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精神家園3(2 / 3)

文明之對於不同的人,往往進入其不同的心理層次。進入意識層次,隻是學問;進入無意識層次,才是教養。

通過文化的創造,人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意義世界,這個世界僅僅用自然界的眼光來看才是虛幻的,用人的眼光來看,它是完全真實的,唯有生活在其中,人才覺得自己是人。人的精神是光,文化是精神的光照在人的生命上呈現的絢麗色彩。

我相信,隻要人類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決不會滅亡。不過,我無法否認,對於文化來說,一個娛樂至上的環境是最壞的環境,其惡劣甚於專製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嚴肅的精神活動都不被嚴肅地看待,人們不能容忍不是娛樂的文化,非把嚴肅化為娛樂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幹脆把戲侮嚴肅當作一種娛樂。

無論“文化熱”,還是“文化低穀”,都與真正愛文化者無關,因為他所愛的文化是既不會成為一種時髦,也不會隨市場行情低落的。

在市場經濟迅速推進的條件下,文化的一大部分被消費趣味支配,出現平庸化趨勢,這種情況不足為奇。如果一個民族在文化傳統方麵有深厚的精神底蘊,它就仍能夠使其文化的核心不受損害,在世俗化潮流中引領精神文化的向上發展。但是,如果傳統本身具有強烈的實用品格,缺少抵擋世俗化潮流的精神資源,文化整體的狀況就堪憂了。這正是我們所麵臨的問題。

世上從來不缺少熱鬧,因為一旦缺少,便必定會有不甘心的人去把它製造出來。不過,大約隻是到了今日的商業時代,文化似乎才必須成為一種熱鬧,不熱鬧就不成其為文化。譬如說,從前,一個人不愛讀書就老老實實不讀,如果愛讀,必是自己來選擇要讀的書籍,在選擇中貫徹了他的個性乃至怪癖。現在,媒體擔起了指導公眾讀書的職責,暢銷書推出一輪又一輪,書目不斷在變,不變的是全國熱心讀者同一時期仿佛全在讀相同的書。

在過去時代,人們讀大作家的書,看不見他們的人。在偶然的機會,也許會在街上遇見他們,但你不會認出他們,因為你不知道他們長什麼樣。不但大作家如此,大政治家、大科學家、大學者都如此。

現在完全不同了。無論作家、學者,還是政治人物,都紛紛在電視上亮相,而其知名度往往取決於亮相的頻率。人們熱中於議論他們的相貌和風度,涉及他們的言談,也多半關注口才如何、會不會說俏皮話之類,注意力全放在表麵的東西上。情形也隻能如此,因為電視追求當下的效果,不容做節目的人和看節目的人思考,其結果是兩方麵都變得平庸了。

過去的時代出偉人,今天的時代出偶像。偉人功垂千秋,偶像曇花一現。這是媒體時代的悲哀。

在書籍中,存在著一個用文字記載的傳統,閱讀使我們得以進入這個傳統。相反,電視是以現時為中心的,所傳播的信息越具有當下性似乎就越有價值。書籍區別於電視的另一特點是,文字是抽象的符號,它要求閱讀必須同時也是思考,否則就不能理解文字的意義。相反,電視直接用圖像影響觀眾,它甚至忌諱思考,因為思考會妨礙觀看。摩西第二誡禁止刻造偶像,因為猶太人的上帝是抽象的神,需要通過語言進行抽象思考方能領悟,而運用圖像就是放棄思考,因而就是瀆神。我們的確看到,今日沉浸在電視文化中的人已經越來越喪失了領悟抽象的神的能力,對於他們來說,一切討論嚴肅精神問題的書籍都難懂如同天書。

先秦是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古希臘是歐洲文化的黃金時代,皆大師輩出,誕生了光照兩千多年的精神寶庫。可是,若要比GDP,那個時候哪裏比得過今天!由此可知,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在財富和文化之間,完全不存在正比例關係。我甚至敢斷言,在某種意義上倒是存在反比例關係,因為一個時代倘若把財富當作首要價值來追求,文化的平庸是必然的趨勢。

