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革命生涯
格瓦拉抽煙照
格瓦拉與毛澤東合影
格瓦拉跳舞
格瓦拉出生於阿根廷羅薩裏奧，是一個西班牙和愛爾蘭裔家庭的長子。他其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可謂聲譽卓著。祖先來自愛爾蘭，曾做過巴拉那河地區總督。出生證明上的日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資料認為他實際上出生於5月14日，被故意修改是為掩飾他母親在結婚時已懷孕的事實。
格瓦拉小時因母親冬天帶他去河裏遊泳受了凍，患上了哮喘病。受這個有著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層家庭影響，他從小便對政治十分熱衷。雖然患有哮喘，但十分熱愛體育運動。他的妹妹安娜·瑪麗亞素來崇拜自己這位多病然而堅強的哥哥。少年時代他曾與當地名門閨秀奇奇娜相知相戀。
1948年格瓦拉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學習醫學，並於1953年順利完成學業。當他還在上學時，便常利用假期在拉美各地周遊。
1951年底，格瓦拉與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決定休學1年環遊全南美洲，而其交通工具是一輛1939年產的摩托車。原定線路為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途中他們的摩托車壞了。格瓦拉還在秘魯一個麻風病人村作了幾個月義工。
在旅途上，格瓦拉一直把奇奇娜當成自己堅強的精神依附。像任何一個脆弱的年輕人一樣，他不能忍受愛情不在身邊的日子。1951年10月，格瓦拉在行程中給奇奇娜寫信說“你那雙閃著迷人光彩的藍眼睛使我終生陶醉”，然後此後不久，奇奇娜的眼睛就已閉上了。這位勇敢的年輕人顯然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但痛苦並沒存留多久，在路上的豔遇與新鮮的世界就使他改變了立場，他已向新生活投降了。
這次旅行使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美的貧窮與苦難，其國際主義思想也漸漸定型。他開始認為，拉美各個獨立國家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國際合作。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飛機回到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他在日記中寫道：“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格瓦拉大學畢業後本可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可是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他。由於貝隆政府當時在阿根廷實行獨裁統治，母親擔心兒子被征為軍醫，讓他逃離。1953年7月格瓦拉開始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維亞經曆了一次革命之後，他從厄瓜多爾前往危地馬拉。途經哥斯達黎加時，這個當時拉美唯一的民主國家深深打動了他。
1953年12月格瓦拉到達危地馬拉。當時該國正處於年輕的左翼總統阿本茲領導下，進行著一係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頭直指美國聯合果品公司。1954年3月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馬拉軍官阿瑪斯領導的雇傭軍，阿本茲政權很快被推翻，阿瑪斯成為危國總統，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鎮壓。
從此格瓦拉堅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認為它是解決目前拉美種種困難的唯一途徑。隨後他前往墨西哥避難，並於1955年在墨西哥城遇見菲德爾·卡斯特羅。當時卡氏兄弟正為重返古巴進行武裝鬥爭並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而進行準備。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組織的名為“七二六運動”的軍事組織。
1956年11月，82名戰士擠在一隻小遊艇上，從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的圖克斯潘出發，駛向古巴。幾天後他們在古巴南部奧連特省一片沼澤地登陸，遭到巴蒂斯塔軍隊襲擊，隻有12人幸存。格瓦拉作為軍醫，在一次戰鬥中，當麵前一個是藥箱另一個是子彈箱時，他扛起了後者。從這刻開始，他徹底從醫生轉變為了一名戰士。剩餘的遊擊戰士在馬埃斯特臘山中安頓下來，得到了一些農民及工人的支持，使革命隊伍逐漸壯大。
在戰鬥中，格瓦拉超人的勇氣及毅力、出色的戰鬥技巧和對敵人的冷酷無情，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卡斯特羅的賞識，他很快成為卡氏最得力和信賴的助手。
1958年初遊擊隊員約有280人。此年底，在經曆了一係列戰鬥後，革命軍擁有了8000平方公裏土地和50萬人民。1959年1月，革命軍成功占領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一些證據表明，美國中情局曾暗地向“七二六運動”提供了大筆資金，這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巴成為西半球第一個共產國家，格瓦拉功不可沒。戰爭結束後古巴新政府成立，他被授予“古巴公民”身份。1959年5月，格瓦拉同第一任秘魯裔妻子、左派革命女性伊爾達·加德亞離婚，他們唯一的女兒由格瓦拉撫養。6月，格瓦拉同參與了古巴革命且與自己誌同道合的艾莉妲·馬奇結婚，之後他們共育有4個子女。
格瓦拉先是被任命為卡瓦尼亞堡軍事監獄檢察長，負責清除巴蒂斯塔時代的戰犯。一些資料認為他處死了156人，但一般認為人數高達600。1959年10月，並不懂經濟學的格瓦拉被任命為國家銀行總裁，開始對古巴經濟體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企業收歸國有，並實行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為工業部長。他還擔任過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
格瓦拉幫助卡斯特羅在古巴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當古巴遭到美國經濟封鎖後，他與蘇聯簽定了貿易協定。期間，他因為對美國的強硬態度而逐漸聞名於西方。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他是赴莫斯科談判的代表團成員之一，並最終簽署了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計劃。格瓦拉認為，安置蘇聯導彈將捍衛古巴獨立，免於遭受美國侵略。
格瓦拉在古巴擔任高官期間，抵製官僚主義，生活節儉，並拒絕給自己加薪。他從沒上過夜總會，沒看過電影，也沒去過海灘。一次他在蘇聯一位官員家做客，主人拿出極昂貴的瓷器餐具來招待他，格瓦拉卻說：“真是諷刺，我這個土包子怎麼配使用這麼高級的餐具？”同時，格瓦拉周末還積極參加義務勞動，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廠勞動。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聯合國第19次大會，之後相繼訪問阿爾及利亞、剛果（金）等8個非洲國家和中國（先後有兩次：1961年11月和1965年2月，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接見）。1965年3月他回到古巴，與卡斯特羅在一些問題上分歧日趨嚴重。不久他給卡寫了一封告別信，要求辭去一切職務，4月乘飛機離開古巴，從坦桑尼亞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剛果。
格瓦拉的出走，被看成是本世紀革命史上極富象征性和耐人尋味的事件。一些資料指出，格瓦拉在離古赴剛前同卡斯特羅的一次秘密會談中，說服了卡氏支持這次行動。最初格瓦拉得到了當時剛果遊擊隊領導人德西雷·卡比拉的協助，但不久他又拒絕了，認為這完全沒有意義，並寫道：“沒有什麼能讓我相信他是一個現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