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人治
人治是與法治相對立的政治主張。人治，“指依靠個人意誌的作用來管理政權實行政治統治”。孔子認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就是說，國家政治的興廢存亡，完全依靠統治者的人格。賢明的君王統治國家，國家自然繁榮富強，如果賢明的君王不在其位，國家則要頹敗。所以，在孔子看來，國家是否太平，完全依賴於統治者是否道德高尚，這與法律製度沒有關係。孔子主張人治而輕法治，強調以德治國而非以法治國。
公元前538年，在鄭國發生了一起中國法製史大事件。政治家子產把當時的刑法加以修改，並把新刑法鑄在金鼎上，公之於眾。子產這麼做，是為了杜絕當時的貴族隨意處置百姓的做法。對比權力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裏的專製時代，“鑄刑鼎”這件事無疑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後來，晉國也效仿鄭國，把刑法鑄在金鼎上。孔子聽說後仰天長歎：“晉國這是要滅亡啊！”如果百姓隻遵守金鼎上的文字，隻重視金鼎而不聽從統治者的命令，這國家就要大亂了。
孔子一向重視禮教，看中道德感的力量，輕視法律條文，他甚至認為，法律沒有存在的意義，有害於社會。因為，一個國家如果到了要法律才能約束的地步，那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早已喪失了羞恥之心，這便是一個不道德的社會。一個不道德的社會就會重蹈夏桀的覆轍，麵臨亡國的威脅。所以，孔子認為，百姓不能對法律產生依賴性，一旦有了這種依賴性，百姓就不聽從統治者的教化，不會用內心的道德感約束自己，隻是一味地躲避刑罰，做了壞事希望逃脫刑法的處置，這樣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從這個角度想，孔子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
盡管在現今的社會人人提倡法治，把人治放在法治之後，但是，人治也有其值得借鑒的地方。現在倡導的“以人為本”，其實也是“人治”的演化。
中國文化綿延數千年，儒家思想早已經根深蒂固，就算是在法律這一方麵，中國的法律也是具有獨特的人文特色的。1991年頒布的《中國政府白皮書》明確“改造罪犯”這一項要求。裏麵指出：“把罪犯改造成能夠遵守法律、自食其力的新人，並讓他們回歸社會成為自由公民，是中國改造罪犯的基本目標。”“人是可以改造的。絕大多數罪犯也是可以改造的。把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把罪犯改造成為有利於社會的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不失為“人治”的一種體現。與中國人“再給一次機會”的做法不同，西方的法律可就不給人改過自行的機會。西方人認為，錯就是錯，錯了就要接受應有的懲罰，沒有人情可講。可見，儒家“人治”的主張，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