廣弘明集》卷二十，《全梁文》卷十七）
第三，蕭統、蕭綱都強調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應該表現真情實感。蕭統《文選序》說:“詩者，蓋誌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之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蕭綱《上菩提樹頌啟》說:“學謝稽古，思非沉鬱，不足以光揚盛德。”(《廣弘明集》卷十五）又《答張纘謝示集書》說:“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淒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初學記》作“納補”)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第四，他們都強調文質兼備。蕭統《答湘東王求文及〈詩苑英華〉書》雲:“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全梁文》卷二十）蕭綱《與劉孝儀令悼劉遵》說劉遵“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梁書?劉遵傳》)。他的《答新渝侯和詩書》也說:“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藝文類聚》卷五十八)蕭繹在《內典碑銘集林序》中也說:“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依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翻複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廣弘明集》卷二十，《全梁文》卷十七）這裏須要特別提一下蕭綱《與湘東王書》中的一段話：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誌，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曆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倶為盍各，則未之敢許。
按，“浮疏”，語出《北史?彭城王勰傳》:“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疏，抑而不許。”可見“浮疏”指自己對經義的理解浮淺、粗疏。“闡緩”語出馬融《長笛賦》“從容闡緩”。李善注：“《蒼頡篇》：闡，開也。《漢書》曰：‘闡諧慢易之音作。”’按,《禮記?樂記》雲“啤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如此，則“浮疏”指摹仿經典講疏的文體，“闡緩”指經典的文體（當然，這裏說的“經典”不包括《詩經》）。從他所舉的書名、篇名來看，都不是“吟詠情性”、“操筆寫誌”之作，即都不是抒情言誌的詩。在他看來，寫詩不應該摹仿經典或經典講疏的文風，這種意見，用今人的標準來衡量，也站得住。這或許也給我們理解蕭統之所不選“姬公之籍、孔父之書”提供了某種參考，但“竟學浮疏，爭為闡緩”風氣形成的原因，和代表這種文風的作品，筆者暫不探討。
第五，蕭統、蕭綱都認為詩文均應簡潔。蕭統《答晉安王書》說“首尾裁淨，可為佳作”。蕭綱《與湘東王書》說:“又時有效謝東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
第六，蕭統、蕭綱都強調史筆與“篇什”不同，蕭統之說，見《文選序》，蕭綱《與湘東王書》說:“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
第七，蕭綱、蕭繹都強調藝術的獨創性。蕭綱《答新渝侯和詩書》說:“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藝文類聚》卷五十八)蕭繹《金樓子序》說:“蓋以金樓子為文也，氣不遂文，文常使氣;材不值運，必欲師心。”
第八，蕭綱文論中最為人詬病的，莫過於《誡當陽公大心書》中“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這句話，為不受某些陳規拘束的意思。上文說蕭綱強調“新致英奇”，要有英奇的新致，就必須打破某些陳規。這和蕭繹《金樓子序》說的“文常使氣”，“必欲師心”，是完全一致的。
3.蕭統、蕭綱、蕭繹文學作品之比較
