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便發生過這樣一起“送牛奶”案。原告是靜岡市的牛奶銷售商，被告是一名送牛奶工人。這名牛奶工人1921年11月17日受雇於原告，1928年2月退職，自己開了一家牛奶銷售店。牛奶商認為被告自設牛奶銷售店，勢必會利用他在原告處當送牛奶工人時的客戶，屬於不正當競爭，為此上訴東京法院。法院支持原告的訴訟，責令被告20年內不能在靜岡地區販賣牛奶。也就是說，不管你使不使用以前當送牛奶工人時的客戶，都不準你從事與原告同一範圍的業務。
當代最有名的當屬洛佩茲跳槽案了。1993年3月10日，美國汽車業超級巨霸——通用汽車公司的棟梁、公司采購總經理洛佩茲突然宣布改換門庭，投奔德國大眾汽車公司。通用公司和大眾公司是世界上的兩大汽車製造企業，當前全世界汽車生產能力為4000萬輛，而年需求隻有3000萬輛，這說明置身於激烈競爭中的美國通用和德國大眾的關係是有我沒你的死敵。洛佩茲此人非同小可，在通用汽車公司底特律汽車城工作僅10個月，就為通用節省下10億美元，連同在歐洲通用的兩年工作算在內，估計為通用車零件開發上節省了30億美元。洛佩茲率其助手，以新的管理方法、個人的魅力和咄咄逼人的氣勢，成為通用公司管理層中的耀眼明星。
1992年底，大眾公司福斯子公司的總裁費迪南秘密會見了洛佩茲，以給他5年工資共2000萬美元為條件，誘惑他跳槽到大眾公司，最後果然如願。這種高級人才的出走當然使通用非常惱火和尷尬，因為這不僅是喪失了一個高級人才，而且牽涉到大量的商業秘密被帶走。據通用公司調查，洛佩茲走時帶走了大量機密文件，包括通用公司設計的購買策略，他參與的歐寶微型車項目研製的有關資料以及許多商業秘密。因此，1993年4月22日，通用公司以商業間諜為由向德國檢察院起訴洛佩茲。美國司法部也開始插手此事，對此案展開調查。美國總統克林頓甚至下令中央情報局采用偵察手段，必要時將要求德國政府“引渡”洛佩茲。如果罪名成立，洛佩茲可被判處最高達10年的徒刑。“通用”的控告名單上還包括“大眾”董事長皮埃希及“大眾”整個領導層。按美國法律，“大眾”如敗訴，不僅將可能被判支付數10億美元損失，而且有關人員也可能被判刑。
迫於美國壓力，德國警方突擊搜查了先於洛佩滋“叛逃”的助手們租用的住宅，果真發現了隻有通用公司高層主管才能掌握的資料達十幾箱之多，其中包括奧佩爾公司準備推出的小型車的設計資料。
在此情況下，大眾公司不得不全麵退卻求和，1996年11月29日讓洛佩茲辭職了。德國經濟部長也分別約見雙方主管，企圖舒解危機。在兩國政府的協調下，1997年1月8日，這起轟動全球的德美汽車間諜案宣布以大眾公司的巨額賠償而“私了”：大眾公司一次性向通用公司支付1億美元的賠償金，並承諾在未來7年內向“通用”方麵采購價值10億美元的汽車零配件。
其實汽車業巨頭之間的跳槽或者間諜糾紛早已有之。早在1921年，當年被認為是老福特公司智囊人物的西蒙·克努德森的父親威廉·克努德森就是因為與老板發生齬齟而投靠通用公司的。他在通用公司生產“雪佛蘭”轎車方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就成為分公司的總裁。更有意思的是，1968年，已是通用公司副總裁的西蒙·克努德森(年薪為48.2萬美元)對公司領導心懷不滿，福特汽車公司便利用了這一點，又成功地把他“挖”到自己的公司裏來，任命他為福特公司的總裁，年薪50多萬美元。這樣一來，這位深知通用公司全部機密的人，搖身一變，就成了宿敵福特公司的總管。
