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傳言卓別林有猶太人血統（雖沒有確鑿證據，但他自己從未否定過），出生於英國倫敦南部貧民區一個演藝家庭，父母都是藝人，很小時父母就開始分居，他與同母異父的哥哥隨母親生活。他生過一次大病，數星期躺在病床上，晚上母親便在窗前給他表演外麵發生的事情。他具有表演天賦，5歲時曾在倫敦大劇院代替母親首次登台表演。1896年母親失業，兄弟兩人被送入倫敦蘭貝斯區一個少年感化院，幾周後又被送入一個孤兒學校。在他12歲半時，父親酗酒去世，母親患精神病，最後被送入一個精神病院。（直到1920年卓別林將他母親接到美國，1928年其母在好萊塢逝世。）
小時候有一次母親帶他到寧肯頓公園去玩，母親坐在板凳上，年幼的卓別林就溜到附近兒童遊戲場去玩。過一會他回來了，躡手躡腳走到母親後麵，想嚇她一跳，卻聽到她在啜泣。他驚呆了，立刻跑過去撲在她身邊一起垂淚。母親花了一個小時來安慰這個心神錯亂的孩子。卓別林從此不喜歡公園。在他早期影片中有時必須在公園裏拍攝時，他總是很煩躁。
卓別林生前最討厭的是聖誕節，他認為這個節日過於“商業化”。當全家人興致勃勃地裝飾聖誕樹、準備禮物時，兒時生活窘迫的他則鬱鬱地說過：“我小時過聖誕節，能有一隻橘子就很幸運了。”
早在父親去世前，卓別林就已離開孤兒學校，成為一名流浪兒。他當過報童、馬夫、雜貨店小夥計、玩具小販、醫生的小傭人、吹玻璃的小工人等，還在遊藝場和巡回劇團賣藝或打雜過。1903年他獲得了人生第一個正式角色，扮演《歇洛克·福爾摩斯》中一個報童。此後他在一個雜技團工作。1906年，17歲的卓別林進入當時非常有名的卡爾諾劇團扮演小醜。在這裏，他遇到了使他終生受益的良師卡爾諾，正是卡爾諾把他帶進了喜劇的最高行列。
根據美國移民紀錄，卓別林於1912年10月隨同卡爾諾啞劇劇團進入美國演出，非常成功。他被啟斯東公司老板、著名導演麥克·塞納特看中，從此開始了其電影生涯，周薪150美元。1914年2月，頭戴圓頂硬禮帽、身穿窄小的黑色晚禮服、留著一撇小胡子、手持竹手杖、足登大皮靴、走路歪歪扭扭像鴨子的流浪漢夏爾洛的形象首次出現在影片《陣雨之間》中。這一形象成為卓別林喜劇片的標誌，風靡歐美20餘年。早年的貧困生活啟發了他後來創造流浪漢的靈感。他奠定了現代喜劇電影的基礎，他的模樣幾乎成了喜劇電影的重要代表，往後不少藝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
1914～1923年間卓別林拍攝了大量短片，角色多半是凶狠、輕浮、散漫、狡猾和醜陋的，他以精湛的啞劇技巧、完美的銀幕形象成為聞名世界的喜劇演員——事實上他可以說是第一名世界明星。1915年其影片《流浪漢》等影片獲得巨大成功後，卓別林身價倍增，年薪已高達67萬美元。但是他曾說：我並不很喜歡自己的早期影片，因為在這些影片中我很不容易控製住自己。一兩塊奶油蛋糕飛到人的臉上，也許還有點逗趣，可是，如果整個喜劇性僅僅依靠這種辦法，那麼影片馬上就會變得單調而索然寡味了。也許我並沒有能夠一貫做到實現我的意圖，不過，我是一千倍地更喜歡用一種俏皮的姿態、而不願用粗鄙和庸俗的行為去贏得笑聲。
1918年卓別林與人合作成立了聯美公司，1923年他又獨自成立了查理·卓別林影片公司，成為好萊塢第一個真正獨立製片的藝術家，這樣他就可以自己控製電影了。從此他徹底擺脫了早期的滑稽電影，把嚴肅題材和喜劇片傳統手法非常巧妙地結合起來。他力圖通過電影反映出時代特征。他說，創作喜劇，其中的悲劇因素往往會激起嘲笑的心理，而嘲笑正是一種反抗。他一生共拍攝了80餘部喜劇影片，其中最著名的有《狗的生活》、《淘金記》、《城市之光》、《摩登時代》、《大獨裁者》、《凡爾杜先生》、《舞台生涯》等。尤其《城市之光》（一說《淘金記》）是卓別林喜劇因素與情感交配得最完美的一部作品。詹姆斯·艾吉在1949年寫道，這部片子的結束部分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一段表演。
卓別林多才多藝，精通啞劇、表演、舞蹈、音樂等多種藝術，一身兼任製片、編劇、導演、演員、作曲。他既擅長表演粗放的滑稽，又善於表演微妙的諷刺。
這裏還有個小插曲。1931年電影《城市之光》首映時，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夫婦前來捧場。看著成千上萬的觀眾，愛翁表現出一貫的納悶，而旁邊的卓別林看上去心情似乎很愉快。那天他特意刮了胡子，讓愛翁看著有點不習慣，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鬆亂的胡子，鬆了口氣。卓別林說：“這些人為我歡呼，是因為每個人都對我了如指掌；這些人為你歡呼，是因為沒人能弄懂你。”人類最具智慧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一頭霧水：“這又是什麼意思呢？”“什麼也不是。”電影界的喜劇泰鬥撇著嘴笑道。卓別林後來說：“在電影的最後一刻，我發現愛因斯坦在擦拭眼淚，這更深一步證明：科學家都是不可治愈的感情動物。”
