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
明清時期都市中由同鄉或同業組成的封建性團體。始設於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會館是建於永樂年間的北京蕪湖會館。嘉靖、萬曆時期，會館趨於興盛，清代中期最多。會館幾乎遍及通都大邑，府、州、縣城甚至某些鄉鎮也有設置，僅北京的各種會館即有四百餘所。
玉箸錢文類型明清時期的會館大體可分為三種：①北京的大多數會館，主要為同鄉官僚、縉紳和科舉之士居停聚會之處，故又稱為“試館”。②北京的少數會館和蘇州、漢口、上海等工商業城市的大多數會館，是以工商業者、行幫為主體的同鄉會館。③四川的大多數會館，是入清以後由陝西、湖廣、江西、福建、廣東等省遷來的客民建立的同鄉移民會館。
創建和性質早期的會館絕大部分設於北京，其創建主要有由仕商購地建房捐給同鄉會館；和由同鄉領袖發起，同籍人士募捐興建，其中包括由商人發起，仕商合資興建的會館。這一時期的北京會館，主要以地域關係作為建館的基礎，隻為特定地域範圍內的同鄉提供居停、聚會的方便。雖然已出現由商人出資興建會館的現象，但絕大多數會館仍然是在京仕宦、縉紳、士子等同鄉的居停之所，即使商人使用會館，也僅限於一定地域範圍內的同鄉商人，而絕少同行業的商人，因此，早期會館隻是一種同鄉組織，與工商業者絕少關係。
明中葉以後，隨著商品經濟和商業都市的逐漸發展，特別是蘇州、漢口、蕪湖、上海等工商業城市的發展，具有工商業性質的會館大量出現，會館製度開始從單純的同鄉組織向工商業組織發展。後期的工商業會館還可能同中國古代的綱運製度有著淵源關係，如福州的汀州會館，原來是長汀、上杭二縣經營紙靛的商人所組織的“紙靛綱”，後由“紙靛綱”擴充為“四縣綱”，再進而為汀州會館。明代後期，工商性質的會館雖占很大比重，但由於中國的工商幫會主要是從農村向城市延伸，且始終沒有離開過農村這個基地。因此，這些工商業會館仍保持著濃厚的地域觀念，絕大多數仍然是工商業者的同鄉行幫會館。即使到了清代後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業性會館仍然隻是相當個別的。此時出現的一些超地域的行業組織，大多以同業公會的麵目出現。
作用明清時期大量工商業會館的出現，在一定條件下，對於保護工商業者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如許多會館條規都有資金互助、救死扶傷、賑濟貧困的條文；同鄉同業者通過會館的力量來抵抗地棍奸牙們的勒索，也取得一些成效；江西南部的一些閩廣籍佃農，還利用會館組織，霸田抗租。但由於會館與鄉土觀念的牢固結合，其主要作用仍在於維護地方利益，這就造成各地工商行幫會館之間壁壘森嚴、各自分割市場、壟斷技術，從而阻礙了國內市場的集中擴大和生產技術的流通提高，使工商業者相當多的資金浪費在鄉族關係方麵，難以積累起來大量資本。同時，會館與封建勢力的結合也相當顯著，會館的董事，往往推舉有名望的縉紳承擔，以求得到他們的庇護，以此鞏固各自工商業團體的地位和利益，加強對會館內部的控製。這些都不利於商品交換的擴大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海禁
明政府禁阻私人出洋從事海外貿易的政策。亦稱“洋禁”。始於明初，有明一代雖時張時弛，但直至明末，未曾撤銷。
海禁的實施明太祖朱元璋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在對外貿易上，除為“懷柔遠人”，允許部分國家或部族通過“朝貢”的方式進行貿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洪武年間(1368～1398)屢申“通番禁令”，規定“濱海居民不許與外洋番人貿易”，頒布“將入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等嚴刑峻法。又在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地區修築海防工事，建立嚴密的“巡檢”製度。永樂以後，明廷仍屢申“嚴私通番國之禁”。但遠不如洪武年間嚴厲，禁令的範圍也逐漸縮小。永樂年間(1403～1424)對朝貢貿易的違禁事件，成化年間(1465～1487)對官吏私通番國的貿易事件，都采取比較寬容的態度。正德、嘉靖年間(1506～1566)，西方殖民主義者漸次到東方尋找殖民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殖民者以晾曬水漬貨物為由，強借澳門。他們盤踞澳門，不服“抽分”，販賣奴隸，危害明朝主權，並轉向福建、浙江沿海從事違法的貿易活動。當時從事海上貿易者獲利甚巨，故官僚地主多與商人相勾結，憑恃權勢和厚資，串通官府，逃避禁令，招誘破產貧民出海。或違禁。私造雙桅大舡下海，有的則“私充牙行，居積番貨，以為窩主”。有的舶主更“名為商販，時出剽劫”，既是走私商，又是海盜。有些豪門世家、奸商舶主，利欲熏心，不僅與葡萄牙殖民者進行非法貿易，而且勾結倭寇在東南沿海一帶擄掠殺害中國人民，構成了有明一代的“倭寇之患”。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認為倭寇起於市舶(即貢舶)，建議罷市舶，厲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議，封鎖沿海各港口，銷毀出海船隻，禁止下海捕魚撈蝦，斷絕海上交通。凡違禁者，必依法處以極刑。
危害明廷嚴厲的海禁政策，並不能阻遏私人海外貿易的發展，相反，參加對外貿易的人越來越多，朝廷無法禁絕。正如徐光啟所說：“官市不開，私市不止”，這是一種自然的發展趨勢。同時，正德、嘉靖年間海禁政策與洪武年間有所不同，洪武年間尚進行有限製的貢舶貿易，而正德，嘉靖年間所有的對外貿易都被禁止。這實際是閉關主義的表現形式，它阻礙了中國與鄰近國家的商品交流和國內工商業的發展，故廣東和福建的地方官員主張開放海禁。隆慶初，舊日的海禁政策已經不可能維持下去，而東南沿海的倭患又已大體平息，朝廷在輿論影響下，才批準福建巡撫都禦史塗澤民的建議，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三洋”，以征收商稅，增加財政收入。
開洋禁開放海禁，即等於明政府允許私人海外貿易的合法存在，這使參加海外貿易中小商人大大增加。他們湊集資金，建造海船，裝載土產，徑往東、西洋，與海外諸國貿易。明朝政府的商稅也因此不斷增長。漳州府在萬曆三年(1575)征收稅銀六千兩；萬曆二十二年則征收銀約三萬兩，增加五倍。海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東南沿海地區商品性農業和手工業的繁榮，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海禁的開放也是有限製的，弛禁初期頒發“引票”五十張，萬曆中增至八十張，東、西洋各四十張。出海貿易者，均須經海防同知批準，領取“引票”，到指定地區貿易，並在規定的期限回港。對前往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也有一定限製，日本即在禁止通商之列。另外，對出口貨物的品種也有所限製。這類規定依然嚴重地束縛著海外貿易的正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