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來到包產到戶的發源地——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一家一戶登門拜訪。然後又到鳳陽其他社隊調查,再擴大到淮北平原的幾個主要縣,接連跑了一個多月。
耳聞目睹的大量事實使我們確信,包產到戶是治窮良策,並在此基礎上,寫成了一篇題為《在生產關係調整中前進》的長篇通訊,旗幟鮮明地支持包產到戶,並從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水平的基本理論出發,對其必然性和重大意義作了深入淺出的闡述。
采訪很順利,發稿也很順利,一送到總社馬上就播發了。但是,北京沒有一家報紙采用。不登的原因,大家心裏都清楚。萬裏同誌知道後非常氣憤,他說,北京不登,《安徽日報》全文登。
第三樁“官司”是1980年6月初,我赴京接受任務之前發生的。那年5月,我聽說六盤山區固原縣張易公社也推行了“定產到田,責任到戶”,馬上趕去調查,很快寫出了一組三篇調查報告。報告在內參清樣上登出後,原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當時的農業部長霍士廉馬上打電話到寧夏,要區黨委積極支持(事後得知,這是胡耀邦批示要霍士廉轉告的),但區黨委不予置理。
尋覓真相,山高路險
以上三樁“官司”,事情不大震動大,解決起來都很困難。由此,在投入陝甘寧農村調查之前,我充分估計到此行不會平靜。
當然,我們三人沒有畏縮不前。雖然當時我們都是小記者,並不知道鄧小平同誌已於5月31日同中央負責人就包產到戶問題發表了重要談話,對包產到戶作了充分肯定,對鳳陽縣的大包幹也作了充分肯定,但從萬裏調到中央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全國農業工作看,我們斷定:情況已起變化,農村改革的禁區一定會突破。
新華社領導對這次調查極為重視,出發之前,穆青同誌親自找我們談話,作了兩點重要指示:一是這次調查既要以考察包產到戶問題為主要任務,又要擴大視野,廣泛了解陝甘寧地區各個方麵的情況;二是要沉下去,到農村的最底層,直接傾聽農民的心聲,掌握第一手的資料,不要道聽途說,更不要人雲亦雲。
他特別強調,要說實話,寫實情。他說,斯諾的《西行漫記》、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為什麼過了幾十年,至今讀來仍然震撼人心?就是因為他們真實地記錄了大量的事實。他們當時發的新聞,今天成了曆史。你們這次調查,今天看是新聞,明天也就成了曆史。你們一定要有時代的責任感、曆史的責任感,不要有單純的任務觀點。要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寫一路。
1980年6月中旬,我們從北京飛赴西安。6月23日,我們從西安出發到延安,開始了陝北調查。在一個多月時間裏,我們先後到了富縣、延安、安塞、子長、綏德、吳堡、佳縣、米脂這八個縣的十多個公社、二十多個大小隊,並就黃土高原的生產方針問題和放寬政策問題,同延安、榆林兩個地委和所到各縣的縣委進行了座談,連續寫成六篇陝北通訊,題目依次是:《陝北處在轉折點上》、《農田基本建設不能再這樣大搞了》、《放寬政策就有糧食》、《退耕應該立即付諸實踐》、《鮮活商品之流務需暢通》、《迫切的要求》。
陝北之行,十分艱苦。許多村莊不通公路,自行車也騎不成,全靠兩條腿走,而時間又十分緊迫。我們隻有盡量減少睡覺時間,拚命幹。我清楚記得,子長縣西部叢山中有個叫白季峁的生產隊,離縣城九十多裏,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裏發起高燒,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白季峁的農民聽說北京的記者要專程到他們那裏調查,連夜打著火把走了幾十裏山路來迎接我。第二天,我坐在一把竹椅上,由四個精壯小夥子抬著走,走到天黑才到白季峁。我心裏明白,不是我本人有多珍貴,他們是盼望著中央給個好政策呀!因此,工作再苦,我們心頭甜。
比較起來,政治風險的壓力,更使人難受。六篇內參,幾乎篇篇觸及重大問題,有的還觸及重大理論問題。譬如,在第五篇《鮮活商品之流務需暢通》中,我們就大膽寫上了製定價格政策必須按價值規律辦事,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這在當時,以至以後的十來年中,都是“禁區”,寫上這樣的話,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但我們堅信一條:對中央一定要說真話。
稿子發出之後,觸犯理論“禁區”的事無人責難,倒是第二篇通訊在內參清樣上登出後,陝西省委向中央寫了報告,認為記者的觀點(主要是指我們反對違背自然規律大搞“人造小平原”等)是錯誤的。胡耀邦同誌看了報告,立即作了批示:記者的觀點是正確的,請陝西省委再議。此事發生之時,我們已到六盤山下,當時並不知道,是回到總社之後才知道的,但事情已經了結,無需再費口舌了。
一線情報,火速遞京
當年7月底,我們從陝北進入寧夏,在銀川休整了幾天,於8月1日抵達六盤山下的古城固原,開始了六盤山區調查。
六盤山的情況,我是相當熟悉的。我於1966年從複旦大學新聞係畢業,在校等待分配一年,於1967年底正式分配到新華社寧夏分社當記者。從那時起,我幾乎每年都往六盤山區跑幾趟,每趟少則一月,多則兩三月。1970年,我還在固原縣黑城公社諸家灣子大隊蹲點勞動過一年。最近一次上山是1980年5月,正在陝甘寧調查開始之前。因此,我估計這次調查會比較順利。然而實際進展大出意料。就在我最熟悉、以為不會發生麻煩的地方,卻又發生了一樁驚動中央的大事。
那是8月9日,聽說固原縣什字公社有十幾個生產隊的社員“罷工”了,成熟了的麥子也不去割。我們立即趕去調查,才知原因是農民強烈要求包產到戶,但縣裏堅決不同意。縣裏不同意,是因為地委反對。地委反對,是因為自治區黨委有明確而且強硬的指示。這麼一級級壓下來,農民還是不買賬,他們幹脆“罷工”,不幹了。他們說,幹了也是白幹,不如不幹。膽子大一點的隊幹部則不管三七二十一,領頭搞了包產到戶,說“我寧要‘資本主義的苗’,也不要‘社會主義的草’,先把肚子吃飽再說”。