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就可見蕭綱的《采蓮賦》(《藝文類聚》八十二，《全梁文》卷八)在體物瀏亮方麵就遜色了。賦雲：
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荷花兮丹複紅。臥蓮葉而覆水，亂高房而出叢。楚王暇日之歡，麗人妖豔之質。且棄垂釣之魚，未論芳萍之實。唯欲回渡輕船，共采新蓮。傍斜山而屢轉，乘橫流而不前。於是素腕舉，紅袖長。回巧笑，墮明硝。荷稠刺密，亟牽衣而綰裳?，人喧水濺，惜虧朱而壞妝。物色雖晚，徘徊未反。畏風多而榜危，驚舟移而花遠。歌曰：常聞蕖可愛，釆擷欲為裙。葉滑不留級，心忙無假薰。千春誰與樂，唯有妾隨君。
蕭繹的詩，也有樂府的風致，如《別詩》二首之二(《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二十五）：
三月桃花含麵脂，五月新油好煎澤。
莫複臨時不寄人，謾道江中無估客。
但縱觀他的詩亦大都也沒有什麼深刻社會內容。
蕭繹還有一部子書《金樓子》六卷傳世（其中《二南五霸篇》已佚)。據《金樓子?著書篇》，他還有甲部書四種132卷，乙部書十一種211卷，丙部書十八種160卷，丁部書四種144卷，另佛教書《內典博要》30卷，共677卷。其中，他自己特別重視的有乙部的《孝德傳》、《忠臣傳》、《丹陽尹傳》、《全德誌》、《懷舊誌》和丙部的《職貢圖》。估計這些著作多數或全部是在助手協助下完成的。其中《孝德傳》、《丹陽尹傳》、《懷舊誌》、《全德誌》，另外《梁元帝集》、《梁元帝小集》，《隋書?經籍誌》均有著錄，可見隋代其書尚傳。
應該說蕭統作為太子其文學思想更注重教化功能。
二、蕭統與《文選》
蕭統最大的功績是編纂《文選》，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對梁以後中國的政治、文化乃至世界漢學都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因此也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研究的重大課題。
(一）《文選》編纂的社會基礎及內容
公元502年蕭衍取代南齊，建立蕭梁政權。此後數年中梁與北魏戰爭不斷，雙方互有勝負。梁天監六年（507)豫州刺史韋睿在鍾離大敗北魏軍，斬首十餘萬，生俘五萬。北魏與梁的戰爭始告平息，梁朝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庾信《哀江南賦》雲:“於時朝野歡娛，池台鍾鼓。裏為冠蓋，門成鄒魯。……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隋書?經籍誌》雲：“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教育發展，文人隊伍隨之擴大。梁武帝蕭衍文學造詣頗深，常邀集文人賦詩，在一次宮筵上與群臣聯句，曹景宗本殘橫武夫，以軍功封竟陵侯，在宴會上一再要求梁武帝允許他作詩，梁武帝無奈，給“競、病”二韻，曹即席賦詩道:“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南史?曹景宗傳》)滿座無不驚歎。此例足以說明梁朝從事文學創作的人群有多麼廣泛。
《隋書?經籍誌》說:“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逮至梁朝“時膏腴貴遊，鹹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梁書?王承傳》）。鍾嶸《詩品?總論》說:“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不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崇尚文學既已成為時代潮流，將曆代優秀作品編纂成總集已成為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麵，自漢至梁，優秀的文學作品大量湧現,詞彙空前豐富，總集問世,有助於文學創作者掌握詞彙和典故，熟悉各體文章的風格和寫法，從而推動了文學的發展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隋書?經籍誌》)。所謂“取則”就是用作學習的榜樣，從這個意義上講，總集也具有“工具書”和寫作範本的作用（聞一多《唐詩雜論?類書與詩》)。在社會需要這一大背景的驅動下，總集的問世成為必然。蕭統酷愛文學，造詣深厚，且擁有優越的物質條件,由他成為領導編纂《文選》是非常理想的人選。
