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這個主題，我沒有再寫一篇論文，卻以二十五萬字的一部評傳《鄧演達》來回答的。正是這麼個曆史人物，力主農民運動，卻又把農民起義稱之為“流寇主義”；在北伐戰爭的關鍵時刻，已在武漢方麵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的他，當率軍力挽狂瀾，卻一口回絕郭沫若“我剛剛把老虎皮脫掉，又要讓披上嗎？”……唯有以他身上貴族意識與平民思想相互衝突而又統一於一體才能作出解釋。
對於曆史人物我們已無法苛求，對於本書中的玉祠也是一樣。他們屬於一個“精神貴族”的群落，無論他們處於怎樣低下的地位、麵臨怎樣的淩辱，其精神仍始終如一地保持著高貴的秉性，這是鄭家士、日軍及其他人不理解玉祠之處，也是李雪君、吉步高等無法戰勝元戎、萱齡的地方，更是支撐啟興在被毀容之後尚能原宥石蘿而超然的解釋。坦率地說，有時，包括我本人，對客家人的那種特立卓行、頑固至病態的執著每每產生疑惑：他們為自身的清高實在是付出太高的代價，這值得嗎？這世界莫非隻有他們才如此清醒，而別人一律昏庸嗎？連托爾斯泰都在其巨著《戰爭與和平》中力圖證明大人物“是曆史無意識的工具”，“曆史，也可以說是人類無意識的、普遍的、隨大流的生活……”現實的人永遠如霧中行走，他以為看得很清楚的，也頂多是前麵幾十米遠的地方……而客家人高傲的精神，則永遠可以保證未來有可能的許諾嗎？他們如此重文化、重教育，在這麼一個物欲橫流、情感失血、靈魂出竅的碌碌塵世中，又能起到多少振聾發聵的作用呢？
——這也是我對這部長篇寫作意義的疑惑。
也許，正是這種“精神貴族”意識仍在我身上起作用，畢竟我身上也奔流著客家人的血液。所以，我才不顧自身疑惑，周圍人不解的目光乃至嘲諷，喧囂的商潮與下海熱，乃至孔方兄與烏紗帽的誘惑，在這漫長而又短暫的十年間把它完成。
也許，它隻是給我一個證明：人，能否在紅塵滾滾、聲色犬馬中把持住自己，為了一個業已確定的目標——無論大或小，矢誌不移地給人世留下點痕跡，而不“隨大流”淹沒了自己——那聳如華表的石筆，不正是這種貴族精神的象征嗎？
同樣，這也是客家人留給曆史的痕跡。
十多年前，有人曾把我的創作風格稱之為“神秘的東方色彩與象征主義”，以區別於魔幻，結構現實主義等。後來，連迷信也被正名為“東方神秘主義”，這一手法也就不複有人提起。
而我這裏又以一對石筆，以象征一種人文精神、一種理想主義、一個價值取向的不倒。同時，也賦予其神秘的東方色彩——一對板車的車柄、長成叩上去作鏗鏘之聲的石筆樹！
無疑，在中國南方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插上一支拐杖，是足以長出一片茂林的，更何況是一部板車，更何況有玉祠的血肉之軀作滋潤呢——這不是神話。
然而，就象征而言，《客家魂》不獨有這石筆樹，象征本身，也不獨是某某物，而可以是整個的藝術氛圍，整個的主、客觀環境……作為文學作品，形象，乃至意象的模糊性，多義性，恰巧開拓了更加廣闊的思維空間，提供審美的真正標準。在《客家魂》中，無論是郭家祖居所在的“潭坑”，還是元戎奄奄一息躺在的“鬼寮”，無疑都具有其象征意蘊的。
進而言之，啟興被發放到的火藥工廠，乃至於那被肢解的大學校園，用今天或未來的目光看，那隻能是一個個寓言世界。它的荒誕，在火藥工廠是顯性的——正常人反而自慚形穢，而畸形人卻一個個誌得意滿，認為自己渾身的殘肢寫滿的是“光榮”；但大學校園的寓言意味卻是隱性的——過幾十年後回頭再看，一個教育的聖地，為何竟會被肢解得支離破碎、小小的出租車公司竟可以淩駕在大學之上？
