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後，唐高祖李淵於武德六年(623)下令將民戶按資產定為三等。貞觀九年(635，一作武德九年)三月又以為三等未盡升降，改為九等。按規定，戶等每三年審定一次，由縣注定，州複核，然後注入戶籍申報到尚書省，每定戶以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醜、辰、未、戌)。定戶等是造戶籍的重要步驟之一。
在實行均田製的時期，租、調、徭役(庸)雖然是按丁征收和調發的，但受田先後，租調、地稅的蠲免，正役和雜徭征發的先後，衛士、征人的揀點，租調送交的遠近，則都是以戶等的高低為依據的。戶稅按戶等征發；地稅從高宗永徽二年(651)到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期間，也是按戶等高低征收的。因此，戶等高低與每丁租庸調的數量雖沒有關係，但與農民賦役負擔的輕重卻有著密切的關係。
安史之亂後，按戶等交納的戶稅數額提高，成為農民的主要負擔之一。特別是兩稅法實行後，按丁產定戶等，按戶等稅錢，按土地多少稅糧。戶等直接成為賦稅輕重的標準之一，與農民負擔的關係更為密切。但兩稅法實行後卻長期不調整戶等，貞元四年(788)，唐德宗李適詔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令三年一定，以為常式。此後，唐朝政府也不斷重申此令，然而由於戶等高低；直接涉及地主官僚的利益，故不被認真執行，三年一定的規定實際上成為一紙空文。
官戶
唐代隸屬官府的一種賤民。又稱番戶。唐律規定，謀反及大逆者，本人及父、子年十六以上皆處死刑，其餘依法相坐的男女及奴婢沒官，謂之官奴婢。官奴婢經一次赦免為官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官奴婢初配沒時，刑部都官司將有技能的按所能分配諸司，諸如少府、將作監和諸州所屬的各種手工作坊；無技能的分配到司農。被免為官戶者，仍隸司農和諸司，專立籍賬，在州縣沒有戶籍。官戶在本司分番勞動，一年三番，每番一月。十六歲以上的都要當番；但也允許納資代役。其中長上服役的，則衣糧由官府供給。
官戶的法律地位和部曲一樣，比良人低一等，比奴婢高一等。量罪定刑時，比良人重一等，比奴婢輕一等。依戶令，官戶當色(同類)為婚，不能和其他等級的人通婚。所生子女亦為官產。年六十及廢疾者，免為雜戶；年七十則免為良人。
土戶
通常是指在本地戶籍上登記的國家編戶。在南北朝時，它相對於流民、僑民、城民，也稱為土著、土民；在唐代，相對於客戶，被稱為土戶(主戶)、居人。
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流民往往在豪強大族的控製或影響下形成有勢力的集團向外流徙，本地的土民也在豪強大族的控製或影響下形成土民集團。因此，不斷發生所謂“客主勢異，競相淩侮”的土客矛盾。北朝時期，除“土客矛盾”之外，又有所謂“城土矛盾”。這是因為鮮卑拓跋貴族憑借其部落兵入主中原，在中原各地依城立鎮，士兵及其家屬城居，稱為“城民”。這種城民往往以征服者自居，“城民陵縱，為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從而爆發“城土矛盾”。它實際上是當時政府與地方勢力之間矛盾的表現。因此，這一時期土、客之間隻是在地域、戶籍上的區別。
隋唐統一之後，推行均田和租、調、徭役製，自耕農數量增加。這時所謂土戶，一般指在本土受田納租調和服役的均田民。隨著賦稅徭役的增加，土地兼並激化，大批均田農民破產，背井離鄉成為流民。到唐德宗時，杜佑指出全國土戶與客戶共三百餘萬戶，其中土產隻占五分之三。德宗說，“百姓有業懷土為居戶，失業則去鄉為客戶”，這是指客戶中的大多數，他們是喪失產業的貧苦農民。但是，當時也有不少官僚或一般地主，為了規避賦役，把產業轉移到他州外郡，成為寄住戶、寄莊戶，也是客戶的一部分。因此，唐中葉以前，土、客(或主、客)之間，仍然主要是戶籍和地域上的區別。
