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攀上個三哥叫德明
我生在農村，小時候宗族意識嚴重，對趙姓感到格外親切，如果在書報上發現了姓趙的名人，那就比吃了麥子煎餅還高興。那一年，我發現北京有個翻譯家不但姓趙，還跟我一個輩分，喜得我急忙去找族老問，那個趙德明是不是跟咱們一家。族老也不清楚，因為從沭河東岸趙家臨沭村走出去的趙姓人散布在三縣幾十個村莊。雖然沒有搞清趙德明是何方人氏，但我從此盯上了那個名字。到了八十年代，一批翻譯家勤奮勞作，煽風點火，將“拉美文學爆炸”的硝煙引到中國文壇，趙德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些年，我讀過趙德明的許多譯作，如巴爾加斯·略薩的《胡利婭姨媽與作家》和一些中短篇小說，那譯文的優美流暢，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莫言在談到“翻譯家功德無量”時，曾有這樣的議論：“像我們這樣一批不懂外語的作家，看了趙德明、趙振江、林一安等先生翻譯的拉美作品，自己的小說語言也發生了變化。”可以說，包括趙德明在內的那一批翻譯家，通過對拉美文學的譯介，影響了一大批中國作家的創作路數，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的麵貌。
沒想到，2003年的夏天，我榮幸地與趙德明先生見麵了。北京大學一批教授看中了美麗的海濱小城日照，紛紛來此建房，趙德明先生也在教授花園擁有了一處公寓。我們一見如故，經常在一起談論文學，遊山玩水。他近幾年譯著特別豐富，幾乎每年都送我最新出版的作品：巴爾加斯·略薩的《情愛筆記》、加爾多斯的《葛羅麗婭》、羅伯特·安布埃羅的《斯德哥爾摩情人》、趙德明寫作的《巴爾加斯·略薩傳》等，很給我的書架增光添彩。交談中得知，他的父輩和我父輩一樣，都用“洪”字，而他聽大哥講，他們家老一輩雖然生在河北，但再往上推究，就是來自山東莒南。我說，那咱們真是一家了，你排行老三，我高攀一下，就叫你三哥吧。他很高興，滿口答應。
和三哥交往幾年，讓我最感到受益的，是聽他談論創作。對拉美文學的幾十年研究，在多個西方國家居住過的經曆，使他擁有了涵蓋世界文壇的高遠眼光和剖析作品的深厚功力。他深諳西方作家創作經驗，對中國作家的缺陷和不足看得十分清楚。2004年的春節他在北京，我打電話給他拜年時，他講了自己總結出的西方作家成功的七條“秘訣”，以此作為送我的年禮。去年夏天我去他家，他在長談中特別強調，寫小說一定要“包藏禍心”。我每聽他講，都有一種“聞道”的喜悅。我想讓更多的文友分享這種喜悅，便組織了好幾次文學講座，讓他“大放厥詞”。在最近的一次講座上，他講述了西方一些大作家對社會政治問題的參與和幹預，而後慷慨激昂地質問：像他們那樣敢於擔當的作家，在中國到底能有幾個？在中華民族的許多重要時刻，你們在哪裏？人民為什麼聽不到你們的聲音？這樣的質問，真讓我們如冷水澆背。
現在，三哥已經退休，除了給幾個還沒畢業的研究生授課和出席有關會議，他多數時間住在日照。一個67歲的人，竟然每天工作十來個小時，目前列入翻譯計劃的西方作品就有七八部之多。當然，這也是讓人家逼的，一些外國駐華使節和外國作家，指名道姓，譯者不是德明趙就不授予版權。所以，他往往是一大早就坐在電腦旁邊，吃飯和上廁所才是他的休息時間，讓我的嫂子李雅歌女士老是嘟噥。他聽從了勸說，有時候也去海邊走走，去街上逛逛，不知不覺竟交了好多的朋友。那些漁民、農民不知文學為何物，可都喜歡趙老頭的熱情和風趣，經常到他家裏串門“啦呱兒”。
