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管不了；教，其實也教不了。我肚子裏那點兒文化水，能讓孩子們學到什麼？現在想來，那真叫誤人子弟。不過，那時候鄉村教師大多是從社員堆裏隨便摸出來的，比我還差的也有不少。在我們學校，一位老教師曾這樣講：天氣越往北越冷，到北極能凍死人；越往南越熱，到南極能熱死人。這還不算絕的，有一天授課，講到“毛澤東思想把我們的心頭照亮”一句，他說，剛剃的新嶄嶄的光頭，讓太陽一照明晃晃的，這就是把心（新）頭照亮。在我的鄰村，有位老師指導學生造出這樣的句子：光輝——我們到西嶺光輝了一趟。偶爾——我在山上拾了個小偶爾。在他的備課本上，“教育”二字全寫作“叫玉”。這是縣裏來檢查時發現的，讓教育部門領導講了個全縣皆知。
我雖然沒出這樣的笑話，但我知道自己腹內空空，懂得前車可鑒，就拚命地看書學習。那時大隊團支部有個集體借書證，我拿著它經常跑縣圖書館，一借就是一大摞，每晚在自家的油燈下讀到夜深。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喜歡上了教書這一行。因為我越來越體會到，書本是一種無比美好無比重要的東西，而在農村，老師就是離書本最近的人。
讓我喜歡這一行的原因還有金錢。那年臨近春節，學區校長忽然過來，給每人發了四塊錢，說這是兩個月的民辦教師補助費。我喜出望外，用這錢買了一雙棉鞋，讓我的腳在那個冬天裏感到特別溫暖。
1971年，補助費漲到每月四塊，民辦教師欣欣然也惴惴然。為何？因為在地裏幹活的社員們心理不平衡了。他們經常給你算賬：你當老師，隊裏給你記著工分，可是多數時間不下地幹活，風不刮頭雨不打臉，你省了鋤頭，省了鐵鍁，省了钁頭，省了鐮刀，連衣服糧食都省，現在你還在國家領一份錢，不是騎雙頭馬麼？不公平，一萬個不公平！因此，民辦教師到隊裏分糧食，往往會聽到他們的牢騷話：“咳，黑臉的掙給白臉的吃呀！”一到星期天或放假，生產隊長肯定是要給你派活兒的，不然那一天你就沒有工分。給你派活，還要讓你幹最重的，你幹不好就會被人譏笑：“嗬，整天當閑肉，怎麼也沒攢出多少勁兒？”
“閑肉”。這是民辦老師在農村人眼裏的形象。在他們看來，隻要是不費體力不流大汗，無論你幹什麼，都是閑肉。這個稱呼，說明了勞心者階層從勞力者階層之中剝離的艱難。在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裏，這種剝離不知造成了多少悲劇和喜劇。
因而，民辦老師的地位也就十分尷尬：他們一腳站在講台上，一腳插在墒溝裏，半是農民半是知識分子。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很特殊的一個階層。他們當中有“南郭先生”，也有許許多多的優秀教師。但他們的待遇一直不高，民辦教師補助費後來雖然多次提高，到了九十年代每月是幾十塊，一百來塊，但這個時候早已分田單幹，養家糊口全靠自己，而他們的“公辦”同事，工資已經漲到一千左右了。那些從教多年的民辦老師之所以不離開講台，一是熱愛教書育人這一行，二是期盼著能有轉成公辦教師的那一天。從九十年代末，國家逐步取消民辦老師，好的轉正，差的辭退，到新世紀之初，民辦教師終於成了一個曆史名詞。但是被辭退的那些，卻再也拂不去滿身滿心的粉筆麵子。前幾天還有一位我當年的同事到了我家，向我訴苦說，毀了，咱教了大半輩子學，落了個肌肉鬆弛，回家幹不好農活打不了工，村裏人嘲笑，老婆孩子瞧不起，咱等於廢物啦！我聽了這話，心裏非常難過。
