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讓寫作回到根上
——在北京大學“我們文學社”作的講演
同學們：晚上好！
我早就知道北大有個“我們文學社”，顧問是謝冕、錢理群先生。你們平時組織了許多文學活動，其中包括邀請一些作家見麵座談。但沒想到我會接到你們的邀請，謝謝你們給了我這次與同學們切磋創作的機會。
十年前，我的長篇小說《君子夢》在《當代》發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02年“農民三部曲”成套出版時改名為《天理暨人欲》），主要內容是表現儒家文化在農村的傳承流變，曾獲第三屆人民文學獎和首屆齊魯文學獎；前年，反映當代漢傳佛教文化景觀的長篇小說《雙手合十》在《中國作家》發表，被《長篇小說選刊》轉載，去年在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獲首屆泰山文藝獎。現在，我又在創作一部反映當代道教文化的長篇小說。我的創作取向引起了一些朋友的注意，他們問我為何對這些題材感興趣，我的回答是：讓寫作回到根上。
說到寫作說到“根”，大家可能會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尋根文學”。那是一場了不起的文學運動，一大批作家投入其中，有宣言，有實踐，我們至今對一些代表作記憶猶新。然而現在看來，這場文學運動其實是“按圖索驥”：一些作家急於讓文學脫離政治，受西方文化人類學等人文學科以及拉美文學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到民間去尋找“文化”的存在，用作品予以表現（當然這隻是部分作家的行為，有些作家並不是有意識地打著這個旗號寫作的，像阿城寫《棋王》）。評論家則推波助瀾，急急忙忙為“尋根文學”尋找代表作，甚至把一些不靠譜的作品也收羅其中。匆匆幾年的“按圖索驥”之後，那些代表作家們或者不再寫作，或者轉向其他領域；評論家的興奮點又轉向了“新寫實小說”等等，“尋根文學”作為一場文學運動，基本上偃旗息鼓。
但我們也要看到，二十年來一些作家還在持續著這種努力。他們繼續審視中國文化之根，做出了更為深刻的思考，像張煒最近推出的文化隨筆集《芳心似火》就是一部傑作，他對齊文化的考察之精細，認識之獨到，評判之犀利，令人歎服、欽敬。
我雖然才疏學淺，但也想做些嚐試。我是直接將目光瞄向了儒、釋、道三家，用長篇小說的形式表現它們在當代中國的存在形態。
我們回頭考察當年的“尋根”作品，發現除了阿城的《三王》、汪曾祺的《受戒》等一些作品表現儒釋道文化之外，許多作品熱衷於展示遠古文化在民間的流風遺韻，甚至是民族的“潛意識”。我認為，這些隻是我們民族文化之根的初級階段，並沒有發育成主根。主根是什麼？是儒、釋、道。盡管五四以來人們對這三家的批判持續不斷，建國後甚至將其定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對立麵，然而這三種文化是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精神支柱，民族的靈魂是用這些東西鑄造出來的，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現在的“國學熱”，可以看作是民族記憶的蘇醒。
我在網上看到，去年5月初，北大著名學者、“我們文學社”顧問錢理群先生做了個講演，在座的可能有在場聆聽者，題目叫作《尋找北大精神》。錢先生提出：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個是製度重建，二是文化重建，三是價值重建，四是生活重建。那麼文化重建從哪裏入手？我以為，一方麵要繼承傳統文化，一方麵要吸取現代理念。而對於傳統文化的繼承（在審視、揚棄之後的繼承），則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事情。它的功用，有這麼三條：
一是補皮。我們看到，世界上任何一種重要文化都是有外在標誌的，譬如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我們中華文化過去也有，但近百年來我們一些人為了“革命”的需要，急於脫掉這張皮，砸廟、掘墳、過洋節，甚至要改用拚音文字，讓我們的文化標誌變得日益模糊。就像北方農村為賺錢而到處栽植的速生楊樹，樹幹上隻有一些普通的皴皮，沒有了白楊樹上像一隻隻眼睛似的美麗圖案。我們應該意識到，強化中華文化的標誌是十分必要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有一個顯要而醒目的位置。
二是補氣。十多年前，我因寫作過於勞累，身體出了問題，有人說我是氣虛，建議我練練氣功。我起初不太相信，然而練了幾個月大見效用，因此這些年來我每天晚上都要打坐半個小時。由此我想到了中華傳統文化，她盡管也有不足，甚至產生了曆史積弊，但幾千年來我們的民族還是靠這一口氣撐著。拿知識分子來說，出世入世，在朝在野，榮辱窮通，甚至生死抉擇，都與儒釋道文化的浸染無法分開。古時蘇東坡，命運再怎麼坎坷，始終從容淡定；當代梁漱溟，不懼龍顏震怒，依然心口如一，這都是最典型最光輝的例證。錢理群先生說：大學需要三種精神：一個是沉靜，一個是清潔，一個是定力。我認為：沉，清，定，三個字，恰恰是儒釋道三家之精髓，也是中華文化氣脈之所在。
