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調動聽眾的情緒
有時候，事實並不充分或並不具有較大的說服力，那麼主要以事實為依據講道理就顯得有些勉強。在這種情況下，演講者主要致力於煽動聽眾的情緒，在感染聽眾情緒的同時引導其自然而然地接受自己的道理，也就成為一種十分重要的方法。事實證明，寓理於情、以情達理，往往能夠獲得更為理想的效果。
典型示範：東北淪陷以後，東北的同胞，究竟過的是什麼生活?東北的農人、學生、工人，究竟過的什麼生活?東北的農人，有的是田地，可是好的田地，日本人便要向他收買，每畝值100元的，往往隻給以10元20元，至多不過30元，就這樣拿去了。有一個農夫，有些很好的田，日本人向他買，他說：“不能賣，田是祖宗傳下來的，不能賣，一畝100元都不能賣!”日本人聽了，不免大怒說：“好，你這農夫，好厲害！於是綁在馬腿上——拖起來，農夫本來身體很好，拖了20多裏，放起來，還是一個農夫。日本人看了，好不生氣道：“好，你這農夫，好厲害。”於是打、蹴，蹴了一腿，蹴掉一隻眼珠，農夫眼珠沒有了，但，站起來，還是一個農夫。這是農人的生活。撫順的礦工是全國最強壯的，差不多全中國的軍隊沒有一支比他強壯。可是，每人最多活4年，因為死的死得更快，傷的傷得更快，同時雇主希望他死，不希望他傷。死的固然要發撫恤金，但工人都是山東人，路途這樣遠，誰的家屬知道他死，知道領撫恤金?傷的呢，今天打針要錢，明天開刀又要錢，誰願意付出這些錢?凡是傷的，抬到醫院，讓他躺下，血流光了，也就自己會死，什麼都不要發。
——《在新加坡的演講》陶行知這是一篇號召民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暴行的演講。為了激勵民眾采取正義的行動，陶行知並沒有過多地糾纏於戰爭的非正義性等抽象的道理，而是用更多的筆墨描述了淪陷區人民的悲慘生活，字裏行間飽含著深深的同情與憤懣，使聽眾的同情心得到了充分的激發，從而也就達到比單純講道理更好的效果。
（3）結合聽眾的切身利益，權衡利弊
在演講中，從利益的角度出發講道理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種方法，任何人都擁有一份合理合法、不可剝奪的個人利益，當這份利益受到威脅或損害時人們就會分外敏感和警覺。演講者可以抓住聽眾的此種心理，結合聽眾的切身利益來闡釋道理，權衡利弊，曉以利害，這樣做，很容易達到講道理的目的。
典型示範：政府好像是個火車司機，人民好比火車上的乘客，司機、乘客是向著同一目的地，乘客應該一致服從司機開車，才能達到共同的目的地。但是如若替我們開車的司機，是個喝了酒的醉漢，或者他已經睡著了，這個時候，全車乘客都將有生命之虞，更不能安全到達目的地，這樣我們就不能再服從他了。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服從他，而且應該叫醒他了!
即使他沒有喝醉，沒有睡著，而這個司機不是個好司機的話，那他也是不會注意安全行車的。像前麵軌道上，堆放著許多石塊、障礙物，他還是硬向前開，全車乘客的生命安全危在旦夕，這時我們全車的人，為著自己的生命，為著勝利到達目的地，也就不能盲目地服從他，大家應該命令他停車，應該趕快下車一齊動手把石塊、障礙物搬掉。
——《在上海各界的歡迎會上的講話》郭沫若在這篇駁論性的演講中，郭沫若把政府比喻成司機，把人民比喻成乘客，分析了糊塗的或混賬的“司機”可能給“乘客”帶來的麻煩和災難，使聽眾深刻領悟到了政府好壞的重要性。即便僅僅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不致遭到損害，聽眾也會接受演講者闡發的道理，並在兩種政府間做出明智的選擇。
（4）指出對方的謬誤，以利於聽眾接受自己講
的道理當演講者所要講述的道理缺乏新鮮感甚至有“陳規舊套”、“老生常談”之嫌的時候，再一味地說教則易於令聽眾厭倦和反感，此時以指出對方謬誤的方式講道理不失為一種恰當而有效的方法。謬誤的觀點被駁倒，正確的觀點自然凸顯出來，演講者不用費更多的口舌，就能使聽眾接受正確的道理了。
典型示範之一：鄉下人在城裏人眼睛裏是“愚”的。我們當然記得不少提倡鄉村工作的朋友們，把愚和病貧聯結起來作為中國鄉村的症候。關於病和貧我們似乎還有客觀的標準可說，但是說鄉下人“愚”，卻是憑什麼呢?鄉下人在馬路上聽見背後汽車連續地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機拉住閘，在玻璃窗裏，探出半個頭，向著那土老頭兒，啐了一口：“笨蛋!”——如果這是愚，真冤枉了他們。我曾帶了學生下鄉，田裏長著苞穀，有一位小姐，冒充內行，說：“今年麥子長得這麼高。”旁邊的鄉下朋友，雖則沒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地一笑，也不妨譯作“笨蛋”。鄉下人沒有見過城裏的世麵，因之而不明白怎樣應付汽車，那是知識問題，不是智力問題，正等於城裏人到了鄉下，連狗都不會趕一般。如果我們不承認郊遊的女士們一聽見狗吠就變色是“白癡”，自然沒有理由說鄉下人不知道“靠左邊走”或“靠右邊走”等時常會因政令而改變的方向是因為他們“愚不可及”了。“愚”在什麼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