我幹民辦教師整整三年。1973年秋天，公社選了五個代課教師，我是其中的一個，另外還有一個是我初中時的數學老師。何為代課教師？代公辦教師上課者也。這類人是教育部門的臨時工，日後有轉正的可能性，高中文化的一月發二十四，初中文化的一月發二十一。聽說我出村教學，一月還能領二十多塊錢，家裏人和村裏人都很吃驚，有個姑娘還說過這樣的話：你呀，是一步登天！佛家講，“天”有二十八個層次。莊戶人並不知道，他們眼中的“天”，其實也分為許多層。我登上的這層“天”，離莊稼地至多有一尺高。因為我還是農村戶口，還要向生產隊交款買“口糧”喂自己。
公社讓我去胡家石河大隊代課，那兒離我家八裏地。我每周背著一包煎餅過去，在那裏住六天，而後再回家背去一包。那個學校的學生五個年級三個班，我教了個“三五複式”。這裏的一年級不能搞複式班，因為有個老民辦老師教一年級教得呱呱叫，可讓他教二年級他就教不了。另一位老師教“二四複式”，好像還能應付，可是有一回公社教育組領導來檢查，發現他教的二年級學生無一例外造出了這麼個句子：“我們終於毛主席。”把“終於”和“忠於”等同，可以窺見該同誌的功底。該同誌還十分瀟灑，愛好打獵，有一年秋後，他竟然將一班學生讓我照看，自己扛著獵槍去蘇北荒原打野兔，一個多月才回來。這一月裏，我教兩個班，給四個年級上課，現在想想真不知道是怎麼對付的。
但這個山村人情淳厚，在那裏的兩年零八個月時光，令我終生懷念。村裏的幹部群眾把小趙老師視為自己的親人，極盡嗬護。那期間我吃的菜從不用買，光是人們送的就吃不了。我當然也努力回報他們，不光努力教好學生，還幫村裏辦青壯年夜校，輔導文藝宣傳隊，給學生和一些校外青年理發。1976年暑假我調走的時候，村支書哭，同事哭，學生們哭。一個月後，我因事又回這個村，街上一位老太太一把抓我的手說：“俺的好兒，你可又回來啦！”
我新去的單位是石崖聯中，在那裏教政治、曆史、音樂等雜七雜八的課。這裏學生多，教師多，工作環境挺好，但對我來說，就是吃飯不大方便。在胡家石河我是單身一人，從家裏背來煎餅，再炒一點青菜，就把自己打發了。我領的二十來塊錢，除了交給生產隊就是交給我父親，每月留的零花錢從不超過五元。現在說起來人家都不信：在那裏將近三年，我沒舍得買過一次肉。為什麼？家中準備蓋房，我必須省了再省。然而在這聯中，除了校長一家自己開夥，其他四五個公辦教師和我這個代課教師都吃食堂，開飯時同坐一桌。炊事員給每人盛好一碗菜，遞給公辦教師白麵饅頭，我便摸起自帶的地瓜幹煎餅，就這有了差別。平時我不大在乎，照樣把煎餅啃得有滋有味，怕就怕炊事員做麵條，因為他做了麵條就不再炒菜，我吃煎餅時隻好就鹹菜喝白水。他見我吞咽得艱難，有時給我舀來一碗麵條湯。可是享用過幾回之後，炊事員對我悄悄說，有的老師提意見了，說趙老師喝麵條湯，每次是不是得交一兩糧票。可我當時還是農村戶口，到哪裏去弄糧票呀？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十分嚴重，讓我徹底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之卑。
在這種境遇中，我特別地渴盼轉正。但那一天遲遲不來，讓我等了一年又一年。1977年冬天，公社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會戰，抽我去“向陽嶺戰場”搞宣傳，年後又留我在公社通訊組幫忙。我和通訊員小王一道，每天忙著采訪，寫稿，每完成一篇就投給縣廣播站，有的還投給《大眾日報》農村版。半年下去，被采用了不少，屢獲公社領導表揚。這時我就產生了美好幻想，認為自己這麼幹下去，肯定會有改換身份的那一天。然而到了夏天，上級要求教師“歸隊”，凡是被抽調做別的工作的教師，都要立即返回教學崗位，我又灰溜溜地去了石崖聯中。
這年冬天，高考製度恢複，許多民辦教師揚眉吐氣上了大學。我也蠢蠢欲動，打算一年之後去試試。1978年的春天，中國老百姓在曆經浩劫之後都在等待和尋找著改善生命的契機，23歲的我更是朝乾夕惕，焚膏繼晷，拚命往腦子裏裝那些我從沒學過的數理化知識。
