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店
明代由官府開設的特殊店鋪。始設於吳元年(1367)之前。吳元年四月，朱元璋(即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州縣官店為通課司，作為明朝政府征收商稅的機構。官店之名仍然保存，並一直延續到明末。主管官店者多為皇帝的親信太監。收入一般歸國家支配。
官店大都設於商業比較發達與交通便利的地區，如南京、北京、宣府、運河沿岸之通州張家灣、天津、山海關外之八裏鋪，以及山西的蒲州、江西的東鄉等地，都設有官店，有些地方則設有多處。官店一般大於私人店鋪，如大寧都司的官店，新舊店房多達數千間。官店的作用因時而異。約從建立之初至洪武時主要用於刺探軍情和征收商稅；永樂到景泰時逐漸變為停貯客商貨物的塌房(貨棧)，借以征收商稅與牙錢鈔、塌房鈔的場所；景泰以後或出賃收租，或充當牙行、塌房並兼收商稅。官店的收稅則例，有的是依時估汁物資價值收稅，有的對商品的納稅稅額作具體規定，也有根據運載客貨的車船數字收稅的。主管官店者往往依仗權勢，或強行邀截客商，或低價賣出客貨，貽害商民。官店既可征商取利，故權貴之家每恃勢向皇帝奏討。由於賞賜日多，約到憲宗初，京師官店已大都為權貴所有。明中葉以後，不少官僚提出要將京師官店塌房盡數勘實，收歸明朝官府所有，爭論相當激烈。
明代馬市
東漢搖錢樹明代與邊疆少數民族互市的一種固定場所。因以交換或收買馬匹為主，故名。馬市由來已久。漢朝在邊境設關市，貿易項目即有牛馬。唐、宋、元等朝皆與邊疆少數民族進行馬市交易。明承此製，多設馬市，其中重要者有設於遼東的遼東馬市，設於宣府、大同的宣大馬市。
遼東馬市明初，戰事頻繁，馬匹奇缺，洪武時明太祖朱元璋曾分遣使臣到邊疆各地市馬。永樂四年(1406)三月在開原城東屈換屯(屈官屯)和廣寧城(今遼寧北鎮)的鐵山(永樂十年遷至城北團山堡)各置馬市一所。分別設馬市官(開原有提督馬市公署)，專司收買兀良哈和女真各衛馬匹。正統四年(1439)限製海西女真到京城朝貢，同時承認在開原城南發展起來的私市為開原南關馬市，主要待海西女真，原開原城東的馬市則專待兀良哈。十四年，兀良哈勾結瓦剌進攻遼東，明政府關閉廣寧馬市和開原城東馬市。天順八年(1464)限製建州女真京城朝貢，同時開撫順馬市，專待建州女真。成化十四年(1478)應兀良哈三衛之請，複開廣寧馬市於團山堡北，待朵顏、泰寧二衛；開開原馬市於古城堡南(後遷至慶雲堡)，待福餘衛和海西、黑龍江等地女真。嘉靖末隆慶初，海西女真分裂，哈達部由廣順關入市開原東果園，稱南關。葉赫部由鎮北關入市開原馬市堡，稱北關。福餘衛仍由新安入市開原慶雲堡，但原南關馬市仍存，海西女真各部則?昆列雜處，安肆貿易。此外，還有遼陽長安堡馬市，專待泰寧衛，罷於嘉靖三十九年；義州(今遼寧義縣)大康堡馬市，設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二十六年罷，二十九年複開。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兵並攻陷撫順、遼陽等地後，各地馬市基本結束。
成化十四年規定，開原馬市每月初一至初五開市一次；廣寧馬市每月二次，分別為初一至初五、十六至二十。萬曆時開市日期日益增多，交易數額日趨擴大。各少數民族來市馬者，將馬匹及其他貨物赴官驗放後，方準入市交易。所市之馬，永樂初分上上馬、上馬、中馬、下馬、駒五種，馬價不一，上上馬一匹值絹八匹、布十二匹。永樂十五年重定馬價，上上馬值米五石、布絹各五匹。官市外許私市，漢族兵民可以農具、服飾、糧穀、鐵鍋等交換少數民族的馬、牛、羊、毛皮、人參等。市官征收“馬市抽分”，作為撫賞之費。官市除按馬等付馬價外，還按來市少數民族首領職位的高低，另給不同的撫賞，以示“羈縻”。
宣大馬市為籠絡日益強盛、不斷擾掠的瓦剌，明政府於正統三年四月設大同馬市，厚加接待。十四年瓦剌首領也先借口明政府削減馬價，大舉南犯。明英宗朱祁鎮親征，兵敗被俘；大同馬市也因此中斷。嘉靖三十年，韃靼強盛，俺答汗擾掠邊境，明政府為與俺答議和，仿遼東例，四月在大同鎮羌堡、五月在宣府新開口堡開馬市，專待韃靼，但作用不大，因於次年三月關閉。隆慶四年(1570)十月，俺答之孫把漢那吉降明。次年俺答汗受封為順義王，宣大總督王崇古因請再開宣大馬市。當年五月至八月先後在大同得勝堡、宣府張家口堡、大同新平堡、山西水泉營堡分別開馬市，以銀購馬，另有撫賞甚厚，宣府、大同一帶得以稍寧。
茶馬
以官茶換取青海、甘肅、四川、西藏等地少數民族馬匹的政策和貿易製度。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行茶馬法，於成都置都大提舉茶馬司主其政。明洪武四年(1371)，產部確定以陝西、四川茶葉易番馬，於是在各產茶地設置茶課司，定有課額。又特設茶馬司於秦州(今甘肅天水)、洮州(今甘肅臨潭)、河州(今甘肅臨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專門管理茶馬貿易事宜。茶馬司初設令、丞。十五年改設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三十年又改設秦州茶馬司於西寧(今青海西寧)。明初還曾設金牌信符，作為征發上述少數民族地區馬匹的憑證。明朝的茶馬政策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由於茶是邊疆少數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統治者嚴格控製茶葉的生產和運銷，並嚴禁私販。以茶易馬，在滿足國家軍事需求的同時，也以此作為加強控製少數民族的重要手段和鞏固邊防、安定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策略。後來隨著內地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交流的發展，民間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進行貿易。永樂時，明政府一度稍弛禁令，聽憑商人與少數民族市馬，但為時不久，又嚴加申禁，並恢複已廢的洮州茶馬司，設立甘肅茶馬司於甘州(今甘肅張掖)。成化時，民間茶馬貿易日趨頻繁，巡茶禦史屢出，茶多私運出境，而馬至日少。於是弘治時被迫開放商營貿易，召商中茶。弘治三年(1490)出榜招商，給引於產茶地方收買茶葉，運赴指定茶馬司，六分商賣，四分入官。此法一行，私茶出境一發不可遏止，好馬盡入民間商人之手，而茶馬司所得卻隻是中下等馬匹；明朝官員將吏為了牟取私利，有的故意壓低馬價，以次茶充好茶，有的用私馬替代番馬，換取上等茶葉，致官營茶馬貿易更加衰落。正德時寵信西藏番僧，特許西藏、青海喇嘛及其隨從和商人例外攜帶私茶，明朝茶馬貿易製度崩壞日甚。此後明廷雖時下禁私茶之令，又曾欲複金牌信符之製，但民間茶馬貿易愈益興盛，雅安、打箭爐(今四川康定)等地成為漢族和少數民族人民互市貿易的繁華場所。這種貿易往來，不僅促進了內地與青海、甘肅、四川、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對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也起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