此後愛因斯坦又去看《摩登時代》，同樣淚眼漣漣，回來按捺不住激動給卓別林修書一封：“你的電影《摩登時代》，世上人人都能看懂。你會是個偉人的。”一周後，愛翁收到回信：“我更加欽佩你。‘相對論’世上沒人能懂，但你已是個偉人了。”
卓別林成名後，他發現不管自己走到哪裏，到處是熱情的歡迎他的人群。他高興，亦情緒低沉。讚揚是使人興奮的，但對一個天生害羞的人來說，他是不安的。卓別林並沒感到得意，而是不勝感慨。巨大的成功如此輕易得來，使他心情沉重。他孤零零地在大都市的街頭躑躅，感到不勝淒涼，向他歡呼的人們並不是他的朋友，他不相信他們會對他有任何友好的關懷。
卓別林的那些影片，反映了他從一個普通的人道主義者到一位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藝術大師的過程。他以其精湛的表演藝術，關注“小人物”命運，對下層勞動者寄予深切同情，對資本主義社會種種弊端進行了辛辣諷刺，對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兩人的生日隻差4天，卓別林略大）進行了無情鞭笞，所以今人稱他是“最偉大的草根”。拿他與當今風靡全球的滑稽喜劇係列“憨豆先生”相比，可以明顯看到他的尖銳、深刻和偉大。這種對比，就像周星馳與陳佩斯一樣。
為此美國胡佛政府和麥卡錫主義分子掀起了對卓別林的迫害，其使用黑色幽默手段批評資本主義的影片《凡爾杜先生》在美國許多大城市被禁映。1947年12月卓別林在巴黎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向好萊塢宣戰”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訴他所遭遇的迫害。1940年代末美國聯邦調查局關於他的案卷已厚達1900頁，有人借口謠傳他是共產黨人，國會甚至揚言要審問他。在給國會的證詞中卓別林說：“我不是共產黨人；我一生中從未參加任何政黨和政治組織，但我卻是你們所稱之為的‘和平販子’。”
1952年9月，為參加歐洲各國舉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禮，卓別林準備到歐洲旅行半年，並打算短暫訪問英國家鄉。他帶著家眷，當輪船橫渡大西洋時，收音機廣播了美國政府司法部和移民歸化局的聲明，當局將拒絕卓別林再入境（其實他始終沒有加入美國籍）。船在法國停泊時，卓別林向一百多名記者發表談話說：“我信仰自由，這是我全部政治見解……我為人人，這是我的天性。”又說：“我並不想製造革命，隻是還要拍些電影。”
卓別林被迫遷居瑞士。1953年初他的妻子烏娜代表丈夫回美國出席聯美公司董事會，賣掉了他在美國的全部財產，並把其手稿、影片等珍貴資料運往瑞士。從此以後，卓別林下定決心與曾給過他無數財富、名譽和煩惱的美利堅新大陸正式BAY-BAY了，在日內瓦湖北岸、風景優美的沃韋鎮（洛桑附近）定居了下來，最後因中風卒於此。
其中還有一段傳奇經曆。據說在卓別林努力下，烏娜回到加利福尼亞，按照丈夫主意，將所有銀行存款換成支票，再將支票縫進貂皮大衣夾層裏；她身披這件大衣，躲過海關檢查回到沃韋小鎮，夫妻倆將夾層中的支票存入了瑞士銀行。完成這一切之後，烏娜放棄了美國國籍。
卓別林在瑞士期間拍攝了自傳性影片《一個國王在紐約》，尖銳諷刺麥卡錫主義；又遊曆各國，受到畢加索、英國女王、法國總統、赫魯曉夫、周恩來（1954年他到過中國；此外他1937年還到過中國一次，而且是在中國舉行婚禮）等人接見；並著手撰寫回憶錄，50年代末完成了40萬字的《我的自傳》，以驚人的記憶回憶了自己艱苦奮鬥的一生。
60年代和越戰的來臨，使卓別林在美國的命運再度被改變。1963年他在紐約組織了自己的電影節。1972年美國演藝界隆重邀請他回到好萊塢，在奧斯卡有史以來最熱烈且持續時間最長的起立鼓掌聲中，電影學院授予他終身成就獎，稱他“在本世紀為電影藝術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83歲高齡的卓別林說自己早已放棄了激進的政治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