暑假後的一天，校長從公社開會回來，給了我一張《紅樓夢》電影票，說一個學區才發兩張，要到縣城電影院裏看。我如獲至寶，因為那是剛剛解禁的一部好電影嗬。可是校長接著又講了一件事：省裏發下文件，要在全省招收一萬名公辦教師，教齡滿八年、獲三次以上縣級“優秀教師”稱號的可以報考。我恰巧三次獲獎，教齡也接近八年，這時立即將電影票還給校長，說我要抓緊時間複習。我考慮了一下，覺得報考小學老師有點兒丟臉，決定考中學語文教師。可我從沒教過中學語文，連怎樣備考都搞不清楚，就傻乎乎地讀起了《現代漢語詞典》。讀了幾天詞典，到縣裏考試，看看別的考生都是資深民辦教師，心裏很是緊張，上場之後竟然暈了，眼前發黑，惡心欲吐。坐了一會兒心想，反正就這一錘子買賣了，有多少力氣使多少力氣吧，就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拿起筆做題。
十多天後的一個晚上，管理區電話員跑到聯中，說接到公社電話，讓趙德發老師明天去縣教育局辦轉正手續。我激動得一夜未眠，第二天騎車上路，還老是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到了縣裏得知，我真得考上了，分數還挺高，相溝公社二十多人報考，隻考上三名，連我的數學老師也名落孫山。縣教育局給我開了手續，我拿著它到公社教育組報到，到糧管所拿糧食供應本，下午四點鍾，我徹頭徹尾地成了一名具有國家幹部身份的公辦教師。
我一考成名，公社開始將我重用，先調我去公社初中重點班教課，1979年夏天又讓我回古城學區擔任教導主任。該學區下轄石崖聯中和八個村的小學，當時沒有校長，由我一人負責。那時候全國教育戰線撥亂反正、意氣風發，我所在的學區也是人心齊，幹勁足。我和老師們拚幹一年，統考成績躍居全公社第二位，僅次於公社駐地的相溝學區。石崖聯中的教室多是危房，我到各村一次次遊說，懇求，終於讓八個大隊的支部書記同意集資集物建校。錢和物到位後，找好了建築隊，我和老師們輪流去三十裏之外運石料。那種石頭顏色赭紅，壘牆十分好看，當地沒有。我們坐著“小四輪”拖拉機去，從幾十米深的石塘裏將石頭一塊塊扛到車上，再坐在一堆石頭上回來，顛得骨頭架子都要散掉。放學後，星期天，我們也不休息，在建築工地幹這幹那，就連一圈院牆，也是我和老師們親手壘起的，無論公辦民辦，誰都沒有怨言。
1980年暑假開學，新校舍剛剛啟用，公社調我去擔任黨委組織幹事。當時我真是毫無思想準備。我本來打算像無數鄉村教師那樣，在講台上站一輩子，讓粉筆麵子染白頭發，然後退休回家與老伴偎依在一起等死的，結果一紙調令讓我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雖然我不幹教師了，但十年教師生涯在我的生命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兩年後我到了縣委機關，每當後街上莒南一中的鈴聲響起，我都要突然警覺一下，有幾次還下意識地站起身來，準備往教室裏走。直到如今我還經常做這樣的夢：我已經站在講台上麵對學生了，可是不知該講什麼，或者不知何故忘了帶課本，尷尬萬分。
1978年第一次招考公辦老師時，公社教育助理向我們講，這樣的機會今後每年都有，這一次不行還有下一次。可是後來一年一年再沒有動靜，直到八年後，我的數學老師才得以轉正。那時，我已經是縣委組織部副部長了。也就在那時，縣委統戰部的一位幹部告訴我，他八年前在縣教育局當人事科長，和局長們研究錄取那一批公辦教師，拿過趙德發的表，忽然發現這人教齡不夠，離規定的八年差兩個月。可是大家都說，這人才二十三歲，考得又好，放他一馬吧，遂決定錄用。
得知這一內幕，我對“命運”二字又有了一些新的體悟。
