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敏的方案是走技術引進、技貿結合、從散件起步並逐步國產化的開發新產品道路，借助國際金融貸款，從日本引進具有當代先進水平的五十鈴雙排座輕卡為換代產品。他要像孫猴子一般一下跳上日本人的肩頭，他要走出井岡山去飄洋過海！驚懾從傳統的臍帶上蚌猛般紛紛彈起：“廠裏剛剛有了一口飯吃，便要釜底抽薪，弄不好這口鍋也得賠了進去”；“一汽、二汽是國家的親兒子，借多少錢都由國家背著。我們是黑戶，中央不立項，國家不給錢，前景莫測難料，何必自己再去大動幹戈？”這段時間他的忙碌難以言喻，嘴皮和腳板一樣辛苦，最終他給省政府立下軍令狀：江鈴如果不從廠大門開出來，我就從廠門口滾出去！想想吧，一個當時固定資產不到千萬的廠子，最高債務額達1. 3億，僅利息每年就得付出100。萬，這卵石倒置的風險一旦砸在了頭上，他豈隻是滾出去，得從廠門口銬出去……然而，正是這份頂著巨大風險的執拗，使企業的大帆鼓起了恢弘的長風，當1986年國家正式把日本五十鈴作為“七五”計劃重點發展的車型，並組織“野戰軍”開發時，作為不久前還千瘡百孔的一個地方小廠，已經搶到了整整兩年的時間差，占領了國內大片市場。
他孤軍深入，又不甘心孤軍奮鬥。就企業來講必須盡快上經濟規模，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固若金湯。他走出了井岡山，又牽掛著井岡山。江西是個老區，想要靠農業騰飛，無異於在雞樹裏想抱出個天鵝蛋。但如果能將高技術、高利稅的汽車工業發展為省裏的支柱產業，不但能從整體上提高全省工業水平，還能為江西經濟騰飛提供昂奮的動力。1991年初，他提出了“強強聯合”的方案，即在省裏若幹個技術力量雄厚的工廠按股份製建立資產紐帶，實行人財物、產供銷的統一管理。幾乎墨跡未幹，非議便從四麵壓來：“工業布局上有條條，下有塊塊，形成幾十年了，哪能說改就改？”“好幾個廠子是副地級單位，孫敏這一兼並，他不就成了地級、副省級”……在中國，除去挖人祖墳，沒有比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更敏感、更讓人揪心的事了，頃刻間他一片迷茫，掉進了這塊土地上常使英雄淚滿襟的黑洞。與一些人不同的是，他們掉進去了，能爬出來的也心冷似灰，他站了起來依然心熱如炬。平時他走起路來瞪瞪有聲，瑟瑟生風。此時他以符合國情的步子緩緩前行，前進一小步，總比原地踏步好。他繞過那些不願當“亡國奴”的廠子，去遠處聯手那些憂患中國汽車工業也憂患江西的廠子。當江鈴汽車集團大體上按他的思路成立時，有人這樣看待他的執拗：孫敏有打！所謂有打，不是說他有南拳北腿的功夫，而是說有後台。當派性像稻米一般豐收時，人們也就像用米飯填飽肚皮一樣以派性分析去充塞腦袋……
集團在省預算內企業中已漸成半壁江山之勢，省長自然親日過問，省政府也為之專門成立領導小組，每過一二個月就要聽孫敏一次彙報，但他和頭頭的關係可謂君子之交淡如水。人們漸漸承認他的執拗來自於鮮明的改革意識和在科學論證基礎之上的超前決策。這些年來，他決策的項目猶如警笛嗚嗚作響的救火隊趕場，一個個接踵而至，但無不快速投入，快速產出，投資回報恍若打了露水的夜草，這幾年企業的發展便也吹了氣似的膨脹。1991年初在一次飯桌上，他說現在廠裏生產、經營的事我都不管了，得以主要精力考慮人“關”後企業麵臨的機遇和挑戰。共餐的人不是廠辦公室的，就是黨委宣傳部的。雖說每天都會看報，可聽他一套套說起“關貿總協定”來，無不覺得在聽講天書。直到1992年下半年，中國已見那雄關的端倪，工廠即用15億資金的計劃，10。公頃廠區的擴建，還有一條條自動控製、自動測試、國際一流水平的生產線，擺開了大決戰的架式。 日本五十鈴輕卡的出廠價是1萬美金，在發動機國產化之後，隻要形成年產6萬輛規模，江鈴車的成本便可降至8000美金以內，不但能在國內市場力挽狂瀾，也可去世界市場追星攬月……
（三）在蘇武牧羊式的悲涼之後，萌響
一個壓倒這悲涼的聲音……
與執拗相反，孫敏又充滿了彈性。
他牽掛井岡山；人民遭災了，集團一下捐出2000萬。人才難留住，往南邊流，往沿海流，“驚濤卷起千堆雪”，集團拿出幾百萬設立人才基金，以求和全社會一道不讓王勃在洪都新府吟哦的“雄州霧列，俊彩星馳”流為一句絕唱……如今在江西，無論科技、教育、衛生、文藝、體育、血防，若要辦件有意義而又缺錢或者少錢的事兒，大抵便像當年的紅軍“抬頭望見北鬥星”一樣，首先打的就是“江鈴”的主意。孫敏又從不打地方牌，打的是中華鵝認所有國產零部件，必須堅持按國際標準組織生產，實行貨比三家，不論省內省外，哪家零部件質量好價格便宜，就要哪家的。作為廠長，對下麵管國產化配套的部門，他從不替誰說情；同樣省裏市裏乃至部裏，如果為哪個企業需要照顧寫條子、打電話，他也從來不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