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輯 做人的最高幸福
做人和做事
做事有兩種境界。一是功利的境界，事情及相關的利益是唯一的目的，於是做事時必定會充滿焦慮和算計。另一是道德的境界，無論做什麼事，都把精神上的收獲看得更重要，做事隻是靈魂修煉和完善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做人。正因為如此，做事時反而有了一種從容的心態和博大的氣象。
從長遠看，做事的結果終將隨風飄散，做人的收獲卻能曆久彌新。如果有上帝，他看到的隻是你如何做人，不會問你做成了什麼事，在他眼中，你在人世間做成的任何事都太渺小了。
做事即做人。人生在世，無論做什麼事，都注重做事的精神意義，通過做事來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始終走在自己的精神旅程上，隻要這樣，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有意義的，而所做之事的成敗則變得不很重要了。
我們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擔各種責任，小至對家庭、親戚、朋友，對自己的職務，大至對國家和社會。這些責任多半是應該承擔的。不過，我們不要忘記，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項根本的責任，便是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每個人在世上都隻有活一次的機會，沒有任何人能夠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這唯一的一次人生虛度了，也沒有任何人能夠真正安慰他。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對自己的人生怎麼能不產生強烈的責任心呢？在某種意義上，人世間各種其他的責任都是可以分擔或轉讓的，惟有對自己的人生的責任，每個人都隻能完全由自己來承擔，一絲一毫依靠不了別人。
對自己人生的責任心是其餘一切責任心的根源。一個人惟有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建立了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目標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發，自覺地選擇和承擔起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我不能想象，一個在人生中隨波逐流的人怎麼會堅定地負起生活中的責任。實際情況往往是，這樣的人把盡責不是看作從外麵加給他的負擔而勉強承受，便是看作純粹的付出而索求回報。
我相信，如果一個人能對自己的人生負責，那麼，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內的一切社會關係上，他對自己的行為都會有一種負責的態度。如果一個社會是由這樣對自己的人生負責的成員組成的，這個社會就必定是高質量的有效率的社會。
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還是做人，懂得自愛自尊，使自己有一顆坦蕩又充實的靈魂，足以承受得住命運的打擊，也配得上命運的賜予。倘能這樣，也就算得上做命運的主人了。
第一重要的是做人
人活世上，除吃睡之外，不外乎做事情和與人交往，它們構成了生活的主要內容。做事情，包括為謀生需要而做的，即所謂職業，也包括出於興趣、愛好、誌向、野心、使命感等等而做的，即所謂事業。與人交往，包括同事、鄰裏、朋友關係以及一般所謂的公共關係，也包括由性和血緣所聯結的愛情、婚姻、家庭等關係。這兩者都是人的看得見的行為，並且都有一個是否成功的問題，而其成功與否也都是看得見的。如果你在這兩方麵都順利，譬如說，一方麵事業興旺，功成名就，另一方麵婚姻美滿，朋友眾多，就可以說你在社會上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說你的生活是幸福的。在別人眼裏，你便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幸運兒。如果相反，你在自己和別人心目中就都會是一個倒黴蛋。這麼說來，做事和交人的成功似乎應該是衡量生活質量的主要標準了。
