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孔子與《詩》《書》《禮》
《史記》說：“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什麼是論次？論是討論去取，次是編排篇目。孔子究竟是怎樣論次《詩》的，《史記》記載的很詳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從司馬遷的這段話看，孔子論次詩，首先做的是選定三百五篇詩的斷代起訖和編定《風》《雅》《頌》三部分，並且為了避免簡編錯亂而明確規定了《風》《小雅》《大雅》《頌》的首篇各是什麼。此即所謂詩的“四始”。這是讀《詩》須先知道得。然後還有“六義”“二南”“正變”諸問題，都蘊含著孔子的用心。
孔子對《書》的論次，《史記》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儒者或不傳。”看來孔子對《書》做了兩件事，一是斷限，二是選材。堯以前的東西，證據不足，故不取。自《堯典》以下所選各篇都有重要意義。《尚書大傳》載有孔子“七觀”之說，曰“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此“七觀”之說雖不必出自孔子，然而孔子將這些篇選入《尚書》，含有他的一定的用意，則是無疑的。
對於《禮》與《樂》二經是“修起”。”修起”的意思是說，禮壞樂崩，孔子起而修之。其意義視“論次”為輕。《樂》已不傳，今可不論。《禮》，今傳世的有《周禮》《儀禮》《禮記》三種，號稱“三禮”。而經孔子“修起”的《禮》是《儀禮》。在《禮記》有一段話說：“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證明今傳世的《儀禮》十七篇確是孔子“修起”的。
今傳世的四十九篇《禮記》是七十子後學遺說的輯錄，裏邊有不少篇大抵也是孔子所傳。古代的禮，據《禮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十分複雜繁縟，不易掌握。又據《左傳》說：“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而女叔齊說“是儀也，不可謂禮”，知道古代的禮包括禮之儀節和禮之意義兩方麵。《儀禮》十七篇的經文講的就是古禮冠婚喪祭朝聘射鄉的儀節，而記文則略微涉及禮的內在含義。講禮的含義比較重要的是《禮記》中的某些篇，如《冠義》《射義》《聘義》《大傳》等篇。《禮記》說得好：“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道禮的數度儀節並不難也不重要，難於把握而且至關重要的是了解數度儀節後麵包含著的思想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