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問題使我困惑良久：以拯救生命為使命的醫學，為什麼如此缺少撫慰生命的善意？沒有撫慰的善意，能有拯救的誠意嗎？
正是在這困惑中，甚至困惑已經變成了憤慨、憤慨已經變成了無奈和淡漠的時候，我讀到了劉易斯·托馬斯所著《最年輕的科學——觀察科學的劄記》一書，真有荒漠遇甘泉之感。托馬斯是美國著名的醫學家和醫生，已於1993年病故。在他寫的這本自傳性著作中，我見識了一個真正傑出的醫生，他不但有學術上和醫術上的造詣，而且有深刻的睿智、廣闊的人文視野和和豐富的同情心。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費因曼嚐言，科學這把鑰匙既可開啟天堂大門，也可開啟地獄大門，究竟打開哪扇門，則有賴於人文指導。我相信，醫學要能真正造福人類，也必須具備人文品格。當然，醫學的人文品格是由那些研究和運用它的人賦予它的，也就是說，前提是要擁有許多像托馬斯這樣的具備人文素養的醫學家和醫生。托馬斯倡導和率先實施了醫學和哲學博士雙學位教育計劃，正顯示了他在這方麵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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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裏，托馬斯依據親身經曆回顧了醫學發展的曆史。他不在乎什麼職業秘密，非常誠實地告訴我們，直到他青年時代學醫時為止，醫學在治療方麵是完全無知的，唯一的本領是給病人吃治不好也治不壞的安慰劑，其效力相當於宗教儀式中的符咒。最高明的醫生也不過是善於判斷病的名稱和解釋病的後果罷了。一種病無論後果好壞，醫生都無法改變它的行程，隻能讓它自己走完它的行程。醫學之真正能夠醫治疾病，變得名副其實起來，是1937年發明了磺胺藥以後的事情。在此意義上，托馬斯稱醫學為“最年輕的科學”。
從那以來，人類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從前無法想象的治療技術。作為一個科學家，托馬斯對技術的進步持充分肯定的態度。但是，同時他認為，代價是巨大的，這代價便是醫療方式的“非人化”，醫生和病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一去不返了。譬如說，觸摸和談話曾是醫生的兩件法寶，雖無真正的醫療作用，但病人卻藉之得到了安慰和信心。現在，醫生不再需要把自己的手放到病人的身體上，也不再有興趣和工夫與病人談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複雜的機器，它們橫在醫生和病人之間，把兩者的距離越拉越大。住院病人仿佛不再是人，而隻成了一個號碼。在醫院這個迷宮裏，他們隨時有迷失的危險，不知什麼時候會被放在擔架上推到一個不該去的地方。托馬斯懂得，技術再發達，病人仍然需要醫生那種給人以希望的溫柔的觸摸，那種無所不包的從容的長談，但他知道要保留這些是一件難事，在今天唯有“最好的醫生”才能做到。“最好的醫生”——他正是這麼說的。我敢斷定，倘若他不是一個公認的醫學權威，他的同行一定會對他的標準嘩然了。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製定這標準的那種神聖感情在今天已經成了人們最陌生的東西。
托馬斯還有別的怪論也會令他的同行蹙額。譬如說，他好像對醫生自己不患重病感到遺憾。從前，患重病是很普遍的事情，醫生也不能幸免。現在，由於醫學的進步，這種機會大為減少了。問題在於，沒有親身經曆，醫生很難知道做病人的感覺。他不知道病人受疾病襲擊時的痛苦，麵臨生命危險時的悲傷，對於愛撫和同情的渴望。他很容易不把病人當作一個真實的人，而隻當作一個抽象的疾病標本，一個應用他從教科書上學來的知識的對象。生病是一種特別的個人經曆，有助於加深一個人對生命、苦難、死亡的體驗。一個自己有過患重病經曆的醫生，往往是更富有人性的。所以，托馬斯半開玩笑地建議，既然現在最有機會使人體會生病滋味的隻有感冒了，在清除人類其他疾病的進程中，就把感冒保留下來吧，把它塞進醫學生的課程表裏，讓他們每年兩次處在患流感並且受不到照顧的境地，這對他們今後做人和做醫生都有好處。