2006、4
一生隻做一件事
讀名家傳記，看身邊人事，我常常感歎：同樣是來世上為人，生命形態卻大相徑庭。有的人一生中可以做許多事情，而且件件都能做好；有的人一生中隻能做一件，如果多於一件他便不知所措，難以應對。
我就屬於後者。
三十年前我並沒有悟出這一點。我在一個秋夜裏偶爾翻閱文學雜誌，萌生了當作家的念頭之後，打算雙管齊下，就一邊偷偷摸摸寫小說，一邊認認真真幹工作。我當教師，當機關秘書，30歲那年又當上了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這期間，我也發表了多篇作品，加入了省作協。我欣欣然想，誰說一心不能二用，我這不是工作創作雙豐收嘛。
可是好景不長，我的欣悅與得意很快消失。為何？因為身為組織部的小頭頭，事務繁忙，心境也不清靜。我欲寫不能，欲罷不忍，很焦慮很痛苦。那時，當我讀到一些同齡人發表的好作品，都是著急，愧怍，每每出一身冷汗。隨後，身體也出了問題：頭暈，胸悶，有時候去四樓辦公室都要在中途歇息幾次。我多次去醫院檢查，卻查不出任何原因。1988年春天，得知山東大學招收作家班，我決定放棄仕途，專心去幹那件我極其熱愛、願意為之付出生命的事情。親友對我輪番勸說，極力挽救我這個傻蛋，然而他們徒勞無功，隻好用白眼與淚水把我送走。奇怪的是，進山大後我的病症統統消失，與常人無異。我讀到一本書，上麵講，那些症狀是焦慮所致。這時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趙某人天秉有限，他在這世上隻能幹一件事情。
有了這種體悟，在以後的歲月裏，我每當遇到要同時幹兩件或更多事情的情況，都是無一例外地做出決定：死心塌地搞創作，不對別的事情動心。
從山大作家班畢業後，我去了剛升格為地級市的日照。當時的市委宣傳部長問我，是否到文化或廣電部門幹，我說不去，我要等著文聯建起，到那裏搞創作。過了一段時間，我如願以償。
文聯成立後，財政局一年隻撥給四千元經費，身為唯一駐會副主席的我隻好想辦法掙錢，於是征地8畝，搞起了房地產開發。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建起一座住宅樓，卻趕上1995年的房地產大滑坡，賣到一半就賣不動了。這時有個商業單位想出低價把整塊地買過去，我經曆了平生唯一的一次通宵失眠，考慮該不該把它轉讓。我想，等把規劃的三座樓全部建起並賣掉，文聯就有錢了。但轉念一想，別說眼下過不去難關，就是能夠熬過去，我再建上一百座樓，不就是一個小房產商嘛，這事能有我的創作重要？於是，天亮時我做出決定：賣。把樓盤處理之後，單位小有賺頭，我也從此輕鬆。
幹了幾年文聯副主席，有一天宣傳部長找我談話，問我願不願調換崗位。我問幹什麼，他說，幹宣傳部副部長怎麼樣？我說，多謝部長厚愛，我還是留在文聯吧，因為在文聯搞寫作名正言順。
除了名正言順，在文聯的寫作時間也相對充裕。包括周末，我每周可以寫三天左右。然而我作為單位負責人，畢竟要應付公務、處理雜事。到了2001年春天，我想我年近半百，還是在有生之年多寫點作品吧，就向市委遞交報告，要求當專業作家。我向組織這樣講：如果能保留副主席職務就保留，如果不能，我就當普通創作員；如果還不好辦，請批準我提前退休。領導理解我的想法，讓我掛文聯主席職務，但不坐班，把主要精力用於創作。我實現了當專業作家的願望，但沒想到職務不降反升。事後，一位記者朋友在某報發表文章，不點名地譏諷我的做法是“以退為進”。我明白，因為價值觀不同，他做出這樣的臆測並不為怪，就不作解釋，一笑了之。
2002年10月，山東省作協換屆，我忝列主席團。此後，一些領導與師友多次勸我到濟南去。我不是不懂在省城的諸多好處，但我深知自己能力欠缺，無法在創作之外再勝任別的工作，就滿懷對他們的感激之情，一再婉謝。我說，日照是我的終老之地，我不會離開那兒的。