對於一家企業來說，跳槽最大的損失不是人才的喪失，而是秘密的泄露。因此，國內外企業無不對跳槽者提心吊膽。曾任福特公司總裁的李·亞科卡在離開福特公司時，曾被要求答應不在汽車行業中謀職，為此公司答應支付給他150萬美元的“沉默費”，其目的就在於不使亞科卡把公司的機密透露給競爭對手，也不把公司的秘密泄往國外。除汽車行業外，亞科卡可以去任何其他部門就職，也可以就任任何高級職務。福特公司財大氣粗，出得起這樣巨額的“封口費”，而其他公司則隻有望“跳”興歎了：但願道德與法律能封住跳槽者的口！
二、有人歡喜有人愁
一人走了，兩百人飯碗砸了
跳槽，尤其是帶著商業秘密跳槽，對於跳入的單位自然是天大的喜事，而對於跳出的單位當然是巨大的損失，真可謂有人歡喜有人愁！浙江迪耳藥業有限公司鹽酸金剛烷胺等生產車間的209名職工做夢也沒想到，曾和他們朝夕相處的車間主任舒理建的出走，竟會使他們的車間停產，工人被迫下崗，並因此陷入對一場艱難訴訟的長久期待。
這是1998年2月16日的《人民日報》報道的一起跳槽泄密案。1996年6月1日，浙江康裕製藥公司在省城某報刊登企業形象策劃廣告，稱“康裕”能在短時間內研製成功鹽酸金剛烷胺，得益於一個“出茅廬”不久的大學生舒理建的偶然加盟。廣告敘述道：想回老家工作的舒理建被“思賢若渴”的“康裕”總經理“三顧茅廬”請到“康裕”後，被破格提拔為鹽酸金剛烷胺“項目試製負責人”。舒不負眾望……在短期內便向有關部門遞交了“醫藥產品移植試製”報告。
但幾乎就在“康裕”刊登這篇廣告的同時，“迪耳”卻向金華市有關部門遞交了一份有全廠職工簽名的報告。報告中說：他們公司和浙江師範大學耗時七八年，投入455萬餘元巨資聯合開發研製複方感冒藥中組方需求量很大的原料藥——鹽酸金剛烷胺，1993年11月3日通過省醫藥管理局新產品驗收，目前，國內僅有東北製藥總廠擁有該產品的生產技術，並明文確定鹽酸金剛烷胺成果屬職務技術成果，使用權利屬於單位，不屬個人。然而，就在“迪耳”科技投入產生效益之際，“迪耳”公司技術人員舒理建，於1996年4月2日未經公司領導及有關部門批準和在未辦理任何手續的情況下，攜帶公司工藝技術成果及有關資料擅自離廠出走。“迪耳”公司當即向金華市有關部門報案，請求保護技術成果機密不外泄，並盡快查清舒理建下落，追究其法律責任。
經金華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和金華市婺城區檢察院偵查，查明舒理建在非法竊取和占有“迪耳”公司無形資產價值千萬元以上的鹽酸金剛烷胺全套有關技術成果資料後，在10萬元技術轉讓費和生產盈利後可提取4%科技專利費等好處的誘惑下，私自將其轉讓給浙江康裕製藥有限公司。
據“迪耳”公司介紹，曆經一年有餘，“康裕”不顧省醫藥管理局等有關部門的勸告仍繼續生產鹽酸金剛烷胺，並壓價銷售、致使“迪耳”屬下的鹽酸金剛烷胺等生產車間被迫停產，職工下崗，損失慘重。
“迪耳”公司1997年7月20日向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請訴訟，請求保護技術成果機密，並索賠經濟損失1000萬元。
“迪耳”狀告“康裕”一案在全國引起極大的震動，引起了一些國有、集體企業職工、幹部的關注。許多人說，現在跳槽泄密屢禁不止，國有、集體企業成了別人的“實驗室”。如不采取措施製止，將嚴重威脅著國有、集體企業的生存與發展。