建中元年(780)兩稅法頒布，規定“戶無土(亦作“主”)客，以見(現)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土戶(或主戶)、客戶的含義又增加了一層新的內容。不論原先是土戶還是客戶，隻是擁有資產，均成兩稅戶，列入現居地的正式戶籍，而雇農、佃農等客戶，因為沒有資產，不是兩稅戶，則不列入國家正式戶籍。自此以後，列於正式戶籍的兩稅戶通常隻稱主戶，不再與土戶通稱。這種作為兩稅戶的主戶，雖包括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並非一個階級，但均屬“有產者”；而作為雇農、佃農的客戶，則明顯地屬於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經過唐末、五代，到宋代主戶與客戶的區別，成為地主及自耕農與佃農的區別。那種僅限於地域、籍貫不同的土、客戶雖仍在習慣中保留，但在史籍記載中土客含義已經發生了很深刻的變化。
雜戶
屬賤民階層。產生於南北朝時期。鮮卑拓跋部在統一北部中國的過程中，往往把俘虜作為官府役使的各種特殊戶口，如工匠、樂人、屯、牧等雜役人，因為名色繁多，故稱為百雜之戶，即雜戶。他們的名籍寫在赤紙上，子孫相襲。北魏不僅將俘虜配給官府作為雜役人戶，而且也把犯罪人官的人戶配沒為雜戶。因為俘虜和囚犯同被賤視，同樣具有奴隸性。在北朝史籍中，常見以雜戶充作賞賜的記載。
北魏末，東西魏分立。東魏都鄴，洛陽官府所屬隸戶(即雜戶)隨之轉移到鄴，經曆北齊，因仍不改。北周建德六年(577)，周武帝滅北齊，下詔“凡諸雜戶，悉放為民”，從北魏洛陽官府遺留下來的雜戶到這時被放免了。但這並不意味全部雜戶的放免和雜戶名目的消失，實際上北周直到隋唐都有雜戶存在。北朝雜戶不屬州縣，因而也不承擔租調徭役。他們由所屬官府役使，職業世襲，不準自由經營，不準與良人通婚。史籍記載，雜戶是與奴婢有區別的，但他們仍然是低於良人的賤民。
唐代的雜戶，除一部分為前代所遺留者外，也有一部分是新以俘虜配沒及犯罪沒官配隸諸司的人戶。唐朝法律對雜戶的經濟權益、身份地位作了明確規定。按唐律規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一免為番戶(官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據法令，雜戶遇赦應即免為良人。由此可見，雜戶的身份高於官奴婢及番戶，其籍附州縣，而番戶卻屬本司。番戶、雜戶上番服役的番數也不同，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計雜戶一年上番七十五日。年十六以上當番，若不上番，可納資代役(官奴婢卻是長役無番)。如果雜戶被留長上者，由官府配給口糧，丁口每日給三升半，中男三升，其他家口依其性別、年齡分別差等給糧。雜戶老免、進丁受田依百姓例，所不同者，良人給園宅地，三人一畝，雜戶屬賤色則五人給一畝。又各於本司上下，職掌課役，不同於百姓。誠然均田令沒有嚴格施行，受田額與法定數相差甚遠，可是在法律上確認了雜戶可以擁有土地，每年除一定時間在本司上番外，有一部分時間個體經營，形成少量的私有財產。律令還規定，雜戶雖籍附州縣，但仍是賤民，若詐賤為良，要處以徒刑。雜戶隻能當色(同類)為婚，甚至良人收養雜戶子為己子亦要治罪；倘若發生鬥毆，雜戶毆打良人罪加一等，反之則減一等；如發現雜戶逃亡，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概而言之，唐代雜戶的社會地位低於良人，高於奴婢，在賤民階層中略高於官戶，與太常音聲人相等，接近良人，而官戶則接近奴婢。唐代雜戶是北朝雜戶製度的繼續和發展。雜戶除了伎作、屯、牧之外，其中絕大多數應是在官府各機構充當非生產的雜差，仍是供給官府役使的各項特殊人戶。封建國家對雜戶是不完全的人身占有，雜戶既與被視作財產的奴婢不同，又與編戶有別，其地位大致與部曲相似，隻不過部曲隸屬私人，而雜戶隸屬國家，可以說這類人戶的身份接近於農奴，或者說是農奴化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