然而，在看得見的行為之外，還有一種看不見的東西，依我之見，那是比做事和交人更重要的，是人生第一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做人。當然，實際上做人並不是做事和交人之外的一個獨立的行為，而是蘊涵在兩者之中的，是透過做事和交人體現出來的一種總體的生活態度。
就做人與做事的關係來說，做人主要並不表現於做的什麼事和做了多少事，例如是做學問還是做生意，學問或者生意做得多大，而是表現在做事的方式和態度上。一個人無論做學問還是做生意，無論做得大還是做得小，他做人都可能做得很好，也都可能做得很壞，關鍵就看他是怎麼做事的。學界有些人很貶薄別人下海經商，而因為自己仍在做學問就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氣勢。其實呢，無論商人還是學者中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實在不可一概而論。有些所謂的學者，在學術上沒有自己真正的追求和建樹，一味趕時髦，搶風頭，惟利是圖，骨子裏比一般商人更是一個市儈。
從一個人如何與人交往，尤能見出他的做人。這倒不在於人緣好不好，朋友多不多，各種人際關係是否和睦。人緣好可能是因為性格隨和，也可能是因為做人圓滑，本身不能說明問題。在與人交往上，孔子最強調一個“信”字，我認為是對的。待人是否誠實無欺，最能反映一個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一個人哪怕朋友遍天下，隻要他對其中一個朋友有背信棄義的行徑，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是否真愛朋友，因為一旦他認為必要，他同樣會背叛其他的朋友。“與朋友交而不信”，隻能得逞一時之私欲，卻是做人的大失敗。
做事和交人是否順利，包括地位、財產、名聲方麵的遭際，也包括愛情、婚姻、家庭方麵的遭際，往往受製於外在的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應該成為人生的主要目標。一個人當然不應該把非自己所能支配的東西當作人生的主要目標。一個人真正能支配的唯有對這一切外在遭際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如何做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論幸福還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嚴。我確實認為，做人比事業和愛情都更重要。不管你在名利場和情場上多麼春風得意，如果你做人失敗了，你的人生就在總體上失敗了。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人心目中占據什麼位置，和誰一起過日子，而是你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善良·豐富·高貴
如果我是一個從前的哲人，來到今天的世界，我會最懷念什麼？一定是這六個字：善良，豐富，高貴。
看到醫院拒收付不起昂貴醫療費的窮人，聽憑危急病人死去，看到商人出售假藥和偽劣食品，製造急性和慢性的死亡，看到礦難頻繁，礦主用工人的生命換取高額利潤，看到每天發生的許多凶殺案，往往為了很少的一點錢或一個很小的緣由奪走一條命，我為人心的冷漠感到震驚，於是我懷念善良。
善良，生命對生命的同情，多麼普通的品質，今天仿佛成了稀有之物。中外哲人都認為，同情是人與獸的區別的開端，是人類全部道德的基礎。沒有同情，人就不是人，社會就不是人呆的地方。人是怎麼淪為獸的？就是從同情心的麻木和死滅開始的，由此下去可以幹一切壞事，成為法西斯，成為恐怖主義者。善良是區分好人與壞人的最初界限，也是最後界限。
看到今天許多人以滿足物質欲望為人生惟一目標，全部生活由賺錢和花錢兩件事組成，我為人們的心靈的貧乏感到震驚，於是我懷念豐富。
豐富，人的精神能力的生長、開花和結果，上天賜給萬物之靈的最高享受，為什麼人們棄之如敝屣呢？中外哲人都認為，豐富的心靈是幸福的真正源泉，精神的快樂遠遠高於肉體的快樂。上天的賜予本來是公平的，每個人天性中都蘊涵著精神需求，在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滿足之後，這種需求理應覺醒，它的滿足理應越來越成為主要的目標。那些永遠折騰在功利世界上的人，那些從來不諳思考、閱讀、獨處、藝術欣賞、精神創造等心靈快樂的人，他們是怎樣辜負了上天的賜予啊，不管他們多麼有錢，他們是度過了怎樣貧窮的一生啊。
看到有些人為了獲取金錢和權力毫無廉恥，可以幹任何出賣自己尊嚴的事，然後又依仗所獲取的金錢和權力毫無顧忌，肆意淩辱他人的尊嚴，我為這些人的靈魂的卑鄙感到震驚，於是我懷念高貴。