《文選》所選文體，凡三十八種，各體優秀作品萃於一編，但要真正理解這些文章的內容和語言技巧卻並非易事。注釋之學隨之興起，注釋使這種“工具書”的內容大為充實。《隋書?經籍誌》著錄蕭該《文選音》三卷(新、舊《唐書》為十卷）。《新唐書?藝文誌》有李善注《文選》六十卷，釋道淹《文選音義》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卷亡），康國安《駁文選異義》二十卷，許淹《文選音》十卷。《宋史?藝文誌》有蕭統《文選》六十卷(李善注），又《五臣注文選》三十卷，周明辨《文選彙聚》十卷，《文選類聚》十卷，常寶鼎《文選名氏類目》十卷。隋唐注釋《文選》，開文選學之先河，《文選》問世後，迅速流播，說明它適應了社會需要。
《文選》的編纂宗旨，學者多有申論，曹道衡、傅剛先生歸納為：
即一、自周秦以來，數千年曆史，文章詩賦，溢於縹囊，盈乎緗帙，不便於閱讀；二要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總集文章之精華。”(《蕭統評傳》)這個結論固然正確，卻並不全麵，若以駱鴻凱先生的見解互補則更為妥貼。駱先生說:“文集日興，散無友紀，於是總集作焉，或以防放佚，使零篇殘什，並有所歸；或以存鑒別，使莠稗鹹除，菁華畢出；斯固文章之品藻，著作之淵藪矣。”(《蕭統評傳》）
蕭統《答晉安王書》說:“昔梁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遊，廣招英俊，非唯籍甚當時，故亦傳聲不朽。”曹道衡、傅剛先生認為“這是以編輯文集傳聲後代的目的。”(《蕭統評傳》)本文認為，除此之外，蕭統編輯《文選》應當還有消除“庸音雜體，人各為容”為士人提供優秀文學範本及教化的目的。
(二）《文選》選文的政治考量
對《文選》的選文標準的研究，學者多從“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加以申論。不過《文選?序》：“至於記事之史，係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從這段文字看“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僅限於的史書讚論和序述。胳鴻凱先生《文選學?義例》錄《文選序》全文，並引學海堂諸生張杓等十人注，注雲:“此因集內有史傳讚論序述諸文，故申明其人選之意也。”可見“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並非《文選》整體選文標準。台灣學者齊益壽先生在其《〈文心雕龍〉與〈文選〉在選文定篇及評文標準上的比較》中說:“‘事出於沉思’之‘事乃是指‘紀別異同’之‘事’廣義歸乎翰藻，之4義7，乃是指‘褒貶是非，之‘義，。”從《文選》卷四十九、五十所選讚序看，所謂“事出於沉思”就是說作者撰寫這類文章，是對曆史上的經驗教訓進行“沉思”的產物，同時也不妨說，蕭統選這類文章，同樣有其深刻的政治考量，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有濃重的“援古以證今”(《文心雕龍?事類》）的意味。從選文看蕭統很推崇班固，班固說《史記》是“鎊書”，《史記》中的讚論便不見於《文選》，這說明“事出於沉思”確是政治上的考量。