三哥說，他現在已經愛上了日照。他喜歡日照的人，日照的海，日照的每一處風景。在一個夏日的午後，雷雨將至，他曾和他的小兒子爬上一座高樓，十分專注地看閃電在海麵上飛舞是怎樣的形態，聽雷聲從大海上傳來有著怎樣的韻律。還有一個夜晚，他和夫人孩子在教授花園的草坪邊乘涼，抬頭欣賞那些在大城市裏看不到的明亮星星時，竟然發現了一個不明飛行物。他在向我講述這些時，還是激動不已，繪形繪色。我想，在那些個時刻，我三哥是多麼年輕嗬。
2006、3、2
蒙 山 萱 草
我是在不經意間看見她們的。
2005年8月16日，蒙山腳下異常燠熱，頂巔卻是一片清爽。我隨眾人看罷九龍潭、鷹窩峰等景點，登上海拔1156米的龜蒙頂，又憑欄臨澗，在習習的涼風中遠眺偉人峰。在低頭的一瞬間，目光突然被一片明豔的花朵吸牢。
我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斷，便問當地文友：“這是黃花麼？”
文友說：“我們這裏管她叫金針菜。”
我這才想起，黃花是我家鄉的叫法。我也想起，除了黃花和金針菜，她還有好幾個名字：鹿蔥、宜男、忘憂草、萱草。最後一個，是最標準也最通用的。
但我一直叫她黃花，因為那是母親教給我的。
大饑饉的那年夏天，母親在家裏實在找不出吃的，就領著五歲的我上山剜野菜。她邊走邊說：“野菜有好多好多，你知道最好看的是什麼嗎？”
混沌未開的我搖搖頭。
母親說：“是黃花。”
母親向我講：黃花長在山裏，葉子栩綠栩綠，開出的花嬌黃嬌黃。如果刨來幾棵栽到院裏，就能在家裏賞花。花賞完了還可以吃，最好是用來溻煎餅，香噴噴的，甜絲絲的，可解饞了。我問她吃過沒有，她說吃過，那是她小的時候，姥爺從山上采回來的。
那天我們上山後，卻沒能找到黃花，就連野菜也剜得很少，因為上山找吃食的人實在是太多太多。無奈，母親隻好擼了一籃葛葉，領我戚然回家。至今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天吞食煮熟後的葛葉，我的嗓眼兒經受了怎樣的磨礪。
後來的幾十年間，我曾經無數次享用過金針菜，但真正看見野生的，這還是第一次。母親形容得對，她的葉子真是栩綠栩綠，花兒真是嬌黃嬌黃。她就生在龜蒙頂東側，生在山澗的坡壁上。山風拂過，她們搖搖曳曳，像隱居在山中的一群道姑，輕揮袍袖呈逍遙之態。
是嗬，蒙山自古以來是道教名山，這些萱草怎能不具仙風道骨。她別名“忘憂”，莫非也因其承繼了老莊風範？
可是，我在怔怔地看著她們的時候，並沒有忘憂。我在牽掛著我的母親。在蒙山之東，二百裏之外，她偃臥病榻已達四個月之久。
心肌病。很棘手的一種。幾次住院都不見效。我曾谘詢過許多醫學專家，在網上瘋狂地查來查去，但就是找不到一種好的療法。聽說莒縣有位中醫治這病還行，就去那裏就診，讓母親喝起了苦藥湯子。一天四包，總重一斤六兩。每當伺候她喝藥，我們兄妹心裏都很難受。
最讓人難受的是她日漸嚴重的癡呆。母親從前十分聰明，沒上過幾天學卻能讀書看報。近幾年腦血管慢慢淤堵，就讓她變成了一個半傻，大事小事過後即忘。去年我把她帶到日照，有一天上午看了正在海邊舉行的全國沙灘排球賽，午飯後幫她回憶，她竟茫然不知。今年夏天她在我家住過一段，可移住我二妹家之後卻說，她不記得到過日照。
