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大哈”：泄密的禍根
某西方大國的前任駐華大使在離任後公開說，現在是我們在中國進行情報活動的黃金時代。
——為什麼？
某外國報紙評論說，北京已漸漸成為諜報人員的天堂。
——為什麼？
不是外國情報機構的間諜如何有本事，也不是他們的電子竊聽器如何靈敏、偵察衛星如何先進，問題卻是出在我們內部——我們有許多頭腦簡單、辦事毛糙、毫無保密意識的“馬大哈”！
1992年5月，某研究所木工M幫助同所高級工程師H裝修居室。回所時，H委托M將一份氣象衛星總體設計的技術方案資料帶回所裏歸檔，並“叮囑”M要小心。M將這份材料放入木工袋中，上了公共汽車後，M隨手將木工袋放在座位旁。可惜的是，M的座位恰巧處在車廂的“鉸接處”，隨著汽車的顛顛簸簸，木工袋悄無聲息地從鉸接處的縫隙裏掉下去了，待這位馬大哈木工發現木工袋掉下去了時，已不知過了多久。M急呼司機停車，待他下車返回尋找，卻蹤跡全無。隨後又發動附近街道的力量去找，但終究未找回木工袋。一份有關我國高科技機密的材料，便這樣遺失了。倘是被拾破爛的老頭老太揀了去做煤爐的引火紙，或者是送到廢品站讓紙廠化成了紙漿，這倒尤可，但如果落到外國情報人員的手裏，則後果不堪設想。
據說後來總結這起重大失密事件時，M說沒料到會丟失這份絕密材料，想到了他不會接受H的委托；H則說他也沒想到會丟失，想到了，家裏裝修再忙他也會親自將這份絕密材料送回所裏。
——兩個十足的馬大哈！H作為一名高級工程師，應該知道這份材料的重要性，他怎能將如此事關重大的絕密材料，視同一件衣服甚至一包白菜一樣，由一個不相幹的人來代轉呢？M也是糊塗，接受了這樣重要的絕密材料卻視為兒戲，隨隨便便地塞進他的木工袋，並且從公共汽車上掉下去時還未察覺，以至釀成這樣一件嚴重的失密事件。
中國有多少這樣的馬大哈？大概還沒有人認真分析和統計過。但是，在某省保密部門對某年一個季度發生的48起泄密案件進行分析，泄密方式屬於丟失和被盜的約占泄密案件總數的50%，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馬大哈現象”在泄密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1991年底，某省一位行署專員之妻為修理住房，將多年積存未認真清理的文件、資料、書籍共59公斤，一次賣給了小販。當小販在廢舊品收購站出售書籍時，恰逢地區保密局人員路過，59公斤“舊書”被收回清點，意外發現其中有絕密文件3份，機密件43份，秘密件13份。
這位馬大哈妻子不知道，這些秘密文件要是被境外間諜獲取了，那就是他們的無價之寶，因為他們從中可撈取有關中國的許多重要情報。按國家保密法規定，絕密件保密期限為30年，機密件為20年，秘密件為10年。稍有保密常識的人，都不至於將這些還未解密的文件當作廢紙出售。
遺憾的是，像這種缺乏保密意識的人居然大有人在。1992年9月，北京某局一幹部開完會後，將文件夾在自行車後架上，車騎到半路，突然發現兩份機密文件不翼而飛。後來發動當地居民反複尋找，卻一直未找到。
同年5月，新疆某縣縣長外出參加會議返回途中，將車停在招待所內，下車時未隨身攜帶文件袋。當晚車窗被小偷砸開，文件包被竊，內有機密文件14份。
馬大哈之所以成為馬大哈，關鍵就在於他們的腦子裏缺乏保密這根弦。派克筆是世界的頭號名牌，是“筆中之王”，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我國的“英雄”、“金星”都有一項領先世界的先進技術，那就是不鏽鋼筆套的拋光技術。派克公司一直想獲取這項技術，使他們的派克筆“錦上添花”。他們設想了幾套方案，最後決定派兩名副總裁來中方廠家作“友好考察”，看是否有機會撈到這項他們夢寐已久的技術。到中方廠家後，連他們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這個廠家沒有任何戒備心理，不僅讓他們詳細參觀生產車間，而且還允許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用攝像機把拋光設備結構及運作過程全部拍攝下來。從此以後，派克筆解決了不鏽鋼筆套的拋光技術，使我國“英雄”、“金星”鋼筆的競爭優勢消失了。
我國某單位經過多年潛心研究，對治療偏癱的某種花素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日本知道這一情報後，以一紙邀請書把參加該課題攻關研究的某大學教師連同全部有關資料“請”到了日本。對於這樣明顯的竊密方法，我國有關部門卻毫無察覺，似乎還“榮幸之至”，因為參加了“國際學術交流”。因此該部門未加任何阻擋，讓該教師與資料一起“流”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別喜歡中國的馬大哈，也特別善於鑽中國人保密意識不強的空子。