蕭統編輯《文選》，文治傾向是很明顯的，所謂文治大致可分資治、教化兩個方麵，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曹丕《典論論文》雲：“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蕭統在《序》中強調“《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可見在蕭統的心目中，“文”的概念,並不限於文學、經術，而是實實在在的治國方略。梁武帝為鞏固政權，一麵大力編纂文史、學術之書，一麵弘揚佛教，使之成為治國的兩大工具，然而二者又各有作用，不能相互替代。蕭統編纂《文選》，蓋以文治為主要目的。台灣清華大學羅誌仲先生說:“《文選》編選時設定的讀者，無疑是日後將人其彀中的讀書人與官員，僧侶與女性皆不與焉。”(《班昭〈東征賦〉人選發端》)《文選》為人蕭梁彀中的文人與官員提供應用和資政、教化的範文。胳鴻凱先生雲：“史籍載文，有二例焉，政有廢興，事關軍國，傳之來葉，足以觀風俗之盛衰，察政治之得失，此則製冊詰令，章表移檄之屬，史家采錄，不厭周詳。”(《文選學?餘論?征史》)《文選》從史籍中選錄各體文章一百二十餘篇，其中多經國之文，如諸葛亮《出師表》、李密《陳情表》，皆乃千古“忠孝”的代表之作;於詩類束暫《補亡詩》、謝靈運《述祖德詩》、韋孟《諷諫》、張華《勵誌》是為教化之典範，故列為首選。而賈誼《過秦論》本屬子部，按選文標準，本在“亦所不取”之列,而蕭統卻選錄其上篇，原因是該篇總結了秦王朝滅亡的曆史教訓，可以作為治國的借鑒，合乎“事出於沈思”的標準;秦相李斯《諫逐客書》和漢武帝《詔》屬用人求賢之道，故亦人選。
《文選》有“符命”一類，選入揚雄《劇秦美新論》，漢時揚雄作《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獻漢成帝，並以此得官，揚雄曆成、哀、平三朝，雖未獲晉升，畢竟是漢之老臣，王莽篡漢，揚雄獻《劇秦美新論》阿諛新莽，得以官天錄閣校書，士大夫視為“貳臣”。又，陸機祖父陸遜乃東吳名將，官至丞相，父陸抗為吳大司馬。吳亡十年後，陸機與其弟陸雲入晉為官，亦是貳臣。潘勖代漢獻帝劉協作《冊魏王九錫文》，頌揚曹操，君臣位置顛倒。後曹操子曹丕篡漢，封建文人多視曹操為“國賊”，《文選》入選此類文章，多為後人詬病,認為事與人皆不足錄。然隻要審視漢至梁政權更迭的曆史便不難理解蕭統的用心。
蕭衍在南齊複雜的殘酷內鬥中，縱橫捭闔，逐步掌握軍政大權，由於結束了蕭齊親屬間殘酷屠殺的局麵，大得人心，晉封梁王。任昉代齊皇後作《宣德皇後令》，頌揚梁武帝，其事類同潘勖代獻帝作《冊魏王九錫文》。對此，陳複興先生的《〈文選〉與文化史》有一段精準的論述：
潘氏《冊魏王九錫文》與任昉《宣德皇後令》實為姊妹篇，前篇實為後篇的參照與先例。任氏《宣德令》名義是代宣德皇後
(文惠太子後王寶明）勸梁武帝接受其所擁立的齊和帝（蕭寶融）給予的封賜，實則體達梁武的政治需要。此與潘氏《冊魏文》完全相通。先頌梁武本人的賢德才智與聲望，再列舉其一係列元功茂勳。他遏止了齊王朝內部宗親間的傾軋殺戮，尤其是剪除了東昏侯（蕭寶卷）的暴虐無道,他抵禦了北方拓跋魏的侵襲，捍衛了南方蕭齊政權。最後表明齊帝對於梁武功高未賞的內心慚愧，期望梁武固辭不受封賜的旨意能夠轉變。任昉這篇《宣德令》，確實寫得精彩而有概括性，情感真摯而富感染力。如果我們麵照麵地體察蕭統何以把這篇《宣德令》以特辟之體類錄入《文選》，我們就不能不對梁武那樣迅速地取代蕭齊自為皇帝而報以同情和理解。論者指責《文選》體類碎亂並以文題為體類，其實並未細心體味蕭統以題為類的內在用心。雜文各體類選錄的篇章皆屬社會的或政治的應用文，並非純文學創作，蕭統以何等篇章錄入其書，也往往滲透其社會政治與文化上的考量，而並非單純的藝術欣賞。
任昉《宣德皇後令》不過是蕭衍“受禪”之前的一次“溫和”表演，此後齊和帝蕭寶融接連下詔“頌揚”梁王，甚至“命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人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梁書?梁武帝本紀》）。齊中興二年(502)三月丙辰，齊和帝下禪位詔，“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及梁台侍中臣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並明著；群臣重表固請，乃從之”(《梁書?梁武帝本紀》）。梁武帝是盡量以溫和的表麵來掩飾殘忍的一麵。“受禪”後，蕭梁政權對於齊舊臣，幾乎是全盤接收，其中不乏曆宋、齊、梁三朝者，梁武帝希望宋、齊舊臣支持並忠於他，自然要在文治上下一番功夫，雖然《文選》成書時，梁已立國二十多年，但仍有在政治上明確“受禪”的合法性並讓“貳臣”及其後人無羞恥感的必要。這就不難理解蕭統將“符命”列為一類和為什麼錄入“貳臣”作品了。 .