但有些事情還是沒忘。今年我過生日時撥通二妹的手機，讓她放到母親的耳邊，我說媽媽，今天是六月十二，你還記得是什麼日子麼？她說，記得，是你的生日。那一刻，我握著話筒熱淚潸潸。
……孔子登臨碑就在我的身後。老夫子說，他登上這座山，就把整個魯國都看小了。我沒有他那麼寬廣的胸懷，此時我的眼裏隻有萱草，心裏隻有母親。
詩曰：“焉得諼（萱）草，言樹之背（北）。”古人常在北堂種萱草，而北堂正是母親的住處，於是就把母親稱為“萱堂”。
我從蒙山萱草上移開眼睛，抬起頭來，向著遠遠的東方看去。因為，那裏有著我的“萱堂大人”。
次日，蒙山筆會結束，我匆匆趕回了老家。到母親床前叫了一聲，她睜開眼睛說：“俺兒來啦？”說罷，艱難地撐起身來。
她坐定後問我：“你從哪裏來的？”
我說：“蒙山。”
她問：“蒙山有什麼？”
我說：“有黃花。”
她眼睛一亮：“黃花？那可是好東西。”
她向窗外看去，眼神飄得很遠很遠。
我知道，蒙山萱草在她此時的想像裏，一定是豔極美極。
2005、8、28
我有個克隆女兒在澳洲
女兒在國外已經兩年沒回家了。前些日子說，今年過年打算回來，接著就訂了機票。因為這個季節機票緊張，別的線路不是難訂就是貴，隻好訂了個三起三落的：奧克蘭——悉尼——首爾——青島。最後一次落地是在1月25號，臘月二十六。我和她媽高高興興，一天天盼望著女兒的到來。沒料想，今天早晨七點多鍾，我正寫作，突然接到女兒的電話。她叫一聲“爸爸”，接著就哭。我頭皮發麻，急忙問：怎麼了？出了什麼事情？快說快說！然而女兒哭得說不出話。這樣我就更加著急。女兒是個比較堅強的孩子，出國五年半，在外麵也遇到過許多難題，但在電話裏向我哭這還是第一次。是出車禍啦？是家中被盜啦？是和女婿鬧矛盾啦？我慌亂地加緊追問，她才哽咽著講了遇到的麻煩：因為飛機途經悉尼，她必須去 澳大利亞駐新西蘭大使館辦一個過境簽證，可今天人家把材料退了回來，說趙琳琳已於2000年去了該國。我吃驚地問女兒，這是怎麼回事？她說，你忘了那年我被盜的事？
我想起來了。那年女兒需要在國內辦一份手續，將護照用她同學的電腦和掃描儀複製了發給我，她粗心大意把護照原件忘在了掃描儀裏，結果當天晚上那套設備被盜。新西蘭的治安情況很好，小偷極少，可這偶爾的一次就給我女兒製造了大麻煩。她急忙報警，警察勘查了一番也沒能破案。之後便是去中國大使館補辦護照，大使館告訴她，有人拿了這個護照剛剛去了澳大利亞。護照雖然又補了一個，但想想澳洲還有一個趙琳琳，我和女兒心裏都很別扭。女兒說，這人肯定是早在新西蘭“黑”下來的，從小偷手裏買去這本護照，換了照片（舊版護照作假還容易一些），搶在有關方麵吊銷這本護照之前去了澳洲。當時我為了安慰女兒， 還跟她開玩笑說，我有個克隆女兒也不錯。
可是時隔幾年，假琳琳卻阻住了真琳琳的回家之路。女兒把事情原委告訴澳大利亞使館，那邊查了查紀錄，說這個趙琳琳去澳洲之後，還曾申請去馬來西亞，但遭到拒簽。使館的人對我女兒說，如果你說的屬實，可以遞交材料供我們重新研究。女兒說，這樣根本來不及，年前我甭想上路。我說，閨女，我還以為出了什麼大事呢，這點事還用哭？女兒說，事倒不大，可是想想別人把我克隆了，還時不時地給我製造麻煩，心裏難受。我說，別哭了，趕快退票，訂別的線路。
中午女兒又來電話，說票退掉了，另訂了走香港的飛機，這樣比原來走得晚，但年前夠到家。不過，走香港的機票貴，加上退票費，多花了一千多新元，合人民幣五六千。
