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瓊瑤電影，特別是其中的《聚散兩依依》，對民謠吉他的一時風行，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聚散兩依依》由劉立立執導，呂秀菱、鍾鎮濤主演，發行時間是一九八二年。但我看到這部電影的錄相帶，算起來應該是好幾年以後的事了，因為直到一九八五年從甲秀樓搬到相寶山文聯宿舍，我家才第一次有了一台放相機。瓊瑤小說在此之前倒是早就看遍了的，《聚散兩依依》在其中不算出色，而電影卻大不同，首先是兩個男女主角，一個漂亮文秀，一個活潑俊朗，都很討人喜愛（記得有個同學看了這部電影，對呂秀菱大感驚豔，文縐縐地慨歎：“得妻如此，夫複何求？”），更主要是裏麵的插曲好聽，配上纏綿悱惻的劇情，雖說不上“殺人之心”，但“蕩氣回腸”四個字是當得起的；尤其是末尾，呂秀菱的視角：先是前奏起，隨著扶梯緩緩而上，露出“埃及人樂隊”的四個成員，每人一把吉他掛在身上，打頭的當然是鍾鎮濤，唱電影主題曲《聚散兩依依》。那場麵之悲壯煽情，之千鈞一發，當時看來，簡直無以言喻。那時一盤錄相帶，轉來轉去地看，轉來轉去地錄，不知經過多少人手。記得《聚散兩依依》到我手上時，磁粉差不多掉了三分之一，顏色早已遊於形外，饒是如此，還是翻來覆去地看，看得愛不釋手，寢食難安。那幾年，我以為這世上不會再有比呂秀菱更美的女人了。某次偶從朋友處得一本香港八卦雜誌，刊有呂秀菱一幅什麼電影的劇照，側身而坐，薄衣透濕，隱見胴體，配文是香港一個“算命大師”對呂秀菱乳暈之形狀大小及顏色深淺的種種不堪之辭，看得我大為憤慨，覺得唐突佳人至此，可謂無恥之尤，惡俗之極，該當千刀萬剮才對......
瓊瑤小說文藝腔、學生腔十足，原本經不得時間濾汰，但憑借那些好聽的電影插曲（比如《在水一方》、《幾度夕陽紅》、《我是一片雲》等），當可被人反複提及——而為瓊瑤電影譜曲的那些音樂家大都是台灣現代民歌運動的成員，反過來看，沒有瓊瑤電影在華人世界的廣泛流布，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大約不會在台灣之外產生如此影響。說瓊瑤電影之於台灣現代民歌，有如昆蟲之於花粉，這個比喻應該不算過分。
文具盒
學習民謠吉他的初期，難點之一是左手把位很難一次到位，總是本能地以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的順序依次按弦。這是初習吉他者常犯的毛病，卻也是絕對不允許的。於是為了不間斷地練習左手換位，我在四指寬的金屬文具盒背麵畫上六根弦和三個品的圖案，專用來在上課時練習。記得有一次在課桌下反複練習，突然貫通，輕鬆從C把位到G把位再到A把位輪轉一遍，一時得意，忘乎所以，禁不住在課堂上嘿嘿竊笑，猛然覺察四周一片死寂，抬頭看時，正與老師陰沉的目光接個正著，我因為當時心情極好，竟報以一個挑釁的鬼臉。事後想想，覺得難以想象，我向來畏懼老師，換成平時，斷斷是不敢的。
血
我生平試圖學習的技藝中，吉他是下力不少而收效最微的。記得某次練習節奏，如癡如醉，不覺彈破了右手拇指的皮肉，血被弦琴彈射出去，以輻射狀撒在琴麵上。我停下來，心裏又憤怒又絕望，心想都這樣了，還是練不好。有種衝動，想把吉他掄起來，狠狠地砸在書桌上。
不知出於一種什麼心理，我把那些血跡保留在琴麵上，好幾個星期之後才終於抹去。
吉他的聚會
