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域外“《文選》學”成就舉要
“《文選》學”興起之初，即傳入日本，駱鴻凱先生雲:“綜新舊兩書以觀，《文選》之學，蓋自曹氏開其朔，而李氏集厥成。今考諸家著述，曹憲之《文選音義》十卷(《唐誌》），久已亡佚。公孫羅之《文選注》六十卷、《文選音》十卷(《唐誌》），僅可於日本《金澤文庫》唐寫殘本《文選集注》中窺見崖略。”駱鴻凱先生又注雲:《集注》引《文選鈔》及《文選音決》二書，按《日本國見在書目》有公孫羅撰《文選鈔》五十九卷、《文選音決》十卷，殆即注與音也。《見在書目》為唐時日本人撰，著錄當時所得中國書，則《鈔》與《音決》或本公孫羅書原名。（《文選學?源流》)盡管日本學者對《見在書目》的成書時間仍存爭議，但唐時《文選》之學流人日本是毫無疑問的。除《文選集注》(《文選集注》的成書年代及地點中日學界尚有爭議)外，日本私家還藏有《文選》寫本27種(據日本學者阿部隆一《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所在略目錄》)。這些鈔本得以流傳至今是日本古代學者的曆史功績,也為後世學者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
《文選》的版本是一個極其複雜繁難的問題，而版本卻又是研究的基礎，在這一方麵，日本廣島大學教授斯波六郎（1894—1959)的成就令人欽佩，《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羅燕譯）是其力作。1959年，斯波六郎先生逝世，仍有日本學者沿續他的研究方向，如生於1922年的岡村繁、生於1941年的清水凱夫都是成就卓著的文選學家。
《文選》不僅是中國的、東方的，更是世界的，西方漢學家研究《文選》的成果也不容忽視。美國漢學家詹姆斯?海陶瑋所著《〈文選〉與文體理論》，全文翻譯了《文選?序》，這是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並將《文選?序沖涉及的37種文體與《文選》進行比對，發現其中11種沒有篇目，於是提出“有些不過是充數而已”的說法。
陳才智先生在《西方〈昭明文選〉研究概述》中為我們介紹了兩位成就突出的漢學家:一位是法國漢學家吳德明，他著力翻譯、注釋《文選》中司馬相如的作品。他的長處是能闡釋司馬相如賦中的生僻辭藻和語彙，並以科學名稱辨識賦中涉及的動植物和礦物。他將所注編成索引，成為研究《文選》的最佳辭典。另一位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康達維教授，1970年他翻譯《文選》，大部分已出版,並撰有《賦中描寫性複音詞的翻譯問題》、《〈文選?賦〉評議》、《〈文選〉英譯淺論》、《歐美“文選學”研究概述》等論文。
(七）《文選》入選“贗品”辯析
《文選》入選李陵“贗品”之說，首見於唐劉知幾《史通?雜說下》：“《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為謬矣。”如依劉說，《戰國策》中的很多說辭，《楚辭》中的許多作品，都“詞采壯麗，音句流靡”，又當作何解釋？
逮至有宋，蘇軾曰:“梁蕭統《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李陵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憬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蘇軾《答劉沔都曹書》)蘇說理由並不充分，文辭深淺並不能成為判斷真偽的標準，秦相李斯《諫逐客書》全篇“詞句儇淺”，難道能說非秦人之語？
對於蘇說，後世讚同者甚多，蕭統本是文學大家，周圍又多“才學之士”，難道竟無一人識真，謬將贗品入選？問題還需深入探討。
.李陵、蘇武詩辨析
李陵、蘇武詩真偽問題，雖然還缺乏足以定論的證據，但澄清五言詩的起源及發展過程，有助於接近事實真相。
郭沫若《卜辭通纂》第375片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詩?衛風?伯兮》第三首：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疾首。
詩中的“其雨”顯然與卜辭有淵源關係。
再將卜辭與漢樂府《江南》作比較：
江南可釆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
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經過比較，可以看出上引殷卜辭與漢樂府在構思上是很接近的。據此，可以說五言詩的源頭在殷卜辭。
