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樂山的“組織說”時時在他心頭閃現。望著農場裏的花木蔬果，對著戲台上的童話表演，他總想到“隱士生涯”“夢幻境界”等等案語。就靠這一些，要去同有組織的社會抵抗，與單槍匹馬卻想衝人嚴整的敵陣，有什麼兩樣？教育該有更深的根抵吧？單單培養學生處理事物應付情勢的一種能力，未必便是根抵。那末，根抵到底是什麼呢？
幾次的軍閥內戰引導他往實際方麵去思索。最近江浙戰爭，又耳聞目睹了不少顛沛流離的慘事；他自己也因為怕有敗兵到來騷擾，兩次雇了船，載著一家人，往偏僻的鄉村躲避；結果敗兵沒有來，而精神上的震撼卻是難以計算的損失。怎樣才可以消洱內戰呢？呼籲麼？那些軍閥口頭上也會主張和平，但逢到利害關頭，要動手就動手，再也不給你理睬。抵抗麼？他們手裏有的是賣命的兵，而你僅有空空的一雙手，怎麼抵抗得來？難道竟絕無法想麼？不，他相信中國人總能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開辟一條生路，人人走上那一條路，達到終點時，就得到完全解放。
在辛亥年成過功而近來頗有新生氣象的那個黨，漸漸成為他注意考察的對象。樂山說要有組織，他們不就是實做樂山的話麼？後來讀到他們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了，那宣言給與他許多解釋，回答他許多疑問；所謂生路，他斷定這一條就是。十餘年前發生過深厚興味的“革命”二字，現在又在他腦裏生根，形成固定的觀念。他已經知道民族困阪的症結，他已經認清敵人肆毒的機構，他能分辨今後的革命與辛亥那一回名目雖同，而意義互異，從前是忽略了根本意義的，所以像朝露一樣一會兒就消亡了，如今已經捉住了那根本，應該會結美滿的果。
同時他就發見了教育的更深的根抵：為教育而教育，隻是毫無意義的玄語；目前的教育應該從革命出發。教育者如果不知革命，一切努力全是徒勞；而革命者不顧教育，也將空洞地少所憑借。十年以來，自己是以教育者自許的；要求得到一點實在的成績，從今起做個革命的教育者吧。
他連忙把這一層意思寫信告訴樂山，像小孩得到了心愛的玩物，連忙高興地跑去告訴父母一樣。這時候，樂山住在上海有兩年了，回信說，所述革命與教育的關係，也頗有理由。用到“也”字，就同上峰的批語用“尚”字相仿，有未見十分完善的意思。同信中又說，既然如此，到外邊轉轉吧，這將增長不少的了解與認識。以下便提起上海有個女子中學，如果願意，就請擔任那裏的教職；這樣，依然不失教育者的本分。
他對於“也”字並不措意，隻覺得得到樂山的讚同是可慰的事。而到外邊轉轉的話，使他血脈的跳動加強了。不是鄉間的學生無妨拋棄，而是他自己還得去學習，去閱曆；從增進效率這一點著想，拋棄了鄉間的學生又有什麼要緊呢？像清晨樹上的鳥兒一樣，撲著翅膀，他準備飛了。
佩璋自然頗戀戀，說了“結婚以後，還不曾分離過呢”這樣的惜別的話。他用愛撫的神態回答她，說現在彼此漸漸解除了青年的嬌癡性習，算來別離滋味也未必怎樣難嚐；況且上海那麼近，鐵道水程，朝發夕至，不是可以常常回來麼？佩璋聽了，也就同意；她當然不自覺察，她那惜別的話正是題中應有之義，而發於內心的熱情，僅占極少的成分而已。
第二個舍不得他的是蔣冰如。但是經他開誠布公陳說一番之後，冰如就說：“你還有教育以外的大誌，就不好拖住你了。那方麵的一切，我也很想知道，希望你做我的見識的泉源。”接著說兩個兒子在上海，請就近照顧；他馬上要寫信，叫他們逢星期可以到女學校去。最後約定在上海會麵的時期，說並不太遠，就在清明前後他去看兒子的時候；他常常要去看兒子（這是幾年來的慣例），因而彼此常常可以會麵，與同在一校實在無多差別。這樣，以勸留為開端，卻轉成了歡送的文章。
母親是沒有說什麼，雖然想著暮年別子，留下個不可意的媳婦在身邊，感到一種特殊的悲涼。
這一回乘船往火車站去的途中，心情與跟著金樹伯初到鄉間時又自不同。對於前途懷著無限的希望，是相同的；但這一回具有鷹隼一般的雄心，不像那一回仿佛旅人朝著家鄉走，心中平和恬靜。他愛聽奔馳而過的風聲，他愛看一個吞沒一個的浪頭，而仿佛沉在甜美的夢裏的村舍、竹樹、小溪流，他都覺得沒有什麼興味。
女學校是初中，但是課程中間有特異的“社會問題”一目。他驟然看見呆了一下，像有好些理由可以說它不適當似的；但是一轉念便領悟了，這沒有錯，完全可以同意。在兩班學生的國文之外，他就兼教了“社會問題”。
到上海的“五卅慘案”發生時，他已習慣於他的新生活；青年女學生那種天真活潑，又因環境的關係，沒有那些女性的可厭的嬌柔，這在他都是新的認識。蔣冰如已來過兩次，都作竟日之談；從前是不覺得，現在卻覺得冰如頗帶點兒鄉村的土氣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