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陽儒陰法
1973年，毛澤東給當時的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寫了一首七律，詩中一句“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猶行秦政治”引起了人們的疑問，一向宣稱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念的古代中國，怎麼會是“百代猶行秦政治”呢？
其實，細心的人們已經發現中國古代政治盡管統治者都高唱儒術治國，但在實際上往往將儒家與法家結合起來。儒家為表，法家為裏，儒法結合，這正是陽儒陰法的含義。在西周時期的社會中，實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統治方式，可以說這裏的禮和刑構成了此後儒、法政治思想的淵源和基礎。儒家政治思想繼承了西周禮製的精神，並把禮由外在製度規範轉化為人們內在的道德約束，應該說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政治模式。而法家思想則較多繼承了古代法的權威以及刑罰的特點，認為憑借仁義道德是不能夠達到治理國家的目的。
先秦時期，儒、法二者各有側重，但是也並不是說完全的相互排斥，如荀子曾提出“隆禮”、“重法”的主張，韓非子也承認道德教化的政治作用。正是由於雙方各有利弊，儒法結合的道路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開始興起。
漢武帝統治國家五十多年，注重法製，並且殺戮嚴重，刑罰嚴酷。據統計，漢武帝任期內的14個丞相當中，有5人獲罪而被宣判死刑，4人自殺或死在監獄裏。漢武帝法治的嚴苛程度在曆代都是不多見的。到了漢宣帝時期，太子還曾勸過宣帝多提攜儒生。結果，漢宣帝卻勃然大怒地訓斥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也就是說，單憑儒家治國不可行，儒法同治才是治國良策。可是，太子卻不理解宣帝的意思，宣帝喟然長歎：“亂我家者，太子也！”果不其然，元帝朝後，漢朝大亂。
“陽儒陰法”雖是古代的一種政治手段，但也具有現實意義。就拿現代著名企業家王永慶來說。王永慶為人具有“反求諸己”的儒家人文精神。在員工眼裏，他就是個把“勤儉樸實”當作自己座右銘的長者。在企業管理方麵，王永慶卻深得法家的精髓。比如他製定規章製度，讓員工“自行摸索”和經營者參與基層兩點，就是將韓非子的“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外具有人文關懷，對內有一套嚴明的規章製度，這大概就是“陽儒陰法”最好的體現。
儒法結合，一方麵認識到了教化人心和思想引導的重要性，一方麵又擺脫了傳統儒家空洞的政治理想主義色彩，而具有一定的政治現實意義，確實受到了曆代統治者的歡迎。同樣，拿到現代社會的管理上來講，其道理也不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