《詩品》將班婕妤、王粲、曹丕都歸為“其源出於李陵”，李陵詩既能成為有影響的源頭，當不止《蘇武詩》三首。與鍾嶸同時代的大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提出一個問題:“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後人將這段話作為西漢無五言詩的證據之一。可是劉勰在同篇中說:“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唐人元稹說:“逮至武帝賦《柏梁》，而七言之體具。”(《杜甫墓誌銘》)從漢武帝之後到魏文帝同樣無“柏梁體”七言詩。曹丕的兩首《燕歌行》都是七言詩，句句押韻，具有“柏梁體”的特征。從藝術水準上看，從意義上不相連屬的柏梁台聯句，到渾然一體的已是成熟的七言詩《燕歌行》，它當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雖然從現存的資料來看，在這一段時間裏，詩歌中的七言句不算少見，三句四句的七言短章在歌謠和樂府中也有一些，但這類作品和真正的抒情詩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並沒有誰認為《燕歌行》是偽作。古人往往憑印象說話，而且有時前後矛盾，如蘇軾在《答劉沔都曹書》中之評蘇、李，以“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認定《文選》所選蘇、李詩是偽作;謫居黃州時他又將蘇、李詩視為真品書寫贈送友人，並作《書蘇李詩後》，其文雲:“此李少卿贈蘇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而餘久廢作詩，念無以道別之懷，曆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莫如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春秋之時，三百六篇皆可以見誌，不必己作也。”兩相矛盾，就是典型例證。因而我們對前人的論述不能隻以片言隻語，不作檢驗就視為定論。
五言詩的發展軌跡比七言詩清晰，《文心雕龍?明詩》雲:“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把這段文字涉及的詩作排列起來，事實就更清楚了。
召南?行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此詩不全是五言，故劉勰稱為“半章”。
孺子歌
浪之水清兮，滄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載《孟子?離婁上》，除去“兮”字，便是五言，故稱“全曲”。
暇豫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
人家集於菀，己獨集於枯。
全詩四句五言三句，四言一句，可歸為五言詩。
邪徑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
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
此詩為西漢成帝時的童謠，這說明成帝時不僅有五言詩，而且相當發達。至於劉向編詩集，為何沒有收五言詩則是另一值得研究的問題。絕不能因劉向沒有收五言詩，就否定西漢五言詩的存在。
到東漢五言詩已臻成熟，上溯至《滄浪》，中間（秦和西漢）怎會有一大段空白？逯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漢詩”部分，收錄了不少西漢的五言詩，現將見於史書(包括注引）的五言詩舉出數例，五言詩的發展軌跡就更為清晰：
①虞姬和漢王詩：
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
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有學者認為此詩工整，非秦末漢初的風格，應為後世所托。然《史記?項羽本紀》載:“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歌數闋。美人和之。”唐人張守節據《楚漢春秋》注引此詩,《楚漢春秋》為西漢陸賈所著，唐時尚存，若虞詩為後人所托，張守節當不至於看不出來。司馬遷之所以不錄虞詩，蓋因虞姬為次要人物，故以“美人和之”帶過。
②《後漢書?馬援傳附子廖傳》引長安讀語：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既是“長安讀語”其時代當屬西漢。
3?《馬援傳》又弓丨《傳》曰：
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此詩雖是雜言，但五言居多，且明確時在甘露二年(前52年）。其為西漢之作當屬無疑。
以上所列，可證所謂西漢無五言詩是一個誤解。
西漢樂府的優秀之作與古詩的界限是不易劃分得十分清楚的,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有學者認為《古詩十九首》中“瘭瘭歲雲暮”、“東城高且長”兩篇的時代，顯然在武帝太初改曆以前（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第二冊，第133頁）。戰爭瘟疫都可能使文人的零篇散簡變成佚名之作，後人無奈，隻得將這些作品稱為“古詩”。《文心雕龍?明詩》雲:“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徐陵《玉台新詠》將《古詩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樓》等九首歸為枚叔之作;蕭統、鍾嶸定
《與蘇武詩三首》為李陵之作，絕非偶然。特別要注意的是，晉宋以來，人們對記事真實性的要求是很嚴格的，如裴啟《語林》曾流行一時，而因記謝安語不實，其書遂廢而不行，這就是廣大讀者看重事實的真實性的顯例。蕭統、徐陵、鍾嶸都是當時最優秀的文學家、批評家，治學嚴謹，當不會毫無根據地張冠李戴。