放下電話後，我扒弄著日曆本，數算女兒回家還需多少日子。這時我突然想，我在澳洲的那個克隆女兒，她是什麼時候在新西蘭黑下來的？她為什麼要那樣做？現在她在澳洲什麼地方？生活得怎樣？在今天，在中國農曆的臘月十七，她想不想位於北半球的家鄉和親人？想不想拿著那本來路不明的護照闖關回家？
想來想去，我有了一聲沉重的歎息。
2006、1、16
去臨沂讀書的夢想
我小時候經常在姥娘家住，住在那裏最大的好處是有書可看。那些書，大多是我姥爺留下的。姥爺家境富裕，上世紀三十年代在臨沂上過“洋學”，後來參加革命，1948年奉命南下，第二年犧牲在河南。他留在家裏的書，有的是課本，有的是小說，雖然已經破舊變黃，還讓書蟲咬出了一些孔洞，但書中的內容深深吸引了我，讓我百看不厭。我至今記得，讀哥倫布、孫中山等人的事跡時，我那幼稚的心靈所受到的震撼；也記得，讀魯迅的《阿Ｑ正傳》時，讓阿Ｑ逗得傻笑不止，姥姥誤認為我中了邪魔，大驚失色。那時，我心中悄悄萌生了一個念頭：長大了也要去臨沂上“洋學”，像姥爺那樣讀好多好多的書。
後來才知道，姥爺上的“洋學”，其實是“高級小學”。那時候鄉下孩子念書都是去私塾，我的村子在民國時期屬於臨沂縣第五區，如果要接受新式而“高級”的教育就必須去臨沂。然而，幾十年過去，到我念“高級小學”的時候，竟然不用出村了，就連上中學也不用去臨沂，到莒南縣城就可以了。但是，臨沂仍然是我心中的“大地方”。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學習，以後到臨沂上大學去！可沒想到，我還沒念完“高級小學”，文化大革命就鬧得學校停課；兩年後我去鄰村讀初級中學，又因為學校不正經上課整天幹農活，我一氣之下輟學回家，求學之路就此中斷。
十五歲那年，我去臨沂三姨家玩，第一次到了那個大地方。在街上遊逛時，我想像著當年姥爺在“洋學”裏讀書的情景，再想一想自己的夢想落空，如今成了一個在生產隊割草喂驢的“半勞力”，心中悵然戚然，第一次知道了愁的滋味。
後來，我當了民辦教師，去莒南師範接受為期半年的培訓，被分到音樂班。臨近結業時，臨沂師範音樂班去招生，班裏選了六個同學去考，三個考中，三個落選，我是落選者之一。結業後回到村裏，我一邊教學一邊操練聲樂、器樂，一年後和落選的另外兩位同學再考，他倆都接到了錄取通知書，我再一次名落孫山。那年秋天，我騎著自行車去看望同學，在那個後來升格為臨沂教育學院的地方，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入骨入髓。
因為缺乏音樂天分，這條路走不通，我又尋找別的路子。當時上大學不再考試，靠單位推薦，這樣，連初中文憑都沒有的我也有上大學的資格。1973年，教學成績突出的我獲得了推薦，當時我想，如果真能上學，我首選臨沂師專。可是，那一年的招生方法改為推薦加考試，我的考試成績當然是一塌糊塗。遼寧的張鐵生讓那次考試惹惱，交白卷成為“反潮流英雄”，我沒有那份膽量，隻能自怨自艾，灰頭土臉地繼續當民辦教師。
1978年，我考上了公辦教師，繼而從政、從文，一晃幾十年過去。
2009年5月，我參加山東省作家協會組織的赴沂蒙老區采風活動，參觀了剛剛建起、正待掛牌的臨沂大學。這所大學，包容了原來的臨沂師專和臨沂教育學院。一進校門，我就有一種想流淚的感覺，心想：本人不才，到老也沒實現兒時的那個夢想，真是羞煞人也！
臨沂大學位於臨沂城西北部的祊河岸邊，校園之大之美，實屬罕見。聽學校領導介紹的辦學理念，既現代又務實，令人振奮。我想，這所大學的建成，圓了多少人到臨沂讀書的夢想嗬。