富了一個人，垮了一個廠
某製衣廠的一位年輕廠長風華正茂，正春風得意。突然間，他向上級遞上了辭職報告，不待上級批示，他便不辭而別。立時，企業群龍無首，亂作一團，而他卻躲在家裏尋清靜。許多職工多次上門央其出山，也無濟於事。在追問其辭職原因時，他百般遮掩，不落實言。急得主管部門的頭頭們也不惜屈尊，請他把3年的任期幹下來再走。麵對過去為求一官半職而拚命巴結過的上司，這位廠長一改過去的媚態，以不容置疑的口氣一口拒絕。事情拖了一個多月，主管部門拿他沒有辦法，隻好發了一個沒有任何製約效力的免職決定。這位廠長如獲至寶，幾天後便帶著原廠的業務關係到鄰縣開發區的一家服裝公司上任了。月薪是他原來的5倍，且有個人享用的小轎車。原製衣廠職工用心血創下的輝煌支起了他個人騰達的金橋。
腐敗，這是一種無孔不入的瘟疫，在不同的場合它以不同的麵目出現。這不，連作為改革開放新生事物的跳槽，曾幾何時也成了腐敗的載體。一些企業的管理人員與技術人員，利用在原企業的特殊優勢，獲取了企業的經營機密、銷售渠道或技術成果，遂據為己有，然後通過跳槽的形式轉化為個人的財富。表麵上，他們似乎沒有貪汙企業的錢財，但卻貪汙了比錢財更重要的企業機密；他們似乎也沒有占有企業的物品，但卻侵占了比物品更值錢的銷售渠道或技術成果。這是一種看不見的腐敗，一種危害更大、影響更壞的腐敗！
王副廠長要辭職了！這個消息不啻一顆炸彈，在平靜的上海某咖啡廠裏炸出了陣陣漣漪。
好多人都想不通，王副廠長是廠裏數一數二的技術尖子，還是區裏的人大代表，現在正是紅得發紫的時候，為什麼要走呢？
事情還得從一年前說起。
一年前，王副廠長參加局裏組織的休養團，到千島湖去放鬆放鬆。徜徉在美麗的山光水色之間，王副廠長常年繃緊的神經難得有了一點鬆懈。
就在這裏，他偶然結識了一位南方來的客人。這位南方客恰好也是一家食品廠的負責人，聽說王副廠長是咖啡廠的，便興趣大增，說他們的食品廠是一家新辦的企業，缺少技術，缺少人才，因此，他很歡迎王副廠長能夠到他們廠裏去指導工作。
王副廠長隻當是一般的寒喧與客套，並沒有把他的話當真。誰知第二天，這南方客竟找到了他住的賓館，軟磨硬纏，終於把他拖上了南去的飛機。在廣州，他受到了從未有過的禮遇，廠長天天陪他，又是逛名勝，又是洗桑拿。臨走，還送給他一大堆禮品：西裝、手表、珍稀郵票，還有2萬元現金。
王副廠長開始還不知道他們為何這樣看重他，正猶豫間，對方把話挑明了：“你在咖啡廠，一個月才幾百塊錢，還住兩室一廳，太窩囊了，不如到我們食品廠來，你還當你的副廠長，給你一套四室一廳帶空調的住房，工資起碼是以前的5倍。你還可以用你掌握的咖啡生產技術和銷售客戶拿到我們廠作股份……”
王副廠長一下驚呆了，原來他們是看中了他掌握的咖啡生產技術與銷售客戶，真這樣，實在對不起培養了自己幾十年的咖啡廠，但這又是一條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路子……
麵對金錢的誘惑，王副廠長最終還是選擇了後者。不久後，他告別了工作幾十年的咖啡廠，合家老小移居南方了。
一年後，這家南方食品廠的一種新牌飲料殺向市場，橫衝直撞，好不得意，與此相對應的是，上海這家咖啡廠的產品逐漸從各食品商店的櫃台上擠下來了，幾百人的老牌企業瀕臨倒閉。