蘇武詩有“江漢”之語，蘇軾便據以推定李陵詩為後人擬作。楊慎在《升庵詩話》中提出相反意見:“蘇文忠公雲，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4盈卮酒’之句又犯諱，疑非本作。予考之，則不然。班固《藝文誌》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誌》雲：‘李陵眾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製，至其善篇，有足悲者。7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雲：‘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黃子思詩雲：‘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耳。”(楊慎引摯虞之文實出於顏延之《庭浩》，見《太平禦覽》卷五八六，文字小異）
深人體會分析作品尤為重要，以蘇武詩出現“江漢”一詞，認定四首都是偽托，是沒有說服力的。《漢書?蘇武傳》載，李陵與蘇武別時賦騷體詩一首：“徑萬裏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潰，老母己死，雖欲報恩將安歸。”當不會同時再寫三首五言詩送給蘇武，《與蘇武三首》除第一首可視為臨別之作外，第二、三首如果能細細體味文意，當不難發現是追憶以往、懷念友人，並非離別時作。“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所謂“三載”是指蘇、李離別了三年,這年即西漢元鳳三年（前78年），“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前人以蘇武在匈奴凡二十年,不當有“三載”之語，實為誤解文意。李詩第三首:“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溪路側，恨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這裏表現的是追憶、憧憬與期盼。以憧憬、期盼的情懷營造竟境是古人作詩的常見手法。“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也是意中之境。
《文心雕龍?神思》雲:“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稍焉動容，視通萬裏;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古人作詩常出於一時興會，思接千載，視通萬裏，未必句句寫眼前實景，如“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這不過是以“孔雀”起興而已。
最典型者，莫如《古詩十九首》中的《東城高且長》，為說明問題，茲錄於下：
這首詩曾被人誤認為是兩首，理由是文義不連貫，情調不一致。這是忽略因憧憬、期盼而以主觀創作意識營造意境的緣故。此類句子對後世影響深遠，唐朝杜甫說“李陵蘇武是吾師”，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這些“立體”的描寫顯得雄渾遼闊，受李陵、蘇武詩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楊慎“子美豈無見哉”一問，非憑空而發。因此不能以蘇詩有“江漢”之語就認定是後人偽托。至於觸諱之說，更是脫離了李陵的實際情況而發的空論。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兵敗投降匈奴，全家被漢朝所殺，與漢朝早已恩斷義絕，不存在觸諱的顧慮。宋人說詩，往往膠柱鼓瑟，或穿鑿附會，所以我們不能因提出某說者是著名詩人，就不加思考，全盤接受。
尤其不能忽視蘇武第三首詩：
結發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
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複來歸，死當長相思。
前八句寫李陵把國家的需要放在夫妻之情之上，凸顯李陵誓死報國
的決心。蘇武是在暗示李陵全家被殺之事。“生當複來歸，死當長相思。”這種痛徹肺腑之語，恐不是偽托者所能發出。
梁啟超先生認為李陵騷體詩“純是武人質直粗笨口吻，幾乎沒有文學上價值”，因此推定李陵寫不出“風波一所失，各在天一隅”、“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的詩句(《中國之美文及其曆史》)。可是與李陵相識的司馬遷卻說:“仆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仆以為有國士之風。”(《報任安書》)在司馬遷筆下，李陵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的傑出人物。非學養深萃，焉能有此境界。梁啟超先生的另一理由是:“其平仄幾全拘齊梁聲病，故其時代又當在十九首之後。”聲病先由沈約提出，如李陵詩是拘於齊梁聲病，那就不是晚於十九首的問題，而是晚於沈約，準此，江淹、蕭統、鍾嶸等人又怎能得見？齊梁時五言詩未形成格律，然聲律、用典，對偶已臻成熟，一篇八句已成趨勢。試看《玉台新詠》所選的幾首詩：
巫山高範雲
巫山高不極，白日隱光輝。靄靄朝雲去，冥冥暮雨歸。