看著那些青春年少的大學生，我想：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把我身心的年輪衝刷掉幾十圈，讓我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個，抱著一摞書高高興興地去上課，該有多麼美妙嗬。
轉過身來，一眼瞥見在校園旁邊流淌千古從不回頭的那條沂河支流，我又啞然失笑，遂收起癡心夢想，用目光向那些“八О後”、“九О後”孩子們傳遞去由衷的祝福。
2010、12、8
我的中學是一場季風
我12歲那年第一次輟學。輟學的原因是來了“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那時的我不知憂愁，整天跟一些小夥伴混在一起，上山拾草，下河摸魚，不知不覺就是兩年。過了1969年的春節，忽然聽說4裏之外的圈子村小學辦起了初中班，我和幾個夥伴遂收起玩心，背著書包忽啦啦去了。在開學典禮上得知，我們之所以能在這麼近的地方上中學，全因為毛主席發表了“最新指示”：“農村小學附設初中班好，學生在學校學幾年之後，又可以回到生產勞動中去。”我們讀的這種班叫“帽子班”，意思是在小學頭上加了一頂中學帽子。
辦這種“帽子班”用意不錯，可小娃娃頂了個大帽子，總是空蕩蕩飄悠悠的。果不其然，由於師資力量不夠，更因為當時的政治氛圍，我們根本學不到什麼東西。毛澤東在那時有一條著名的“五七指示”，讓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到了我所在的學校，那就不是“以學為主”，而是“兼學”成了“主學”。學工我們沒有條件，因為農村沒有工廠，於是整天去生產隊裏幹農活，或者在學校旁邊的荒嶺上玩“捉特務”。那個春天特別幹旱，經常刮著熱燥燥的南風，學農學軍的我們就像地裏缺水的麥苗一樣，蔫兒巴唧，沒有一點點生氣。
到春天將要結束的時候，我對這樣的中學生活產生了強烈的厭惡情緒，心想：與其在這裏幹活，還不如回家幹呢，在自己的生產隊幹活還能掙幾個工分。這時我也意識到，身為長子，應該幫助父親為全家七口人掙飯吃了。於是，就決定離開那兒。
在我參加的最後一堂“學軍”課上，我找一處僻靜地方坐下，看著嶺下有兩行房屋的學校，盤點了一下我入學三個多月裏學到的全部“文化”：
語文和政治：沒有課本，隻學了幾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數學：初中第一本的四分之一，剛剛學完“有理數”；
物理：隻學了前三頁的“度量衡”。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個下午的風特別凶猛，將鬆樹上的花粉吹得紛紛揚揚，像一股股黃煙。我知道，每年鬆花粉飛揚的時候，便到了播種花生的季節。可是當時天旱地幹，沒法下種。
這樣，我14歲的時候再次輟學，一直到了33歲，才考入山東大學中文係作家班，又當了兩年的“讀書郎”。這個時候，我變成了一隻“老狼”，一隻在書山中貪婪無比、狂啃不休的“老狼”。
這份貪婪，是那個春天裏的季風造成的。
2005、11、12
我的1970年代
1970年代的音樂發燒友
古羅馬的哲學家普羅提諾說過：“音樂毫無疑問是一種巫術，它的魔力受到演奏者的歡迎，並為演奏者所追求；受到音樂迷惑的，不是人的意誌或智慧，而是無理性的靈魂。”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那顆“無理性的靈魂”就曾為音樂發燒，雖然那時並沒有“發燒友”一詞。