1982年，日本德島市文理大學教授竹木常鬆，利用到雲南省參觀考察之機，廣泛收集治療慢性支氣管炎的中草藥——絞股蘭資料，並在雲南省《中草藥通信》上獲取了李某、史某對該藥撰寫的論文，並表示要與之合作出專著。爾後又利用和昆明植物研究所林某的私人關係，由林向曲靖人民醫院索取該藥200餘例臨床試驗的內部資料。對此一係列竊密行為，居然沒有引起我國相關部門的警覺與重視。1983年，竹木常鬆將這些資料整理出版了《絞股蘭》專著，絞股蘭技術遂在日本傳播。現在，日本開辦了現代化的絞股蘭製藥廠，絞股蘭成為世界名貴藥材之一，暢銷世界各地。這一科技成果的泄露，給我國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秘密就是金錢，這在西方企業界幾乎是個常積。美國是一個很開放的國家，但它的保密工作在許多方麵比我們嚴格得多。美國的大公司都專門設有負責保密工作的副經理。日本是一個靠獵取別人的經濟、技術秘密起家的國家，但他們的保密意識更強，就連一般職員都能保證嚴守公司機密。有一次，我國有一個經濟代表團到日本一家企業去考察參觀。日方由一個負責人接待，介紹企業情況。他隻是將企業的基本情況作了簡要介紹，對具體方麵卻避而不談，當中方代表團團長請他就某一問題作較詳細介紹時，這個日本職員認真地說，實在對不起，不能多講了，講多了要殺頭的。當然，殺頭是不可能的，但這說明日本人的保密觀念是何等之強。
相比之下，我國國民的保密意識卻差得令人感到可悲。我國西南某企業意欲與國外合作開發某種新產品。外商聞訊後，紛紛前來考察。稍後，法國一企業捷足先登，簽訂了意向書。考察結束前，法國人提出，為了保證合作的順利進行，需要對新產品詳細情況作充分了解，以便回國後做好具體準備，盡快開始合作。我方公司總經理聽到這一超出常規的要求後，不是婉言拒絕，而是滿口答應，把該產品的所有資料、數據統統拿出交給了法國人。法國人得到全部資料後一去再也不返了。結果中國的產品還未上市，那法國人已在大批量生產了。
上海耀華一皮爾金頓玻璃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某，1985年6月從國家建材局弄到一份正在建造和已經投產的“全國浮法玻璃生產線”的機密資料。陳回到上海後即將該資料全部內容告訴了公司英方總經理傅朗。傅朗將此情報提供給正與我國建材局談判引進的英方代表，英方代表知道我有求於他，立即將原報價3000萬美元猛增至1.5億美元，使談判遇到困難。
馬大哈成了國際經濟間諜的“活寶貝”！再難搞的秘密，再保密的技術，有了馬大哈，一切就好辦了。一位外國情報官員指出：過去派十個二十個諜報人員才能搞到的東西，現在通過“廣交朋友”，很容易搞到手。
外國諜報人員交的“朋友”，相當一部分便是馬大哈，因為他們頭腦最簡單，辦事最粗心，你根本不需要過多的轉彎抹角，就能從他們的口裏、手裏、家裏、單位裏搞到他們想要的商業秘密，“成本最低、效果最好”，許多商業秘密簡直是馬大哈拱手相送的。
由於馬大哈的存在，我們不知白白泄露了多少機密、流失了多少技術、造成了多少損失。我們絕不能對“馬大哈現象”再等閑視之，提高全民族的保密意識，嚴厲懲戒泄露商業秘密的馬大哈們，已刻不容緩。
——馬大哈，你們該醒一醒了！
二、報刊：“公開的情報”新聞裏麵有“秘密”
有情報專家聲稱：最公開的報刊往往隱含著最秘密的情報。哪怕是平淡無奇的新聞，隻要落到情報專家手裏，也可能挖掘出令人吃驚的秘密。
這可不是情報人員信口雌黃吹牛皮，說大話。讓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60年代，我國剛剛建設大慶油田，由於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在當時是極為保密的，國內人士也都不知道它的地址，可是日本人卻得知了，而且非常準確。那麼，他們是如何掌握我們的秘密的呢？是派遣了特務，還是收買了某些中國人？
都不是。出人意料，他們靠的僅僅是零零星星搜集到的關於大慶的一些公開資料，並依此做出了合乎邏輯的分析。