岩懸獸無跡，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薦，相望徒依依。
關山月張正見
岩間度月華，流彩映山斜。暈逐連城璧'，輪隨出塞車。
唐蓂遙合影，秦桂遠他槎。欲驗盈虛駛，方知道路賒。
舟中望月庾信
舟子夜離家，開舲望月華。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
天漢看珠蚌，星橋視桂花。灰飛重暈闕，莫落獨輪斜。
以上三詩，儼然唐律，與蘇、李詩還是有較大區別。李善注《文選》時，焉能看不出李陵詩是否拘於齊梁聲病？
鍾嶸《詩品》，首列李陵，且三首全選，《詩品》雲：“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淒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南朝江淹作《雜體詩三十首》其中《李都尉》專摹擬李陵，“而我在萬裏，結發不相見”，情調與蘇詩一致，隻是深沉不及。江淹生於公元444年，曆宋、齊、梁三朝，比蕭統年長57歲，江淹故時蕭統年僅4歲，江淹見到李陵、蘇武詩的時間當大大早於蕭統，可見李陵、蘇武詩作在南朝廣泛流行，卻並無一人認為是後人偽托，蕭統將蘇、李之詩人選《文選》也就不奇怪了。唐李善注《文選》屢引李陵、蘇武詩，清楚表明注家的看法，茲錄於下(《文選》注引李陵、蘇武往來書簡數篇見後）：
3.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淩轢沙漠，南麵稱王也。
注:“《漢書》李陵歌曰：經萬裏兮度沙漠。”
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注:“李陵詩曰：‘幸托不肖驅，且當猛虎步。’”
4.陸機《擬古詩十二首?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注:“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
5.江淹《雜體詩三十首》李都尉陵《從軍》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渥手淚如霰。
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裏，結發不相見。
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注:1.樽酒，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2.結發，蘇武詩曰：“結發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6.魏文帝丕遊宴(此擬曹丕《芙蓉池作詩》）
……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眾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注:陵詩曰:“何以慰吾心”。
7.曹子建《三良詩》
……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複還。
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安陸王碑》亦引注。）
以上諸例可證，唐時李陵、蘇武詩仍有較大影響，數量並不止《文選》中的七首。以李善之才、學、識，當不會以偽詩作注。
.《李陵答蘇武書》辨析
關於文體判斷
蘇軾說《答蘇武書》為齊梁間小兒擬作，清浦起龍在《史通通釋?雜說下》按語雲:海虞王侍禦峻為餘言:“子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強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槌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初人擬為之。”清人儲欣亦持此說，《在陸草堂集》:“大抵古人文字當想之於神氣骨力之間，則真偽立辯。更以時代參之，百不失一矣。西漢雖麗如鄒、枚，質幹蒼厚，時代然也。此文流麗反不如鄒枚之俳，而的然知其為偽者，其神氣骨力非也。偽為之者，蘇公謂齊梁間人。餘謂齊梁浮豔已極，又不能到此，當是東漢魏晉間人為之，亦於神氣骨力定其時代耳。”清人以文章的時代風格質疑蘇軾之說。今人駱鴻凱先生對《李陵答蘇武書》的風格說得更具體:“再就文體言之，此篇多偶句，率以四字成讀，西漢時文體不爾，章法清晰，多用頓筆以畫段落，文勢亦淋漓恣肆，少停蓄之致，舉非爾時所有,
“漢來筆劄，辭氣紛紜。”(《文心雕龍?書記》)當指漢代書劄文辭豐富，風格多樣。以四言為讀的西漢文章是有其來源的。西漢枚乘《七發》，司馬相如《上林賦》、《子虛賦》中也有大段的四言文字。至於偶句，先秦至漢，並不少見，西漢文章也不乏“駢散兼行”之例，故不能以李陵書“四字成讀”，和有“偶句”來判斷真偽。
《文選》注釋及類書引錄所反映的問題
唐初歐陽詢、裴矩等人奉詔編《藝文類聚》卷三十收錄《李陵與蘇武書》、《蘇武報李陵書》、《李陵答蘇武書》,此三篇《北堂書鈔》、《太平禦覽》亦載。又見於《文選》注引者：
本篇：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注:李陵前與子卿書雲：“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曹植《責躬詩》:朱旗所拂，九土披攘。