高貴，曾經是許多時代最看重的價值，被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現在似乎很少有人提起了。中外哲人都認為，人要有做人的尊嚴，要有做人的基本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違背，如果違背，就意味著不把自己當人了。今天的一些人就是這樣，不知尊嚴為何物，不把別人當人，任意欺淩和侮辱，而根源正在於他沒有把自己當人，事實上你在他身上也已經看不出絲毫人的品性。高貴者的特點是極其尊重他人，他的自尊正因此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人的靈魂應該是高貴的，人應該做精神貴族，世上最可恨也最可悲的豈不是那些有錢有勢的精神賤民？
我聽見一切世代的哲人在向今天的人們呼喚：人啊，你要有善良的心，豐富的心靈，高貴的靈魂，這樣你才無愧於人的稱號，你才是作為真正的人在世間生活。
善良，豐富，高貴——令人懷念的品質，人之為人的品質，我期待今天更多的人擁有它們。
人品和智慧
我相信蘇格拉底的一句話：“美德即智慧。”一個人如果經常想一想世界和人生的大問題，對於俗世的利益就一定會比較超脫，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情。說到底，道德敗壞是一種蒙昧。當然，這與文化水平不是一回事，有些識字多的人也很蒙昧。
假、惡、醜從何而來？人為何會虛偽、凶惡、醜陋？我隻找到一個答案：因為貪欲。人為何會有貪欲？佛教對此有一個很正確的解答：因為“無明”。通俗地說，就是沒有智慧，對人生缺乏透徹的認識。所以，真正決定道德素養的是人生智慧，而非意識形態。把道德淪喪的原因歸結為意識形態的失控，試圖通過強化意識形態來整飭世風人心，這種做法至少是膚淺的。
意識形態和人生智慧是兩回事，前者屬於頭腦，後者屬於心靈。人與人之間能否默契，並不取決於意識形態的認同，而是取決於人生智慧的相通。
一個人的道德素質也是更多地取決於人生智慧而非意識形態。所以，在不同的意識形態集團中，都有君子和小人。
社會愈文明，意識形態愈淡化，人生智慧的作用就愈突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愈真實、自然。
在一個人人逐利的社會上，人際關係必然複雜。如果大家都能想明白人生的道理，多多地關注自己生命和靈魂的需要，約束物質的貪欲，人際關係一定會單純得多，這個世界也會美好得多。
由此可見，一個人有正確的人生觀，本身就是對社會的改善做了貢獻。你也許做不了更多，但這是你至少可以做的。你也許能做得更多，但這是你至少必須做的。
知識是工具，無所謂善惡。知識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美德與知識的關係不大。美德的真正源泉是智慧，即一種開闊的人生覺悟。德行如果不是從智慧流出，而是單憑修養造就，便至少是盲目的，很可能還是功利的和偽善的。
在評價人時，才能與人品是最常用的兩個標準。兩者當然是可以分開的，但是在最深的層次上，它們是否相通的？譬如說，可不可以說，大才也是德，大德也是才，天才和聖徒是同一種神性的顯現？又譬如說，無才之德是否必定偽善，因而亦即無德，無德之才是否必定淺薄，因而亦即非才？當然，這種說法已經蘊涵了對才與德的重新解釋，我傾向於把兩者看作慧的不同表現形式。
人品和才分不可截然分開。人品不僅有好壞優劣之分，而且有高低寬窄之分，後者與才分有關。才分大致規定了一個人為善為惡的風格和容量。有德無才者，其善多為小善，謂之平庸。無德無才者，其惡多為小惡，謂之猥瑣。有才有德者，其善多為大善，謂之高尚。有才無德者，其惡多為大惡，謂之邪惡。
人品不但有好壞之別，也有寬窄深淺之別。好壞是質，寬窄深淺未必隻是量。古人稱卑劣者為“小人”、“鬥筲之徒”是很有道理的，多少惡行都是出於淺薄的天性和狹小的器量。
大智者必謙和，大善者必寬容。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善者才斤斤計較。
我聽到一場辯論：挑選一個人才，人品和才智哪一個更重要？雙方各執一端，而有一個論據是相同的。一方說，人品重要，因為才智是可以培養的，人品卻難改變。另一方說，才智重要，因為人品是可以培養的，才智卻難改變。其實，人品和才智都是可以改變的，但要有大的改變都很難。
人是會由蠢而壞的。傻瓜被惹怒，跳得比聰明人更高。有智力缺陷者常常是一種犯罪人格。
人生與道德、做人與處世、精神追求與社會關切之間有著內在的聯係。如果要在兩者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倫理學無疑最具備此種資格。倫理學的內容應該拓寬，把人生哲學的基本原理也包括進去，不能隻局限於道德學說。
善良是第一品德