三是補天。我們都知道康德的那段話：“有兩種事物，我們愈是沉思，愈感到它們的崇高與神聖，愈是增加虔敬與信仰，這就是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為什麼把這二者相提並論？因為人心實在是太重要了。在儒家，從來都是把天理和人欲放在一起考察的。正因為人心的囂張，人性的貪婪，我們的地球今天才急遽變熱，南極上空才出現了臭氧空洞。我們老祖宗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天人合一”。你蔑視這個觀點，與這個觀點對著幹，到頭來肯定要受懲罰。當然，咱們講“天人合一”，西方列強卻不一定講，所以有人就譏諷“天人合一”是迂腐。盡管這樣，我們還是要抱定“天人合一”的觀點不放，並且盡量讓更多的人接受它，對天敬畏起來，讓貪欲收斂起來，不然的話，我們的天就會破得更快。儒家有言：“天者，理也；理者，天也。”現在提倡建設和諧社會，也可以視之為“補天”。如果讓傳統文化參與其中，讓那些寶貴的傳統理念在大眾中傳承和傳播，能在一定程度上抵製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猖獗，遏止某些人的貪欲、戾氣和殺心，讓社會趨於和諧。
當然，文化重建是全社會的事情，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係統工程。我想，我為中華文化新大廈的建設添不了磚，加不了瓦，就用自己的作品作些呼籲吧。於是，就有了這三部長篇小說的創作計劃。
計劃容易製訂，實施卻異常艱難。我是沒有上過幾天學的人，在文化養成上是先天不足，而對於小說中所要表現的生活，又知之甚少。沒有別的辦法，隻好從以下幾方麵努力：
一是大量讀書。寫《君子夢》之前，我讀了許多儒學經典，其中一部被主人公推崇的《呻吟語》，都快讓我翻爛了。對涉及到的一些問題，不弄清楚決不罷休。譬如，前些年許多人都講，1988年，有74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開會，發表了一個宣言，其中說，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兩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夫子的智慧。十年前，在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所的照壁上就用金字嵌著這話。我心中生疑惑，就查閱大量資料，終於搞清楚了：這事屬於子虛烏有，是某些中國同胞杜撰出來的神話。寫《雙手合十》，有關的書我讀了一百多本，光筆記就有幾十萬字。也正因為讀了一些書，在揚州高旻寺才通過了知客僧的考試，終於走進中國最正宗、規模最大的禪堂，與僧人們一起坐禪，體驗最為幽深的禪宗文化。這一段，我又全力學習道教文化，閱讀量也較為可觀。
二是深入采訪。為寫好《君子夢》，我幾次去曲阜采訪，並且找到了當年陪“小聖人”孔德成讀書的一位老人，了解到許多孔府往事，以及孔德成的老師、莒南人莊陔蘭的一些事跡（這人是《君子夢》中方翰林的原型）。在孔廟的東西兩廡，有長長的兩列配享的先賢先儒牌位，我站在最後麵的空缺待補處，體味、猜度過去無數讀書人的不朽之夢想。為寫《雙手合十》而進行的采訪，我下的功夫更大，幾年來跑遍了佛教四大名山，並在江浙一帶的多家寺院住過。我雖然不是佛教徒，但我尊重他們，用真誠的態度與他們交往，與他們打成一片，掌握了許多第一手材料。最近去一些道觀采訪也是這樣，了解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東西，其中有道家修煉中一些最為隱秘、神秘的事情。
三是認真思考。要用小說表現這幾大塊文化，光是客觀的展現還不夠，還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在《君子夢》中，我梳理出了一條線：“千古聖賢隻是治心”，認為毛澤東在“文革”中搞的“鬥私批修”運動與其一脈相承。我還借主人公的思考，表達了對於“天理”的新解釋：“三個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際關係的和諧，人們內心的和諧。我提出這“三個和諧”，是1998年的事。對儒家文化的一些思考，大家可以看我發在《當代》1998年第6期上的文章《永遠的君子永遠的夢》。《雙手合十》的主人公是一位在佛學院畢業的青年禪僧，我讓他根據前賢的一些觀點，提出了“平常禪”的主張，並定出了大致的幾條要領。這個“平常禪”提出來，許多朋友，包括一些禪和子（修禪的人）都給予肯定，這讓我感到高興。
四是精心創作。有了材料，有了思想，下一步是要把它們變成小說。故事，情節，人物，結構，語言，氣韻，等等等等，都來不得半點馬虎。尤其是寫佛教道教，由於不是我的“經驗寫作”，就顯得格外艱難。但我下定決心，像佛教徒所說的那樣“勇猛精進”，堅決要把它寫好，就反複思考，不斷琢磨，在每一個細節、甚至在每一個詞語上都不掉以輕心。《雙手合十》寫到16萬字的時候，我不滿意，就推倒重來。這是我以前長篇小說寫作過程中從沒有過的現象。終於，書出來之後，佛教界沒有人指出它存有硬傷，相反，包括遠在台灣的一些佛教徒都在相互介紹此書，給予充分肯定。一些評論家在總結2008年文壇收獲時，都提到了它。