注:《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班固《封燕然山銘》:“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注亦引此）
潘嶽《西征賦》:或被發左衽，奮迅泥滓。
注:《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
張華《答何劭詩》：自予及有識，誌不在功名。
注:《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
(5)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①淩轢沙漠，南麵稱王也。
思複翰飛飲馬南海。
注:①《漢書》李陵歌曰：“經萬裏兮度沙漠。”②《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於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繁欽《與魏文帝箋》:“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注亦引此條）
丘遲《與陳伯之書》：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
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
注:《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氣為時出。”(劉琨《答盧諶詩?序》: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袁宏《三國名臣序讚》：才為世出，世亦須才。注引同）
盧諶《贈崔溫》詩:遊子怕悲懷，舉目增永慕。
注: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歡。”
韋曜《博弈論》: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
注:《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
張協《雜詩》之八：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
注: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
木華《海賦》:鷸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
注:蘇武答李陵書曰：“雖乘雲附景，不足以比速。晨鳧失群，不足以喻疾。”(《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亦引此條）
《太平禦覽》卷九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乘雲附景不
足以譬速,晨鳧失群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雁以運糧，托景風以
餉軍哉？
從類書和《文選》注引用的情況來看，蘇、李往來書信有多件，卻無一見於史書，人們自當質疑其真偽，劉知幾提出：“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史通?雜說》)這個問題，較易澄清，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兵敗，投降匈奴，司馬遷下獄，次年受腐刑。太始四年(前93年)十二月作《報任安書》，此後太史公事跡不見於文獻記載。蘇武歸國在始元六年(前81年），李陵，蘇武書信往還隻能在此之後，即便太史公仍在世上，《史記》也早已成書，“藏之名山”。李陵書“遷史缺而不載”是合理的,也就不必問是否有依據了。
《報任安書》說:“李陵既降，頹其家聲。”《史記?李將軍列傳》:“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當是時，遠托異國的李陵的痛苦，隻有向生死之交傾吐，這合乎常理。漢武帝死後，嚴酷的時代雖隨之過去，但李陵在士大夫眼裏畢竟是個“叛國者”，蘇、李書信、詩作必然密不外傳，因此不見於《漢書》也在情理之中。逮至漢代以後才有《李陵集》、《李陵別傳》流行於世，這雖屬推測，然這種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太平禦覽》卷四百八十九引李陵書，指明出自《李陵別傳》，對此,胳鴻凱先生雲：“詳別傳之體盛於漢末，亦非西漢所有也。”又按雲：“西漢人有別傳惟東方朔及陵，皆後人所為。”(《文選學?傳人》)本文同意駱先生的見解。
李陵書內容之分析
李陵書的內容是判斷其真偽的關鍵，前人亦多述及，翁覃溪(方綱)先生、路鴻凱先生等多有引證，因本評傳篇幅所限，我們不作詳細分析，總之若據此“以為陵書為後人所托”或“偽之跡”我們不能同意。