某縣的電子元件廠是該縣的骨幹企業，年上交利稅300多萬元，是上海、北京、天津的多個家用電器廠定點生產電子元件的協作廠。
該廠的副廠長李某17歲就進了廠，先是當學徒，幹一些輔助活，後來工廠見他聰明好學，送他到一所大學培訓了兩年，回廠後成為工廠的技術骨幹，兩年前提升為副廠長。李副廠長不僅技術上過硬，而且為人豪爽，善交朋友。因此，一年前又讓他負責抓產品銷售。他走南闖北，不僅穩固了老客戶，而且還發展了一批新客戶。
就在有關部門正考慮讓他當廠長之際，他突然與另外兩名車間主任一同提出了辭呈。人們以為他吃錯了什麼藥：好端端的怎麼不幹了呢？主管部門以為他鬧什麼情緒，派人來做思想工作，卻是潑油鹽不進。他那退了休的師傅跑來拿著拐杖點著他的鼻子罵：“你小子想忘恩負義？”他既不回嘴也不解釋，幹脆跑到一個朋友家躲起來了。無奈，主管部門隻好同意他辭職。就在眾人大惑不解之際，他與那兩名車間主任聯合辦的一家電子元件廠開工了。開始人們不以為然，看他們租兩間破民房，倒買回幾台爛機器，想必不成什麼氣候。誰知幾個月後，許多客戶都終止了與縣電子元件廠的合同，而改為與李某的聯合工廠訂貨了。因為李某這一年在工廠抓銷售的過程中，早已用公款鋪好了後路。他的工廠一開工，他便跑到那些關係戶那裏去遊說：“我個人開了一個工廠，老朋友一定要幫我一把。”這些關係戶曾經都得過縣電子元件廠的好處，但他們把這人情記在了李某的頭上，現在他個人開工廠，不如順水推舟，轉頭跑到了李某工廠的客戶網裏了。
李某的工廠越辦越紅火，而縣電子元件廠卻因失去了大批客戶一蹶不振。後來陸續又有兩名副廠長也效仿李某從工廠裏跳出來另立山頭，又帶走了一批技術骨幹和一批銷售客戶，最後，縣電子元件廠四分五裂，資不抵債，宣告破產了。
許多老工人痛心疾首地說：是李某們弄垮了工廠！他們不解：李某們挖走了工廠的客戶，怎麼就沒有法律製裁他們呢？
——不是沒有，而是沒用！
小心他人摘走“熟桃子”
隸屬於郵電係統的某工程儀表研究所，是全國研製工程儀表的專業研究所，也是國家定點數字光纖儀表工業性實驗基地，過去曾自行研製開發出幾十種儀表。但發展到今天，研究所的年產值已下降到400萬元，而全所一年的支出卻在1000萬元以上，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由於沒有新的產品可生產，國家投入的價值1000多萬元的美國進口流水線長期閑置在那裏，如沒有國家的支持，儀表所早就支撐不下去了。
一個大型的高科技企業，為何陷入如此尷尬的局麵呢？原因很簡單：一人跳槽，全所遭殃！
早在90年代初，國家科委、郵電部和郵電研究院共同投資上百萬元，研製“工程7號信令監測儀”。這項被列入國家“八五”計劃的技術，僅購買的科研材料就價值近13萬元。該項目的負責人是任研究室主任的賈某，為了鼓勵他進行科研工作，所裏還特意破格提升他為高級工程師。可是後來有的職工發現，每天都有一輛奧迪車接他外出，“形跡可疑”，但當時並未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沒有想到他會背棄培養了他的單位。終於，在1994年8月的一天，賈某帶著研製成功的電路圖、樣機和所有技術資料，不辭而別，受聘於一家待遇很高的合資公司。就這樣，百萬元的科研資金和技術人員幾年的心血泡湯了，而賈某所在的那家公司利用儀表所的技術成果生產出產品，卻獲利上千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