就我個人而言，寫作過程中心靈上的收獲也是很大的。就說從事宗教題材寫作之後的幾點吧：第一點，我到佛寺、道觀采訪，聽著寺院裏的打板聲早起晚眠，與和尚道士一起上殿，一起吃齋，一起“出坡”，一起打坐，我發現，在物質層麵上我可以返樸歸真，過一種最簡單的生活。第二，一些出家人嚴格守戒，努力約束欲望，完善心靈，這給麵對商業社會裏種種誘惑的我們提供了一份發人深思的參照，讓我懂得了在紅塵中如何“安心”。第三，佛家講：“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道家講：“齊同慈愛，異骨成親”，他們提倡的悲憫情懷深深感動了我。第四，受禪宗“參話頭”的影響，我對人生的一些終極問題作出追問，深入思考，試圖尋找答案。雖然我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釋迦牟尼和老子的宇宙觀，因而不可能成為教徒，但宗教教義中的一些精華將會影響我的認識方式和處世態度。就拿認識方式而言，在一些場合，遇到一些事物，有時候會自然而然地會用上佛家或道家的視角。譬如，我年前在北大學習過十天，到未名湖遊覽時，隨意謅了這麼兩首：
博雅塔
不在伽藍作浮圖，
卻來鎮守未名湖。
滿懷清水成公案，
博得雅人盡拜伏。
未名湖
遙想當年拖屍禮，
湖中頻現落湯雞。
而今誰肯衣沾水？
唯有餘波示禪機。
（注：當年燕京大學新生入學，高年級學生要將其拋入未名湖中，讓其自行爬出，或將其拖出，名曰“拖屍禮”，來自英語“toss”的諧音。禪宗有“拖死屍是誰”之話頭。）
這算不上好詩，因為沒講究平仄。見笑了。謝謝同學們，祝“我們文學社”繁榮昌盛，英才輩出！
2009.4.18
追求“打成一片”的境界
“打成一片”一語出自禪家，原指心境如一，不再有區別，形成一個整體。《五燈會元》卷十五載，香林遠禪師在圓寂之前說：“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 後來，“打成一片”多用來形容感情融洽，成為一體。
我想，“打成一片”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作家要追求的境界。像我們這一代人，生在農村，在土地裏滾大，那是真正的“打成一片”。也正是憑著那時“打成一片”所獲得的入骨徹髓的經曆，才寫出了反映農村生活的一些作品。我耗費八年時間寫成、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係列長篇小說“農民三部曲”《繾綣與決絕》、《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夢》）、《青煙或白霧》正是我動用了多年的農村生活積累、加上讀書思考的結果。
然而，當我們進入城市居住之後，就慢慢地疏遠了農村。當年的經曆早已成為曆史場景，現在的農村是什麼樣子，農民到底怎麼樣生活，真的是知之甚少。即使回家鄉看看，即使去一些地方走走，也總是有些隔膜，是一種“兩張皮”的狀態。對農村是這樣，對五光十色、滾滾沸沸的城市生活，我們也沒能真正地“打成一片”。我們接觸的多是文學界同類，參加的活動多是與文學有關。有同行說，活著就是生活，我們每天都在生活之中。這話誠然有理，但我們這些專業作家的生活，委實過於逼仄、單調，難以代表時代、折射時代。所以，“生活在別處”這句名言，也可以給以新解，成為對作家的一種警醒與鞭策。
哪裏是“別處”？書齋之外就是別處，文學圈之外就是別處。農村，工廠，學校，軍營，那些傳統的“深入生活”的目的地，都有生動鮮活的素材等著我們去發現。在一些鮮為人知的領域，也同樣有一些文學價值極高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挖掘。我在完成了“農民三部曲”之後，打算從傳統文化中尋找創作資源，決定寫一部反映當代漢傳佛教文化景觀的長篇小說，就在大量讀書的同時，一次次地走出書齋，走進寺院。我知道，要想真正地了解那個陌生而幽深的領域，充分地占有素材，靠走馬觀花不行，靠記者式的采訪也遠遠不夠，最好的辦法就是忘掉自己的身份，忘掉去那兒的初衷，讓自己成為那兒的一分子，努力做到“打成一片”。我去南方一座佛教名山，那兒正辦著一個文化節，我如果到組委會報到，肯定會有優厚待遇，可以住星級酒店，出席一些慶典活動。但我想，那樣的話，我隻能得到一些浮光掠影的東西，非我所願。於是，我不暴露作家身份，冒充居士悄悄住進一家寺院，早上四點即起，隨僧人們一起上殿做早課。在當地電視直播文化節開幕式盛況的時候，我正在一個小小的寮房裏向一位老僧請教佛學上的問題。我不是佛教徒，但進入寺院之後，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佛教徒，我虔誠地和他們一起做功課，一起吃齋飯，一起“出坡”勞動。我每次住進寺院，基本上是與世隔絕，與僧人一樣過著最簡單的生活，聽著寺院裏的打板聲早起晚眠，一日三餐都是很簡單的素食。我以我的真誠與尊重，進入了一些一般人進不去的地方，看到了一些一般人看不到的場景，同時也結交了一批僧人朋友。揚州高旻寺是中外著名的禪寺，那裏的禪堂全國一流，並且完整地保存著傳統的儀規。我以一個禪學愛好者的身份向知客僧提出要求，通過了他的考試，才得以進去。在那個禪堂裏，我和眾多僧尼一起跑香，吃茶，坐禪，參話頭，尤其是在參“念佛是誰”這個話頭的時候，我也像一個禪僧一樣，反反複複地追問、拷問著自己。在這裏，我真切地體驗到了禪宗文化最核心的一些內容，體驗了禪僧們的內心世界。所以，我才能在作品中較好地塑造了休寧與慧昱師徒二人的形象，並借青年知識僧慧昱之口，提出了“平常禪”的修習主張。在南方一所佛學院裏，我像學僧那樣認真聽課，取得了講課法師的信任，我因此能夠走進他的方丈室，與他進行了關於佛教當今現狀、如何建設“人間佛教”的長談。另外，我在和僧人們一起生活與勞動時，通過融洽而深入地交談，了解到了許多僧人的俗世經曆、出家因緣、僧團生活甚至隱秘的修習體驗。正由於這樣，我才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領略了中國當代漢傳佛教文化景觀，最終寫出了《雙手合十》。這部作品發表後，在讀者中引起了較好反響，就連一些佛教徒看了，也說我寫的真是那麼回事。