很顯然，在托馬斯看來，人生體悟和人道精神應是醫生的必備品質，其重要性至少不在醫術之下。其實道理很簡單，醫生自己必須是一個人性豐滿的人，他才可能把病人看作一個人而不隻是疾病的一個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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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畢生從醫，但他談論起醫學之外的事情來也充滿智慧。我隻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關於電腦。他說，人腦與電腦的區別有二，一是容易遺忘，二是容易出錯。這看起來是缺點，其實是優點。遺忘是自動發生的，這使我們可以不費力氣就把多餘的信息清除出去，給不期而至的好思想騰出空間。倘若沒有這樣的空間，好思想就會因為找不到棲息地而又飛向黑暗之中。讓關係出錯更是人腦的一個美妙天賦，靠了它我們往往會有意外的發現，在沒有關聯之處邂逅嶄新的思想。這兩個區別說明了同一件事，便是電腦的本領僅到信息為止，人腦的本領卻是要讓信息導致思想。電腦的本領常常使人驚奇，這很可能使一般人得出電腦勝於人腦的結論，但托馬斯卻從自己的驚奇中看到了人的優越，因為電腦沒有驚奇的能力。
第二個例子是他對女性的評價。他非常感謝女性在幼兒教育方麵的貢獻，認為這是她們給予文明的厚禮，證明了她們才是記錄和傳遞文化基礎的功臣。由於女性對兒童的天然喜愛和理解，她們是更善於開啟年幼的頭腦的。他還看到，女性雖然容易為生活中的小事和事物的外表煩惱，但是麵對極其重大的事情卻十分沉著。形象地說，女性的頭腦隻是外部多變，其中樞卻相當穩定。相比之下，男性的那個深處中樞始終是不成熟的，需要不斷地重新定向。因此，托馬斯相信，在涉及人類命運的大事上，女性是更值得信任的。
這兩個例子都表明，托馬斯對於人性有多麼親切的理解。人腦優於電腦、女性優於男性的地方，不都是在於人性麼？我們不妨說，與女性相比，男性的抽象頭腦更像是一種電腦。寫到這裏，我忍不住還要提一下托馬斯的另一個感想，它也許能幫助我們猜測他的智慧的源頭。作為一個醫生，他有許多機會通過儀器看見自己的體內。然而，他說，他並不因此感到與自己更靠近了，相反覺得距離更遠，更有了兩重性。那個真正的“我”並不在這些鬆軟的構件中，其間並沒有一個可以安頓“我”的中心，它們自己管理著自己，而“我”是一個局外人。托馬斯所談到的這個與肉體判然有別的“我”，除了稱之為靈魂，我們就無以名之。不難想見，一個有這樣強烈的靈魂感覺的人，當然會對人性的高貴和神秘懷著敬意，不可能陷入技術的狂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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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可能要求每一個醫生都具備托馬斯這樣的人文素養，這是不現實的，甚至也是不必要的。但是，中國當今的醫療腐敗已經到了令絕大多數人忍無可忍的地步，凡是不享有特權的普通人，在這方麵都一定有慘痛或沮喪的經驗。人們之恐懼在醫院裏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已甚於對疾病本身的恐懼。這就使得醫學的人文品格之話題有了極大的迫切性。
毫無疑問，醫療腐敗僅是社會腐敗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其整治有賴於整個社會狀況的改善。但是，由於它直接關係到每一個人的生死安危，醫療權利實質上就是生存權利，所以有理由得到特別的關注。問題的解決無非是從兩方麵入手，一是他律，包括醫生資格的從嚴審定，有關醫生責任和病人權利的立法，醫療事故的公正鑒定和製裁等等，另一是自律，即醫生的人文素養和道德水準的提高。
在我與醫院打交道的經曆中，有一個現象令我非常吃驚，便是一些很年輕的從醫學院畢業不久的醫生，顯得比年長的醫生更加冷漠、無所謂和不負責任。有一回，我的懷孕的妻子發熱到40度，住進我家附近的一所醫院。因為青黴素皮試過敏，那個值班的年輕女醫生便一籌莫展，入院數小時未采取任何治療措施。征得她的同意，我通過電話向一家大醫院求援，試圖從那裏得到某種批號的青黴素，我的妻子當天上午曾在那家醫院注射過這種批號的青黴素，已被證明不會引起過敏。可是，我的聯係很快被這個女醫生製止了，理由竟是這會增加她們科的電話費支出。麵對高熱不退的妻子和吉凶未卜的胎兒，我心急如焚，這理由如此荒唐，使我無法置信，以至於說不出話來。我隻好要求出院而去那家離家較遠的大醫院，誰知這個女醫生聽罷，白了我一眼，就不知去向了。剩下若幹同樣年輕的醫生，皆作壁上觀，對我的焦急的請求一律不予理睬。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說出類似情形使我失去一個女兒的遭遇，這才得以辦成出院手續。
記載我的喪女經曆的《妞妞》一書擁有許多讀者，而這些年輕的醫生都不曾聽說過，對此我沒有什麼好指責的。我感到寒心的是，雖然他們名義上也是知識分子，我卻覺得自己是麵對著一群野蠻人。直覺告訴我，他們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讀書生活的，因而我無法用我熟悉的語言對他們說話。托馬斯談到，他上大學時在一家醫院實習，看見一位年輕醫生為一個病人的死亡而哭泣，死亡的原因不是醫療事故而隻是醫學的無能，於是對這家醫院肅然起敬。愛心和醫德不是孤立之物，而是在深厚的人文土壤上培育出來的。在這方麵，我們的醫學院肯定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我隻能期望，有一天，在我們的醫學院培養出的醫生中，多一些有良知和教養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