我十四歲那年輟學，給生產隊割草喂驢時自己學會了簡譜。那時有些農村人把“簡譜”理解為“撿譜”，用作動詞。他們誇獎我說，這個小孩不簡單，連歌譜都會撿了！我有點兒小驕傲，不但想“撿譜”，還想“撿”笛子，“撿”二胡，因為農村一般隻有這兩種樂器。我去商店看了，最便宜的笛子，一支三毛六；最便宜的二胡，一把兩塊二。貴重的二胡我不敢想，可是三毛六的那種也買不起，隻好用柳枝做一支實心笛子操練：手指忙活不停，曲子卻響在心裏。
真家夥買不起，心裏那些音符卻活躍得很，老想跑到空氣裏，讓我和別人的耳膜產生震動。那時村裏有一幫音樂發燒友，不管生活多麼艱苦，總喜歡聚在一起吹拉彈唱。他們組成文藝宣傳隊，不管村裏給不給記工分，經常在晚上和農閑時的白天排練、演出。我最愛跑到他們那裏，感受著一些音符變成絲聲、竹聲、肉聲和金屬聲來撞擊我的耳膜。
這些聲音裏，絲聲最為稀罕，因為二胡弦經常斷，一旦斷了還得跑到縣城花錢買。但這些發燒友有辦法：用節育環代替。那東西用鋼絲做成，盤成很細的螺旋，這螺旋又相接成環。他們托婦女主任從公社醫院要來（那時還沒有專門的計劃生育辦公室），把它拉直，再在筷子上擰一圈，反反複複地推拉，讓螺旋徹底消失，這就有了亮閃閃的一根琴弦。讓人遺憾的是，這琴弦的粗細全都一樣，使用時隻好將外弦擰得特別緊，將內弦擰得特別鬆，這樣才有五度之差。但不管怎樣，宣傳隊員們硬是用節育環奏出了時代最強音：歌頌毛主席的曲子，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曲子，歌頌工農兵的曲子。他們演奏時往往激情澎湃，頭也晃，手也抖，於是拉著拉著，那根過緊的外弦“嘣”地一聲斷掉。盡管節育環放在二胡上不好使，但並不妨礙我對它的喜愛。我曾死皮賴臉地向他們要了一個，時常把玩，心想，這麼好的文藝器材，放進女人肚子裏真是糟蹋了，屈村了。
我雖然擁有這樣的文藝器材，卻沒有辦法讓它發出響聲。有人說：“心裏沒有譜，不能拉二胡”，我心裏早有了譜子，也有了琴弦，可就是沒有胡琴。讓我不解的是，在宣傳隊拉二胡的人心裏並沒有譜子，他們都不會“撿”譜，連七個音符都念不全。我問過他們，一支支曲子在他們心裏是什麼樣子，他們說，是“郎當、郎當”。聽到這樣的說法，我對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記曲子得用七個音符，他們隻用“郎當”兩個字，不是天才又是什麼？
十五歲那年，我當了民辦教師，校長讓我在教一個複式班的同時兼教其他班的音樂課，我就整天向他提要求，要買一把二胡。校長經不住我的糾纏，就恩準我買，人民幣花了整五塊。我們那裏把初學二胡稱之為“殺蛙（wai）子”，因為聲音不堪入耳。我在不知殺死了多少隻青蛙之後，才讓音符去和諧地振動空氣和人的耳膜。
那年冬天，縣師範舉辦教師短訓班，我成了音樂班的一名學員。學習期間，我發燒發得更加厲害，聲樂，器樂，表演，門門功課都學得瘋狂。但不管怎麼努力，我在班裏並不出色，到了畢業彙報演出，隻能在“集體表演唱”裏揮胳膊踢腿，在京劇《智取威虎山》選場裏露一小臉——這小臉猙獰極了，因為我是土匪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剛之一。快離校時，臨沂師範音樂班到我們班招生，班裏選了六個同學去考。三個考中，三個落選，我是落選者之一。