蕭統兄弟三人當中，詩賦創作較差的當數蕭統，缺乏思想深度，不夠出色。《玉台新詠》收入他的詩僅有《長相思》、《雜曲三首》(《江南曲》、《龍笛曲》、《采蓮曲》），計四首。《和湖東王名士悅傾域》、《美人晨妝》雖被收入五言詩選集《英華集》，但由於不類其平板質樸的詩風，《玉台新詠》將它們歸入《皇太子(蕭綱)聖製樂府四十三首》中，我們以為不無道理的。其《長相思》：
相思無終極，長夜起歎息。
徒見貌蟬娟，寧知心有憶。
寸心無以因，願附歸心翼。
描寫一位美麗女子的深長的相思，平直質樸，頗見情真意切。
《江南曲》寫春到江南，日將黃昏時分，詩人毫不吝惜重金，希望佳人能將自己留住，“景將夕，擲黃金，留上客”;《龍笛曲》則寫一位女子千嬌百媚，詩人希望情人不要疏遠他遊子去還願莫疏。願莫疏，意何極。雙鴛鴦，兩相憶”;我們以為在這三首中最好的是《采蓮曲》，與其父的同名詩一樣，頗有江南水鄉特色與生活氣息，意趣盎然：
桂楫蘭橈浮碧水，江花玉麵兩相似，蓮疏藕折香風起。香風起，白日低。采蓮曲，使君迷。
該詩寫采蓮的女子在江麵上采蓮，輕唱出的《采蓮曲》非常優美，令人迷醉，仿佛如在江邊，身臨其境，感到她的“江花玉麵兩相似”的可愛。蕭統的《晚春》，我們以為是他寫景詩中最好的作品：
紫蘭初葉滿，黃鶯弄始稀。
石蹲還似獸，蘿長更勝衣。
水曲文魚聚，林暝鴉鳥飛。
渚蒲變新節，岩桐長舊圍。
風花落未已，山齋開夜扉。
這首詩之所以寫得好，就是詩人眼中的春曉黃昏的物色聲息，完全是自然聚攏在一起了，而無個人主觀意誌痕跡。
蕭統的《夜闌思舊詩》悼念舊屬，頗有情致。此夕卜，他的一些寫從事佛教活動的詩，詞藻清密，詩中也不乏寫景的片段。
《飲馬長城窟行》(《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十四》）：
亭亭山上柏，悠悠遠行客。行客行路遙，故鄉日迢迢。
迢迢不可見，長望涕如霰。如霰獨留連，長路邈綿綿。
胡馬愛北風，越燕見日喜。蘊此望鄉情，沈憂不能止。
有朋西南來，投我用木李。並有一劄書，行止風雲起。
扣封披書劄，書劄竟何有？前言節所愛，後言別離久。
幾乎句句摹仿，缺乏新意。他的四言詩，如《示徐州弟詩》第一韻：
載披經籍，言括典墳。鬱哉元氣，煥矣天文。
二儀肇建，清濁初分。粵生品物，乃有人倫。
這樣的詩，倒真像蕭綱說的那樣大有“浮疏”、“闡緩”的味道。他的詩中也不乏寫景的片斷，但多半隻是羅列見聞，如《和武帝遊鍾山大愛敬寺詩》(同上)雲：
善遊茲勝地，茲嶽信靈奇。嘉木互紛釓,層峰鬱蔽虧。
丹藤繞垂榦，綠竹蔭清池。舒華匝長阪，好鳥鳴喬枝。
霏霏慶雲動，靡靡祥風吹。……
又如《鍾山解講詩》(同上)雲：
伊予愛丘壑，登高至節景。迢遞睹千室，迤邐觀萬頃。
如他的《扇賦》(《藝文類聚》卷六十七）：
匠人之巧製，女工之妙織，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複草木焦枯，金沙銷鑠，火山熾，寒泉涸，能使淒兮似秋，隆暑斯卻。
由於可能不是全篇，其缺點也較明顯。首二句對偶板滯草木焦枯”以下，誇張過分。
蕭統文學作品成績不夠高，可能與他身為太子、參與政務的時間較多，無暇在文學創作上多用功夫有關係。然而這無損於他作為當時文壇領袖的地位和影響。
與蕭統相比，蕭綱頗有文采。他的《序愁賦》(《藝文類聚》三十
五)??
情無所治，誌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雖複玉觴浮椀，趙瑟含嬌。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長謠。
頗能傳達某些人百無聊賴的愁態。
他的樂府詩《春江曲》(《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二十）：
客行隻念路，相爭度京口。誰知堤上人,拭淚搖空手。
頗有吳歌西曲的味道。他也能從平常的現象中挖掘出新意，《如詠美人看畫詩》(同上書，卷二十二）：
殿上圖神女，宮裏出佳人。可憐倶是畫，誰能辯偽真？
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可持為異,長有好精神。
他的詩現存二百多首，但許多詩缺乏深刻的社會內容。
他們兄弟三人當中，應該說蕭繹的文學創作成績最好。他的賦，如《采蓮賦》(《全梁文》卷十五）：
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綠房兮翠蓋，素實兮黃螺。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鶓首徐回，兼傳玉杯。棹將移而藻掛，船欲動而蓮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故以水濺蘭橈，蘆侵羅薦，菊澤未反，梧台迥見。荇濕沾衫，菱長繞釧。泛柏舟而容與，歌采蓮於江南。歌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染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