僅從文學角度審視《文選》賦類，恐難窺蕭統選錄的用心。《文選》賦的選錄，文治思想，顯而易見，《文心雕龍?詮賦?讚》曰：“賦自詩出，分歧異派。”也就是說，賦是從詩派生出來的一種文體。而《文選》將賦置於詩前，前人已有批評，清人章學誠說:“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為賦序，前人之議《文選》，其顯然者也。”(《文史通義》)其實，賦先於詩並非單純的目錄分類問題，蕭統在《文選?序》中說得很清楚:“《詩序》雲：‘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在蕭統看來，隨著文學的進化，賦已成為獨立的文體，又因“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這就是說，漢賦所包含的教化內容比詩更豐富了。而《詩》三百篇業已尊為經，不在入選之列，賦先於詩，便成當然。賦選不以時間為序而以類分列，京都氣象，體現一國之強盛，將“京都”列為第一類，理所當然，而班固又能名列其首，這一點似乎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蕭梁建國之前，可以說是“頌聲寢”，“詩不作”。梁朝定鼎，雖隻是江南半壁，但也要“興樂協律”，“潤色鴻業”。李善注：“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西漢王朝需要“光讚大業”，蕭梁王朝同樣需要。那麼，由誰來光讚大業？自是重視文治的蕭衍、蕭統考慮到的問題，這就需要一篇替梁“光讚大業”的範文。京都一類，列為首選，其意蓋在於此。
《文選》首列京都一類，除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文心雕龍?詮賦》)外，表彰班氏一門的意圖也甚明顯,班氏兩代四人，彪、固、超、昭，班超投筆從戎,經略西域凡三十一年，有大功於國，無文學作品傳世，其他三人賦作皆人《文選》。班彪《北征賦》，班固《西都賦》、《東都賦》，班昭《東征賦》。此外，班彪《王命論》，班固《答賓戲》、《典引》、《述高祖紀》、《述成紀》、《述韓英彭盧吳傳》、《漢書?公孫弘傳?讚》、《封燕然山銘》亦人《文選》。一門三人有如此之多的作品人選，在《文選》中是獨一無二的。凝聚班氏心血的《漢書》更是史家圭臬。
班氏之文，體現出強烈的儒家正統思想，班固認為，劉秀中興是儒家思想得以延續的根本，他說:“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班固《東都賦》)因此班氏竭力維護頌揚“皇德”。曆代統治者視班氏為封建家庭的楷模，具備所有封建道德標準所要求的美德。這樣的家庭及其文學成就,正是蕭梁政權文治所需要的，因此班氏兩代在《文選》中有顯著的地位。
(三）《文選》對後世的影響
(1)作為寫作範本的《文選》
關於總集出現的原因、總集的體例及其客觀功能,《隋書?經籍誌》雲:“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所謂“取則”,就是把其物作為榜樣而加以效法。魏文帝《典論?論文》說:“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這“無所遺”的“學”當中，自然也有寫作技巧。其後陸機《文賦》說:“普辭條與文律，良餘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又說:“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裏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
陸機認為，寫作之事，是有“辭條”和“文律”要遵循的。“則”有規矩、榜樣的意思，而“觀象”也有“取則”之意，《尚書?益稷》說:“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服。”孔傳:“欲觀示法象之服製。”“辭條文律”作為“眾理”之一，當然也在“則”、“象”之內，是得自“古人”，也要傳之“來葉”的。
初唐李善《上文選注表》說：
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綿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選》，後進英髦，鹹資準的。 一
在李善之前，《文選》所收的某些作品已有注本，《隋書?經籍誌》著錄《雜賦注本》三卷，注雲“梁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薛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晁矯注《二京賦》一卷，武巽注《二京賦》二卷，張載及晉侍中劉逵，晉懷令衛璀注左思《三都賦》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賦》三卷,項氏注《幽通賦》，蕭廣濟注木玄虛《海賦》一卷,徐爰注《射雉賦》一卷亡。”又有《洛神賦》一卷，孫壑注。《二都賦音》一卷，李軌撰。《江淹擬古》一卷，羅汩注。給《文選》全書作注解的，則有蕭該《文選音》三卷。注釋本的出現，說明《文選》所選的某些詩賦，乃至《文選》全書的讀者群是很巨大的。