原來，在《中國畫報》封麵上曾登過鐵人王進喜的照片，身穿大棉衣，冒著鵝毛大雪在工作。日本人分析這可能是東三省靠北邊的某個地方，大概位於哈爾濱和齊齊哈爾之間，否則不會下這麼大的雪，但具體地點卻不知道。接著，日本人又看到了《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說王進喜同誌到了馬家窯，說了一聲：好大的油海啊，我們要把中國石油落後的帽子扔到太平洋裏去。這下日本人樂了，說找到了，馬家窯就是大慶油田的中心。以後，我國出版的《人民中國》雜誌又報道說，中國工人階級發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大慶設備不用馬拉車推，完全是肩扛人抬。日本人據此分析，大慶車站離馬家窯不遠了，遠了就扛不動。地址找到了，什麼時候出的油呢？他們也算準了。1964年，王進喜同誌光榮地出席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日本人說肯定出油了，不出油王進喜當不了人民代表。他們分析得很對，情況也的確如此。接下來，日本人又根據《人民日報》上一幅鑽塔的照片，從鑽機手柄的樣式推算出油井的直徑是多大，再根據油井直徑和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來套算，把全國石油產量減去原來的石油產量，就是大慶的石油產量。在此基礎上，他們很快設計出適合中國情況的石油設備。等到我國向世界各國征求設計時，其他國家大都沒有準備，而日本則胸有成竹地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他們同時拿出了具體的設計。談判當然很快就成功了，日本人在這一項目中賺了我們一大筆錢。
從這則故事裏，我們一方麵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搜集情報方麵的細心與精明，另一方麵也從側麵告訴我們，公開的報刊是情報泄密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渠道。情報專家們一致認為，雖然現在經濟間諜可以“無孔不入”，電子竊聽技術可以“無所不聞”，間諜衛星可以拍攝到地麵抽煙的鏡頭，但仍然會受到許多的限製。因此，在情報搜集中，公開的報刊是世界許多國家情報的主要來源。世界上不少有名的情報研究機構，如英國的倫敦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所、美國的蘭德公司等等，都是利用公開資料進行研究工作的。他們通過報紙、書刊、廣播、電視等渠道，將人們耳聞目睹的情報進行深入研究，多方論證，得出重要的情報成果。而美、英、日、俄等國的間諜機構，更是把從公開資料中搜集商業秘密作為他們的重要任務。美國CIA每月訂購的外國報刊達20萬份之多，據統計，從公開資料中獲取的情報，約占美國情報總數的80%左右，是美國情報的一個重要來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個名叫伯爾特路德·雅各布的作家發表了一本長達172頁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裏，他詳盡地介紹了德國國防軍的組織情況、參謀部人員配備、168名指揮官姓名、各軍區情況，甚至包括新近成立的一些分隊的情況。希特勒看到這本小冊子後，勃然大怒，責問其情報顧問尼古拉上校：“他這些關於國防軍的材料是哪裏來的？”尼古拉無言以對。後來希特勒用特務手段將雅各布逮捕，經審訊，他的小冊子完全是從德國報紙訃告、結婚告示等報道的片斷材料中搜集起來的。如他從××上校在某地出席××的葬禮，從而推斷出××部隊駐紮到了某地，指揮官便是這××上校。事後尼古拉不勝感慨地說，雅各布是他35年情報工作所見到的最傑出的情報天才。而這個情報天才所用的工具隻有一把剪刀、一瓶漿糊、一個卡片盒和一個情報人員的頭腦以及長期不懈的搜集、積累、研究、整理。
為了切斷外國情報人員的情報來源，許多國家都對報刊、廣播、電視的發行和出口實行嚴格的檢查製度。但是，盡管新聞檢查製度十分嚴密，機靈的情報人員仍可從中找到可貴的情報資料。美國中央情報局曾做過一個實驗，他們在一所著名大學挑選了一批精明的研究生，利用暑假“扮演”蘇聯情報人員，讓他們閱讀美國近一個時期公開發行的出版物、新聞、國會谘詢記錄、政府出版物、專題論文及演說等資料，看看從這些繁雜、浩翰而未歸類的材料來源中，究竟能對美國的國力和軍事動向作出一些什麼樣的估計。這些研究生的工作表明，他們的成果可以使任何情報機關心滿意足。杜魯門總統在看了CIA第四任局長比爾德·施密斯的報告後驚呼：“我們的秘密情報的95%被報紙和高科技專業雜誌發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