《報任安書》有百餘字關於李陵所部奮勇作戰的精彩描寫，材料來源司馬遷說得很清楚:“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司馬遷筆下的戰鬥場麵無疑來自“戰報”，而李陵是作戰部隊的最高指揮官，這份戰報即便不是他親筆草擬，也必經他修改簽發。戰果的輝煌、戰況的壯烈，必然在戰報中有所體現，以致“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陵書對戰鬥的描寫多出遷書近一倍，蓋因李陵是戰鬥的親曆者。李陵率領的部隊是他親自訓練的“荊楚之士”，是漢朝最精銳的部隊，《太平禦覽》卷九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群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雁以運糧，托景風以餉軍哉?”這與陵部進兵迅疾是吻合的。如說類書和《文選》注引用的蘇李諸書都是偽作，但作偽者何以樂此不疲？
李陵書:“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李善注雲：“《漢書?武紀》: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西河，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駱鴻凱先生按:“此亦作者之失撿也。”駱先生忽略了李善注引《李陵集》:“集表雲：‘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雲其名。”天漢二年(前99年)漢朝對匈奴之戰，《史記》、《漢書》均有記載，李陵部由後勤輜重改為先鋒，深人至居延以北的浚稽山（阿爾泰山中段），而貳師將軍李廣利所率主力位於酒泉，兩部相距一千多裏。李廣利部西有嘉峪關，北有長城，按說是相對安全的，可匈奴一支勁旅從南麵的祁連山穿插而出，將李廣利合圍，漢軍損失十之六七，正當李廣利即將被俘時,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書?趙充國傳》）。此後，公孫敖、路博德兩部在浚稽山以西的涿塗山會師，結果連匈奴的影子都沒見到，這就是“五將失道”。李陵、李廣利兩部相隔過於遙遠，李廣利部與匈奴遭遇，李陵是不可能知道的，十年後李廣利投降匈奴後被殺。李陵、李廣利天漢二年後沒有接觸，故李陵書“陵獨遇戰”反而顯得可信。李善注所引《李陵集》中的上表，必寫於全師覆沒之前，表中隻說“五將失道”，不列其名，而史書於此五人的行軍狀況也無綜合的敘述，隻散見於傳記中，不習軍事的李善，當然會於“五將”之說產生疑問，而按之史書，而“五將失道”這種細節恐怕是難以偽托的。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李陵詩文的真偽問題不宜匆忙地、簡單地做結論，還有待於深人研究和新的發現。
4?關於《長門賦》
要說《文選》人選贗品，《長門賦?序》即是，為說清問題，特抄錄於下：
孝武皇帝陳皇後，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
酒，因於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後複得親幸。
《長門賦?序》，文詞鄙俗，無疑是後世好事者妄加。瞿蛻園先生在《漢魏六朝賦選》中說:“這篇序，是後人解釋這篇賦的緣起的一段話，說陳皇後複得親幸不一定是事實。”《長門賦》文辭華美，結構井然，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與序文相比，不難發現二者絕非出於一手，因此不能以序偽認定賦亦偽。
《南齊書?文學?陸厥傳》陸厥與沈約書雲：“《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前人以此作為《長門賦》非司馬相如所作的根據，但陸厥緊接又說：“一家之文，工拙壤隔。”陸文的意思顯然是說，同一人的作品，在水平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別。路鴻凱《文選學?撰人》引何(焯）屺瞻說:“此後人所擬，非相如作。其辭細麗，蓋張平子之流也。”駱先生並不同意何說，按雲:“謂之細麗則非。”以文辭風格判斷《長門賦》真偽僅何焯一例，但並無說服力，清人吳見思《史記論文》評點司馬相如賦:“《子虛》、《上林》兩賦，以侈麗勝。告蜀一檄一書，以層疊勝。.《諫獵疏》以法格勝，《大人賦》以瑰奇勝，《封禪書》以古奧勝。一篇一樣，幾與史公匹敵，故史公獨載其文，連篇不厭也。”吳見思“一篇一樣”之說，一語中的，司馬相如文賦風格多采多樣，太史公歸結為“多虛辭濫說”，《長門賦》似為典型，如果去掉序文，則難知其賦所寫的對象，這正給後好事者留下偽托序文的空間。這大概也是《文選》未去掉偽序的原因。
《長門賦》究竟是不是司馬相如作品，目前尚難斷定，這裏隻是將問題提出，事實究竟如何，尚待學界研究。
附：昭明太子蕭統年譜
501年齊和帝中興元年辛已一歲
九月生於襄陽。字德施。小字維摩。
502年梁武帝天監元壬午二歲
蕭衍受禪，梁朝建立。十一月，立蕭統為太子。
503年天監二年癸未三歲
任命東宮屬官:太子詹事柳談，太子中庶子範雲，太子庶子蕭琛，太子洗馬兼管東宮書記到沆，太子舍人殷鈞、到洽、劉孝卓。
504年天監三年甲甲四歲
學習《孝經》、《論語》。東宮建，太子中庶子範雲卒，時年五十二歲。梁以佛教為國教。
505年天監四年乙西五歲
《梁書?儒林?賀場傳》天監四年賀場奉“詔為皇太子定禮5撰《五經義》”。
506年天監五年丙戌六歲
蕭統遍讀《五經》，悉能諷誦。正月，沈約領太子詹事。《梁書-武帝紀中》:“天監五年秋八月辛酉，作太子宮。”閏十月，以臨川王宏為太子太傅，沈約為太子少傅。