現在我年近花甲，肯定不會再有文學之外的事情成為我的第一要務了，所以我心中非常踏實。我經常想，我這個一生隻能幹一件事情的寡才之人，能將主要精力與時間投入創作，乃人生之大幸也！
感恩，慶幸，卻也老臉含羞。因為我沒把這件事情做好，精品力作太少，愧對“專業作家”這頂帽子，愧對給了我幫助和支持的人們。
2010、12、25
車輪滾滾 宿命難逃
許多年來，父親有一條最讓我瞧不起：他不會騎車。他本來是最有條件學車的，可他終於沒能學會。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自行車在我的家鄉還十分稀罕，能夠擁有的，一般是公職人員或集體單位。因為公社經常開會，有時還要四處參觀，所以每個大隊都購置一輛公車供幹部騎用。父親是大隊黨支部書記，也召開支委會做出決定，花155元買了一輛青島產的“大金鹿”。我想，這個時候，父親肯定是打算學車的。
然而，首先學車的不是他，是普通的社員群眾。那天把車子買回村，男女老少紛紛前去觀賞，光是那隻鈴鐺上就不知有多少隻手疊放在上麵，都想把它捏響。光是捏鈴還不過癮，有人就想騎上去，要駕馭這種用鋼鐵與橡膠製成的新式交通工具。我父親起初不答應，後來被纏磨煩了，說，學吧學吧，反正這車是集體的，人人有份兒。於是，“大金鹿”就被人推到了村東麥場裏。
那個學車場麵，我現在還記憶猶新。那簡直是鹿落狼群——大群精壯漢子你爭我搶，差點兒就把車子大卸八塊。後來有人發現，這樣誰也學不成，就用“抽草棒”的方式解決問題：弄來一些草莖，誰抽到最長的一根就學上幾圈。這樣一來，才有了秩序與效率。那天正好是滿月之夜，從月亮出山到太陽出山，宋家溝二村有三十多位男社員學會了騎自行車。當然，大金鹿也脫皮掉毛，慘不忍睹。那兩條車拐腿不知摔彎了多少次，沒法轉圈兒，社員們就拿钁頭把它一次次撬直，接著再騎。
那年我十五歲，也想學車。但我年小力薄，無法與那些青壯年競爭；另外我也怕摔，因為我親眼看見學車者有多人受傷，就一直站在麥場邊上旁觀。過了幾天，我去三姨家玩，見她家的車子閑著，就壯著膽子學了起來。摔過幾個跟頭，學會之後，我從三姨家出發，去了一趟12裏之外的臨沂。回到家裏，我講了我的成就，問父親學車了沒有，父親說：不急。
這時，全村想學車的人多已學會，大家都想利用自行車帶來的高速度，去宋家溝之外的地方逛一逛，於是就找各種借口向我父親申請用車。我父親宣布，除了公事，除了給重病號拿藥，誰也不準動用公車。
公事，主要是外出開會，開會最多的人當然是支部書記，可我父親照舊安步當車。我多次問他，你怎麼還不學車呀？父親說：不急，不急。別人問他，他也是說：不急，不急。有一天他到公社開會，天黑了好久才拖著沉重的腳步回來，說：唉，不學車不行了。原來，這天公社組織秋種大檢查，與會人員要騎著自行車看好多現場。全公社52個大隊，隻有他和圈子村的書記老王不會騎車。我們公社地處丘陵，道路除了上坡就是下坡，一輛自行車很難負載兩個人，他倆隻好跟在後麵步行。老王和老趙，都是老實人，人家看幾個地方他們也看幾個地方，不會偷懶，結果累了個半死。
父親學車也是選在晚上。奇怪的是，他沒讓我去幫忙。更奇怪的是，他很快從麥場上回來，坐在桌子邊一個勁地抽煙。我問他，會了沒有。他說：太難學了，算了吧，反正我還有老王做伴。第二天，我在別人那裏得知了父親學車的經過：他推著自行車在麥場上轉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敢騎上去。在別人的再三鼓動下，終於準備邁腿，卻連人帶車猛地摔倒。這樣的情況出現幾次之後，他就中止學車行動，揉著摔痛的地方回家了。這時我明白了，父親之所以磨磨蹭蹭遲遲不學，全因為他的怯懦。我勸父親：人家會，咱就不能會？摔幾下怕什麼？我母親和我弟弟妹妹也勸，父親卻連連搖頭，堅決不幹。