一個城市的建築風格和和民俗風情體現了這個城市的個性,它們源於這個城市的特殊的曆史和文化傳統。消滅了一個城市的個性,差不多就等於是消滅了這個城市的記憶。這樣的城市無論多麼繁華,對於它的客人都喪失了學習和欣賞的價值,對於它的主人也喪失了家的意義。其實,在一個失去了記憶的城市裏,並不存在真正的主人,每一個居民都隻是無家可歸的外鄉人而已。

曆史是民族的記憶。民族和人一樣,隻記住自己願意記住的事情。

無數歲月消失在無底的黑暗中了。可是,我們竟把我們可憐的手電燈光照及的那一小截區域稱作曆史。

學術

學術規範化的前提是學術獨立,真正的學術規則是在學術獨立的傳統中自發形成的,是以學術為誌業的學者們之間的約定俗成。在學術具有獨立地位的國家和時代,或者在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的學者群體中,必定有這樣的學術規則在發生著作用。相反,如果上述兩種情況都不存在,則無論人為地製定多少規則,都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規則。

學術獨立包含兩個方麵,一是尊重學術的獨立地位,二是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前者關涉國家的體製,後者關涉學者的自律。這兩個方麵有聯係,但可以相對分開。即使在學術沒有獨立地位的情況下,有良知的學者仍可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

學術的獨立,關鍵是精神價值對於功利價值的獨立,把精神價值自身當作目的,而非獲取任何功利價值的手段,不管是國家利益的大功利,還是個人利益的小功利。

對於一個學者來說,學術既是個人的精神家園,又是他對於社會負有的精神使命,二者的統一是他的特殊幸運。學者當然應該擔負社會責任,但他的社會使命也必是精神性質的,不是在當下事務中做風雲人物,而是立足於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關注和闡明關涉社會發展之全局的重大理論問題。

做學問是最起哄不得的事情,必須耐得寂寞,才能做得下去。做學問也是最勉強不得的事情,必須有真興趣,才能做出成績來。文化和學術是社會的財富,但具體的文化創造和學術研究過程卻是非常個人化的,一切精神傑作都是個人在寂寞中獨立勞作的產物。世上任何時候總是有真正愛文化的人,他之從事文化乃是性情所驅,不得不然。所以,不管市聲如何喧囂,人心如何浮躁,他仍能心靜如恒。

人們常說,做學問要耐得寂寞,這當然不錯,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與學問無緣。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謂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隻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來解釋了。一個真愛學問的人其實不隻是耐得寂寞,毋寧說這種寂寞是他的自覺選擇,是他的正常生存狀態,他在其中自得其樂,獲得最大的心靈滿足,你拿世上無論何種熱鬧去換他的寂寞,他還不肯換給你呢。

在學養和識見之間,我本人更加看重識見,因為我相信識見是學養的靈魂,有識見,學養才是活的。

是否擁有心智生活與職業無關。事實上,大學和研究機關裏許多人並無真正意義上的心智生活,隻是在做死學問,或謀生謀利。職業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動往往蛻變為功利活動;行業規矩束縛了真才之人的自由發展。所以,曆史上有許多偉大的精神探索者寧願從事一種普通職業,而隻在業餘時間從事精神探索。

一個真誠的人生探索者可能會走錯路,但他對待人生的態度在總體上是正確的。一個隻在書本裏討生活的學者也許不犯錯誤,但他對待人生的態度本身就是最大的錯誤。

我所理解的學術:

1.學術性:新材料,即發現某種被忽視和遺忘的有價值的實物或文獻的證據,足以證明一個假說或推翻一個定論。

2.思想性:新觀點,即提出某種看問題的全新的角度,以之對已有的材料重新作出解釋,這種解釋勝於原有的解釋,至少是富於啟發性的。

當今大多數的所謂學術,兩者皆無,材料和觀點都是舊的,隻是在笨拙地或機敏地重複前人。所謂的新觀點隻是:暫時被遺忘的舊觀點(冷門);流行的觀點(熱門)。

從事人文研究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說,其一,學者的方式,嚴格地做學問,講究規範和方法,注重材料的發現、整理和解釋;其二,才子的方式,瀟灑地玩學問,講究趣味和風格,用文字展露機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過學問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關切。我的感覺是,學者的方式可信,才子的方式可愛,思想者的方式可敬。這三種方式,我們在以往學者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而我眼中最好的學者則兼具三者,我對他們是既信服,又喜愛,同時還尊敬的。