同情，即人與人以生命相待，乃是道德的基礎。沒有同情，人就不是人，社會就不是人呆的地方。人是怎麼淪為獸的？就是從同情心的麻木和死滅開始的，由此下去可以幹一切壞事。
所以，善良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質，是區分好人和壞人的最初的也是最後的界限。
西哲認為，利己是人的本能，對之不應作道德的判斷，隻可因勢利導。同時，人還有另一種本能，即同情。同情是以利己的本能為基礎的，由之出發，推己及人，設身處地替別人想，就是同情了。
利己和同情兩者都不可缺。沒有利己，對自己的生命麻木，便如同石頭，對別人的生命必冷漠。隻知利己，不能推己及人，沒有同情，便如同禽獸，對別人的生命必冷酷。
利己是生命的第一本能，同情是生命的第二本能，後者由前者派生。所謂同情，就是推己及人，知道別人也是一個有利己之本能的生命，因而不可損人。法治社會的秩序即建立在利己與同情的兼顧之上，其實質通俗地說就是保護利己、懲罰損人，亦即規則下的自由。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利己的行為都得到保護，損人的行為都受到懲罰，這樣的社會就一定是一個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社會。
不分國家和民族，人皆是生命，人性中皆有愛生命的本能以及推己及人對他人生命的同情，區別在於能否使這個基本人性在社會製度中體現出來並得到保護和發揚。西方的曆史表明，現代文明社會的整座大廈就是建立在這個基本人性的基礎上的。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同情是社會一切道德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正義和仁慈這兩種基本的道德。同樣，尊重個體生命是法治社會的出發點，法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種最大限度保護每個人的生命權利的秩序。
在一個普遍對生命冷漠的環境中，人是不可能有安全感的，無人能保證似乎偶然的災禍不會落到自己頭上。
人如果沒有同情心，就遠不如禽獸，比禽獸壞無數倍。猛獸的殘暴僅限於本能，絕不會超出生存所需要的程度。人殘酷起來卻沒有邊，完全和生存無關，為了齷齪的利益，為了畸形的欲望，為了變態的心理，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隻有在人類之中，才會產生千奇百怪的酷刑，產生法西斯和恐怖主義。
人心有兩種成分，一是利己心，二是同情心，二者都是人的本性。人在年輕時欲望強，容易把自己的利益和成功看得最重要，名利欲望的滿足往往是快樂的主要源泉。隨著年齡增長，同情心應該逐漸占據上風，更多地從惠及他人的善行中汲取快樂了。
震災中生命所遭受的毀滅和創傷，在我們身上喚醒的最可貴的東西是什麼？首先是真實的人性，是人性中的善良，是對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生命的同情和尊重。這豈不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品質嗎？豈不是人與人得以結合成人類、社會、民族、國家的最基本的因素嗎？與愛國主義相比，在人性層次上，它是更深刻的東西，在文明層次上，它又是更高級的東西。就說愛國主義吧，一個人如果不是一個善良的人，他會是一個好中國人嗎？如果一個國家的成員普遍缺乏對生命的同情和尊重，這會是一個好國家嗎？它還值得我們愛嗎？
善良來自對生命的感動。看一個人是否善良，我有一個識別標準，就是看他是否喜歡孩子。一個對小生命冷漠的人，他在人性上一定是有問題的。相反，如果一個人看見孩子是情不自禁地喜歡的，即使他有別的種種毛病，我仍相信這個人還是有希望的。
善待動物，至少不虐待動物，這不僅是對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尊重，也是人類自身精神上道德上純潔化的需要。可以斷定，一個虐待動物的民族，一定也不會尊重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感一旦麻木，心腸一旦變冷酷，同類豈在話下。
一個對同類真正有同情心的人，把同情心延伸到動物身上，實在是最自然的事情。同樣，那些肆意虐待和殘害動物的家夥，我們可以斷定他們對同類也一定是冷酷的。因此，是否善待動物，所涉及的就不隻是動物的命運，其結果也會體現在人身上，對道德發生重大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保護動物就是保護人道，救贖動物就是人類的精神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