半年後歸來，我的高燒依然不退。那時的音樂發燒友不像今天，有高檔音響，有MP3，有CD，有卡拉OK，有MTV，有當“超男”、“超女”和擺弄著手機或熒光棒當“粉絲”的機會。我能做的，是熱衷於收集新歌新曲。每當有一首新歌流行，我千方百計要把它搞到手，不然就寢食不安。我訂閱音樂雜誌，買歌本，收集每一張帶了曲譜的紙片。京劇樣板戲《龍江頌》剛出籠時，我竟然把厚厚一本主旋律譜子全部抄下。那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有“每周一歌”欄目，我備好紙筆，記詞記譜，不知從那個節目“下載”了多少首新歌。
再去報考音樂學校，更是發燒的主要表現。我根本認識不到自己欠缺音樂天賦，卻給自己打氣說，趙德發呀趙德發，你隻管繼續操練，臨沂師範早晚有你一個座位！然而，我操練了一年再去考，一首歌沒唱完，即被主考老師叫停。這麼粗暴的“PK”，真讓咱接受不了。2005年國慶期間中央二台搞了個“夢想中國”歌手大賽，有位男孩在海選時享受了和我同樣的待遇，做個鬼臉大聲抗議：我還沒到高潮呢！咱那時候說話比他專業，咱說：我能唱到高音G。你猜人家怎麼答複咱？——“那沒意義！”
這一次考試，頭年落選的三個莒南師範短訓班學員都參加了，另外兩個都接到了錄取通知書，我再一次失敗。
後來的日子裏，主考老師的那句話整天響在我的耳邊：沒意義，沒意義。我想，音樂這麼美好，我愛它愛得這麼深，難道隻有考上學才有意義？不，我當一個業餘音樂愛好者照樣有意義。我嗓子不好，就攻作曲吧，當個作曲家也不錯！於是，我把主攻方向改為歌曲創作，自己作詞自己譜曲，寫一首向外投一首，夢想自己寫的歌能從李雙江等著名歌唱家的嗓子裏飛出來，被全國人民傳唱。那時的《工農兵歌曲》編輯部、《紅小兵歌曲》編輯部、《解放軍歌曲》編輯部，廢紙簍裏肯定都有我的不少貢獻。
最終，我的作品隻能由我親自教給我的學生和我輔導的農村文藝宣傳隊。我十八歲那年，被公社派到胡家石河大隊當代課教師，第二年我幫該村辦起宣傳隊，許多節目都是自編自導，讓幹部社員刮目相看。我有了這點小資本，便鼓動大隊書記置辦樂器，最好去買一把小提琴。書記也是音樂發燒友，二胡拉得很棒，就批準了我的請求。我立即興衝衝跑到縣城，花六十八元買來一把，還買來一本《小提琴演奏法》。這一下把十裏八村的老百姓都鎮住了，因為他們沒見過這玩意兒。他們連名稱也搞不懂，記不住，隻好根據演奏它的架式稱之為“扛琴”。我其實從沒學過小提琴，看著書現學，好長時間才達到了能夠蒙騙父老鄉親的水平。
後來公社搞了一次文藝彙演，讓我們也參演一個節目。我選定八位姑娘，讓她們端著簸箕表演《喜曬豐收糧》。她們都不會化妝，在農村演出曆來是素麵朝天，可參加彙演就不能不講究一些了。於是，僅僅在縣師範學過兩節化妝課的我，給八張臉一一塗上油彩，一一描眉勾唇。演出是在下午，台上的姑娘們表現不錯，台側樂隊裏我的那把小提琴也很吸引觀眾的眼球。然而下台後站到觀眾堆裏看別的節目，我聽旁邊一個人說：胡家石河的識字班（沂蒙山區在抗戰時期大辦婦女識字班，後來識字班就成了姑娘的專用稱呼）怎麼都是一個眉毛高，一個眉毛低？我看看旁邊的八張臉，果然如此，這才知道我畫眉隻會正手，不會反手，結果誰的兩條眉毛也不在一個水平線上。若單看一張臉還不明顯，把八張臉放在一起就滑稽得很。我羞得不行，恨不能立馬找個地縫兒鑽進去。但我那時候特別愛麵子，不敢向姑娘們承認錯誤，隻好招呼她們提前回村。可這些純情識字班，好容易讓小趙老師給化了一次妝，舍不得洗去，晚飯後再集合時還是粉黛儼然。