當然,我絕非這樣的最好的學者,但我願意學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精神是什麼?就是智、情、魂兼修,把真、美、善打通,努力做一個頭腦認真、情感豐富、靈魂高貴的人。人的天賦有高低,而這個目標都是可以追求的。說到底,做學問也是在做人,與做人脫節的學問為我所不取。

有一些人很看重學術界同行對他們的評價,以及他們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這一考慮在他們的課題選擇和工作計劃中發生著很重要的作用。我無意責備他們,但是,我的坐標與他們不同。我從來不麵向學術界,尤其是當今這個極端功利的可憐的中國學術界。我不會離開自己的精神探索的軌道去從事瑣細的或者時髦的學術研究。我所麵對的是我的靈魂中的問題,並帶著這些問題去麵對人類精神探索的曆史,從這一曆史中尋找解決我的問題的啟示。我不過是出自自己的本性而不得不走在人類精神探索的基本道路上而已,我既然不關心我在這個曆史上能否占一席之地,那麼,就更不會去關心在當今可憐的學術界占據什麼位置了。這便是我的謙虛和驕傲。

真正的學術研究應是一種以問題為核心的係統研究,具體地說,便是進入到所研究對象的問題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問題是什麼,他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他的解決方案的形成過程,是否還留有未解決的疑點或難點,同一問題在思想史上和當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決方案之間的比較,等等。毫無疑問,要完成這樣的研究工作,必須兼具思想的洞見和學術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當我們圍繞某一個主題讀書和寫作時,我們便稱之為學術。我們的主題越是固定不變,以至於不再讀與這個主題無關的書和不再寫與這個主題無關的文章,我們就越是純粹的學者。

世上有多少學術性的質疑是有道理而無價值的啊。

我愈來愈不信任哲學和文學中的所謂客觀研究,我也愈來愈厭煩那種麵麵俱到、四平八穩的評述文章。你喜歡誰,你就去研究誰好了。你在哪些方麵與他發生強烈的共鳴或抗爭,你就去寫那些方麵好了。至於其他的人和方麵,隻要真正有價值,自會有相宜的人對之發生共鳴和抗爭,由他們來研究和寫作總比由你來研究和寫作更合適。在思想史領域中,如果我們的作者都去寫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思想家,並且僅限於寫自己真正有感受的側麵,如此產生的成果放到一起,要比人人都寫麵麵俱到的評介文章更能反映思想史和思想家的真實麵貌,“主觀”的方式達到了更“客觀”的效果。

從前的譯家潛心於翻譯某一個作家的作品,往往是出於真正的喜愛乃至偏愛,以至於終生玩味之,不但領會其神韻,而且浸染其語言風格,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漢語的對應物。傅雷有妙論: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錢鍾書談到翻譯的“化”境時引述了一句話,與傅雷所言有異曲同工之妙:好的譯作仿佛是原著的投胎轉世。我想,之所以能夠達於這個境界,正是因為喜愛,在喜愛的閱讀中被潛移默化,結果原作者的魂好像真的投胎到這個譯者身上,不由自主地說起中文來了。這樣產生的譯著成功地把世界名著轉換成了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於是能夠融入我們的文化進程,世代流傳下去。名譯之為名譯,此之謂也。在今天這個浮躁的時代,這樣的譯家是越來越稀少了。

這是我多年前寫下的一則感想——

留在國內的人開始鼓吹純學術了,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剝奪,唯有學術剝奪不了,於是學術就變得純而又純了。據說跑到國外的人已經在鼓吹流亡文化,似乎一切都帶不走,惟獨帶走了文化,於是文化便和他們一起踏上了流亡之途。守著學術堅持,或者擔著文化流浪,大約都能使人體會到一種使命感。可惜的是,我的學術永遠純不了,你的文化永遠有個家,誰本來有什麼就仍舊有什麼。臥薪嚐膽的純學術和義憤填膺的流亡文化好像都很有悲劇色彩,但我擔心有一天我們將不得不觀看兩者吵架的鬧劇。