李善說《文選》問世後，“後進英髦，鹹資準的”,我們可以舉出李善之後出現的唐代兩位最具影響力和獨創精神的大詩人為例，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附錄?外記?逸事》引段成式《酉陽雜俎》雲:“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別》賦。”杜甫《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詩雲：“續兒誦《文選》。”（仇《詳注》卷十四）。《九家集注》趙彥材注雲:“公詩最得力於《文選》，嚐示宗武曰‘熟精文選理\今又曰‘續兒誦《文選，則於《文選》為精矣。”仇注:“子誦《文選》，斷不能接，公為口續之。”又杜甫《宗武生日》雲:“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仇《詳注》卷十七)《九家集注》趙彥材雲:“‘熟精《文選》理’者，所以責望於宗武也。公詩使字多出《文選》，蓋亦前作之菁英為可不遺也。……著五色彩衣，此雖孝子悅親之事，而亦僅同戲侮，4休覓彩衣輕％則公所望其子者，在學而已。”
(2)《文選》給讀者提供摹擬的方法
熟讀精思，是給擬作（即摹仿）打基礎，這有點像學習書法和繪畫，也是從臨摹開始一樣。昭明《文選》選錄詩歌444首，其中“雜擬”63首，幾乎占了七分之一，這說明蕭統不但要給後人提供學習的樣板，他同時也充分注意到要給這些人提供學習的方法，這個方法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擬作。
在古人看來，優#^貞作和創作具有同等的價值，鍾嶸《詩品》說：“陳思贈弟，……士衡擬古，……斯皆五言之警策也，所謂篇章之澤，文采之鄧林。”昭明《文選》在指導後人擬作方麵，提供了從構思、布局以至詞語組織等的範例。在這裏要特別提出的是，昭明太子注意到摹擬作為一種學習方法，其本身也有深淺不同的層次。
最簡單的摹仿是照葫蘆畫瓢，如漢張衡《四愁詩》(其一，見《文選》卷二九）雲：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西晉張載《擬四愁詩》(見《文選》卷三十)雲：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比照葫蘆畫瓢高一級的，是在整體上摹仿原作的同時，某些地方小有變化:一是思想感情的表達從直露變為含蓄，如《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見《文選》卷二九)雲：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陸機擬作(見《文選》卷三十)雲:
靡靡江離草，熠耀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窗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二是增加一些景物描寫，來烘托抒情主人公的內心活動，這就使擬作顯得比原作更有情韻，顯示摹擬者的才華和匠心，如《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見《文選》卷二九)雲：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仿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陸機擬作(見《文選》卷三十)雲: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已永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文選》卷三十全數收入了謝靈運的《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包括曹丕、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場、阮瑀、曹植）,其第三十一卷又全數收人了江淹的《雜體詩三十首》，江淹為這三十首擬作寫了一篇序。雲：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角為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倶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乃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複殊於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江文通集彙注》作“弊”）。是以邯鄲托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複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浮沉之殊，仆以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敎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摧雲爾。（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又《江文通集彙注》卷四）
他反對“論甘忌辛”、“貴遠賤近”、“重耳輕目”等傾向，主張廣泛學習，對前的長處兼收並蓄。
(四）蕭統的文學進化觀
《文選?序》:“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選》人選情賦四篇: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曹植《洛神賦》。這四篇體現的是戰國到漢末情賦類的首尾。如果結合兩漢情賦來探討，便可清晰地看到這類作品首尾的繼承和創新關係，如同“椎輪”到“大輅”的進化過程。郭沫若在其《論曹植》中談到曹植的文學成就時說:“子建的詩和文都有濃厚的新鮮綺麗之感，這是不能否認的，但他總也呈示著一個未成品的麵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於摹仿，而且痕跡異常顯露。”(《郭沫若全集?曆史編》卷四，第128頁)他舉的第一個例子就是“《洛神賦》摹仿宋玉的《神女賦》”。探索從宋玉到曹植大約五百年中人物描寫技巧進步的軌跡，便能理解昭明太子所以要選《洛神賦》的原因。不可否認，曹植《洛神賦》有模仿宋玉《神女賦》的痕跡，但縱觀中國文學史，並非曹植一人專事模仿，而是幾乎所有優秀作家都在模仿中探索前進。宋人張表臣作《珊瑚鉤詩話》，論體格與詞藻時說：