1998.11
醫學與人文關懷
王一方先生的職業是出版和辦報，可是，多年來，他對醫學人文這個話題傾注了異乎尋常的熱情。作為出版人，他策劃了醫學人文係列叢書《柳葉刀譯叢》，把西方正在興起的醫學人文學中的重要著作引入了中國。與此同時，他組織了圍繞這一話題的係列對話，自己寫作了若幹相關文章，結集為《敬畏生命——生命、醫學與人文關懷的對話》一書。對於他在這方麵的努力，我的心情已不止是讚賞，而更是感激。
我之所以感激，是因為我親身的經曆，我的耳聞目睹，都早已使我強烈地感覺到了這個問題的迫切性。事實上，不僅我如此，醫療腐敗的現狀也早已激起了普遍的社會不滿。但是，迄今為止，這種不滿的表達仍隻限於受害者的自發投訴和媒體上的零星揭露，顯得十分軟弱。要使情況有真正的改觀，就必須喚起社會上的強勢集團、醫學界的權威人士、有影響的公眾人物都來關心這個問題，形成一種足以推動變革的自覺的社會壓力。在一定意義上，王一方所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
本書中的大部分對話和文章是圍繞《柳葉刀譯叢》所收的西方醫學人文學著作展開的，這些著作的作者基本上是醫學專家或醫生，我覺得這個事實本身就很說明問題。倘若沒有深厚的人文傳統的底蘊，就不能設想在醫學從業者中會湧現出這麼多用廣闊的人文眼光反省現代醫學的人來。因此，對現代醫學非人化傾向的反省本身即證明了人文傳統的源深流長。這與西方思想界對於現代性的整體反省的情形是一樣的，每當看見有人從這種反省中引出東方文化優越的結論，我就不禁感到滑稽。
醫學人文學對於現代醫學的反省大致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技術化，不把病人當人，隻看做疾病的載體，醫療技術施與的對象。由此而產生了一係列後果，包括把病人與親情隔離開來的醫院體製，醫患之間的沒有交流，對於病人的體驗毫不關心，等等。二是商業化，也是不把病人當人，而隻看做消費的主體，盡可能多賺錢的機會。在這方麵，西方社會的一個典型現象是，醫生、律師、製藥商組成利益共同體，誘導醫療消費，製造保健市場，導致醫學邊界的無限擴張。作者把這兩個方麵概括為：因為科學的貪婪和商業的貪婪，現代醫學失去了生命感。針對於此，反省者們強調了兩個基本觀點：第一，醫學不隻是科學，更是人學，醫生所麵對的是整體的人，應該確立以患者生活為中心的治療目標；第二，醫療權是基本人權，醫療公正是社會公正的重要方麵，病人權利應該得到法律的切實保障。反省的目標是要讓醫學回到人本身，明確一個其實很簡單的真理：病人不是病，而是人，是有著自己的全部生活經曆和心理體驗的活生生的個人。
在我們這裏，治病不治人、認錢不認人的情況肯定嚴重得多。正是在醫院裏，人們最經常地感覺到自己不被當做人對待的屈辱。這當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毋寧說是中國轉型時期權力與資本畸形結合的腐敗現象的一個側麵。從文化上分析，則正如本書對話者之一陳可冀院士所指出的，中國醫學的人文傳統早退了，西方醫學的人文建構又遲到了，形成了醫學中的人文空白。
要培育醫學的人文關懷，醫生素質的改善無疑是關鍵一環。一個醫生隻有當他自己不是一架醫療機器，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著廣泛興趣和活潑感受的人，他才能相應地不把病人當做疾病，而是當做完整的人來對待。作者在書中談到，美國醫生愛寫自傳體著作，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們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總會遇到許多新鮮事，思考許多怪問題。在西方的醫生中，當然也有大量的片麵技術型和平庸謀生型的人，但的確有比我們多得多的有著廣闊人文視野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正是這些人構成了西方醫生的核心，引導著西方醫學的人文方向。我由此想到，如果要在中國醫學界尋找這樣的知識分子，恐怕多半是在像陳可冀先生這樣崇尚知識、情感、道德合一境界的老一代醫學專家中，或者還可能在從西方不但學到醫術而且真正受了人文熏陶而歸來的年輕醫生中。我期望這兩種力量聯合起來，從醫學生的人文教育著手，在醫務人員中培植陳可冀先生所提倡的非職業閱讀的風氣，如此持之以恒，有朝一日也許能夠形成中國醫學界的人文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