當然，我的“打成一片”還是淺層次的。因為我不是佛教徒，在有些方麵我還不能完全投入，不能真正做到心境如一。但我這幾年一次次走進寺院的經曆，給我今後的“深入生活”積累了經驗。麵對另外一些新的領域，我想我也可以轉換角色，投入進去，與平日並不熟悉的人群“打成一片”，豐富自己的創作，同時也豐富自己的生命。
（此文是作者2007年5月參加中國作協紀念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5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稿）
我看當今少兒文學
——寫在2006年國際兒童圖書日
人類文明薪火相傳，傳遞的第一個火把應該就是少兒文學。少年兒童通過最初接觸到的這些作品，開啟心智，初步奠定最基本的價值觀，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時，人類有一種遊戲本能，少兒文學在起到教諭功能的同時，也滿足了人類在成長時期的遊戲、娛樂需要。除了民間的一些文學形態，古往今來兒童文學作家創作了大量的作品，被一代代的孩子們閱讀，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20世紀末開始，我國的兒童文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商業化、電子化和全球化的衝擊。在商業浪潮的衝擊下，作家和出版社往往是眼睛盯向市場，什麼賺錢寫什麼，什麼賺錢出什麼，這就帶來了泥沙俱下的問題。隨著網絡技術和電子遊戲等等的普及，新的少兒文學形式也出現了，譬如那些卡通書。以前我們讀到的外國少兒文學作品，不外乎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等等，但現在日、韓和歐美的當代作品大量湧入。不僅作品形態發生變化，兒童文學作家隊伍的成分也在變。以前是成人寫給少兒看，現在孩子們寫給自己看成為一大趨勢，且占有廣泛的市場，讓成人作家瞠目結舌。另外，對少兒文學的界定也有變化。少年兒童的年齡上限大約是16歲，16歲可以領居民身份證，應該視為青年了，可現在卻有人把描寫二十歲上下年輕人生活的作品，把二十歲上下年輕人從事的“青春寫作”仍然劃歸少兒文學，這是不應該、不正常的。這也證明了現在有些青少年人格成熟期的滯延。
考察現在的少兒文學創作，優秀作品還是大量出現的。從創作主體看，目前有一批優秀少兒作家如鄭淵潔、秦文君、曹文軒等較為活躍，同時也有大量的少年寫手湧現，有的十幾歲甚至六七歲就開始出書。文學“神童”自古就有，但沒有任何時候能比得上今天這樣多，對這種情況不知是該喜該憂。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社會的導向問題。現在的孩子有兩大群體，一個群體以“超女”為榜樣，夢想一唱成名；另一群體以韓寒、郭敬明為榜樣，夢想一寫成名。現在的孩子非常聰明，而且接受的信息量巨大，所以少年寫手的特點就是有自由的心靈、敏銳的感覺、過人的想像力及靈動的語言。孩子們喜歡看同齡人寫的書，市場巨大，出版社瞄準了這一點，逮住一個少兒寫手就包裝，就“隆重推出”，因此神州大地上的“神童”層出不窮。
但是，他們的作品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和不足。一是反叛過度。從韓寒開始，少年寫手作品中體現了強烈的反叛精神，對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反叛在同齡人那裏引起了強烈的共鳴。這也與他們平時經受了太多的壓抑和束縛有關。對陳舊的保守的腐朽的東西應該反叛，但不是對所有的既定秩序都要反叛，這應該有個限度，如果把人類一直奉行的那些價值觀都視為垃圾、斥為狗屁，那我們就要懷疑少年寫手的個人品質了。更何況，他們在反叛之後並沒有多少建樹。我們如果一味強調“童言無忌”，褒揚這種作為，那是不應該的，更何況一些寫手已經成人，應該知道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二是定位失度。現在的少年寫手對自身的定位有些失度。這存在兩個極端。一個是自戀，表現在小情緒、小情趣的泛濫，杯水風波，一驚一乍，唯我獨尊，唯我獨美。另一個極端就是自賤。作品中來點“無厘頭”風格，來點自我調侃，並不是不可以，但有的寫手擺出一副低得不能再低的姿態，奉行“人賤人愛”的理念，一味地糟蹋自己，這其實也是一種虛偽。除了上述兩種表現，還有一種現象就是“裝老”。現在的中國文壇很有意思，老的裝嫩，嫩的裝老。有些成人作家都老大不小了，還動輒念叨“我們男孩子、我們女生”，讓人起雞皮疙瘩。有的小孩沒什麼生活閱曆，卻作滄桑狀、出老人語，讓人覺得別扭。
優秀的少兒文學應該是怎樣的呢？我認為，它首先應該有童心童趣。過去我們過分強調了教化功能，讓每一個作品都要有一個主題，有意義指向，導致作品不被少兒讀者接受，讀起來索然寡味。現在少兒文學要真正回歸少兒，真正契合少兒心靈，寫他們之所想，說他們之想說。作品不一定非要有明確的意義指向，有趣就行，好玩就行。如唐老鴨和米老鼠係列作品，給我們的突出感覺就是好看好玩，但時間久了，我們也能領略到其中暗含的善良、正義、勇敢、機智等思想因子，這才是最高明的寓教於樂。
其次， 少兒作品要講真善美。兒童是人類的未來，應該讓他們在涉世之初接受一些美好的東西、真善美的東西，應向他們自然地“藝術”地灌輸一些人類共有的普世價值。