揚雄作《太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作《州箴》以準《虞箴》;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衝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作《九辯》;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啟》；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士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仿。李唐群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宮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穀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
以上所及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優秀的作家，他們無一不是在模仿前人作品的同時，孜孜不倦地挖掘自己生活感受，豐富文學描寫的內容。模仿(擬)是文學發展的階梯，正因為蕭統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才說“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不懂得模仿與創作的辨證發展關係才會將有模仿痕跡的《洛神賦》斥為“未成品”。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讚美屈原，說:“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溶經意，亦自鑄偉辭。”劉勰的意思是“意”要有所本，而“辭”則應“自鑄”。先於劉勰，曹丕在《典論?論文》裏評論建安七子，說“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於辭無所假”，也就是“自鑄偉辭”。我們不妨以此為標準將宋玉《神女賦》(宋)與曹植《洛神賦》(曹)作一比較：
1?姿態
宋: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
曹:翩若驚鴻，婉若遊龍。
(6)衣飾
宋: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
曹: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
(7)舉止神態
宋:望餘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
曹:於是洛靈感焉，徒倚徬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
(8)表現女神的美麗
宋: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麵，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
曹:榮曜秋菊，華茂春鬆。仿佛兮若輕雲之蔽月。飄搖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襪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禦。雲髻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瑰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
通過比較，曹植可謂“自鑄偉辭”。尤其是對洛神美的描寫，除了抽象的比喻外，具體增加了肩、腰、頸、項、皓質、雲髻、修眉、皓齒、明眸、靨輔等，這種“工寫兼具”的表現手法並不見於宋玉的《神女賦》。對神女的活動的描述，曹植也在宋玉之上，《神女賦》、《洛神賦》的繼承發展關係，正是昭明太子《序》中所說的“椎輪為大輅之始”的關係。
《洛神賦》作於黃初三年或四年，上距蔡邕之死已三十年，距王粲、陳琳、應暘等人之死也已五六年，他有足夠的時間消化蔡邕和建安七子的藝術經驗，加以他此時也已進人創作的鼎盛期，前人的經驗，他自己的經驗，加上他卓越的藝術才華，就鑄成了《洛神賦》的藝術成就。再通過與秦漢四百年間的情賦作比較，脈絡就更清晰。
司馬相如《美人賦》雲：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
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回車。譬於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闊，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類聚》作“玄”)發豐豔，蛾眉啥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願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龍溪精舍叢書》本《古文苑》卷三）
