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帕蒂婭的慘死沒有、也不可能解決西瑞爾和奧瑞茨之間的矛盾。雖然奧瑞茨懲罰了攔車殺人的凶手，向羅馬教廷申報了希帕蒂婭的死訊，並要求進一步調查，但教廷更關心的是維護基督教徒至高無上的威嚴。於是調查一拖再施，這使得西瑞爾的氣焰更加囂張。看到這種形勢，奧瑞茨也敏感地預料到一切努力都將無濟於事，自己也會厄運當頭。於是他隻好被迫自動離開亞曆山大裏亞。最後的結果是：主教宣布，希帕蒂婭離開亞曆山大裏亞，到了雅典，沒有發生任何悲劇。
希帕蒂婭生活的時代是奴隸製開始沒落崩潰的時代。奴隸主根本不會關心科學和數學的發展。其標誌之一是繆塞昂的圖書館在重建後於398年第二次被破壞，許多書用來燒公共浴池。
因此釀成這一悲劇的根本原因不僅是西瑞爾或他指使的暴徒，還是統治者及其扶持的基督教為了維護和加強他們的統治，從而實行仇視科學、迫害進步科學家的政策。
宗教迫害希帕蒂婭這一血淋淋的罪證表明，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是什麼事都可以幹得出來的。這一悲劇還表明，沒有良好的科學環境，沒有優越的社會製度，科學和科學家的命運就必然悲慘。可不是吧，希帕蒂婭的死就標誌著古希臘數學發展的徹底終結，西方數學的發展開始進入中世紀的黑暗之中。
培根遭禍兩次入獄
在英國牛津大學聖芳濟會院舍的舊址內有一塊石碑，石碑上刻著：“諾格爾·培根，偉大的哲學家……通過實驗方法擴大了科學王國的領域……在漫長的一生的孜孜不倦的活動後，於1294年安息了。”
英國人的確值得驕傲，他們有兩個名垂千古的培根：除諾格爾·培根外，後來又出了一位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兩位培根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是當時出類拔萃的哲學家，都反對經院哲學，都重視實驗科學。諾格爾被稱為“實驗大師”，而弗朗西斯則被稱為“實驗科學的始祖”。但兩人也有諸多不同。例如，弗朗西斯一生基本上高爵顯位，隻是因受賄後被革過職，但沒有受過牢獄之苦；而諾格爾則基本上一生坎坷，兩受牢獄之災達25年之久。
1214年，諾格爾出生在英國多塞特郡的伊爾切斯特一個十分富有的貴族之家。約於1230年進入牛津大學，學神學。他19歲即1233年時，已顯露出卓越的才華，並於同年成為一名牧師。
在牛津大學畢業後，1234年又到巴黎大學留過學，並在那裏獲得神學博士學位。後來他成為法國的一名修道士，但對科學仍一往情深。
1240年，諾格爾重返牛津，隻不過這次他是在這裏教數學、物理學和外語等，並在後來成為教授。
博覽群書、勤於研究的諾格爾是一位才華橫溢、知識淵博的哲學家、思想家、博學家和數學家。他豐厚的著述涉及神學、哲學、語法、修辭、地理、天文、化學、物理……舉例來說，他認為地球是圓的，而且估計了它的大小，提出了環球航行的設想。其後哥倫布受到他的這種思想的影響，最終導致那次改變世界的航行。他對科學作出的重大的貢獻，不是奠定了某一個科學體係，而是提出了不同凡響的思想——實驗法是自然科學研究的兩大重要基本方法和出發點。
第一方麵，他堅決主張通過經驗、觀察、實驗來獲得“整個自然王國”的第一手資料，從而揭示真理。他認為隻有實驗科學才能“造福人類”。他實際研究金屬和礦物，數學和物理，農業和測量，甚至對巫婆的藥方和符咒也作過筆記，目的是“揭露壞蛋們的騙局”。他說：
“任何人都不可自誇聰明，或看不起卑賤的人，因為後者知道上帝並不曾向那些以聰明聞名的人們顯示過的許多秘密。”永不滿足的好奇心使諾格爾發現了許多事實。例如，他經過計算訂正了當時曆法上的謬誤——當時的儒略曆一年比實際的一年長，約130年會多出1天來，而這在300多年後的1582年，才由羅馬教皇格雷戈裏十三世（1502~1585）予以訂正。其他有價值的科學觀察和實驗不計其數。這些，都是他一貫的探本求源精神和主張實驗法的體現。
可是，他對實際法的上述主張和做法，以及他批判經院哲學——他是經院哲學的第一個勇敢的批判者，提倡改革大學課程的態度，使他在1257年被牛津大學校方剝奪教席，逐出校門。
諾格爾批判經院哲學之舉為教會所辦的牛津大學所不容，這容易理解。而主張經驗、觀察、實驗的方法，怎麼也會被校方所不容呢？這得從頭說起。
理性主義是一種先於自然科學的思潮，最早源於古希臘。理性主義者幾乎絕對地相信人類的思維，相信邏輯推理清晰可靠、無懈可擊。當然，理性主義對自然科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然而過分相信邏輯推理，有時就會忽略客觀事實而導致謬誤和“危機”。
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研究問題時，主要用的就是理性主義的方法。他通過理性的思辨取得了不少重大成果，然而也引出不少的謬誤——“重物比輕物下落很快”、“運動要力來維持”，便是廣為人知的謬誤實例。由於亞裏士多德的權威，使他的思想在西方廣為傳播。但直到十一二世紀，他的思想在西方並未受到普遍歡迎。這是因為他百科全書式的廣博的世俗知識使人眼花繚亂、耳目一新，教會害怕它們會衝擊神聖的宗教信仰，因此在1210、1219、1230年三次發布禁令，禁止亞裏士多德的學說。然而，這些禁令都無濟於事，因為人們渴望了解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的知識。於是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到處傳播。此時教會中的傑出人士開始認識到“封堵”不如“疏導”，於是轉而將亞裏士多德的學說與基督教義相結合而為教會所用。他們中的“楚翹”是大阿爾伯特（1193~1280），不過這位德國學者在巴黎大學的意大利學生、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約1225~1270）卻青出於藍。後者的巨著《神學大全》，就成功地建立了一種將亞裏士多德思想和天主教神學相協調的思想體係，這一體係後來成為天主教教義的哲學基礎。從此，教會的權威就同亞裏士多德的權威熔為一爐了。這樣，任何對亞裏士多德或其學說的異議，都將視為對教會權威的挑戰，將被冠以“異端邪說”而受到製裁。因此，主張拿上帝的創造物做實驗的諾格爾，當然就會被視為向亞裏士多德的理性主義挑戰的大逆不道者；視為是想入非非、褻瀆神靈的異端邪說者了。不但校方容不得他，就連他所在的聖芳濟會也容不得他。他是該會修道院的修道士。校方將他開除後，就被修道院嚴格監視約10年之久，等於坐了10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