少兒文學還應該有一定的文學含量。現在一些少兒作品流於粗俗，尤其是在一些少年寫手那裏“粗口成章”，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擔憂。有些作品文字很不講究，很不規範。尤其是卡通書，那就更沒有文學性了。有人說，現在就是“讀圖時代”，但如果世上的成人隻看電視，兒童隻看卡通書，缺少了文字的熏陶，不再參與閱讀時的“二度創作”，那麼人類的理解力、想像力就會嚴重下降。
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能找到的兒童讀物很少，那是一個“閱讀饑餓”的年代。到了現在，兒童讀物鋪天蓋地，可孩子們隻顧忙著應付考試，卻沒有時間好好讀書，形成了另一種“閱讀饑餓”，這非常可悲。多讀一些好書，接受兒童文學的滋養，對孩子們完善心靈、冶煉人格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在國際兒童圖書日到來之際，我們的教育界、文學界、出版界能對這些問題予以重視，加以反思，讓孩子們能夠通過少兒作品高高地放飛他們的斑斕夢想。
2006、4、2
作家的宿命就是逃亡
作家應該過怎樣的生活？我從2005年塞萬提斯文學獎得主、當代墨西哥著名作家塞爾西奧·皮托爾的隨筆集中讀到了答案：逃亡。
是的。逃亡。首先是逃離平庸的生活。我讀過一些外國作家的傳記，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丟下穩定的生活與工作，出國遊曆，走遍四方。皮托爾也是這樣，他20歲時第一次出國，此後一直沒有停止，“在世界上敏捷地行動”，達28年之久。36歲時，他去西班牙，受出租車司機的騙，住進了巴塞羅那紅燈區的一家低廉旅館，因為等不來從國內寄來的稿酬，計劃中的三個星期變成了三年。他的日記，展示了這段生活的窘迫和心情的抑鬱。有一回，他欠著房費，口袋裏隻剩下10塊錢，望眼欲穿等待彙款，牙膏用光了，隻好用肥皂刷牙。終於，五百美元電彙過來，他欣喜若狂地寫道：“我活下來了！對，我活著呢。對，對，對，對。”活下來怎麼樣？他繼續在國外遊走。
作家的這種逃亡，其目的何在？在於逃離平庸的藝術。走出去，積攢經曆，開闊視野，站到藝術峰巔，擁有世界眼光，這是一個作家之文化養成所必需的。在意大利米蘭，他在走向聖馬利亞感恩女隱修院去看達·芬奇的壁畫時，忽然冒出了這樣的念頭：“麵對藝術品永遠的光輝，麵對藝術品的圓滿和完整，其餘的一切都是次要的、非正麵的、表麵的。藝術品表現並且徹底地表現人類能夠產生的最佳力量。”這是一個藝術聖徒才有的想法。也正因為如此，他在會見各國作家時，都對自己的作品來一番審視和省察。1993年，為了慶祝自己的60歲生日，他選擇了去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個歐洲城市去旅行。在佛羅倫薩，他見到神交已久的作家達布齊。之後，他回旅館瀏覽了一下達布齊送他的書，麵對書中展現出的聰明才智，他羞愧無比，甚至想“給自己的腦殼來上一槍”！正因為能夠這樣“見賢思齊”，皮托爾的創作才一直處於上升狀態，終於在2005年榮獲西班牙語文學界最高獎——塞萬得斯文學獎。
皮托爾的逃亡還有一種，那就是逃離麻木的心境和旁觀者的角色。《逃亡的藝術》一書的“結尾篇”，我讀時特別感動。1994年，我正在研究土地問題，準備創作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注意到了墨西哥恰帕斯地區印第安人為奪回失去的土地而舉行武裝起義的消息，後來我還把一則消息原封不動地搬進小說之中。現在我才知道，皮托爾當時正在國內，對那個事件不但一直密切關注，而且還親自去現場做了采訪，弄清了印第安人幾百年來一直被欺壓、被剝奪的真相，了解到他們起義的目的隻是想要一小塊僅僅用於種植糧食以便填飽肚皮的土地。在重大事件中“在場”，而不是麻木不仁地作壁上觀，皮托爾此舉真讓我十分欽佩。
然而，作家想逃亡並不那麼容易。我們或是有穩定而安逸的生活，或是有來自單位、家庭諸方麵的束縛，或是缺少金錢、時間等等必要的條件。麵對這些，我們的確很無奈，但我們也有辦法：讓心去逃亡。身不出國門半步，卻讓一顆心通過閱讀和想像去遊曆，去流浪，去體驗，去獲得我們想獲得的一切。
逃吧，逃吧，不逃則亡。這就是作家的宿命。
2006、6、5
（《逃亡的藝術》，塞爾西奧·皮托爾著，趙德明譯，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4月出版）
熱忱?境界?修煉
今天，我借這次全市文學創作會議，和文友們說說心裏話，加加油打打氣。
講三個關鍵詞：
一、熱忱
請問：大家來自不同行當，各有各的事情，今天為什麼會集合起來坐到這裏？大家會說，因為文學。那麼我們接著想一想，自己當初對文學是一種什麼感覺，現在又是一種什麼感覺。是繼續保持了當初的那份熱忱與激情，還是有所消退，有所厭倦，甚至想與文學分手？
在今天，已經很少有人對文學忠貞不二，之死靡他，因為那很不現實。我在文學麵前是個十足的癡漢，“以文學為宗教，把寫作當修行”是我的座右銘，但我不能要求大家都像我這樣。大家都是業餘作家，都有一份本職工作需要幹好。而且，這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是官本位，是物質主義。價值觀有時候比鋼鐵還要堅硬，能夠很容易地改變一個人。
然而，我還是要說一句：朋友，請分出一點心來愛文學，請你盡量保持與文學初戀時的那份熱忱。