這裏除“古之避色，孔墨之徒”一段議論外，其他都與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大體相似。張衡、蔡邕都有情賦類作品，如蔡邕《青衣賦》常見的有三種版本，既《藝文類聚》卷三十五、《初學記》卷十九和《古文苑》卷六張超《誚青衣賦》章樵注所引者，這三種本子大概都不一定是全文，從古人所引或抄錄的《青衣賦》看，該賦篇幅較長，克服了司馬相如的《美人賦》在結構上完全模擬《登徒子好色賦》所帶來的陳舊感，但卻缺乏故事性，而《洛神賦》有生動曲折的故事性情節。從結構上看，宋玉《神女賦》的序，占了全文五分之二的篇幅，對神女衣飾的描寫，大半集中在序裏，這算與正文有了分工，但對神女體貌情態的描寫,序和正文就頗多重複，有喧賓奪主之感。《洛神賦》的結構比宋玉、司馬相如、蔡邕的作品都優越，表現在序文隻交代了寫作此賦的背景和動機，與正文有明確的分工，並且寫得非常簡括而情致悠然，情節曲折而又條理井然。
東漢賦在感情表現的深度和廣度上所做的開拓，使曹植受益匪淺，這使他在描寫人物複雜微妙的感情方麵，有可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神女賦》開始寫神女望帷延視，“若將來而複旋”，接著寫宋玉求歡，而神女婉拒，不可犯幹，然後就是神女離開。情節是直線發展的，宋玉與神女間感情的躍進和中斷都太突然。而《洛神賦》卻以君王與洛神間的感情交流為主要內容。君王“悅其淑美”，因而“托微波而通辭”，“解玉佩以要之”。待洛神抗涕以和、指淵為期，君王又“懼斯靈之我欺”，於是“收和顏而靜誌”，“申禮防以自持”，這時“洛靈感焉，徙倚彷徨”。因此，就君王與洛神的感情交流而論,曹植是寫得有波瀾、有曲折的。再者，洛神與君王接觸以前，和眾靈一樣逍遙自在地“以遨以嬉”，而與君王接觸後，她“長吟永慕”、“徙倚彷徨”,眾靈卻該依然“戲情流”，“翔神渚”，這就有了洛神與君王接觸前後不同情緒的對照，和洛神與眾靈之間不同心態的對照，並從這兩層對照中，顯示出洛神對君王的一片深情，所以就洛神本身的感情和心態而論,曹植寫得也是有波瀾、有曲折的。正是這些波瀾和曲折，反映出君王對洛神的態度、感情是懇摯的，而宋玉對神女的態度、感情卻有一層洗刷不了的儇薄色彩。在男女主人公之外引進作為陪襯的人物，可能是曹植向東漢樂府詩（如《陌上森》)學習的收獲，但在賦裏，卻是曹植的創舉。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蕭統編纂《文選》於情賦一類隻入選宋玉、曹植的作品是以文學進化觀肯定《洛神賦》的藝術成就。
(五）《文選》對科舉的影響及唐人摹擬之作舉隅
《文選》問世不久，文選學隨之興起，隋時蕭統之侄蕭該(蕭統之叔鄱陽王蕭恢之孫)是第一位《文選》研究者，著《文選音義》(《隋書?經籍誌》作“音三卷”，《新唐書》作“音義三卷”）。秘書學士曹憲著《文選音義》十卷，曹憲聚徒講授，從學者多達數百，公卿以下，多從之受業，其門人許淹著《文選音》十卷。唐初“太宗又嚐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皆為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駱鴻凱《文選學?源流》)。可見曹憲之學已深人朝野，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逮至盛唐高宗一朝，曹憲門人李善注解文選六十卷，成為詩人用典的工具書，促進了唐初文學的發展。唐代文學的繁榮自有其時代的因素，但《文選》對唐文人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看一看唐人的擬作便可清楚這一點。
《文選》卷二八陸機《飲馬長城窟行》雲：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岩,俯涉堅冰川。
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綿。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跡，收功單於旃。振旋勞歸士，受爵稾街傳。
《全唐詩》卷三六虞世南《擬飲馬長城窟》雲：
馳馬渡河幹，流深馬渡難。前逢錦車使,都護在樓蘭。
輕騎猶銜勒，疑兵尚解鞍。溫池下絕澗，棧道接危巒。
拓地勳未賞，亡城律豈寬？有月關猶暗，經春隴尚寒。
雲昏無複影，冰合不聞湍。懷君不可遇，聊待報一餐。
虞詩前八句全仿陸詩，“拓地”二句亦全仿陸詩“師克”二句。
至於盧照鄰《結客少年場行》(《全唐詩》卷四一)的前六句
長安重遊俠，洛陽富財雄。
玉劍浮雲騎，金鞭明月弓。
鬥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
則全仿《文選》卷二七曹植《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
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詩如此，賦也一樣。《文選》卷十六江淹《恨賦》雲：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仆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擬恨賦》：
晨登太山，一望蒿裏。鬆楸寒骨，宿草墳毀。浮生可嗟，大運同此。於是仆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沒。昔如漢祖龍躍……已矣哉！桂華滿兮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滅兮螻蟻聚，碧台空兮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同歸。