未來所攝取的目光，會認為我們今天生存在一個寓言世界裏。除此之外，別無解釋。一部作品，能有什麼辦法去同“此在”的非人性、非理性去協調？除非把自己也當作一個寓言。因為在寓言中，任何邏輯上水火不相容的東西也就能共生在筆端了。荒誕也就不成為荒誕，諸如呆在上遊的狼譴責在下遊的羊弄髒了它的水，並以此定罪一樣。
所以說，這部一百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無非也是個寓言。
但願能理解作者的苦心，不去尋究季湘為何倏忽消失在山巔而出現了一個老僧，也不去尋覓黃先璜是否那位神秘老人，而後一代的啟興又重蹈其覆轍，更不用去研究客家人為何自古以來都有勘輿的祖傳之秘——客家人，從其一誕生起，他們不就把自己置身於一個偌大的寓言世界之中而左衝右突，不得不去尋求一種非人性、非理性的協調嗎？
但他們仍執著於教育，力圖憑人類的理性來改造這個寓言世界，使它盡可能地合理一點、合乎人性一點。
這是他們的悲劇所在，也是他們的偉大所在。隻有這種千年的執著，才可能麵對世界的種種不測、醜陋與罪孽而不動容，不改變，雖九死而未悔。
他們流浪，他們尋覓，他們追求，他們義無反顧地獻身，譜寫了我們民族一曲又一曲文明與愚昧相搏擊的悲歌，他們深信自己的理想境界是可以達到的，哪怕在萬裏長旋的征途上，鋪滿了玉祠、南飛、純之、雙漁，及至元戎、餘恬、萱齡們的屍骨。
把祖上的屍骨洗淨，背在業已佝僂的背上，再一次遠征。
人們將永遠記住，我們的總書記、那位偉大的共產主義者胡耀邦，在當年麵對“四人幫”的淫威發自肺腑叫出的口號：
——高舉骨頭！
因為他是客家人，也隻有客家人，才會叫出這樣的口號。
隻有客家人，才能深深品味這個口號中曆史的悲涼以及人格的意蘊。
洗骨遷葬，有誰道得盡客家人這一傳統儀式中所寄寓的意義呢？同樣，又有誰道得盡胡耀邦“高舉骨頭”對這一儀式所賦予的曆史與時代的深意呢？
小時候，我作為湘潭最優秀的少先隊員，曾給當時擔任地委書記的耀邦同誌獻過紅領巾，這童年的一幕是永遠難以忘懷的。那是一條綢子做的紅領巾，個子小，怎麼也不能為這位團中央書記係好，而他已經把頭彎得夠久的了，卻仍不住地寬慰我：莫急，會係好的……
其時，我並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是因為“右傾”而被貶至湘潭的。後來，我這“最優秀”的卻成了“文革”中被地市革委會成立時唯一點名的“最反動”的右派學生，押送到了酃縣當知青，也就是客家人聚居的炎帝陵之側的河西公社——那時還是湘潭地區的範圍，因此，後來炎帝陵的碑文，又是耀邦同誌所寫。正是在那裏，我動筆寫了一部關於教育的長篇《山花爛漫》。而後的一切，國人們也就皆知了，由此改編的湘劇讓我成了劇團的編劇，卻又遭到全國上下的口誅筆伐而打下十八層地獄……三中全會後，周揚同誌親自過問，自然也驚動了秘書長胡耀邦同誌，我才走出了冤獄。
提筆寫此文時，正是4月15日，我悚地一驚，是耀邦同誌7周年的忌辰。我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在紀念他？他身後的寂寞絕非正常，在這裏我隻想說的是，正是在他猝然辭世後那些個黯淡的日子裏，已打了十年腹稿、甚至已寫出了部分章節的《客家魂》竟呼之欲出。幾天內，我完成了四萬來字的全書的大綱，一百三十萬字的構想就此成型。怎樣一種哀思催生了這部巨著？一開始，主人公元戎也就在那裏洗骨遷葬，“高舉骨頭”了。
可以說，耀邦同誌那種嫉惡如仇的品格，哀憫眾生的溫情，以及好衝動、敢作敢為的個性，集中體現了作為整體客家人這個民係的性格，一千年也無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