老子講：“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我們要不斷地增長知識，不斷去除那些擾亂心靈的東西。佛經上說，人有八萬四千煩惱，去除煩惱的最好方法就是“看破”與“放下”，這對我們來說很有借鑒作用。要讓心念盡量地遠離那些不屬於生命本質的東西，學會對每天的時間進行分配，爭取每天拿出一段時間讀書學習。我這麼說，不是說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而是說爭取做到“隨緣如水，心定如山”，經常讓自己的心境轉換到那種適合於文學創作的狀態之中。
二、境界
我認為，一般來講，寫作者分處於這樣三種境界：
第一是“迷境”。主要表現是：“摩拳擦掌，見啥寫啥，慣拿常識做文章。”許多初學寫作者都處於這一階段，對創作非常癡迷，卻又懵懵懂懂，寫出來的無非是一些常識而已。拿我自己來說，當年也在這個境界中迷糊了多年，直到寫出短篇小說《通腿兒》。
第二是“悟境”。主要表現是：“焚香淨手，描龍畫鳳，匠心獨運好辛苦。”這裏說的悟，是指寫作者對文學本質與創作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和體悟，對文學起了敬畏之心，在創作中殫精竭慮，講究技巧，精益求精。可以說，許多作家都處在這個境界。
第三是“化境”。主要表現是：“千手若無，出神入化，自然天成大作品。”這是指藝術造詣達到精妙的境界，可與造化媲美。這樣的作品，看不到技巧，恰似天衣無縫，無一處不圓融，無一處著痕跡。這樣的境界是一般作家達不到的。像我這樣的愚鈍之輩，離這境界大概有十萬八千裏之遙。但我們要明白有這個崇高境界存在，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文學道路上，我們要讓自己不斷地上層次，增品位。我對文友們有個建議：請盡量把目標定得高一些，不要滿足於自己的作品發表了，出版了，或者在一縣一市“出人頭地”。要努力讓自己的筆下多出精品佳作，把自己的創作放在當代文學的大格局中考察和定位。
三、修煉
什麼能夠成就作家？我以為，除了天賦，必須有優良的人格、深厚的學養、靈慧的悟性和出眾的表達能力。
怎麼能夠獲得這些呢？要靠修煉。
一是多多讀書。
有些文友在讀書學習上存在問題，一是少，二是偏。偏的問題表現在：學西方多，學中國少；學當代多，學古代少；學文學多，學其他少；學技巧多，學思想少。這樣下去，不利於創作上的突破，應該認真改造我們的學習。
要多了解傳統文化。一方麵，多讀古典文學作品；另一方麵，盡量讀一點儒家、佛家和道家的經典。這樣，才會明白我們的根在哪裏，才會從這些文化之根中汲取豐厚的營養。
要多了解當代科學成果。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麵，當今發展到了什麼地步，有什麼新的成果，都要有所了解。你假如沒有太多的時間讀書看報，把每一期的《新華文摘》瀏覽一下，也能起一些作用。這樣的閱讀持續下去，你的視野就會宏闊起來。
要多了解當今社會。要認真去讀社會這本大書，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見聞，增加自己的閱曆，充分了解和把握社會變化。在今天，尤其是要密切關注城市化、全球化進程，善於從社會脈搏中捕捉創作素材。
二是多多思考。
在今天，各種信息如漫天泡沫，很容易會遮蔽人的耳目，使你失去“正見”與“正信”。我們應該開動腦筋，勤於思考，明辨是非，認清事物的本質所在。要善於產出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用作品演繹別人的觀點。舉例來說，一部小說，雖然展現的是混混沌沌、滾滾沸沸的原生態式的生活，但其中應該溶入了思想的結晶，而且這種結晶要由作家本人的腦汁凝結而成。這樣的作品，才顯得獨特而深刻。
三是多多練筆。
鑒賞力與表現力，即眼與手的關係。修煉中有這麼三個階段：眼低手低；眼高手低；眼高手高。最可怕的是眼高手低，不知有多少人因此失去了自信，眼睜睜地讓作家夢破滅。
要順利闖過這個階段，最好的辦法還是多寫。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光是讀書，長時間不寫一字，這是很危險的做法。“拳不離手，曲不離口”，這是經驗之談。
綜上所述，我們要保持對文學的熱忱，追求較高的創作境界，日複一日地刻苦修煉，爭取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與各位共勉。
2010、6、5
超越自己一直是我的夢想
《齊魯晚報》記者倪自放：我記得，你一直致力於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其中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係列長篇小說“農民三部曲”《繾綣與決絕》、《天理暨人欲》、《青煙或白霧》引起了較大反響，你為何又突然涉足佛教題材，寫出了《雙手合十》呢？
趙德發：主要的原因，是我想超越自己。我多年來的一個夢想，就是能夠在我的寫作生涯中不斷地超越自己。我在農村題材領域耕耘了二十年之後，雖然手頭還有待寫的農村小說構思，但我發現很難超越，尤其是難以超越“農民三部曲”。2003年的秋天，就在我苦苦思考下一步該寫什麼的時候，一個因緣到來，我萌生了寫一寫當代漢傳佛教的念頭。從此，我一方麵讀書，力圖掌握佛教的基本教義，先後讀了一兩百本。另一方麵，去了解佛教徒的宗教生活，一次一次地走進寺院和居士林。我走遍了佛教四大名山，在本地和江浙一帶的多家寺院住過。我用我的真誠和尊重，結交了許多僧人朋友和居士朋友，從而走進了他們的生活，走進了他們的內心，《雙手合十》這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中漸漸清晰，要表達的思想內容也一步步思考成熟。我試圖通過這部小說將寺院的宗教生活和僧人的內心世界加以展示，將當今社會變革在佛教內部引起的種種律動予以傳達，將人生終極意義放在僧俗兩界共同麵臨的處境中作出追問。我不敢說我寫這部長篇是不是成功地超越了自己，但我以為，有沒有超越自己的想法和行動，是衡量一個作家有沒有銳氣，甚至是有沒有生命力、創造力的標誌。