王琦注雲:“古《恨賦》齊梁間江淹所作，為古人誌願未遂抱恨而死者致慨。太白此篇，段落句法，蓋全擬之，無少差異。《酉陽雜俎》: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惟留‘恨\‘別’賦，今《別賦》已亡，惟存《恨賦》矣。”盧照鄰和李白都是唐代富於創造精神的詩人，盧照鄰少時曾從曹憲學，曹憲以教授《文選》著名，盧從其學自然也當熟於《文選》，他之摹擬《文選》，本在情理之中。李白三擬《文選》，他自己滿意的隻有恨、別二賦。隋末唐初，文人摹擬《文選》是出於個人的文學創作的需要，到盛唐則出現另一番景象。清人阮元說:“唐人屬文，尚精選學。”(阮元《揚州隋文選樓記》)這一現象與當時科舉製度關係密切，盛唐進士科以詩、賦取士，李善注《文選》後，表奏朝庭，希望由朝廷倡導文學，唐王朝賜李善絹一百二十匹，除璐王府記室參軍，詔令李注藏於秘閣。如果說蕭該、曹憲注《文選》是淵源於家學，李善之注則完全是國家政治和社會的需要。這也預示唐王朝即將改變貞觀以來以經學、時務試士的製度。唐代進士科何時以詩、賦試士，唐代文獻無確切的記載，後世學者研究頗多，茲舉三家：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永隆後，進士始試雜文兩篇，初無定名。《唐書》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八《詁簽三?進士科故實》:唐初進士止試策。調露中，始試帖經，通經，試雜文，謂有韻之文，即詩賦也。
清趙翼《陔餘雜考》“進士”條:永隆二年……詔試雜文二首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此進士試詩賦之始也。
上舉三家，時間上雖有出人，但相隔不遠，其政治背景是武則天逐步掌控實權後，需要大批下層士人的支持，這就需要從科舉途徑把他們吸收到政權機構中來，這些下層士人又大都是精於《文選》之學的詞章裏手。《尚書?牧誓》說:“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此類經書中的傳統觀念對武則天掌控朝政、登上帝位是不利的，武氏雖不能完全取消“通經”的考試，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科考的內容。玄宗李隆基上台後，鞏固並發展武則天時代的科考製度，《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三載(754年）：“上禦勤政樓，試四科製舉人，策外加試詩、賦各一首。製舉加詩、賦，自此始也。”唐代“製科”是皇帝親自主持的最高規格的考試，相當於後世的殿試。由於常科、製科皆試詩賦,?{〈文選》的社會需求量大增，無不人手一編。時諺雲：“文選爛，秀才半。”(此語並非出於陸遊《老學庵筆記》，唐時即有)需要說明的是，所謂“秀才”，並非指唐初試士的“秀才科”，唐人封演《封氏見聞錄》
雲:“秀才試方略策三道。其後舉人殫於方略之科，為秀才者殆
絕，而多趨明經、進士。”《唐六典》秀才條注雲：“此條取人稍峻，自貞觀後遂絕。”由此可知諺語中的“秀才”是指秀才科考試的難度，意為精熟《文選》，科考即成功一半。杜甫要其子“熟精文選理”，其目的就是希望兒子順利通過科考。盛唐進士科考試多從《文選》和李善注中出題，張鵬飛所著《唐人試律詩詩題取用文選原句或李善注解比勘》(《湖北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列舉甚詳，並有統計數據，並據以作出三點結論:1.《文選》在唐代被經典化了，成為士子們學習的教材;2.試律詩命題源於《文選》,對唐代科舉考試詩影重大;3.《文選》李善注猶如典故大全，成為詩人用典用事的寶庫。這三點來自統計數據的結論，符合唐代的實際情況。
盛唐官場風氣健康，進士考試不糊名，而且試前可以行卷，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78頁)。盡管如此，進士考試仍是很嚴格的，從進士出身的官員群體的素質可以證明這一點，故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諳語流行於世。同樣是《文選》在北宋發揮的社會作用就大不一樣，駱鴻凱先生雲:“宋初承唐積習，選學之風未沫，蓋宋亦以辭科取士，是書之見重藝林,猶之唐也。”(《文選學?源流?宋元明文選學》)北宋是重文輕武的時代，但缺乏盛唐的宏偉氣象，文人學習《文選》無法與唐人的創造力相比，陸遊《老學庵筆記》曰：“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釋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7。”逮至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革除辭科，改以新經試士，帖括代興。雖然此後科舉不
再從《文選論題，對《文選》的研究卻從未停止。
自宋代以後，科考命題雖不再取資於《文選》，但《文選》對科考的影響並未消失。近人姚華《弗堂類稿?論文後編目錄中第三》說:“今賦試於所司，亦曰律賦，時必定限，作有程式，句常隔對，篇率，八段，韻分於官，依韻為次。使肆者不得逞，而謹者亦可及，自唐迄清，幾一千年，或繩墨於場屋，或規矩於館閣，其製蓋艱，其才彌局。”姚氏是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科進士，又是近代著名學者。他講賦體的源流及其對科考的影響，深切明白，《文選》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