507年天監六年丁亥七歲
《梁書?徐勉傳》載天監六年徐勉“領太子中座子，侍東宮”。
08年天監七年戊子八歲
置東宮侍讀學士，殷鈞、到洽充其選。《梁書?武帝中》:“天監七年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八月，異母弟蕭繹生。
509年天監八年己醜九歲
《梁書》本傳載:蕭統“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劉孝綽為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
510年天監九年庚寅十歲
蕭統入國子監就業。《梁書?武帝紀中》:“天監九年三月己醜,車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一師者，可令人學。《梁書?張充傳》:張充為“國子監祭酒。（張)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
511年天監+年辛卯十一歲
《梁書?韋睿傳》載:韋睿為太子詹事。
512年天監—年壬辰十二歲
蕭統參與政事。《南史》本傳:“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4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7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7有司以統幼，紿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所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
513年天監十二年癸已+三歲
閏三月，太子少傅沈約卒，年七十三。《梁書?殷芸傳》載:殷芸為太子侍讀。
514年天監十三年甲午十四歲
《梁書?元帝紀》、《梁書?武帝紀》載，七月，蕭繹立為湘東王。太子詹事韋睿出任丹陽尹。
515年天監十四年乙未十五歲
《梁書?武帝紀》:“天監十四年正月乙已朔皇太子冠，赦天下。”《梁書》本傳:“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就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嚐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南史?王錫傳》載:梁武帝命王錫、張纘人東宮，與太子遊處，情兼師友。
16年天監十五丙申十六歲
《南史?何思澄傳》:“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十
人為東宮學士
517年天監十六年丁酉十七歲
《梁書》本傳:“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眾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
518年天監十七年戊戌十八歲
八月，蕭統於玄圃園講經，作《解二諦義令旨》、《解法身義令旨》、《答玄圃園講頌啟令》、《玄圃講詩》、《答雲法師請開講書》、《又答雲法師書》、《謝敕齎木犀如意啟》、《謝敕齎製旨大涅般經講疏啟》、《謝敕齎製旨大集經講疏啟》等。
張率為太子仆。劉勰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按步兵校尉因陳表而遷，其年當在天監十七年，閏八月以後。”)
519年天監十八年己亥十九歲
《梁書?武帝紀中》載十八年，太子仆張率任司徒右長史，司徒右長史劉孝綽任太子仆。
520年普通元年庚子二+歲
《南史》本傳:“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義殿，鹹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禦樸素，身無浣衣，膳不兼肉。”
《建康實錄》卷十七《梁下》載:梁武帝為父建鍾山大愛敬寺成。梁武帝作《遊鍾山大愛敬詩》一首，《梁昭明太子文集》載蕭統和詩一首。
521年普通二年辛醜二十_歲
《梁書?武帝紀中》載:春正月甲戌，蕭統同母弟蕭綱出任徐州刺史。蕭統作《示徐州弟詩》十二章以贈。
《廣弘明集》、《續高僧傳?釋智藏》載：蕭統往遊鍾山開善寺，作《鍾山解講詩》。東宮屬官陸倕、蕭子顯、劉孝卓、劉孝儀和詩。蕭統及屬官進謁智藏，行弟子禮，並請開講《大涅槃經》。《梁書?陸襄傳》載:襄除太子洗馬。陸襄母年近八十，太子敬耆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饈衣服。
522年普通三年壬寅二+二歲
太子仆劉孝綽所編《太子文集》成書。蕭統作《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梁書?昭明太子傳》:“三年十一月，始興王儋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為疑，命仆劉孝綽議其事。”(愴，蕭統之叔）
523年普通四年癸卯二十三歲