記者：請談談《雙手合十》的問世過程。
趙德發：這部小說是去年秋天完稿的。我打印後送給張煒先生征求意見，他看後給我打了四十分鍾的電話，對作品給予高度評價，同時也指出了書中個別需要完善的地方。我做修改後，將書稿寄給了《中國作家》副主編楊誌廣先生，他們認為，“這部作品涉獵了當代長篇小說從未接觸到的一個全新領域”，一周內就定下在2007年第一期發表。在下稿的時候，他們又向《長篇小說選刊》做了推薦，該刊主編其其格女士、有關編輯連同特約編審、著名評論家賀紹俊先生連夜審讀，三天之後就決定在第一期轉載，賀先生還寫了評論《跟著趙德發喝茶去》在同期發表。這部小說在中國作協兩大刊物所受到的禮遇，讓我感到了欣慰。它的單行本，也將在今年出版。
記者：《雙手合十》中表現的佛教與當今社會的關係是怎樣的？
趙德發：我不是佛教徒，但我以為，佛教進入中國兩千年來，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國人的精神支柱之一。進入當代，漢傳佛教在中西文化的衝突融會中興衰，在社會的急劇變革中嬗變，其形態與內涵更加豐富多彩。要看到，佛教的勸善、安心、解除煩惱等功用，當今佛教界關於建設“人間佛教”的一些主張和實踐，對建設和諧社會都是很有益處的。《雙手合十》的主人公慧昱是一位很有抱負的青年禪僧，我通過他提出了“平常禪”的主張。我認為，如果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能那樣做人處事，以平常心對待種種際遇，那麼我們的人生就會安順許多。
記者：一開始讀《雙手合十》的時候，就覺得這部小說太適合拍成電影或者電視劇了，因為它能給觀眾展示一個新的未知的領域。您有沒有這個打算？或者有沒有這方麵的人聯係您？
趙德發：小說麵世以後，先後有幾家公司主動聯係我，要改編電影或電視劇，但都沒有最後談定。能不能做成，不是我能決定的事情，隨緣吧。
記者：之所以感覺你的作品適合拍成電視劇，是因為可讀性，從“農民三部曲”的時候這種特點就已經體現出來了，你如何看待小說的可讀性？小說可讀是不是迎合讀者？
趙德發：不管作者和評論家有過怎樣的爭論和實踐，到頭來小說還是不能沒有故事這個重要元素，小說離不開故事的支撐。而且，小說中的故事應該精彩、精彩、再精彩。這也是對作家才智的挑戰，作家在這方麵就是要處心積慮、絞盡腦汁。我不認為編織好看的故事就是刻意迎合讀者，其實這是遵從了創作規律。我的幾部長篇，包括《雙手合十》，都有許多朋友告訴我，是拿到書後不想放下，甚至是通宵讀完，這是讓我特別高興的事情。
記者：你以前的作品最主要的是“農民三部曲”，都是農村題材的。你也提到過寫作題材分自己熟悉的、自己陌生的等幾類。這次寫有關佛教的小說，您花費了很多心血。那麼，您覺得自己現在最熟悉、最在行的是哪種題材呢？
趙德發：最熟悉的還是農村題材，但談不上最在行。因為我對自己的作品也有許多不滿意之處，我必須不斷超越自己。
記者：提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你個人認為，現在的農村題材小說發展方向是什麼？或者說在現階段農村題材小說應該如何寫？表現什麼內容？
趙德發：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發展到今天，的確應該好好總結，認真企劃。我個人以為，應該從“大、小、內、外”幾個方麵著力。就是說，作品既要反映出當今農村麵臨的城市化、全球化、現代化的大背景，又要從最小、最細微處著手，表現農民的命運、情感以及真實而深邃的心理曆程。既能讓國內讀者認可，也能讓國外讀者理解，讓作品表現的悲憫之心、理想主義和普世價值喚起人們的普遍共鳴。
記者：你個人現在在農村題材小說（中長篇）方麵有沒有新打算？
趙德發：暫時要停一停。我打算，下一部長篇要寫當代道教。“農民三部曲”之二《君子夢》（後改名為《天理暨人欲》）寫到了儒家，《雙手合十》寫到了佛家，再來上一部道教題材的，這樣，我對傳統文化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就都有涉獵了。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寫作資源，是我給自己定的一個創作方向，也是我的一項重要追求。不管做到怎樣，我都會為我給自己設定的挑戰感到欣悅。當然，過幾年之後，我肯定還會回過頭來再寫農村。
記者：如今玄幻和校園浪漫小說大行其道，這些書都很受讀者歡迎，算作暢銷書了。您是一個可以用很多時間體驗、調查，然後才創作，並且態度非常認真的作家。對於那些寫作過程很快，沒有什麼現實基礎的小說，您如何看待？
趙德發：以平常心看待這些，就不覺得有什麼不公平。一些孩子寫的東西，另一些孩子願買願看，我何苦要滿腹牢騷、叫喊不公平呢？想一想吧，如果有人不願買我的作品，我卻硬要他去買，這是不是也叫做不公平？所以，心不隨境轉，該怎麼寫就怎麼寫，這才是我們的正確態度。
記者：你說過，要寫那種最好是別人沒寫過的新穎題材。但現在流行的這些類型，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內容，並且密集地紮堆出版，可照樣還是有讀者，有銷量，您有什麼看法呢?