那年，父親隻有三十五歲。此後，他再沒學習騎車，無論開會還是趕集，都是依靠雙腳，我們家鄉把這叫“步攆兒”。大隊的那輛公車，多由別的幹部騎用。1973年，我到8裏外的一個村子當代課教師，父親拿出全部積蓄，也為我買了一輛“大金鹿”。這時我勸他再學，他還是搖頭。
有一天，我從教書的村子去公社開會，中途遇見了父親。他背著煎餅包，正晃動著微胖的身體在前麵踽踽獨行。我知道，他也要去參加公社的大會，就追上去，要馱著他一塊兒走。父親上了後座，因為身體較重，坐姿僵硬，讓我的騎行非常艱難。我沒好氣地說：你看你，要是自己會騎車多好！他說：我就知道你不想帶我，你走吧，我不坐了。說罷跳下車來，一個人繼續“步攆兒”。我不再管他，自己騎上車子躥到頭裏，一邊走一邊暗暗發誓：我這一輩子，一定要活到老學到老，決不做他那樣的怯懦之人！
三十年下去，我一直牢記誓言，學這學那，從不懈怠。父親呢，直到從大隊書記的位子上退下來，還是不會騎車。他不用出去開會了，偶爾趕集，依舊步行。我曾多次當麵嘲笑他，他也不生氣，隻說：就是學不會了，還能怎麼辦？我說：怎麼就學不會呢，你看我，不是學會了好多東西？過幾年，我還準備學開車呢！
把這句大話撂下，我卻一直沒有實施。一方麵，單位有公車，一般用不著自己開；另一方麵，在我內心深處，其實是畏懼汽車的。想一想，那麼一個大鐵家夥跑得賊快，肯定不如自行車聽話，萬一出了事，可不是好玩的，就一年一年地拖，遲遲按兵不動。等到許多同事、朋友都學會開車，我也快到離崗年齡了，心想，再不學就晚了。加上老伴學車的積極性很高，在家裏經常鼓動，於是在2008年的4月份，我倆一起去駕校報了名。
第一次學車是在下午。我打算像往常那樣睡一會兒午覺，上床不久，突然有一個聲音響在耳邊：“你的死期到了。”我遽然驚醒，心慌意亂。我想：這是誰在對我說話呢？想來想去，不會有別人，隻能是自己。那是我的心聲，是我在下意識裏害怕學車。我給自己打氣：沒事，人家能學，咱也能學。起床後，就和老伴去了。
到了駕校，教練板著臉吆三喝五，更讓我忐忑不安。很快，我們被領到一條馬路上操練，那裏車來人往，險象環生。幸好那個下午我學會了啟動車輛和拐彎兒，並沒出事，可以活著回家。
隨後，又學了兩個半天。由於學員太多，我在暮春的驕陽下暴曬三四個小時，才能有一次上車練習的機會。把這情況說給一位朋友聽，他自告奮勇道，我抽空陪你和嫂子單獨練去。
第二天下午，朋友用自己的車把我倆拉到市郊一段公路上，讓我倆輪流駕駛，他在副駕駛的位子隨時指導。我雖然還有些緊張，但技術上長進很快，來來回回開了幾十公裏。老伴和我差不多，也把車開得越來越順溜。
太陽西下，我把車子開到一個岔路口，朋友讓我到另一條路上試試，我就執行了他的指令。那是一條通往山區的鄉間公路，比剛才的路要窄一些。我有些擔心，但還是躲過行人和車輛，前行了幾公裏。老伴這時提出，她要開一段，我就把車停下，與她交換了位子。
車子在老伴的駕駛下駛往山區。很快，前麵出現一個大彎，接著就是上坡。前麵一輛大貨車正在噴著黑煙爬坡，把大半個路麵擋住，我們的車子則以很快的速度衝向貨車屁股。老伴慌了，說：怎麼辦？怎麼辦？朋友急忙去打方向盤，接著“怦”地一聲，我們的車撞到路邊的樹上熄了火。
車死了，人還活著。他倆從前麵下來，都安然無恙。我坐在車上沒動，因為我覺出了右臂的異樣：想把它抬起，卻有大半截不聽指揮。老伴問我怎麼樣，我說：我的胳膊斷了。我猜測，我之所以斷臂，是因為剛才坐在後座中間驚恐地看前麵，在車與樹相撞的一刹那，右臂猛地甩到了前座的邊沿上。
朋友急忙打電話調來另一輛車，把我送回市裏。路上，那大半條胳膊老往下掉，我隻好用左手托著右肘。到了醫院，拍片看看，右肱骨果然斷成了兩截。