1976年，我離開該村到別的學校，又教過幾年音樂課，發燒依舊。1980年我被調到公社黨委，感受到官場上嚴肅得近乎冰冷的氣氛，才明白自己不能再為音樂發燒了，就漚爛了滿肚子音符，閑置了歌本樂器。
不過，我這人有發燒的天性，告別音樂之後，又悄悄地轉向了另一門巫術——文學。這一燒更加厲害，二十年下去，燒得我滿頭黑發所剩無幾。這份高燒，是到死也退不了啦。
1970年代的鄉村教師
“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幾年，農村小學普遍關門。後來，國家最高領導人可能意識到鬧革命還是需要筆杆子的，就下令學校複課。我們村的小學想複課但缺乏教師，隻好采取“識仨教倆”的做法，意思是你如果識三個字，就可以教識兩個字的。於是，1970年秋後，隻在鄰村初中班混過四個月的我就成了一名民辦教師。
我那年15歲，正當著第二生產隊粉坊的小會計，一天到晚挑水，磨粉，做粉條，賣粉條，幹得一兜勁兒。我那時雖然迷戀音樂，但我知道那玩意兒好是好，卻不能當飯吃，就把人生方向定在了當會計上。我打算在粉坊好好地幹幾年，爭取當上生產小隊的會計，再奮鬥十幾年乃至幾十年，最終當上大隊會計。大隊會計在村裏是高級知識分子，多數時間坐在大隊部裏算賬看報紙，叫人羨慕至極。我想，咱如果熬到那一步，這輩子就算沒有白活。
可學校複課，突然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我想，有言道，“家有三鬥糧，不當孩子王”，一天到晚跟那些小孩子打交道有什麼意思。但我父親說，當老師好哇，風不刮頭，雨不打臉，去吧去吧。我隻好洗淨衣服上的粉斑，去學校報到。宋家溝小學的課時鍾，是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半截炮彈殼，掛在樹上，一敲“鋼鋼”響。我當學生的時候聽那聲音十分悅耳，可乍當老師的時候一聽它響，心裏緊張得直打哆嗦。
當時願回來念書的孩子很少，學校隻好把不同年級的學生湊成“複式班”，我接手了一個二年級和四年級合在一起的，以一當二，累得夠嗆。更可怕的是，由於停課幾年，學生都把歲數攢得很大，四年級裏竟有三位學生和我同歲。他們不把我這個小老師放在眼裏，有幾次到了上課時間，我往教室裏走時，一些學生竟然擠在門口叫著我的小名吆喝：“潮來嘍！潮來嘍！”把我氣得淚水橫飛。複式班教學很麻煩，要給這個年級講一會兒，再給另一個年級講一會兒，學生時而聽課時而做作業。可是有的學生該聽時不聽，不該聽時偏聽，加上大齡學生帶頭搗蛋，課堂秩序混亂不堪。我想對那些混賬家夥實行體罰，可是試過一次，因為身小力薄，差一點被他們體罰了。無奈，隻好收起“武略”，改用“文韜”。當時村裏正搞“憶苦思甜”，我把這方法也引入課堂，找來一些老貧農、老工人控訴萬惡舊社會的材料念。念的過程中，有的學生也似乎被感動，“喟喟”直哭，在課桌邊沿抹了不少鼻涕眼淚。我趁機敲打他們，教導他們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做一個守紀律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然而等到下一堂課，他們照樣和我搗蛋，搞得我頭疼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