趙德發：大家天天吃饅頭，機器生產的饅頭不是照常旺銷？我在街角費勁巴力地烤地瓜，買者肯定不如饅頭店的顧客多，難道我也引進機器去做饅頭？我不會侍弄機器，做不出那種口味的。我的任務就是，繼續去煙熏火燎地烤地瓜，隨緣任運地等待朋友品嚐。
《齊魯晚報》2007、3、4
書成呼友吃茶去
——關於《雙手合十》的對話
雨蘭（《山東建設報》副刊主編、青年作家）：首先祝賀趙老師！大概是四年前，我在《山東作家》上讀到你寫的文章《殊勝之緣》，得知你計劃寫一部反映當代漢傳佛教文化的長篇小說，現在，你的《雙手合十》（以下簡稱《合十》）已在《中國作家》發表，並被《長篇小說選刊》轉載，34萬字的單行本也已出版，算是功德圓滿了。我讀過一些反映當代藏傳佛教的小說，但反映當代漢傳佛教的，《合十》還是第一部。你說過，“寫作是一種修行”，就《合十》說說你的苦修和苦修過程中的“禪悅”好吧？
趙德發：謝謝雨蘭的關注。應該說，這部書是我近三十年寫作生涯中最投入、最用功，也是我最看重的一部作品。你是知道的，我原來多是寫農村題材，倚仗自己的出身，有“扳門框的價錢”（家鄉土話，指門戶優勢），就揮霍著我積累的那些素材信筆寫來。到2003年，我寫出了上百個中短篇，並完成了係列長篇小說“農民三部曲”。這時我年近半百，就盤點自己的生命，對下一步的創作做了規劃。總的設想是轉移陣地，在新的題材領域求得突破和超越。2003年的秋天，一個因緣到來，我決定寫一寫當代漢傳佛教。從此，我的寫作更接近“修行”了。我一次次走進寺院，與僧人們一起上殿，吃齋，坐禪，出坡（勞動），全麵體驗他們的宗教生活，並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為了不讓僧人們對我有戒備心理，我一般不暴露作家身份。但我不是佛教徒，沒有皈依證，隻說自己是佛學愛好者，這就給采訪增加了困難。有一次，我想到揚州一座著名禪寺體驗中國最正統的坐禪儀規，可是該寺知客僧不讓我進禪堂。我一再央求，他就讓我背誦經書，考我，幸虧我還能背誦幾段，這樣才得以進去。當然，在整個采訪過程中，我以我的真誠以及對他們的尊重，還是結交了一大批僧人朋友，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乃至內心世界，獲得了豐富的寫作素材。與此同時，我大量讀書，包括佛經、高僧著作及其傳記、禪宗公案、佛家儀規、佛教史、宗教人類學等等，光是筆記就作了幾十萬字。其中一些佛教用語，我甚至是一個詞一個詞地記錄下來。隨著采訪的逐步深入和讀書量的增加，《雙手合十》這部作品從混沌中漸漸顯現，包括人物，故事，色彩，韻味，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我培養出了寫作此書的心境－－平和，寧靜，不為瑣事俗務輕易擾動。即使這樣，我開筆以後還是不順，覺得我寫出的和與我所期望的尚有差距，僅是開頭部分就寫了三稿。此後，當寫出16萬字的時候，又推翻重來。這種情況，在我以前寫長篇的經曆中從沒有過。創作《合十》的具體過程中，為了一個情節，一個細節，甚至一句話一個詞而反複推敲，那更是常見的了。當然，“修行中的禪悅”也是經常有的，舉例來說，書中那首“藏寶偈”，我苦思數月而不得，在一個夏天的傍晚去公園裏散步，突然就想出來了。那一刻，我真的是非常高興。至於全書殺青之際的那份愉悅，更是讓我終生難忘。
雨蘭：趙老師如此的“苦修”，真讓人欽佩與敬畏。是嗬，你說過，“文學就是我的宗教。我必須像一個真正的佛教徒那樣，用心專一，勇猛精進，這樣才能求得開悟，求得創作與自身生命的升華。”我看《合十》就是苦修而成的一個正果了。
趙德發：開悟得道，才叫修成正果。我根器太淺，離那境界還遠著呢。這部書，隻是在文學的修行路上采摘的一個果子而已。它是生是熟，是甜是酸，由著讀者品評吧。
雨蘭：我注意到，你以前雖然致力於農村題材，但文化意識相當自覺。譬如說你的農民三部曲之二《君子夢》（後來改名為《天理暨人欲》），對儒家經典、理學精義能夠通達運用，成功地塑造了許正芝這麼一個致力於“修齊治平”的“君子”形象，以律條村幾代領導人失敗的“治心”史展現無法紓解的道德悖論，從一個村莊輻射百年中國以至於幾千年中華文明與道德糾結的困厄，讓人讀後不禁掩卷深思。你還有別的一些作品，也涉及到傳統文化，如我在《小說選刊》上看到的短篇小說《結丹之旦》，竟然寫了道教內丹術，而且寫得非常精彩。現在麵世的《合十》，你又集中反映了佛家文化。請問，你為什麼對傳統文化有如此濃厚的興趣，而且接連用作品努力地予以表現？
趙德發：從傳統文化中尋找創作資源，用小說予以表現，是我給自己製定的一個寫作方向。傳統文化是我們的精神臍帶，當今一個最普通的中國人，哪怕他根本不知道儒釋道為何物，但他的思維方式、處世態度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文化因子的影響。如某個小混混說：老子不怕死，反正十八年以後又是一條好漢！這就是用佛家的“輪回說”給自己打氣。這些中華傳統文化，正是區別東方與西方的重要標誌。文學要深刻地表現中國，寫好中國人，不從傳統文化出發是不行的。另外，我們現在正致力於文化重建，在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同時，也要充分挖掘、揚棄中華傳統文化，使之成為文化重建的重要材料。所以，我這些年來有意識地學習傳統文化，用作品展示其存在形態，並提出一些問題讓大家思考。下一步，我打算用幾年的時間再寫一部反映當代道教文化的長篇小說，讓人們了解這種在中國本土生長的宗教，到了今天是個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