八十年代中後期，這座城市的年輕人們如果聚會，多數情況下是少不了吉他的，無論事前有無約定，人到齊後，你總會在不止一個人的身邊發現吉他。通常的情形是這樣的：晚飯之後，帶吉他的人當中，總有某人先忍不住，把吉他從身後拿過來，一麵仍舊和旁人閑話，一麵胡亂撥弄琴弦；幾分鍾之後，必有人會意，大聲提議，別鬧了別鬧了，聽某某某彈吉他吧。於是大家一致附議，於是某某某就半推半就地開始彈唱起來。開始的時候，總是某某某一人彈，一人唱，幾句之後，就有另外的嗓子加入進來，而且加入的嗓子越來越多。某某某一人彈唱的時候，無論是彈，還是唱，每個音顯然都是經過著意修飾的，等另外的嗓子加進來，琴聲和嗓音就失去了控製，不同高低的調，不同粗細的嗓，最終彙成了雜亂無章的一片鬧。表麵看來，房間裏每個人的臉上顯出或亢奮或歡樂的表情，實則彈吉他的某某某心裏卻很不高興，因為他的吉他和他的獨唱都被淹沒在一片混響之中，有他無他已經毫不重要。某某某不甘被眾聲淹沒，隻得化彈為掃，化唱為吼，但他所有的努力顯然都隻是徒勞，所以一曲既畢，笑鬧聲中，你常常就能發現，某某某雖然仍舊與旁人一樣笑鬧，那心神其實已經沮喪，興味已是索然了。
某某某不想彈了，還有另外的某某某。另外的某某某操起吉他，心存一絲僥幸，故意挑一首調子低沉，旋律平緩的歌曲來唱，比如《請跟我來》。剛開始時效果顯著，因為大家剛鬧過，忽聞這近乎肅穆的曲調，便都不自覺地攝了心神靜聽。另外的某某某自以為得計，忘了這歌的後半部有一段是有配唱的，於是唱著唱著突然噩夢重現，令他猝不及防：有人唱主部，有人唱副部，漸漸又成了一鍋沸騰的稀粥......
那時的我經常參加這樣的聚會，有過某某某的心得，也有過另外的某某某的體會，那點不可告人的虛榮之心，自戀之態，當時並不自知自覺，現在看來，卻是洞若觀火，昭然若揭的。
雙吉他
我父親的第二個妹妹，也就是我的六姑媽，在花燈劇團工作，她的三個子女，女兒就是教我彈《如果》的二表姐，大的一個兒子就是那個一生氣臉色就白得發青的表弟了。我通過表姐表弟認識了不少花燈劇團的子弟，他們的年紀大都也和我們差不多。可能因為遺傳，也可能因為環境，他們的藝術細胞很早就活躍起來，而且顯然比大多數同齡人有更好的學習音樂的條件。在八十年代的吉他熱中，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也迷上了吉他，彈奏的水平大大高過如我這般的愛好者。記得有一次去姑媽家，碰上他們中的七八個也在，其中兩個坐在房子中央，正用兩把吉他伴奏，一把彈節奏，一把彈分解和弦，唱齊秦的《冬雨》。現在想起來，那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不過最簡單的一種配合。但當時是第一次耳聞兩把吉他的合奏，隻覺層次、變化大大豐富，與一把吉他的伴奏不可同日而語，完全是另一種效果，另一番境界。當時在場的七八個人中，後來有好幾個走上了專業從事音樂的路子，就我所知，有當歌手的，當薩克斯手的，當鼓手的，當貝司手的（比如在我的小說中瘋了的那個朋友），雖然都不再玩吉他了。
吉他勾魂法
和我一起去群眾藝術館見公雞頭和高跟鞋的表哥是我五姑媽的二兒子，隻比我大三個月，性格活潑，極擅交際，外號人稱“張半城”。關於他的交友之廣泛，有段經曆讓我印象深刻：某次我們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一大幫人到黔靈山遊玩，要穿過一條數百米長的隧道去黔靈湖。隧道蜿蜒，漆黑不見五指，我和表哥走在一起，途中他點了一根煙，火機亮起的瞬間，幾乎是同時，我聽身旁突然有人驚呼，張代羽！怎麼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