有一些人的所謂做學問,不過是到處探聽消息,比如國外某個權威說了什麼話、發表了什麼文章之類。我不否認了解最新學術動態的用處,但是,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這裏,那就隻是扮演了一個學術界的新聞記者的角色而已。和這樣的人在一起,你也許會聽到各種蕪雜的消息,卻無法討論任何一個問題。

我不懷疑今天的學術界仍有認真的研究者,但更多的卻隻是憑著新聞記者式的嗅覺和喉嚨,用以代替學者的眼光和頭腦,正是他們的起哄把任何學術問題都變成了熱門話題,亦即變成了過眼煙雲的新聞。

當今學界的根本問題是官場化,並且帶進了當今官場的一切腐敗現象。問題的症結在於行政化的學術領導和管理體製。在學術密集之地的大學,教育行政部門決定一切,包括校長的任命、教材的編定、經費的分配等。

在這種體製下,決定一個學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評定機製基本上是非學術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權力、人際關係等官場因素,輔以同樣非學術的工作量指標。

由此造成的後果是,學府不像學府,研究機構不像研究機構,學者不像學者,權力與學術嚴重錯位,學術氣氛淡薄。在許多人心目中,最佳選擇是做官,其次是成為官的親信,最倒黴的是與行政權力搞不好關係。人們紛紛把精力放在拉關係、立項目、弄錢上。

行政權力支配學術的必然結果是劣勝優汰。那些專心於學術的學者,因為不願逢迎和鑽營,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成為現行學術體製的邊緣人,有的人被迫地或自願地脫離了這個體製。

現在中國有學術界嗎?在現行體製內,在所有這些職稱、博導、突出貢獻、學科帶頭人、重點課題、優秀成果、獎金、基金的評定和分配中,豈非隻有一個腐敗的官場,何嚐有什麼學術界?

中國學界隻有政派,沒有學派,學術之缺乏獨立品格由此可見一斑。

今日混跡學界的人多矣,但真學者甚少。我說的真學者,第一是真愛學問,第二是真做學問,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學問。常見的情況與此相反,大致有兩類。有一些人儼然學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掛著各種學術頭銜,不停地舉辦或參加各種學術名目的活動,卻永遠坐不下來認真做一點學問。還有一些人僅僅因為職業的需要而在做著學問,但心裏並不喜歡,學問隻是謀取職業利益例如職稱、津貼、課題經費的手段。

真正的學術,決非一時一地之物,而必具有恒久性和世界性。把玩國故,不拘於考據、訓詁,能通宇宙之至妙,人生之精髓,啟迪天下人心扉。治理西學,不限於述評、比較,能體悟和理解,與宗師大家交流。真正的學術是一種對話,不僅與國人、今人對話,而且與洋人、後人對話,這才是走向世界和未來之真義。創新而不靠移花接木,搬弄新術語,首先要在學術上有根,然後才能開出自己的花朵。

有一種人,善於接近名人而不善於接近思想,其從事哲學的方式是結交哲學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顯赫的名字。我不禁想:就算這些名人並非徒有其名,他們的哲學難道和傷寒一樣也會傳染嗎?

牛頓說自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這話說得既自豪又謙虛,他以這種方式表達了一位巨人對於被自己超過了的前輩的尊敬。

倘若這話從一個寄生在巨人身上的侏儒口中說出,就隻能令人啼笑皆非了。

教育

天賦平常的人能否成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處的具體教育環境,學校能夠培養出也能夠毀滅掉一個中等之才。天才卻是不受某個具體教育環境限製的,因為他本質上是自己培育自己。當然,天才也可能被扼殺,但扼殺他的隻能是時代或大的社會環境。

在任何一種教育體製下,都存在著學生資質差異的問題。合理的教育體製應該向不同資質的學生都提供相應的機會。

所謂“天才教育”的結果多半不是把一個普通資質的人培養成了天才,而是把他扭曲成了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畸形兒。

教育不可能製造天才,卻可能扼殺天才。因此,天才對教育唯一可說的話是第歐根尼的那句名言:“不要擋住我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