辦好住院手續，我的右臂已經腫得可與大腿媲美。掛了一夜吊瓶，第二天上午我被推進手術室。局部麻醉之後，刀聲鑽聲，聲聲入耳。從手術室出來，我身上多了一條鋼板和若幹顆釘子。
在醫院躺了兩天，回想學車的前前後後，四句順口溜念了出來：
臂傷賺得閑時光，
且把病房當禪房。
誰說九折乃成醫？
一折便悟保身方。
各位看官，你看出我的悔意了吧？我懊悔自己孟浪，都一大把年紀了，還不懂如何保護自己，偏要學那充滿危險的鳥車。這一下可好，不隻撞斷了自己的胳膊，還讓那位朋友破財勞累，讓眾多親友擔驚受怕。
我進而想：這樁車禍，其實是提了個醒兒，讓我和老伴趁早刹車。你想，如果順順利利拿了證，以後還不知會出什麼事呢。我們兩個老東西死不足惜，要是拉著閨女寄養在這裏的兩個孩子出了事，那還了得！我和老伴說到這種可能性，兩張老臉都變得蠟黃。我們達成共識，接著就給駕校打電話，聲明停止學車。
聽說我出了事，父親和弟弟妹妹急忙從二百裏路外的老家趕來看望。父親拄著拐棍，拖拉著患老年關節炎的雙腿走進病房，問了我的傷情，說：傷好了還學車不？我說：不學了。父親聽後，放心地點了點頭。
兩周後出院，一年後再去剖開臂肉取走鋼板，我至今再沒動過學車的念頭。應付公務，用單位的車子；平時辦私事，或者打的，或者坐公交車。如果路不太遠，就動用父母贈給我的“11號”——雙腿。
如今，城裏的小汽車越來越多，“步攆兒”的人越來越少。我居住的日照新市區地廣人稀，經常有這種情況出現：馬路上車輪滾滾，人行道上隻有我踽踽獨行。我有時想，一些同齡人盡管不會開車，但他們的孩子會，可以拉著他們跑來跑去。我女兒在國外，有車我也坐不上，我可能就這麼一直走下去，直到老得走不動路，呆坐在家中等死。這個時候，心胸間就會有絲絲縷縷的落寞情緒冒出來，讓我不爽。
當然，我也有一些排遣的辦法。譬如說，多想想不開車的好處，節能減排過低碳生活啦；走路有利於健康啦，等等；譬如說，拿聖賢言論勸慰自己，不滯於物、不以物役啦，用平常心對待一切啦，等等。有一次我讀《世界文學》雜誌，得知一位法國當代作家平生從沒擁有汽車，還公開聲明說，他不需要用一輛小汽車來證明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我心中立即產生強烈共鳴，笑道：哈哈，我也不需要用小汽車證明我的存在！
不過，我排遣掉落寞情緒，平平靜靜地走在街上時，眼前還是經常出現我父親的影子。他，正晃動著微胖的身體，在山路上獨自“步攆兒”。
我想，他在前，我在後，爺兒倆並沒有多少區別。
這就是宿命。難逃的宿命。
2010、1、3
為 自 己 送 葬
回老家看望父母，剛坐下不久，忽聽外麵傳來吹吹打打的聲音。在我們那兒，是有人亡故才請吹鼓手的，於是就問父母，是誰老了。父親說：一村王德利。王德利我是認識的，二十年前，我每次看望尚在人世的姥娘，必經他的門口。一個高個子老頭，不大說話，麵無表情，或劈柴，或挑水，或坐在門口抽煙，或扛著農具下地。他走路時身體前傾，一雙外八字腳慢騰騰挪動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這兒，那吹吹打打的聲音越發響了，還有男人女人的哭聲夾雜其中。母親說，看看去，我就跟著父母走出院子。
村前果然有一支送葬隊伍，男人戴的孝帽，女人頂的首巾，連貫成一長溜雪白。一幫吹鼓手在前，各持響器，製造出喪事特需的動靜。一幫被稱為“舉重”的漢子在後，相互扶持，將一具土黃色的棺材抬在肩上。死者親友居中，有幾十號人。走在這些人前頭的當然是孝子。我向他看了一眼，不禁大吃一驚：那不就是王德利嗎？那個高個子老頭，正前傾著身體行走，一雙外八字腳慢騰騰挪動著。與我以前所見不同的是，他今天披麻戴孝，邊走邊哭。
王德利沒有死，他在為自己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