《梁書?明山賓傳》：“四年……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開善寺僧釋智藏於上年九月卒，釋僧旻在虎丘，太子慕其重名，遣東宮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幾杖、爐奩、褥席、尾、拂扇等。欲請僧旻人主開善寺。（見《續高僧傳?釋僧旻》)處士何胤居虎丘講經論。《梁書?處士?何胤傳》:“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524年普通五年甲辰二十四歲
二月丁醜，徐勉子悱卒，皇太子遣使吊慰。《梁書?徐勉傳》載，徐悱東宮任職:“太子舍人，掌書記之任。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
據《建康實錄》卷十七載，太子母丁令光建善覺寺，梁武帝賜銅以造露盤,太子作《謝敕齎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啟》。
《梁書?周舍傳》:“普通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周）捨麵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人，猶為有司所奏，舍坐免。遷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時年五十六。”
525年普通六年乙已二十五歲
五月“壬子，遣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事，北伐”。《南史?武帝諸子傳》:“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塞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穩。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憂。”
《續高僧傳?釋法雲》:“普通六年，敕為大僧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皇太子作《同大僧正講詩》並序，序雲:“大正以真俗兼解，鬱為善歌。璡師以行有餘力，緣情繼響。餘自法席既闌，便思和寂。抒柚二年，濡翰兩器。大正今春複為同泰建講，法輪將半，此作方成，所以物色不同，序事或異。”
《梁書?殷芸傳》:“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梁書?王規傳》:“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範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
《南史?邵陵王給傳》載，邵陵王蕭綸(蕭統異母弟)肆行非法，梁武帝將於獄中賜死，昭明固諫，得免。
526年普通七年丙午二十六歲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荊、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
《南史*丁貴嬪傳》:“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十五日）薨，移殯於東宮臨雲殿，時年四十二。”
《梁書》本傳:“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人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製。《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強進飲食。’太子奉敕，乃進數合。”
527年普通八年大通元年丁未二十七歲
《梁書?劉孝綽傳》:“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倪墦《庾子山年譜》:“大通元年，信時年十有王五歲，侍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
東宮屬官明山賓、到洽、張率卒。
528年大通二年戊申二十八歲
劉孝綽複為太子仆,後以母憂去職。見《梁書?劉孝綽傳》。殷芸卒。太子作《宴闌思舊詩》。
528年大通三年、中大通元年已酉二十九歲
《南史?武帝諸子傳》載：“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俞)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地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雲‘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7。乃為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疏於雅，密啟武帝雲：‘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究其事。徐勉固諫得止……”
有學者推測《文選》成書於這一年。
530年中大通二年庚戌三十歲
吳興郡屢遭水災，詔發三郡民開渠瀉水，蕭統上《止三郡民丁就役疏》指陳其弊。
531年中大通三年辛亥三—歲
四月蕭統病逝。
(本文作者李華年係貴州民族大學資深教授、貴州省文史館館員，嚴進軍係貴州省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